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东

摘 要：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诸多困境，高等艺术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增权性发展研究应涵盖四个维度，即注重“学术共同体”建设促生高等艺术教育学科深化拓展、“时代新变”趋势下以“学科跨界”创生高等艺术教育新学理、以“科教融合”助推高等艺术教育可持续化发展、走向“自为”建构“一体三维”的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信仰空间，这对于高等艺术教育学科深化和学理生成，提质增效教学资源和教育教学实践，培养新时代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艺术人才至关重要。

关键词：新文科;高等艺术教育;现代转型;科技融合;一体三维

时代新变趋势下，高等艺术教育学科建设要求改变过去的“单兵作战”，向着“集体发力”的新转型态势突破性发展，以适应时代新变化，使其建设目标达到进一步深化拓展的新需求。2019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启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正式进入新文科建设轨道。孙正聿认为，新文科之所以称之为“新”，首先是新在创新的文科教育理念。新文科作为对传统学科的超越，正是基于学科融通、交叉互生来打开专业壁垒，解决学科发展和复杂社会语境下人的“复合型发展”这一根本问题。就艺术学科而言，专业壁垒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与其他学科，更广泛存在于艺术各学科专业之间。当下的艺术院校各专业“拼盘化”“小艺术”现象尤为凸显，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设计等各专业越来越“细”。长期以来，无论是课程的体系性建设，还是艺术教育模式、教育理念的贯彻存在的壁垒导致开放性、互融性不足，传统艺术与新兴艺术的艺术教育学理建设，特别是教育与科技的融合为艺术教育带来了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变革研究亟待跟进。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视角的单一、专业的窄化一定程度导致了艺术教育的同质化、低质化发展。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认识“缺位”和“割裂”的思维定式导致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因此，基于新文科的社会语境和动态变迁的复杂社会时局及时代新变，各高等院校的师资建设及学科专业、媒材拓展、教育理念、科教融合、学理衍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促生高等艺术教育学科深化拓展、创生高等艺术教育新学理、增效教学资源和艺术教育教学实践，实现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更好地助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

一、注重“学术共同体”建设，促生艺术教育学科深化拓展

共同体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极具智慧性的“术语”，其应用范围较为广泛。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创造了最早的社会学“共同体”一词，他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把其细分为血缘、地缘、精神等共同体类型，滕尼斯认为，分类结成共同体的前提是在以自然为基础的家族或者宗族群体里建立实现的，即血缘共同体;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地缘共同体及精神共同体里实现。后来“共同体”一词被逐渐纳入汉语概念中被翻译为“社区”，这是费孝通等人为了将其与“社会”一词形成对照而翻译得来，共同体与社会随即作为一对常用的变量模式而出现，“共同体”逐渐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共同体”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智慧系统。“共同体”可以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一个集体或其他，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可以衍生出无限个词语，如“学术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我們所说的“学术共同体”就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具有相似或者相同的诸如文化背景、精神认知、专业学识和价值观等的个体之间相互交织集结而成的，以“学术探究”“真理求索”为目标并遵守一定的规范而构成的学术群体。作为汇聚“智慧”的“生态孕育场”，“学术共同体”具有超越个体的潜在力，“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生态构成”和“互动交流”为新的“化合物”生成或思想迸发提供了超越个体的最大化的可能。

“学术共同体”担任着知识发现、学术共享的主体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它创设了一个知识发展、思维创生、灵感迸发的情境孕育场。知识是社会群体互动沟通协商的结晶，这也印证了“学术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同时，基于个体思维的独一无二性，“学术共同体”营造了一个宽松、自由、不盲从、不屈从、共同协商、互生完善的学术氛围，以探究学术真理、共同成长为终极旨归，进而推动艺术教育正向积极的发展。“学术共同体”生态组成的多样性、差异化为彼此间多向互动、交流、生发、补充、完善提供了切实的可能，此亦为彼此间生生不息、卓越成长的内部力量，为“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和持续注入了最为关键的精神内核。另外，“学术共同体”应具有独特的人文魅力，应展现出学术探究与人文关怀共生的样态。“学术共同体”创设了一个活泼、自由的情景生发场，它不是普通的课堂教学，在畅所欲言中，既有教育的深意，又有彼此间生活感悟、精神情感的交流，在温馨自在的氛围中，相互间思维的参与和碰撞也促生了学术的生成。总之，“学术共同体”系统内涵极为丰富，基于“学术共同体”精神进行艺术学术探究，借助相关学科的学术力量，促进艺术教育社会学、艺术教育技术学、艺术教育法学、艺术教育伦理学、艺术教育生态学、艺术教育心理学、艺术教育哲学等交叉学科的深化研究，同时促进中国艺术教育学派的生成，推动艺术学科的深度发展。

二、顺应“时代新变”，以“学科跨界”创生艺术教育新学理

从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来看，“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范围、边界、媒介、观念等都会随着社会变迁而经历产生、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就当下艺术的发展形态来看，艺术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实践联系日益密切。从最初的“单纯技艺”到“意象表现”，从传统性艺术媒介及至当下科技参与下“声、光、电”等新媒介的“共振”效应，产生了数码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生物艺术等，艺术的边界不断拓宽，“艺术形态”日渐丰富，各门类艺术逐渐借鉴与融合。总之，艺术的外延逐渐扩大，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落地生根，同时社会媒介的多样、文化的多元、观念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艺术创作潮流的丰富多样化，艺术的动态化发展需要拓宽学科视野，引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专业成长。

过去划分高等艺术教育的专业种类的方式，多是按照“艺术媒介”来划分，而后将其门类化，再进行各个阶段、各个学术级别的专业艺术教育，以达到培育“技能”导向型人才的目的。以往的艺术教育通常仅停留在“纯美术”“纯书法”“纯电影”“纯舞蹈”“纯音乐”等单一范畴，难以应对“时代”语境下艺术教育的“新变”与“突破”。事实上，从最初艺术教育的“单一化”到“多元化”，从“象牙塔”内艺术创作延伸到外部社会，从学校艺术教育到社会艺术教育，从阶段性艺术教育到终身艺术教育理念，都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应当因“时代新变”而推陈出新，转向培养能够有效应对复杂语境下的高层次、复合型艺术人才。艺术的多元化和当代化发展，需要树立“大艺术”概念，而“学科兼容”“多元共振”的整合性思维和体系化的当代高等艺术教育观念的形成和确立至关重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艺术教育的“过时”或“消亡”，“专业技能”不能完全丢弃，“纯艺术”也需要“承传”，而艺术创作、艺术教育更应注重“多元风格”的探索实践，特别是新型艺术的开拓和教育拓展应更加注重，不能将其与传统艺术教育“对峙”起来。事实上，国内的部分专业学院已成立实验艺术学院，如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开拓性地尝试将实验艺术纳入学院的整个艺术教育框架中，其致力于由单一现实主义教育模式转向多元化的专业探索，着重培养学生“巧妙”地运用各种艺术媒体和艺术语言进行综合艺术创作的能力。彰显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体系在守候传统教育优势的基础上，走向拓生革新、多元开放的探索之路。总之，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既不能脱离于传统的经典艺术教育内核，也不能有悖于世界潮流而陷入单一桎梏的境地而裹足不前。

伴随着当代艺术的衍生效应，艺术问题将越来越多地涉及非艺术本体问题，高等艺术教育也应顺应时代潮流，视“学科跨界”智慧发现建构为重要研究议题。“有效的艺术教育定位和实施，首先需要选择或确立特定的艺术教育学理。换言之，艺术教育需要艺术教育学理的支撑。所以，寻求艺术教育学理，是开展和实施高等艺术教育的首要任务”[1]事实上，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学理并非一成不变之“陈规”，它总是需要在新的社会现实语境中不断更新、丰富、完善和升华。

基于“学科跨界”思维进行高等艺术教育学理的建设是基于 “艺术跨界”和“艺术教育跨界”的现状而提出的，观照艺术和艺术教育具体的生存空间。“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的跨界思维，是在原有量化性技法教学、稳固性史论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知识面的拓宽，开展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的加持性、延伸性教育。在当今纷繁化、多元化的艺术体系中，使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具备博文广识的社会视野和情真意切的人文关怀。”[2]聚焦于艺术教育生态学、艺术教育技术学等新的交叉性学科不断互动“生成”研究，丰厚中国艺术教育学理。总之，以“学科跨界”的思维创生艺术教育新学理、助推高等艺术教育学科建设和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破解当下高等艺术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可以进一步明晰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方向。

三、发挥“科教融合”优长，引领艺术教育可持续化发展新动力

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等的迅猛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成为当下各行业寻求发展的新路径，教育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为教育带来了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变革。随着校企研发力度和市场热度的强势上扬，原大量应用于商业领域的3D视频技术、VR技术等已经逐步拓展到教育应用领域，这些智能化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巨大潜力渐受瞩目。随着科技在形象思维、灵感思维方面的深化研究，科技在艺术领域的应用成为现实，并频繁显现。科技与中国艺术教育的深度融合催生了“3D视频技术等各种技术+艺术教育”的新型教育形态，成为“科教融合”趋势下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新动力。

1.扩容和增效艺术教育教学资源

其一，对于艺术教育来说，视、听、触等全感知符号的质量高低体现着艺术教育的最终效果。过去传统的教育资源主要以书本教材和电子图像为载体，由于教材体量和设备质量的局限，致使艺术教育资源匮乏、低质，且很难实现艺术作品效果的沉浸式体验感。书本等载体上的二维平面图形和文字对作品的真实外观和内蕴的展示十分有限，课堂教学中受教育群体往往只能在教师进行文字表述后依靠大脑来想象艺术作品的美妙之处，导致教学效率低下，效果不佳。由此，高科技含量的原真艺术作品，借助3D、VR等立体空间视频技术，匯集数字化资源，形成越来越庞大的数字作品资源库，其作品具有效果逼真、选择对象多、搜索高效等巨大优势，而沉浸感与交互性特征能够让受教育者轻松而直观地欣赏作品，而非常规语言描述性的“作品概要”，使这类作品更富有时代竞争力。其二，传统艺术教育教学资源对最新处于艺术前沿和极具教育指导意义的艺术作品的载入量少，更新不及时，更新期漫长，这造成其很难跟得上艺术领域最新的发展态势;而且僵化的教学思维和地域空间、资金等诸多限制因素，也使得很多代表艺术前沿和艺术高地的国内外公共性展览、名校毕业展、大赛作品等被阻挡于艺术教育大门之外，这部分由于教育硬件的不足带来的损失不言而喻。某种程度而言，诸多艺术作品处于传播不畅、呈现困难的尴尬境遇，现代数字科技手段对其虚拟现实化、实时隔空加以呈现，让艺术教育资源得到及时的补给和更新。其三，数字化的网络课程、名家讲座、学术论坛等都得以及时高效地纳入艺术教育数据资源库中。总之，在当下教育数字化的形势下，针对艺术学科自身全感知的特性，前沿数字科技进一步增强了其表现效果。一句话，“科教融合”生成的新型关系渐被运用，实现了对高等艺术教育教学载体的高质量升级和拓容。

2.打造艺术创作的数字化空间

艺术创作本身作为艺术教育领域的灵魂核心部分，在培养受教育者的艺术素养、艺术感知力、艺术审美和想象力、提高各艺术专业技能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纷繁的艺术创作领域中，数字化艺术是经由数字技术类的方式和手段，实现对艺术创作的数字化转化，其创作空间呈三维立体化创作空间，当下各大研发企业已经有相关的产品，产品研发尚处于初级阶段，功能较为单一，创作种类还比较少。例如，谷歌推出VR绘画应用——

Tilt Brush，拥有调色板、画笔等各种虚拟工具，可以灵活纠错而不留痕迹，创作过程高效而富有情趣。

科技为艺术创作开拓了新的路径。第一，各类型技术可以为体验各门类艺术以及同一门类中的不同艺术形态提供便捷的路径。就美术门类来说，其包含各种品类，涉及绘画、雕塑、书法、设计等，而其中每一种分类又包括很多具体的种类，需要各种繁杂的材料、用具和冗杂的技法表现，由于学生群体的精力和经济水平等限制，实际操作多门类艺术创作难以实现，而创造一个虚拟VR创作空间可使得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交融得以优质高效实现。第二，在创作未实际实施阶段，数字化创作空间能预先展现其创作效果，能及时方便地调试和整理创作方案，激发更多创作灵感，这对于诸如大型雕塑这类体量级创作至关重要。例如，画师张丁方创作木雕《清明上河图》时按照原作一比一创作，成品效果不佳，将三个月精心雕刻的一块画板废置。由此可见，某些时间、精力、资金投入较多的创作有必要在数字化创作空间预演其效果，可以实现创作的及时性调整，以避免“返工”和“废弃”的可能。第三，数字化创作空间融合互联网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媒介技术等，能够呼应当下视觉文化时代大众对多感官效应的需求，从而促使艺术创作在传统创作的基础上运用数字化创作手段，进而提升艺术创作的呈现效果和力度。

3.增效艺术教育教学实践

基于能力培养的学生自主学习模式是当下教育教学的取向，师生“学习共同体”取代常规“灌输式”教学，使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转向“领路人”角色，科学技术赋能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促使学生自主探索式学习逐渐成为现实。

其一，科技为新时代核心创造力和想象力注入新动能。创造性需要在自主状态和放松环境下进行，即席勒所言“让美走在自由之前”，马克思也曾言“囿于粗鄙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3]。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较为单调，而VR、3D视频等应用科技可以催生立体、真实感的感受力，呈现灵活的表现力和视、听、触等多感官体验，具有临场的沉浸式体验。由此，数字化科技的综合运用带来模拟立体空间、营造虚拟场景，跨越性提升教学效果。VR应用于艺术教学作品欣赏能充分展现美术作品背后的风土人情、习俗礼仪、社会背景等。诸如阎立本在《步辇图》中绘制的唐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场面，毕加索作品《格尔尼卡》透视的西班牙动乱不堪的社会背景、欧洲中世纪风格迥异的建筑、雕塑、壁画等情境化展示使得教育教学过程更加生动形象，对美术作品的“全感知”体验有助于深度理解艺术作品内涵，加之视觉认知是人类接受知识的主要认知方式，这种情境式的学习方式助益于学生理性和感性的双重认知，更有可能提升其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二，数字技术的交互特性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际学习兴趣和质量。传统课堂中，老师精力和时间有限，不可能及时地指导学生，反馈其学习效果，而数字技术的交互性体现了系统的巨大优势。利用计算机、传感器等多项技术实现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有机互动、高效沟通，有助于学生高效率完成学习任务。同时可实现优质指导、优化教学过程等，这尤其体现在技能训练中，即时有效地辅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比如，可以充分借力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时收集、精准分析学生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和情感变化等[4]。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师生间对话的深度展开，是提升教育质量的有力手段。

其三，科技的应用可以完善艺术教育的评价。一方面，通过VR、人工智能技术完成艺术技能评价，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系统标准化，规避普遍存在的诸如绘画评价中单纯以“不像”或“不好看”来评价的人工评价尺度偏差，使艺术水平的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化。另一方面，对于态度、能力、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的艺术评价既无确定性标准也无量化标准，加之教师的个人评价主观偏差的存在，实施个人评价、多人评价非常有必要，而VR技术的交互特性为艺术教育的综合评价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也避免了常规课堂评价经常导致学生自尊心、积极性受挫等问题。

由此，当下“科技+教育”在应对我国高等艺术教育资源不均衡、个性化学习服务提升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积极顺应智能时代潮流，科学定位、积极应对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科教融合”的新机遇和挑战，以“科教融合”探索适应全球化语境下的复合型高层次艺术类社会人才培养模式，可以有效促进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功能价值的最大化。

四、走向“自为”：建构中国艺术教育之信仰空间

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应当有自身独立的精神气质和优良传统，也即艺术教育应具有超越现实社会的“象牙塔”精神，这种精神是植根于“艺术本体”，内生而外塑成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本体趣味，体现出诉求高等艺术价值和意义的特性，进而推动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内在价值的最大化。

1.中国艺术教育信仰危机及建构意义

信仰困境是当下世界范围内的重要问题之一。信仰困境源自现代文明进程推进下人类自我意识的改变，特别是科技理性的过度弥漫，在缺乏人文理性匡正的情况下，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转向世俗化层面，使得更高层次的高贵价值被摒弃。随着人类改变世界能力的增强，人类不再依赖于过去的“神明指引”，人类自我意识的高度发达带来了自身境遇的巨大改变，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有所依”帶来的平和宁静状态，人类的信仰世界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积极膨胀的世俗化情绪，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精神世界的消亡带来了无穷尽的物欲的释放。就当下中国社会来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成为社会人世俗化的生存法则，各种社会问题频出：缺乏信任的人际关系、不断刷新底线的道德沦丧事件、警报频现的生态危机事件、不断显现的抑郁病症、自残甚至自杀等社会心理问题。这些问题是社会转型期间多种社会因素所致，而其中普遍存在着的信仰缺失是关键因素之一。

建立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信仰空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正当性。对于什么是教育信仰，石中英把其定义为“人们对教育活动在个体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教育活动的根本准则”[5]。雅斯贝尔斯也提及信仰对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为教育，只是教学技术而已”[6]。高等艺术教育信仰空间的建构有助于自身目的的有效达成，也就是说有助于高等艺术教育价值的实现。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信仰缺失反映在多个方面：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工具化倾向，将其视为经济发展、个人职业发展、道德伦理规约的附庸工具，忽略其本体意义;教育参与者陷入价值虚无，岗位意识和职业责任感缺乏，贬黜自我价值和艺术教育价值;注重技能训练和实用知识的积累，缺乏对艺术认知能力的有效训练，最终导致艺术作品意蕴和思想空洞、虚无，创意贫乏，甚至仿制、挪用;学术研究以功利为唯一导向，千篇一律、缺乏深度、无精致的学术研究成果，更惘谈对学科的成长引领。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诉求根基在于艺术本身，信仰空间的建立需要思考中国艺术教育在何种意义上是它本身而非其他。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对艺术的极度尊崇和确信是其学习的动力、动机和保障，由此，艺术是受教育者的信仰;对于教育者来说，其对艺术教育本然价值的确信表现为信仰;对于教育管理者来说，其信仰表现为自身行为之于高等艺术教育有效性的确信。总之，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信仰空间的建立是教育参与者对自我 “所从之事”价值的虔诚和笃信并为之内化践行。

2.“一体三维”：艺术教育信仰空间的建构维度

高等艺术教育的信仰空间是一个具有三维立体结构的意义整体。一是高等艺术教育信仰空间具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二是高等艺术教育信仰空间应具有完备的情感空间。三是高等艺术教育信仰空间应形成实践效应。

（1）以“审艺”建构知识结构

无论是教师、学生、管理者都应明确自己尊崇的知识体系，推而论之，对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等的完整性内涵和价值的深度理解是个体信仰建立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信仰是一种尊崇，但它并不等同于神秘莫测的宗教信仰，正当的信仰应建基于理性知识之上。

我国艺术教育信仰空间的建构应立足于各参与者对艺术本体的认知。综合来看，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教育参与者行为的“非艺术” 导向，也就是说教育参与者有意识或无意识下忙于其他的目的，偏离了对“艺术”的守候。而如何规范艺术教育活动在艺术范畴内行进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审艺学的提出及时应答了此问题，正如审艺学提出者所言“审艺才是艺术的核心内涵和永恒守望”[7]“审艺学重在研究艺术认识主体对怎样做才是‘艺术的这一问题的思考”[7]。由此可知，树立审艺观念以确保对所有艺术活动的规范和指导，是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守候本体意义的具体法则，具有实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参与者应基于“审艺”来完善自身的知识理性，确保信仰空间建立在“理性信服”和“全然了解”之上。

（2）以“荣誉”强化角色情感

情感空间是艺术教育者对“所行之事”价值的笃信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关注。各参与者在具体的行为中训练积极的情感态度，通过自身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增效信仰的价值皈依。树立荣誉意识有助于个体对自我行为价值的深化认同，有助于个体对自身行为准则积极的情感态度。自我荣誉感的树立和给予他人荣誉同样重要，马斯洛提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类两种较高层次需要，这一需求理论能引发“高峰体验”情感，激发个体的生命情感，获得极致的快乐，而这种情感体验进一步深化对信仰价值的认同，是在信仰知识体系基础上产生的情感倾注。因此，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应秉持荣誉原则，给予教师和学生以荣誉感，教师的荣誉感来自价值实现的自我认同感，也来自相适宜的社会地位、不受其他因素掣肘的相对独立的教育权力和学术环境，以及职业带来的社会認同。另外，教师应以荣誉意识要求自我，以高规格、高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品格、学术，给予学生荣誉，尊重学生个性，给予学生以平等对话权力和学习自由权力，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成长。与此同时，学生应树立自我荣誉感，特别是在集体活动中，体验合作的快乐，分享成功的快乐。总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树立艺术教育荣誉观，以荣誉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增强荣誉观念和“学术共同体”凝聚力。

（3）以“规格”意识增强实践效应

信仰不是仅停留于思想或语言上的理念或宣言，其需要具体的实践来达成。所有的信仰只有当其指向生活、内化践行时才具有意义。具体的实践是信仰空间意义化的具体之为。

实践是艺术教育信仰外化于行的具体之为，也是信仰之为信仰的关键所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信仰空间的建构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来达成。高等艺术教育各参与者达到“知行统一”状态，树立“规格”意识加强实践的有效性是信仰空间建构的关键维度。“规格”应该成为高等艺术教育贯穿始终的存在，“规格”的提出和遵守是为保障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内各参与者实践的有效进行。“规格”不是单一的规范性要求，更不是死板的教条约束，“规格”概念的提出有其具体的现实意义。随着艺术人才标准化要求的提升，相应标准的提出和细化也亟待完善，而“规格”的提出正是为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实践增效的具体之为。“规格”意识应体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内各参与者实践的方方面面。“规格”意识一方面体现了全面观照艺术教育实效性的宏观指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立足于个体“自主意愿”的启发式、引领式的规格教育之价值所在。

“规格”化实践过程强调高等艺术教育各参与者应坚守既定的学术规格、人生规格，树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为准则，这种全方位的规格形塑，体现了精心规划且切实有效的管理哲学，具有对高等艺术教育实践增效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有助于艺术教育信仰的践行，维系高等艺术教育的信仰空间。

总之，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信仰空间应建立在完整的认知、饱满的情感、有效的实践之上，包含了知识结构、生命情感、实践效应三个维度的内容。以“艺术本体”为核心的完整的知识结构代表了艺术教育参与者基于理性层面的深度认知，是信仰空间建立的前提;以荣誉强化角色情感代表了艺术教育参与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情感基础的重要性，是信仰空间建立的灵魂;以“规格”增效实践效应代表了艺术教育参与者增效实践之行为，是信仰空间建立的具体举措。换言之，高等艺术教育信仰空间的建立是知识结构、生命情感、实践效应“三维一体”的高度融合统一。

3.走向“自为”的中国高等艺术教育

高等艺术教育作为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其既与社会大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固有的边界。高等艺术教育依靠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运行机制和存在价值成为一个自闭型社会系统，具有自身独特的社会形貌，其在人文生态、知识构成、群体习惯，甚至行为语言等方面与外界也存在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高等艺术教育非常有希望建构自身独特的生态结构。另外，作为社会文化生态的重要建构力量，其自身的“纯净性”也极为重要。因此，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维持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人作为社会的独立生物体，其存在既受固有的生物属性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环境、自然条件的形塑和规约，当人表现为上述因素被动影响下复杂化存在状态时，称之为人的“自在”存在，与之相对应是“自为”的存在状态。所谓“自为”存在是一种凸显自我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新我，超越客观条件制约和影响，成就自我新本质的存在状态。“自为”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术语，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了个体能动性创造超越客观自然属性，成为个体真实存在的关键要素。“人的实在是它自身向着欠缺它的东西的超越，如果它曾是它所是的，它就向着它可能是的那个特殊的存在超越。”[8]，萨特认为人的“自为”特征存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中，并且指出了“自为”的绝对性和自发性。“自为”的存在是一种能动的、积极的、向上的生存状态，是个体激发主体意识和主体力量，与先在客观必然进行不断的反抗和突破，是个体超越“欠缺”，实现自我价值、凸显主体性的生存状态。

高等艺术教育是社会结构中既开放又封闭的社会存在，作为社会结构中独特的嵌入体，既受自身学科本体的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高等艺术教育是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其之于社会的存在正如人之于社会的存在一样，也具有“自在”和“自为”的存在状态。就当下中国高等艺术教育而言，其显现出“自在”的存在状态。在社会大变迁和人的生存状态大相迥异的背景下，高等艺术教育显现出积极主体性生存意识的缺乏，缺乏对社会大环境和人的变化的敏锐读解力，对本体的内在性和规定性发掘不够，难以形成社会影响力。确立中国高等艺术教育走向“自为”的理想和境界，无论对于高等艺术教育自身，还是建构优良的社会都将意义深远。

总之，新文科背景下，基于学科交叉和卓越艺术人才培养的诉求，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应注重生命力及生成性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和研究，正如林文勋所言：“新文科建设的显著特征就是交叉融合，融合就是互动、创新和突破。推进的关键就是要打破院系專业之间、学科之间、学科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新文科建设作为一项推动高等艺术教育改革和内涵发展的重要举措，为艺术学科、艺术教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依循，顺应“时代新变”，以“学科跨界”创生高等艺术教育新学理、发挥“科教融合”优长，提质增效教学资源和艺术教育教学实践、建构“一体三维”的信仰空间对于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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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当代审美经验变迁的中国高等艺术教育转向研究”（项目编号：20YJC760136）]

张振东，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