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

虎年的春天，格外的温馨。

正月初四下午，年迈的母亲随妹妹一家从百里开外的老家，一路春风般来到家里，让我大吃一惊。第二天妹妹一家返回时，母亲跟着要走，被我劝留了下来。趁着春节假期，闲暇的我想好好陪着母亲，陪她到场镇公园里走一走，到附近的景点看一看。母亲的皱纹明显比去年增添了许多，可走起路来却依然很稳健，没有喘息声，说话底气充足。

想起小时候，我不懂事，只晓得母亲父亲是主心骨，一日三餐只管张着嘴巴要吃的，吃饱喝足高兴了，就蹦蹦跳跳找玩伴玩耍。读初中那会儿，我渐渐懂得读母亲的脸谱，遇到家里的喜事也好，遇到困难也罢，母亲的脸上总是挂着春天里的笑容，把心事藏于心底。上世纪70 年代，老家川东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像母亲和父亲这样供养三个孩子的农村家庭，缺吃，少穿，经济拮据是难免的。多数人家的父母因抚养儿女入不敷出，常常谩骂孩子贪吃贪玩，不让孩子上学读书。而我们家里，经过父母勤劳的双手，屋团屋转却是果树成荫，树底下每个季节都种着蔬菜，穿衣吃饭不成问题。生产队里的婶娘、叔伯就佩服我父母的一双手，是啥秘诀把家庭弄得有滋有味的呢？我迄今才弄清楚，母亲是用她脸上写满笑意的春天，带着我们走过四季，她的身躯如同希望的田野，长满了我们需要的能量，带着我们走过了年复一年的困难年景。

母亲对待春天从不荒废。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我家居住半山腰，平时少有人光顾。母亲充分利用大好春光，将屋团屋转栽上李子树、橙子树、桃子树、梨树，几年后树长成，春夏開着香喷喷的花，秋天结着丰收的果，让不少人患了“红眼病”。一天上午，父母到青龙嘴地里锄草，几个陌生人来到我家，凶巴巴地叫我喊父母回家，说是我家栽的这些果树是复辟资本主义，要砍掉这些“尾巴”。那时的我只有十来岁，胆子还是挺大的，拿着一根木棍背靠着树来回舞动着，不让工作队员靠近果树。其中一个队员是母亲的隔房兄弟，我喊他舅舅，他跨上几步想靠近果树用弯刀砍，被我一棒打在他臂膀上，弯刀掉落在地上。

这时候，父母被小妹从地里叫了回来，父亲走上前给了我一个耳巴子，委屈的我大哭起来。我觉得保护自家的果树没有错，便哭着扑到母亲怀里，我满心希望母亲能责怪父亲，以缓解我心头对父亲的怨气。

谁知母亲一脸的平静，既没有责怪父亲，也没有安抚我。我无助地望着母亲，一时竟不知所措。那天晚上，熟睡中的我被一阵说话声惊醒，便悄悄推开门，见母亲和父亲在外屋的板凳上坐着，母亲在对父亲说：“孩子今天护果树做得对，你为何还要伸手去打华儿呢？”父亲说：“华儿今天用木棒打人就是不对，若不是被打的是他舅舅，而是另外一个工作队员，那我们这些树能够保得住吗？”我突然跑出屋外，扑在父亲的大腿边，拉着父亲的手说：“爸爸，我错了，不该用木棍乱伤人。”我又拉着妈妈的手说：“你也打我几下吧，我不应该用木棒打人。”那晚，母亲抚摸着我的头。

这一抚摸，就过去了五十多年。

路上，78岁高龄的母亲和我摆着那些年的往事，纠结在心里的疙瘩得以解开，又被一阵阵甜甜的春风吹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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