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性情谊是凝聚女性情感的同盟关系，是对抗他者秩序的情感方式。文章从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窥见女性情谊的被认知与再评价，通过扫描西方艺术作品中描绘的女性情谊，呈现与女性社会地位同步的艺术话语的实践证据。从古典主义时期传统脚本下视若无睹的沉默史，到现代主义时期伴随社会进步的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情谊初露头角，在社会理念中被构建，再到当代的调解与承认，女性情谊展现出解放式的先驱力量。女性情谊展现出更多的可能，一方面是女性情谊的概念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则是人们认识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女性情谊;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艺术作品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7-0-03

“女性情谊”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在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由著名黑人女性批评家贝尔·胡克斯提出的[1]。尽管在此之前，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已经开始让女性发出声音。此时兴起了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女性主义意识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先进学者开始思考女性受压迫的源头问题，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出了一些答案，因此女性主义思想承袭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女性情谊”作为核心术语与关键概念不断充实和发展，在21世纪的玛丽莲·亚隆、特蕾莎·多诺万·布朗等女性主义研究者的观点中，女性情谊的重要性不谋而合。她们打破了女性情谊发展的沉默史，拆卸了他者加诸女性身上的重重枷锁，释放了女性的情感与生命力量。

艺术作品代表着入口、钥匙、大门和桥梁，是展现每个时代思想的前瞻性宣言，是构成一个既定的历史时刻的主要功能：对当下时代思想的反应。因此，艺术作品将女性情谊发展的真实性引向當下的时代，是策略性地证明女性情谊历史的实例术语。若要讨论发展历史，时间顺序是很重要的，也是投映社会对女性及女性情谊的观点。

1 古典主义时期的荒芜

按艺术态度与方法论划分，古典时期常常要谈到那个尚未祛魅的理性时代，先后经历了以神话、宗教及现实为线索按逻辑的先后顺序展开的故事时代。

在19世纪前的艺术作品中，忽视与否定在女性生存环境的荒芜下形成必然性。在理论、道德和政治中，男人是话语的主体。在西方，神的性别总是男性的或父性的，他们是每个主体和各种话语的守护者。在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大量宗教题材创作中，即使是极富女性色彩的故事，如圣母领报、圣母安息等，在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围绕在圣母玛利亚身边的依然是一群男性圣徒。《圣经》具有压抑女性情谊的相关语义，那么在解读的画面中则更克制，或是反映一种若隐若现的间隙状态，即补充和丰富画面的无足轻重的装饰点缀。女性情谊存在的客观事实在哪儿？更多的时候，她们象征的是深渊和黑夜。

女性情谊在西方艺术中展现的旅程可谓极尽曲折，其穿梭来往于其他各类女性关系中。一类在17世纪的荷兰小画派中勉强被认同。约翰内斯·维米尔的《女主人与女仆》展现了女仆给妇人送来一封信的场景;《小街》展现了一名妇人刚刚接过女仆递来的信的场景;在《写信的女人与女佣》中，女主人低头写信时，女仆抬头往别处张望。从中可以看出，女性的朋友圈往往建立在身边的近距离场域，她们之间可能存在深厚的友谊，源于社会阶层的身份界限形成的捆绑式的利益共同体。另如弗兰斯·哈尔斯的《哈勒姆养老院的女董事肖像》，这位被誉为最会画笑容的画家笔下的“尊贵老太太们”，显得拘谨而严肃。

还有一类隐藏在18世纪的法国洛可可艺术中，如让·安东尼·华托描绘的醉生梦死的贵族男女，画面中充满了上流社会的贵族女性，其将宴会视为一种强制执行的社交规范手段。宫廷为社交和政治上有利的友谊设定了黄金标准，她们极力用节庆和舞会缓解欲望与财富的大势已去。在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女性可做的事情依旧是微不足道的。同时，上流社会的女性聚会总是充满暗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认为女人的口头表达意蕴丰富，交谈是女性情谊发展的支柱，聚会是女性情谊的调停者。以雅姆·蒂索为例，后来取而代之的新古典主义也塑造了这种浮华造作的女性情谊。女性情谊的聚会交谈作为男性观赏的舞台剧，是男性所规定的事物界限的出发点。这些作品印证了西方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思想家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观点：艺术家都是男性性格结构的原型，是极端利己的，摆摆姿态的，过分依赖性别的优势，为了所谓的他的艺术可以牺牲一切事物和所有人[2]。她对这种神话般的浮华艺术进行了批判。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共同点：男性似乎构建了人类社会，女性情谊形象只是潜藏其中的涓埃之微。不仅是艺术家们，哲学家也写了很多关于友谊重要性的巨著，但他们对友谊的思考仅限于男性，扭曲了真实的生活体验。艺术家构建的是集中体现资产阶级男性特权的理想的形象，女性情谊的出现毫无疑问都会被称为“女性的刻板印象”。

这一僵局的形成与思想机制有关，但浸染在心理主义没有意识到的资源中，正如一个女性——母亲正在被阉割。她们作为客体或者物从未被阐释过，也有机会参与阐释，但又与男性作品及其行为密切相关，他定义她并依赖她来达成自我认同，她是他的起点，并由此决定了她的存在。

2 现代主义时期的渐强

在社会变革阶段，19世纪对那些决心在家庭之外建立亲密关系的女性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进入现代主义时期，女性友谊的公众形象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其实从18世纪开始，从女性正视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开始，女性情谊就不仅仅是消磨时光的“闲话”理想国，其逐渐发展到了忠心情感的乌托邦。

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代表作《红磨坊的舞会》描绘了轻松闲适的露天歌舞厅的年轻男女。画面前景的中心人物是一名坐在长椅上的年轻女子，她身后的另一个年轻女子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这幅作品当即受到了评论界和官方沙龙的赞美，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认同状态，其中的女性情谊不需要运用宣言或行动来使其确定化。《船上的午宴》展现了年轻女性在露天咖啡馆聚会聊天以及被搭讪的场景。《阳台上的两姐妹》《弹钢琴的少女》等作品展现了两个少女含情脉脉的目光。雷诺阿也被称作“女性形象的崇拜者”。这些作品以女性情谊为载体，充分展示了对美好如歌的日常生活的鲜明赞颂。在雷诺阿的笔下，女性情谊不再逃逸，被赋予了主角式的解放。而这些轻松闲适的女性主角，从男性的他者视角刻意隐去了轻浮挑逗的残酷事实，这是从《资本论》第一卷中找出答案的社会从属现象。一些事实是，雷诺阿描绘的是等待被性交易的“女性产品”。如果抛开争辩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的局限，仍不影响观者感性地欣赏女性情谊在斑驳陆离下的光彩照人，因为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3]。女性情谊在雷诺阿的作品中凸显出来，尽管这些女性形象展现出一种为靠近男权社会制定的虚无的模范女性形象标准。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主义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的作品关注劳作中的女性劳动者，在《拾穗者》《年轻女裁缝》《洗衣妇》等画中，女性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工作[4]。这种团队工作的女性符号，呈现出伞形特征，成员不仅彼此之间产生了友情，而且对团队本身也产生了情感，从而培养出了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亲密友谊。埃德加·德加画笔下的芭蕾舞团的女孩们，对那些在社会中苦苦挣扎并终于克服反对自己的现实之后脱颖而出的英雄主义的女性团体所进行的欢呼，激活了具有确定性的鲜活主体。边界線变得可渗透了，临界的部分可以从一个完全男性话语的类别跨越至另一个可以被讨论的类别。

差异化构建的艺术视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之前任何的智识都更加丰饶，至少在西方艺术作品中的呈现是这样的，讨论是丰饶的，无须在空泛和虚无之中哭泣。正如热恋的爱侣，这丰饶就是诞生与重生，也是思想和艺术创造的新时代：女性情谊的序曲已经响起。虽然这些序曲仍是局部的，男性的主导者并没有奠定起平等的价值，女性自身也未完全清楚或确认新的理论。

3 当代主义时期的流变

如果争论在现代主义时期已经产生，那么这个时代的革命是必然的。如今，女性情谊已然被带到了大众面前，旧的理论也在新的时代被升华，主体与话语的关系必须重新书写，女性情谊的价值正在被颠覆，资本主义社会败絮其中的衰颓真相被揭穿，自由自主的真实王国构建起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男性不再是唯一的代言人，女性也不再是男性艺术家笔下的镜中像。以往历史中所展现出的由性别不平等导致的父权和男权拥有的绝对话语权，在当代正被一些女性主义艺术家消解，并表明女性情谊不再仅由男性书写。现在，从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情谊是显而易见的。在这场关于社会结构的冲突中，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匿名艺术团体，由女艺术家、女作家、女电影制片人等精英女性组成，至今也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图1）。她们努力尝试带给艺术创作真实场域的讨论，常常以团体的形式通过大众传媒来发布她们推动社会变革的视觉信息，广泛引起人们对艺术界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关注，特别是对女性艺术家在历史上的遭遇以及现实生活中女性艺术家的地位的关注。劳拉·伯杰（Laura Berger）关注不同年龄与种族的女性的差异与融合，其绘画灵感来自各类仪式、符号和梦境。安娜·帕克（Anna Park）从主体的视角对聚会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重构。女性情谊解放的号角已经吹响，女性可以展现新的价值，诠释新的关系。如今已经出现了可以展露社会冲突的一些新领域和新形式，如主体与话语等。

其次，对性别的解放式认知、对女性情谊的表达不再局限于二元论的书写，一部分在由西方科学和政治塑造的环境中活动的艺术家，开始依附酷儿理论为性别的流动性发声。当性别的概念不再具有有限性，艺术的主流化中就会弥散着令人不安的赛博格幻想。例如，克劳德·卡洪（Claude Cahun）、吉尔·波森纳（Jill Posener）、劳拉·阿吉拉（Laura Aguilar）、旺热奇·穆图（Wangechi Mutu）等艺术家绕过了女性情谊的狭义，寻求恢复政治主体和性别的救赎式承诺，将目光聚焦于女同性恋等群体，这种关系依然被女性主义史学家玛丽莲·亚隆（Marilyn Yalom）认定为“浪漫的友谊”[5]。这是女性情谊升华的表现，由此展现出女性情谊的多样性与自由性。

最后，从另一方面讲，庸俗化叙事或有意加强女性内部的恶意和斗争。仅仅追求流量的部分电影、电视剧等似乎发现了观众对娱乐闹剧的兴趣固化，以及对女性间存在的阶级同盟的观念矮化。当女性的团结威胁到了男性的统治时，便将女性情谊降格为一种不可靠的虚伪关系，将女性间相互扶持的可能性浸染自私与妒忌的封套，把她们关在里面，限定她们的位置。在性别观点不断被争论的当下，那些被压抑、被解构、被扼杀的女性情谊残留物不应被漠视。这是身份认同的缺失，是他者帝国黄昏的衰败异色。实际上，女性可以从他物之中找到自身，在那些历史沉积物中，在男性作品的生产状况之中，而不是以男性作品或者其谱系为基础去寻找。

4 结语

一切变化与发展都需要时间和空间，当下的时代正在经历变化与发展，让时间重新布置空间？一个新世界的清晨？重塑内在性和超越性，要跨过那些未曾被查验的界限，如女性这一性别。在传统的爱恨对立、固体和流体的对立之外，这一界限总是半开放的，女性情谊是其中的一种象征。

交友是所有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友谊是许多女性生命中的瑰宝。回顾西方艺术发展史中的女性情谊，可以看到，友谊不但引人注目，而且成了女性真正的选择。考查女性情谊在西方艺术发展史中的表征所承载的意义，不仅仅是女性形象的构建，也是文化本身的构建，即某一特定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权力的秩序构成。女性情谊的历史吸引着更多关注的目光。

参考文献：

[1] 赵思奇，牛露.论女性诗学关键词“姐妹情谊”[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6）：89-94.

[2] 杰梅茵·格里尔.障碍赛[M].伦敦：维登弗尔得&尼科尔森出版社，1979：327.

[3] 盖尔·卢宾.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7-38.

[4] 刘文婷.十九世纪架上油画的女性形象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6.

[5] 玛丽莲·亚隆，特蕾莎·多诺万·布朗.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01-205.

作者简介：张蓝井（1994—），女，河南郑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当代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