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西开启文明交流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研究和探索从未停止，中华文明一直是西方文艺作品中反复描绘和想象的对象。根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连续多年的调查显示，在海外民众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中，“历史悠久”和“神秘感”是认可度最高的两个特征。这固然显示出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好感，但其仍然是一种历史延续下来的、停滞的刻板印象。尤其是“神秘感”背后往往透露出一种“异域猎奇”的心理，犹如16至17世纪欧洲社会所追逐的“中国情调”——“尽管存在一种‘中国时尚'（Chinese Vogue），但人们并没有真正尝试去理解和了解中国和中国人”[1]。

时至今日，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与迷恋仍然只是一种追求异國情调的肤浅表现，并没有完全领悟到中国文化的真谛。如果世界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想象和猎奇的层面，将会阻碍当代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因而，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有效阐释与传播中华文明的形象与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种“真实的艺术”，纪录片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有着不亚于新闻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跨文化、跨时空的属性使纪录片比其他的媒体形式更具有感染力和可信度。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便积极地探索利用纪录片这一独特的影像媒介对外推广中国文化。1979年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大获成功，也为今后的中外合拍模式提供了成功典范。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与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广播协会（NHK）、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国家地理频道（NGCI）等国际主流媒体联合制作了大量中国历史文化题材的纪录片，比如《美丽中国》《鸟瞰中国》《中国文化之旅》《中国的宝藏》《中国艺术》《中国春节》等。正如《中国的宝藏》主持人苏克在节目中所言：“如果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这些优秀的中外合拍纪录片向世界讲述中国历史文化故事，传播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和价值理念，对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中外合拍国际化的叙事理念、工业化的制作模式以及主流的文明价值传递亦丰富了当下中国新主流纪录片的创作版图。那么，中外合拍纪录片究竟如何形塑中华文明？是否真实传递出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涵？对中国新主流纪录片的制作理念与手法带来了哪些启示？藉由这些问题，本文选择21世纪以来中外联合制作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对主题、结构与视角等方面的叙事分析，从中解码中华文明的形塑机制。

一、文化科普的叙事主题

异域形象一般同时包含三重意义：关于异域的知识；本土的文化心理；本土与异域的关系。[2]其中，异域的知识是构成异域形象的物质本源基础，能否传递客观准确的异域知识是影响异域形象真实与否的直接因素。目前，国外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除了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还源于在知识层面上缺少对中国的深入了解。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传统文化符号的表层印象，而对符号背后的历史知识与文化内涵知之甚少，所以在看待中国时常常是主观想象大于理性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科学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是帮助世界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的基础。

中国本土制作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在美学呈现上多侧重感性和诗意，重抒情而不重科普。从内宣角度来看，这种叙事策略是成功的，但从对外传播角度来讲，信息传递的欠缺以及浓重的宣教主题并不符合国际观众的审美需求，因而导致此类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相比较而言，以BBC、Discovery等为代表的国际制作机构更注重对异域文化的科学探究，其节目内容凭借丰富多元的知识传递受到全球观众的欢迎。中外合拍纪录片引入国际团队的“他者”视角，能够较好地平衡中外观众的审美需求，实现文化主题互补，这也正是合拍模式的题中之义。新时代的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秉持科学理性的态度，采用学术和文化的视野，向世界传递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拓展了全球观众对中华文明的认知范围及深度。

（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展示

长期以来，许多国内外纪录片在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时，选题始终离不开长城、故宫、功夫、兵马俑等世人皆知的文化符号，对于广博的中华文明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近年来，中外合拍的新主流纪录片对中华文明的探究不再局限于上述文化范畴，不仅选题越来越广泛，而且主题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比如由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电视二台（ZDF）、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等国际主流媒体联合摄制的纪录片《中国艺术》。该片沿着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远古的三星堆青铜器、殷商文化，到敦煌艺术、大足石刻，再《中国艺术》到唐宋元明清的国画、书法、瓷器、建筑，最后延伸到以徐冰、蔡国强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现了中华文明璀璨夺目的艺术成就。由文化部与美国探索频道联合制作的《中国文化之旅》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文化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从福建客家土楼到山东曲阜孔庙，从江西傩舞到苏州昆曲，从杭州龙井茶到景德镇瓷器等，对于每一种传统文化形式或民间习俗，影片都会向观众详细介绍它们的历史起源、仪式构成或者工艺流程等知识。再如，中英合拍纪录片《中国的宝藏》将镜头对准中国各地博物馆内的历史文物，拍摄了20多件历史遗存的稀世珍宝，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大禹治水图玉山、赵孟頫《秀石疏林图》、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漆器等，其中不少文物对于国内观众而言甚至是陌生的。

（二）知识的客观传递

与虚构类影视作品不同，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仅有丰富的知识是不够的，还需保证内容的客观准确，这也是许多国际制作机构极为看重的原则。比如国家地理频道在每部节目播出前，都必须经由专门的审查小组进行严格的“事实验证”程序，以保证节目所传递内容的科学性。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使它们的节目能够获得全球观众的信赖。

为了保证历史叙述的准确度和权威性，许多优秀的中外合拍纪录片在拍摄前均做了大量的调研，并且配备有多达几十人的强大学术顾问团队。在对历史的考证上，这些新主流纪录片采用最新、最权威的学术研究成果，引用的历史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各省市的文物局等。在专家采访方面，影片的采访对象不仅来自中国，还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顶尖学者，由此凸显客观、多元的叙述立场。例如，中英合作拍摄的首部以孔子为题材的纪录片《孔子》，历时两年多制作，摄制组先后前往美国、英国以及中国十几个省市进行调研、拍摄，采访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耶鲁大学、悉尼大学、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著名学者。这些权威机构和学者在学术层面为影片的叙述提供了有力佐证，这种精密、严谨的态度在许多纪录片的演职员表中亦可见一斑。对于逝去的历史和抽象的文化，一些纪录片还采用了特效动画、情景再现等非纪实影像手段来复原历史场景，但其都建立在真实的考古发现、史料记载等基础上。例如，由五洲传播中心和国家地理频道、英国Wild Blue Media联合制作的考古纪录片《星空瞰华夏》使用卫星遥感成像、数字摄影测量、三维动画等现代先进技术再现了石峁、喇家、金沙、三星堆和良渚等失落的古城，既保证了内容的真实科学性，又具有直观性，极大地增强了新主流纪录片的历史文化感染力。

（三）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

除了传递基本的中国知识之外，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并没有停留在对“奇风异俗”以及稀世珍奇的猎奇层面，而是深度解析器物或仪式背后的文化内涵。譬如在纪录片《中国文化之旅》第一集《艺术洗礼》中，影片通过对古琴技艺的详解，着重表达了中国人通过音乐追求和谐宁静的心境与哲思；在第三集《寻根溯源》中，影片除了充分展示福建土楼的建造艺术魅力，还重点讲述了客家文化的当代传承，以及诸如“做人要正派”“百善孝为先”等代代相传的中华传统美德。《中国的宝藏》第六集《饮食的艺术》，不再像美食节目一样过多炫耀中国饮食的精致和美味，而是重点阐释食物背后的现代中国家庭礼仪文化。《中国新年：全球最大庆典》则通过中华大地各式各样的春节仪式构建了一幅热闹祥和的图景，最终传递的是中国人对家庭团聚的渴慕与追求，而这也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诉求。

中华文明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中蕴含着许多优秀的文明价值观。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采用国际视野，通过文化科普的叙事主题设计，将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追求桥接起来，有利于提升中华文明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二、“寻访探秘”式的行旅叙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何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地讲解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并寻找一种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易于接受的叙事方式，一直是摆在中外纪录片创作者面前的难题。与中国本土纪录片多采用宣教型或阐释型的叙述手法不同，国外纪录片比较偏爱使用“寻访探秘”式的行旅叙事。行旅叙事原型取自于历史悠久的旅行文学，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正是《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等著名的游记文本，对西方中国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而言，这种新主流纪录片的叙事模式通常会设置一个或多个主持人，通过寻访探秘的形式，记录他们在中国的旅行见闻，从而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这种叙事结构进行拆解和分析。

（一）“设谜—解谜”的戏剧悬念

所谓“悬念”，指的是人们对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情节的发展变化的一种期待的心情。[3]悬念是构成故事吸引力的重要元素，通过设置戏剧悬念来激发观众好奇心，不仅仅是虚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法宝，也是当下新主流纪录片常用的叙事技巧。

整体上看，在建构中华文明形象时，许多国外机构制作的纪录片习惯性地去迎合民众对于中国“古老神秘”的标签化认知，即将中华文明视为一种“谜题”，然后采用“解谜”的形式来组织叙事。比如：“中国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雨仍旧屹立，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片神奇的国土，总是那么让人向往，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不断地召唤人类去探寻她的奥秘……谜团重重的中国文明，让我们穿越悠远的时空，开始一段寻根溯源的旅程。”——这是NHK纪录片《中国文明之谜》开篇的解说词，其直截了当地揭示了整部影片的叙事主旨，而后影片的主持人中井贵一（Nakai Kichi），带着种种历史谜题行走在中国，带领观众一起探究中国文明的种种奥秘。就目前而言，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与叙事手法主要来自国际制作团队，因而这种“设谜—解谜”的戏剧悬念设计在许多合拍新主流纪录片中屡见不鲜。例如，纪录片《星空瞰华夏》以探寻古老的历史遗址为叙事脉络，主持人在探险过程中不断抛出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提出一个又一个假设，然后再实地勘探、求证，直至解开尘封在历史中的秘密。不仅仅是历史文化题材，在解读中国社会现实的合拍纪录片中，这种手法亦有大量的运用，比如由美国探索频道与五洲传播中心联合制作的纪录片《运行中国》，全片内容围绕“How China Works（中国是如何运行的）？”这一核心谜题展开，影片从国家规划、科技创新、文娱生活等角度全面揭示了中国这个超级大国有条不紊地发展前进背后的运行密码。

很显然，在纪录片故事化的创作潮流下，“设谜—解谜”的戏剧悬念设计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叙事手段，尤其是面对抽象宏大的历史文化，它不仅巧妙化解了叙述的繁难，而且能成功激发国内外观眾对于中华文明的好奇心。

（二）主持人的个性叙述

在行旅叙事的纪录片中，主持人是极为关键的叙事元素，主持人的声音（观点和态度）、形象（身份、表情、个性）是决定影片风格的重要元素。目前，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对主持人的选用一般有以下标准或者规律。

第一，主持人要了解中国文化，他们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爱好者，或是相关题材领域的研究专家。比如，《中国的宝藏》主持人苏克曾参与制作BBC的《古希腊瑰宝》《古罗马瑰宝》等艺术人文类纪录片，在艺术领域积淀深厚；《星空瞰华夏》的主持人艾伦·马卡（Allen Maca）是一名考古学家；《运行中国》的主持人丹尼·福斯特（Danny Forster）还是一名深受国际认可的建筑设计师。第二，主持人和中国有家族或血缘关系。例如，《中国文化之旅》的主持人丹尼丝·凯勒（Denise Keller）和《记住乡愁》（国际版）的主持人吴宇卫均为华裔。第三，主持人应具备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台词功底）和镜头表现力，这也是主持人最核心的业务素质。上述例子所提到的主持人大都来自BBC、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等制作机构，非常受观众欢迎，有的更是集编剧、演员、制作人于一身，出色的镜头表现力以及丰厚的知识学养使他们能够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精彩的解读。

英国剧作家威廉·阿契尔认为：“要使戏剧的兴趣能保持长久，就必须要有人物性格。”[4]在采用主持人叙述模式的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中，主持人作为贯穿始终的唯一人物，是叙事的核心焦点，对“剧情”发展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不论何种年龄和身份，这些主持人的形象和性格都十分鲜明，他们充满个性的声音和精彩的现场即兴解说能力，使整部片子的叙述生动活泼，大大提升了新主流纪录片的可看性。

（三）共情参与式的文化体验

共情表示在我者与他者交流过程中主体的感情移入，一方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地理解对方，以实现感同身受和共鸣。在旅游情境中，这一高层次的情感体验，不仅利于个人旅游满意度的提升，而且有助于跨文化的沟通交流。[5]在国际主持人的中国之旅中，他们除了向观众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之外，还尤为注重分享行旅途中的文化体验。通过所见、所闻、所感来调动观众的情绪，这是主持人最为核心的叙事作用，不仅有助于引發观众的共情，而且能够增强观众的叙事参与感，帮助国外观众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在纪录片《中国文化之旅》中，主持人丹尼丝·凯勒所到之处皆是以体验中国传统技艺展开，比如泡茶、弹古琴、包粽子、制瓷器、穿旗袍、唱昆曲等，这些活动丹尼丝都是倾情参与其中，过程中还不断跟观众分享个人的情绪和感受。其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丹尼丝·凯勒与中国残疾人舞蹈团的聋哑演员们一起排练《千手观音》，而后被她们的努力勤奋、艺术天赋以及对生命的理解感动得泪流满面，最后她们深情拥抱、告别，场面令人动容。主持人与拍摄对象同哭同笑的感情移入很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从而产生共情的叙事效果。相比于全知视角的单向解说，主持人参与并体验中国文化的形式更侧重感召而非说服，主持人亲身感受的坦露和声情并茂的叙述，使得中国文化跟更容易被感知，而不仅仅是一些单调的知识输出。

总之，“寻访探秘”式的行旅叙事采用充满戏剧悬念的故事化叙述方式，将宏大抽象的历史文化嵌入个人化的行旅叙事中，赋予了影片叙事的流动性，不仅增强了影片的吸引力，而且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感染力，使之更易被国外观众接受和理解。

三、“文化接近性”的建构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接近性”已经成为影响跨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是指受众基于对本地文化、语言、风俗等的熟悉，较倾向于接受与该文化、语言、风俗接近的节目内容。[6]如果一国的媒体内容或节目要输出到其他国家，需要贴近当地的文化旨趣与价值取向，节目内容的文化接近性程度越高，往往会更受观众欢迎。为了让全球观众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许多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采用了“文化接近性”的建构视角，通过文化符号的类比和文化场景的日常呈现，有效降低了节目对外传播的“文化折扣”。

（一）文化符号的类比

如前文所述，近年来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的题材范围越来越广，许多崭新而又陌生的中国历史文化符号开始进入全球观众的视线。如何用受众更易接受的方式解读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这是制作跨文化题材纪录片的挑战。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给出的答案是采用类比的方式，将中西历史文化进行并置叙述，从而实现符号背后文化意义的全球阐释。比如，在《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中，主持人将“中国人在春节购买春联、灯笼等年货”与“英国人在圣诞节采购装饰品”的行为进行类比；《星空瞰华夏》的主持人在进入石峁遗址时感叹道“中央宫殿区惊人的石刻如同洪都拉斯的科潘玛雅古城”；《中国的宝藏》主持人苏克由西周大克鼎鼎身的纹样联想到西方的凯尔特纹样；包括BBC制作的纪录片《中华的故事》，主持人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称杜甫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把北宋天文学家苏颂称作“东方达芬奇”，并将苏颂发明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和伦敦的大本钟等而视之，他甚至还开玩笑道“更准确地说达芬奇是‘西方的苏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这些新主流纪录片通过中西方文化符号之间的类比，较好地实现了文化语境的置换和对接，有效地拉近了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间的心理距离，减少了文化差异等因素带来的传播障碍。

（二）文化场景的日常呈现

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创作往往容易掉入一种“精致的陷阱”，即流于仪式技巧的繁琐展示，而缺乏对文化内涵的当代性开掘。时下，有一些纪录片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时，过度追求画面的精美和“异域风情”式的审美，殊不知，这种做法无形中强化了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许多优秀的中外合拍纪录片选择用自然朴实的镜头将文化场景放置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呈现和解读，避免了西方“中国情调”式的审美。例如，在《中国的宝藏》第一集《家族与祖先》中，主持人苏克来到浙江省博物馆参观清代的宁波万工轿，并讲述了文物背后的中国婚嫁习俗，而后他奔赴杭州茶园参加了一场融合中国传统元素与西式礼仪的后现代式婚礼。通过苏克的亲身体验和精彩讲解，宝藏文物及其背后的文化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得以自然地联结。在《中华的故事》中，主持人迈克尔·伍德为了介绍中国宋朝的科举制，专程来到河南省开封市的河南大学老校区，讲述宋朝足球（蹴鞠）时，他还来到中国超级足球联赛的比赛现场，和球迷一起感受现代足球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段落都采用了纪实摄影的手法，镜头或是混进人群中跟拍，或是在角落中观察，或是模拟主持人的主观视点。这种充满现场感的镜头语言构建了真实且富有亲和力的文化场景，极大地拉近了中国文化与外国观众之间的距离。平心而论，如果单纯为了展示文化活动或各种器物的精美，影片大可以采用广告或宣传片风格的视听语言，精心布光、设计镜头进行摆拍等，但是这些新主流纪录片并没有刻意追求“雕琢”的美，而是选择了自然朴素的纪实手法。尽管这样会丧失一些视觉上的美感，但它凸显了文化的日常性，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蕴含在“高大上”的演出、精致的形式和盛大的仪式中，还表现在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在解释《中华的故事》的创作初衷时所说：“我要拍的是活着的历史，故事的主角是现在的中国人，是他们的耐心和他们的创造力。”[7]中外合拍的新主流纪录片没有局限于再现中国符号的表层景观，而是将视点锁定在当代普通中国人身上，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现仍然“活”在当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没有政治化的主观解读，也没有过度娱乐化的呈现，由此也体现出创作者对中华文明的崇敬与尊重。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无论是历史层面的“解谜”还是文化层面的“祛魅”，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用独特的叙事手法建構了如下的中华文明形象：既有传统的延续，也有现代理念的注入，中西融合并与世界分享。在这些作品中，中华文明不再存在于“遥远”“未知”“神秘”的历史想象中，而是以一种十分具体鲜活的形态流动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图景中，历史久远，同时“活”在当下。

作为一种借助“他者”视角实践自我话语表达的成功尝试，中外合拍新主流纪录片的叙事机制与跨文化传播策略为本土纪录片塑造和对外传播中国形象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启示。首先，提升叙事能力，寻求符合国际受众审美趣味的叙事策略，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应增加叙述方式的戏剧性和趣味性，增强观众的互动参与感。其次，要创造新形式、新美学，通过先进的现代制作技术，准确生动地再现中国历史文化形象。最后，坚持“文化接近性”视角，着力缩小文化区隔，降低文化折扣，解决中华文化的“可释性”与“可译性”问题：前者指的是“如何以当代的方式阐释传统文化”，后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转换成为国际上其他文化易于理解的内容”[8]，这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最深层次的因素。

新主流纪录片担当起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使命。作为新主流纪录片创作版图中的重要力量，中外合拍纪录片在推广中华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当下的合拍热潮中也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比如程式化的叙事模式所产生的审美疲劳、过度美化滤镜所带来的争议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浮光掠影式的描绘等。因此，未来的中外合拍纪录片仍需不断调整思路，在追求形式创新之余，应进一步思考如何提升作品内容的深度和文化价值含量，以顺应时代发展与观众审美需求变化，从而更好地继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1]杜平.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5：56.

[2]葛桂录.“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64-70.

[3]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6.

[4][英]威廉·阿契尔.剧作法[M].吴钧燮，聂文杞，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81.

[5]冯艳滨，李鑫.“生活世界”视域下的旅游共情体验研究[ 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2）：78-83.

[6][美]约瑟夫·斯特劳哈尔.超越媒介帝国主义：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与文化接近[ J ].大众传播批判研究，1991（01）：39-59.

[7]崔莹.《中华的故事》主持人迈克尔·伍德专访专访[EB/OL].[2016-02-19]http：//www.docchina.cn/news/detail/896.

[8]张颐武.时代侧面的旁白[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196-198.

【作者简介】 范高培，男，河南焦作人，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纪录电影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主流纪录片创作与批评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1AC00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