评书演员陈士和善于选取有戏剧张力的中长篇进行再创造，一生改编《聊斋志异》五十余篇。其中，《劳山道士》改编得极为成功，体现了他的改编原则和评书艺术特色。

陈士和其人其事

陈士和（1887—1955年），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其祖在清乾隆六十大庆那年随戏班进京，为主角掌灶，后在北京落户。其父为庆亲王奕劻王府的厨师，注重孩子教育，让陈士和读过两年书。陈士和爱练武，少年时曾参加义和团，后在王府帮厨，闲暇时常到书馆茶馆听评书，尤其爱听张智兰讲《聊斋》。张智兰出身书香门第，是个秀才，后屡试不举，同情蒲松龄的遭遇，借说书抨击科举制度。他讲《聊斋》，先背诵一段原文，再讲此段故事，愤世嫉俗，生动有趣，陈士和被深深吸引，二十五岁时正式拜张智兰为师。陈士和在文学方面尽得张智兰实授，可以引经据典，讲解诗词歌赋，他又悉心观摩田岚云、双厚坪、潘诚立等名家的表演，博采众长。

陈士和讲《聊斋》时，不再背诵原文，而是揉进许多自己熟悉的生活细节。他与师父的儿子张少兰交好，少兰介绍他认识了戏曲名流马连良、马富禄、金少山等，这些著名演员散戏后经常听他的夜场书，他也向京剧演员学习道白、戏理等表演技巧，使得其评书功架结实、表情真切，因而有人说他讲的《聊斋》是“武《聊斋》”。1925年，陈士和到天津献艺，从此定居天津。陈士和一生改编《聊斋志异》五十余篇，1954年，天津市文化局与天津文史馆组织为他录制了《劳山道士》《画皮》《阿宝》《续黄粱》《云翠仙》《考弊司》《向杲》《小翠》《梦狼》《席方平》《瑞云》《王者》《毛大福》十三段。遗憾的是《崔猛》只录制了四分之一，他就去世了。

改编《聊斋志异》的原则

陈士和善于选取有戏剧张力的中长篇进行再创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言简意赅，高度凝练，常常寥寥数语即一篇故事，这种“留白”为评书艺人留下了大量想象空间。当然因字数少，信息少，有时很难支撑评书演绎。陈士和改编的《画皮》《云翠仙》《阿宝》《毛大福》《梦狼》《席方平》等都是原著中篇幅较长，且矛盾冲突较为突出的。

情节曲折、悬念丛生的篇目也是陈士和选择改编的对象。《聊斋志异》虽然都是短篇，但写作时并不平铺直叙，情节描写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如《张诚》写同父异母的两兄弟兄友弟恭，却经历悲欢离合、死而复生，最后夫妻父子兄弟大团圆的故事。《胭脂》写一起杀人事件，而断案经过三名官员审判，每次结果都出人意料，差点冤死无辜。这样曲折离奇的故事自然很适合被改编为评书。

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篇目也是陈士和改编的对象。《聊斋志异》虽然写鬼狐花妖，所反映的却是现实生活，那些贫寒的书生、诚笃的男子、贤惠的女子，甚至刁钻的悍妇，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家长里短的故事，都适合评书改编。

其中，《劳山道士》改编得极为成功，很能代表陈士和的改编原则和改编艺术。此篇原文七百多字，写王生好逸恶劳，一心慕道，费尽周折，自以为学得法术，却碰壁而回，故事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很有戏剧色彩。陈士和把此篇充实到两万余字，故事情节、环境描写、心理活动等均有大量增补。尤其是最后王生穿墙的细节：“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惭忿，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聊斋志异》这一段生动的喜剧情节，被陈士和改编如下：

大奶奶往旁边一闪，躲开他。就见王七把两只拳一攥，往下一低头，闭着两只眼睛，口里嘟嘟囔囔念着老道教给他的那几句咒语。一边念着咒，一边就往墙跟前奔，说好了么，使的劲越大，出去的越快呀。咬着牙，闭着眼，到这儿，撞！这下子，“哎哟！”不但没出去，这个大坐蹲儿，坐在地上，捂着脑袋，净剩揉啦：“吓！哎呀！”大奶奶在旁边瞧着，这个乐呀：“怎么样啦？”赶过来一瞧哇，脑袋上撞出鹅蛋大小这么一个大泡！结局怎么样哪？按照原文说，也只好是捂着脑袋“骂老道之无良而已”。（陈士和讲述、吴同宾整理：《劳山道士》，见《评书聊斋志异》）

撞墙的这个情节，蒲松龄只有“奔而入”三个字，陈士和让王七“念着咒”“咬着牙”“闭着眼”地撞，然后“坐在地上”“捂着脑袋”“净剩揉啦”，口中还不停喊叫，再加上妻子在一旁的乐、王七脑袋上鹅蛋一样的泡，真讓人忍俊不禁。而在一连串描述中，说书人还忙中偷闲，跳出书外加了一句“说好了么，使的劲越大，出去的越快”，一方面照应前面临下山时师父的叮嘱，另一方面增强了喜剧色彩。

《劳山道士》的艺术特色

陈士和善于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结合书情书理充分发挥想象，丰富内容，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变成了“陈士和的《聊斋志异》”。譬如《劳山道士》原文对王生的家世以及他为何去劳山访道只交代二十二字：“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陈士和则发挥了近两千字，把故事发生的地点“邑”具体到山东，而且距离劳山近，不过步行也得好几天路程，为后文做了铺垫。同时对王生的家世做了具体描述，对他慕道的原因也有合理分析：

这个人姓王，因为排行在七，所以叫王七，年纪是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这位王七，家里头很趁两个钱，就是夫妻俩，够吃够喝，也用不着他出去干什么。从小念了会子书，也没念出头绪来，既没学过什么，也没干过什么，瞧着干什么的都不顺眼。觉乎着务农、经商、念书、学手艺都没劲，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一点闲空儿都没有，老瞧着人家和尚、老道有个意思。自己心里总想：这红尘上是没什么意思，要真想干什么都随心如意，还是得修仙得道！将来我要是够了岁数，这红尘我是不呆啦，无论如何我要出家。出家可不一定是当和尚，最好找一个道法高深的道者，我拜他为师，我也当回老道。要是真能够成了仙，那可是受享不尽的清福啊！就是成不了仙，学会点子法术，将来身不动膀不摇的就不愁吃不愁喝，要什么有什么。哎，怎么也比这尘世间一天到晚瞎忙合强的多！

这里陈士和不仅尊重蒲松龄原著“王生，行七”给王生一个完整的名字“王七”，而且还把他的年龄具体到“二十多岁”，这是合理的发挥。因为二十多岁的男子虽然已经结婚过日子了，但思想上并不成熟，所以才会异想天开。对原著中的“故家子”，陈士和也做了合理解释—“家里头很趁两个钱”，这正是小时候被娇生惯养、没学过什么也没干过什么、没吃过苦也不肯吃苦的物质基础。“就是夫妻俩，够吃够喝，也用不着他出去干什么”，无儿无女，有吃有喝，什么也用不着做，这正是他可以胡思乱想、白日做梦的现实条件。读书没读好，技术也没有，没有生活理想，没有远大目标，得过且过，还觉得什么都没意思，而且眼高手低、好逸恶劳，总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这正是王七“慕道”的性格基础和思想前提。王七很有普遍性、代表性，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不缺乏，正如蒲松龄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评书中的王七比小说中的王生更形象可感，更有生活基础，因而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更具有讽刺和教育意义。

陈士和也善于增添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形象。蒲松龄原著中王生去劳山寻道之前并无写到妻子，只在最后归家时两次提到妻子：一是他向妻子自夸遇仙，“妻不信”;一是撞墙之后，“妻揶揄”。而在评书中，陈士和把妻子的出现提前至王七离家之时，而且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性形象。

王七心血来潮要离家访道，和妻子商量，妻子“差点没乐出来，自己强忍着，只哼哼两声”，而且说：“就凭你这个主儿，你也打算要出家入道？从此就要弃离红尘？”因为王七经常喊着修道，所以她并不吃惊，但她非常了解丈夫，这是一个没有恒心不能吃苦的人，她把丈夫的行为看作小孩子的任性一样，并不阻拦，而是说：“好，那你就走吧。家里头的事，你一概不用管啦，完全有我照料，就净盼着你得道回来啦！”她话里话外透着对丈夫此行的结果已经了然于心，而且还积极给丈夫准备行囊，她也许知道自己的丈夫只有亲身吃点苦头、经历失败才会打消修仙成道的念头吧！

等到丈夫终于回家了，妻子并不问结果，而只说“你回来啦，神仙”“恭贺你得了道回来啦”。等到丈夫在她面前丢人现眼，她也是一个劲儿直乐，但在乐之余赶快过来瞧一瞧丈夫额头上的大包，关心地问“怎么样啦”。这真是一个智慧大度、温柔贤惠、幽默风趣、胸怀宽广、性格乐观的女性，她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任性的丈夫，不管自己的丈夫如何胡来，她都不离不弃，始终如一地爱着他。陈士和根据蒲松龄笔下仅有的六个字“妻不信”“妻揶揄”透露的信息，塑造了如此成功的女性形象，不能不令人折服。

陈士和长期在京津说书，对京津方言俚语非常熟悉，运用起来生动形象，诙谐有趣，出神入化。如：说王七的家境，“家里头很趁两个钱”;说王七幻想学会法术，“怎么也比这尘世间一天到晚瞎忙合强的多”;王七临走时对妻子说假如成道，“无论如何我也得拉拔着你，叫你也成了”;王七去劳山的路上“溜溜走了顶三四个月”;老道不愿收他為徒，王七说“别价，师父！师父您慈悲吧”;小老道们钻山后看到诸多金花树，感叹“归里包堆五六天的工夫，都长这么高了”;王七在庙里受累，整天“归置这儿拾掇那儿”;王七喝酒时想，“我喝够了给你，你就任什么也喝不出来啦”;当王七知道这酒壶的神奇后就想“瞅冷子就把酒壶抄走”。这些方言俚语当地人听了无比亲切，语言优势正是陈士和说《聊斋志异》能在天津轰动一时的重要原因。

李小红，中国戏曲学院研究所、北京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