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左）正在帮助战友乔安山学习《毛泽东选集》。

7月的一个夜晚，《环球人物》记者抵达抚顺北站，沁人的凉意扑面而来。这座位于辽宁省东北部的城市，地处长白山余脉，常年是省内气温最低的城市之一。雷锋从他的家乡长沙望城——一座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炎热城市来到气候反差极大的抚顺，在这里生活了2年零4个月，占据他整个生命长度的11%。除了望城，抚顺是他停留最久的地方，是他实现理想的地方，也是他最终牺牲的地方。

我们对雷锋人生和精神的寻访，就从抚顺开始。雷锋何以成为雷锋？是谁将雷锋培养成雷锋？雷锋创造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雷锋牺牲60周年之际，这些问题的答案沉淀着岁月的深情，也直指雷锋的当代价值。

“这里是离雷锋最近的地方”

首先要见的人，就是乔安山。他的身份，是战友，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主角原型，是雷锋牺牲的现场亲历者——1962年8月15日，在外执行任务的雷锋和乔安山驾驶“嘎斯51”型汽车，奉命赶回抚顺营区，以迎接秋季更繁重的运输任务。他们早饭都没吃，就由雷锋开车上路了。行驶到半途，应雷锋提议，换乔安山开，让他提高驾驶技术。驶进营区后，经过一段较窄的人行道时，雷锋在车下指挥，乔安山继续驾驶，意外发生了。“一排柱子，用铁丝连着，是战士们晒衣服用的。我的车轮挤到其中一根，折断了，一米五高、小碗口粗的柱子被铁丝带着横飞出去，重重地打在班长的太阳穴上。”乔安山在抢救室外面看着医生护士进进出出，眼前白花花一片。12点05分，雷锋停止了呼吸。“我一下子站不住了，怎么可能呢？”

组织上认定是意外事故。时任团政委韩万金叮嘱大家不要乱扣帽子，雷锋是因公牺牲，不可以把责任推到乔安山身上。“但是我心里压块石头啊！”81岁的乔安山回忆至此，嘴唇颤抖着，眼睛湿润了。这是他沉重的包袱。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学雷锋热潮，而自责深重的乔安山只想躲起来。1966年转业时，他选择了辽宁最北部的铁岭，把自己“放逐”出去。那年元旦，乔安山和张淑芹结婚，没办婚礼，只站在雷锋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报告班长，我结婚了”。1972年，乔安山搬进新居，第一天就在正对房门的墙上挂好雷锋的照片，“我要让班长看着我转业后的生活，我还得像在部队那样做好，不愧对班长”。

直到1996年，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轰动全国。乔安山含泪对编剧说：“谢谢你们拍了这个片子，我感觉班长好像回到我身边一样。”第二年，他入了党。又过了一年，他带着妻子回到抚顺这个满是回忆的地方。一同回来的，还有“雷锋大哥”的塑像，戴着军帽，脸蛋鼓鼓，眼睛笑得弯起来。“它最像雷锋，太像了。人家制作的时候，我一直站在旁边，告诉他雷锋的鼻子、眼睛、耳朵是什么样。”从那时起，乔安山踏上了宣传雷锋精神的道路，和雷锋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左上图：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剧照。雷锋牺牲后，乔安山（中，刘佩琦饰）悲恸万分。左下图：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剧照。乔安山（刘佩琦饰）为雷锋扫墓。（视频截图）右图：2 0 2 2 年7 月19日，81岁的乔安山在辽宁抚顺家中接受本刊记者专访。他最喜欢坐在紧挨雷锋塑像的地方，常和“雷锋”说说心里话。（本刊记者 刘舒扬 / 摄）

乔安山在家时，常常坐在塑像旁边的椅子上，“因为这里是离雷锋最近的地方”，也常常想起1959年，两人在辽阳弓长岭铁矿相识的场面。雷锋原是鞍钢的推土机手、技术骨干，主动报名来辽阳建设焦化厂，“那会儿11月，天冷，我在附近的炼铁厂工作，晚上突然下大雨，雷锋跑到我们宿舍，动员十几名工友抢救了7200袋水泥。我就想，这人个子不高，却能让大伙热火朝天地去做事，真神奇！”

两人自此熟悉起来，“我们出身差不多，父辈都给地主打工”。1959年12月3日，部队到弓长岭铁矿征兵，他们一起参军，分到一个连，在一个班，甚至同开一辆车。

“我没有文化，学写字、学算术、学毛著、学开车，他总帮助我。”有一次出车回来，途经较陡的山岭，乔安山打算猛冲一把，坐在副驾驶的雷锋突然高喊：“停车！停车！”乔安山这才注意到，前头有几个村民推着菜，在陡坡前直犯难。雷锋下车就帮着推，乔安山也赶紧把车靠边，一起把老乡的菜推到岭上才离开。

“当时我说，班长，你教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这个事我也看着了，但我光想着把车开上去，就没想到为人民服务。他就笑，说你经常做，做习惯了，谁有困难就去帮助，这不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如今，乔安山四处巡讲雷锋故事和雷锋精神，都是义务的。他说：“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为班长做些有意义的事。”有不少企业、机构找过他，开出优渥的条件，请他去经济更发达的地方生活，他一概拒绝。“我哪也不想去，这儿离雷锋纪念馆近，雷锋大哥葬在那里，我有心里话，要说也方便，见面也方便。”老两口一起支持社区志愿者，宣传接种新冠疫苗，带着儿子和孙女学雷鋒，日子忙碌而充实。“下个月，我的重孙辈出生，就要管雷锋大哥叫太爷爷啦！”

建党百年时，乔安山交了笔一万元的大额党费。“下一个百年我是赶不上了，但是建军百年我可以努努力。”最近他和老伴在忙着筹备社区的“学雷锋活动室”，打算在“八一”之前弄好，前两天街坊邻里还捐了些书——当然，这个消息乔安山早就告诉了雷锋：“老班长，咱们也给党的二十大献个礼。”

“解放后我有了家”

听雷锋生前留下的几段录音，语速很快、节奏铿锵。这声音就应该属于一个风风火火、精瘦能干的湖南伢子。湖南雷锋纪念馆双语宣讲员张欢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很多参观者听到馆藏的雷锋原声后都感叹，这精气神确实很足。乔安山也说，雷锋有饱满的热情，他不管走到哪，都能把那当作自己家，都能把身边的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这和雷锋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他是靠亲友乡邻抚养长大的孤儿。1940年12月18日，雷锋出生在贫困的六口之家，父亲给地主做长工为生，得到的报酬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雷锋亲眼看着祖父、父亲、哥哥、弟弟、妈妈一个个惨死在自己面前，还不到7岁就成了孤儿。幸而六叔公收养了他。六叔公会唱皮影戏，农闲时带着他到处演出，这是他童年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也在他心里种下了文学启蒙的种子。每当小雷锋的身影在哪家门口出现，哪家就唤他的小名：“庚伢子，来吃口饭吧！”

有一次雷锋给地主看猪，与猪同吃同睡。年关时地主拿肉喂狗，雷锋羡慕得不得了，捡了喂狗的肉吃，被发现后又是一顿毒打。日后雷锋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热泪盈眶。雷锋战友、第二任“雷锋班”班长庞春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同批300多名新兵，属雷锋的出身最苦。雷锋生前辅导过的学生孙桂琴也清晰地记得，1960年10月10日受聘为校外辅导员那天，雷锋穿着军装，胸脯挺得高高的，笑眯眯的，但是一说起自己的童年，他就流泪了。手背上的三道刀疤和背部因伤口反复溃烂留下的疮疤，是孤儿岁月留给雷锋的终身印记。

1949年8月长沙解放，“苦水里泡大的”雷锋遇到安庆乡乡长彭德茂。他是雷锋父亲生前的好友。1950年，彭德茂送10岁的雷锋上学读书。6年后，他又带着雷锋来到望城县委机关，走进县委书记张兴玉的办公室。

不到16岁的少年雷锋，个头很小，穿着蓝衣青裤，有几个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手里拎着一个包袱。对着张兴玉，他怯怯地叫了一声“张书记”。此前，听说这个高小毕业的孤儿“很诚实、勤快，工作积极肯干”，张兴玉已经同意雷锋做县委通信员。在后来的相处中，张兴玉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伙子，格外关注他的成长，工作之余引导他读了不少政治理论书籍，还给他讲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等革命史。张兴玉的女儿张秀芳回忆，那时候毛主席著作很少，一个县委可能就一两套，其中有爸爸的一套，雷锋就是从这时开始接触毛主席著作的。这个阅读偏好，雷锋保持终生。

在彭德茂和张兴玉的鼓励下，慢慢地，雷锋不那么拘谨了。怀着一种朴素的报恩情怀，他几乎献出了自己所有的热情。1958年6月7日，雷锋写下了人生中第一篇日记：“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人的一生要如何度过？雷锋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思索。

雷锋写下第一篇日记的这年，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正如火如荼。9月，鞍钢到望城招收青年工人，在征得领导同意后，雷锋报名。就是在这时，他把自己的名字由“雷正兴”改为“雷锋”，意为“到鞍钢去打冲锋”。他说，“雷正兴”是孤儿的名字，我早已不是孤儿了。两个月后，雷锋启程北上。在北京换乘火车时，他这样记述自己的心情：“北京是多么的可爱啊！我想在北京多停留几天，但为了1800万吨钢，我那颗火热的心已飞到了鞍钢，只想马上到达钢都，用自己的双手，使钢水昼夜地奔流，让钢水奔流得像海洋一样。”

左图：1954年秋，14岁的雷锋加入少先队。右图：1957年秋，雷锋（右一）和望城县委的领导干部们在一起。

左图：1957年2月，雷锋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图： 1961年4月2日，雷锋赠给战友一张自己拉手风琴的照片。右图：雷锋正在练习双杠。（季增 / 摄）

在鞍钢，雷锋成为一名推土机手，因为工作出色、乐于助人，很快引起鞍钢领导的注意。特别是在弓长岭铁矿焦化厂工作期间，“厂子是刚建的，又遇到这个比较突出的青年，厂里领导对他很重视。他要去当兵，厂里还舍不得放他”。乔安山回忆道。但入伍是雷锋一直以来的心愿。“我渴望已久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想实现了，怎么叫我不高兴呢！”雷锋曾在入伍当天写下这些热气腾腾的文字。

部队确定要重点培养雷锋，是从他入伍第一天就开始的。1960年1月8日，雷锋在“欢迎新战友入伍大会”上代表新兵发言。他掏出講稿，第一句话还没说完，讲稿就被大风吹乱了。雷锋索性把讲稿揣进衣兜，慷慨激昂地说出7岁那年成为孤儿时就想说的话：“我们当中有工人，有社员，也有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可我们只有一个心眼，学好本领，保卫祖国，当个像样的兵，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是雷锋的‘第一炮，给在场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咱们政委韩万金，说这个小战士讲得真好，很有政治水平。”乔安山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时任副政委刘家乐特别叮嘱，这个小战士将来不管分到哪个连队，一定要重点培养一下。后来雷锋练习投弹、学开汽车，都有老同志的悉心教导。

1961年5月14日，雷锋被提拔为四班副班长。庞春学还记得，当时为了锻炼雷锋，特地把四班原班长张兴吉调到三班，雷锋为代理班长，3个月后正式升任班长。

更突出的事情是雷锋入党。雷锋入伍仅仅10个月后，11月8日，运输连支部党员大会就通过了雷锋的入党申请。“这在当时没有先例，原则上入伍当年不能入党，因为考验的时间太短。雷锋属于破格，因为他在县委、在工厂都是先进。而且当工人月工资有30多元，当兵月津贴有6元，雷锋从一个孤儿变成战友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他切身体会到了当家做主人的巨变，怀着一腔热情保卫国家。虽说当兵时间短，但已经达到党员标准。”庞春学说。他还向《环球人物》记者分享了一个细节：雷锋手中的《毛泽东选集》是当时沈阳军区工程兵主任王良太送给雷锋的，鼓励他学习，这本书当时连、排干部都没有。雷锋正是在重点栽培下飞速成长。

1961年11月26日，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我学习了《毛选》一、二、三、四卷以后，感受最深的是，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我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我要以黄继光、董存瑞、方志敏等同志为榜样，做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人。”在军营的广阔天地中，他终于成长为人民的勤务员、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雷锋。

1960年，雷锋（右）在连队指导员高士祥帮助下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张峻/摄）

“总能做出出色的工作业绩”

不到16岁的雷锋在小学毕业典礼上说过：“毕业以后，很多同学准备升入中学学习。我呢，我决定留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当一个新式农民。我决心做个好农民，争取驾起拖拉机，耕耘祖国大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就去做个好工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出把力。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就参军做个好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

好农民、好工人、好战士，一步步成为现实。在雷锋短暂的一生中，他走上多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无论做什么，他都毫无保留地向前、向前、再向前。

在望城时，雷锋就多次被评为工作模范，还是望城县培养的第一位拖拉机手。在鞍钢总厂一年零2个月时间里，他3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5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荣获鞍山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入伍后，他又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安全行驶4000多公里，是工程兵团运输连出色的汽车兵。

对庞春学而言，雷锋远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只会做好事的符号。1960年1月2日，358名在辽阳入伍的新兵被集中到辽宁省工农干部学校（今中国共产党辽阳市委员会办公楼），进行加入部队前的培训。新兵们在这里领到军装，学习制度和纪律，20岁的庞春学第一次见到雷锋。“楼后边有个滑冰场，我们看到一个小个子在那滑，滑两下就摔，站起来再滑，又摔。我们吃完晚饭出来，看他还在那滑。这人瞅着像个小孩似的，但挺有毅力，给我印象挺深。”

雷锋的身高只有1米54，力气小，其他课目的军事训练成绩都不错，唯独手榴弹掷远不合格。有老兵告诉雷锋，投弹需要一定的臂力，雷锋就经常跑去练习单杠、双杠，“像着了魔一样”，胳膊都练肿了。“后来单、双杠都练得挺好，会前后摆浪，还代表咱们连参加了军区运动会。”庞春学记得，投弹课目结束考核时，雷锋的成绩达到了“优秀”。

雷锋的身高对于一名汽车兵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运输连一共有两种车型，分别是载重4吨的“吉斯150”型和载重2吨半的“嘎斯51”型。雷锋起初驾驶的是体型较大的“吉斯150”型，但开着吃力，需要垫高。考虑到行车安全，雷锋后来改开“嘎斯51”型。能开汽车，雷锋高兴极了，他在诗中写道：“党分配他驾驶汽车/每日就聚精会神坚守在机旁/将机器擦得像闪光的明镜/爱护它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雷锋是个文艺活跃分子，会拉手风琴、会唱歌，刚入伍不久就被抽调去团演出队。1960年4月回到运输连时，汽车教学训练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团摄影员季增因为要做好雷锋这个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工作，天天往连队跑，给雷锋拍照。他记得，当时雷锋想出理论、图表、实物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整日趴在教练车前琢磨，外出坐公交车时，他就站在司机后边，学习驾驶动作。很快，雷锋就成了同年兵里学开车最晚、放“单飞”（指能单独驾驶汽车执行运输任务）最早的兵。

“雷锋不管干什么，都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出一流工作业绩。”庞春学说。连里有名的“耗油大王”13号车也是被雷锋“制服”的：凡是能拆能卸的零件，他都维修保养了个遍，并且进一步从驾驶技术上总结了一套节油方法论，让“油老虎”蜕变为“节油标兵车”。

当时有战士形容每天的状态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可雷锋在3年的时间里读完了4卷《毛泽东选集》，其中不乏反复阅读、做笔记的文章。另外还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60多本政治理论书籍。这些时间，都是他从“六点”里挤出来的：早起点，晚睡点，饭前饭后挤一点，行军走路想着点，外出开会抓紧点，星期假日多学点。在庞春学的记忆中，雷锋没事就看书，“我就从没见过他坐着啥也不干的时候”。在1961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雷锋把这种学习方法比喻为善于挤和善于钻的“钉子”精神。

一些生活细节也能表明雷锋对生活的巨大热情。早在望城时，就有人对他“很会安排生活，很爱美”“露出的衣领白白的”印象深刻。雷锋当工人时时髦的倒三角刘海，和他入伍后腰间系着的精心打理过的武装带，至今还在乔安山脑海中跃动——“人人都爱美嘛，班长也是。他是一個生动的年轻人。”他笑着说。

2022年7月18日，庞春学在辽宁辽阳家中接受本刊记者专访。他的身后是雷锋拉手风琴的塑像。（本刊记者 刘舒扬 / 摄）

2022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辽阳市委员会办公楼。62年前，庞春学和战友们就是在这里认识雷锋、一起参加新兵培训的。（本刊记者 刘舒扬/ 摄）

“他能那么理解一个孩子的心”

1960年10月10日，抚顺市建设街小学（今雷锋小学）二年级学生孙桂琴在校外辅导员聘任仪式上见到了雷锋。16名战士列队向师生们走来，校长告诉他们，走在第一位的战士叫雷锋。孙桂琴站在学生队伍的第一排第一个，个不高，脸红红，雄赳赳气昂昂的雷锋一下就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见到小朋友的那种高兴，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就让你喜欢他。我寻思，哎呀这么矮的解放军，那不就是哥哥吗？所以我一直说他是大哥哥般的雷锋叔叔。”

69岁的孙桂琴现在是沈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直到今天，她还是那么难忘雷锋给她系上红领巾的事。“雷锋为我系红领巾，不仅系在我的胸前，更是系在我的心上。”那时她只有7岁，上学快要迟到，顾不得系红领巾就往学校赶，在校门口刚好遇到雷锋。雷锋走上前，接过红领巾，给她戴上，然后拍着她的肩膀说，以后上学前要把红领巾系好，要爱惜红领巾，因为那是红旗的一角，也是咱们少先队员的标志。从这以后，红领巾就成了孙桂琴和雷锋之间的默契。1962年9月，雷锋牺牲一个月后，孙桂琴和其他11名同學不约而同地来到雷锋墓前，献上一个由12条红领巾连缀而成的花环。她说，看着花环随风起舞的样子，真像一团热烈不息的火种。

在采访中，孙桂琴数度落泪，“他能那么理解一个孩子的心”是她重复最多的一句话。雷锋有“三快”：说话快、走路快、手脚勤快。但在孙桂琴的记忆里，雷锋和孩子们说话时会刻意放慢语速，用孩子容易理解的方式沟通。比如起初孙桂琴写“主”字，总是落下最上面的一点，是雷锋握着她的手在“王”上郑重地点下一点后，她才牢牢记住这个字的写法。

孙桂琴与雷锋有一张著名的合影《五好战士和红领巾》，发表在1962年第6期《解放军画报》上。照片中的孙桂琴和其他6名孩子簇拥在雷锋身边，孙桂琴眼睛最大，距离雷锋也最近。说起这张照片的拍摄场景，孙桂琴至今还历历在目。

那天她在阅览室看书，听见门响，抬头一看，是雷锋来了，20多名孩子瞬间把他围住，身材瘦弱的孙桂琴一下子就被挤到旁边。同来的摄影员季增取景时，好几个激动的孩子把书包往孙桂琴身上一挂就跑，生怕让别人抢了合照的位置。“我没舍得走，因为我太喜欢雷锋叔叔，太想和他照个相。”孙桂琴就那么站着。雷锋看到后起身，把她身上的书包一个一个拿下来，拉着她到自己身边一起拍照。“真没想到，雷锋叔叔能那么理解一个孩子的心愿！”孙桂琴红了眼眶：“我个矮，拍照不好看，雷锋叔叔就说‘我来想办法，出去找了两块砖头给我垫上。当时小孩那么多，他从没想过把我换下去。我这一生走过来，这些往事就像刀刻一样，刻在我的心里。”

左图：2022年7月20日，孙桂琴在辽宁沈阳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刘舒扬 / 摄）右上图：1962年第6期《解放军画报》刊登的照片《五好战士和红领巾》，雷锋左手边第一个学生为孙桂琴。右下图：雷锋看着孙桂琴，对她说：“ 小桂琴，这下你高兴了吧？”（受访者供图）

孙桂琴拿出一张从未公开过的照片。这张照片与《五好战士和红领巾》是同一个拍摄场景，不同的是，照片上的雷锋笑着面向身旁的孙桂琴。她告诉记者，雷锋说的是：“小桂琴，这下你高兴了吧？”

1968年，16岁的孙桂琴也当上了校外辅导员，至今已经担任了151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在全国义务为孩子们讲雷锋的故事。“讲得越多，越佩服雷锋叔叔，越能理解雷锋叔叔。”孙桂琴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她既要做本职的医生工作，又要到处讲课，也会有不想动的时候，可是雷锋那时也很忙，他怎么就能隔三差五来看看我们？特别是2020年以来，孙桂琴去外地作报告，都是一个人，全程戴着口罩，途中不吃不喝，这对患有贫血、体重只有80多斤的她是不小的挑战。“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也经常想，如果雷锋在，他肯定会这样做。雷锋这样做，我也必须这样做。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2019年的一天，孙桂琴接到个神秘电话，邀请她去附近的商场见面。走到商场门口时，她看到一群身穿白衬衣、胸前戴着红领巾的白发老人。当她走近时，原本散落的一名名老人一下子排成了“方块队”。“一名女同志抱着一大束鲜花，一名男同志捧着一条红领巾，向我走来，敬了个少先队礼。”孙桂琴立刻想起来，46年前，自己为这些还是小学生的老人们讲过雷锋的故事。老人们说，今天想请孙老师再为我们和我们的孙辈讲一次雷锋的故事。那天讲完后，有个小男孩跑上前对她说：“孙奶奶，我想抱抱您，抱抱您我就觉得我离雷锋叔叔近了一些。”

从1960年10月雷锋牵起孙桂琴小手的那天开始，这只不大但厚实的手掌传递出的温暖就包裹了她。孙桂琴一直记在心里，记到今天。“有人问我，校外辅导员要做到什么时候？我想，如果雷锋叔叔还在的话，他今年已经82岁了，可能也会这样问我。我会告诉他，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我也会让我胸前的红领巾和我的白发一起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