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

今年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0周年。作为近代史上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割地、赔款等内容外，条约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时至今日，这五座城市依旧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五口通商，不仅见证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也成为古老的东方大国走向世界的一扇窗。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清中期官方指定的对外贸易口岸，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商贸中心。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一道开埠通商，但盛极一时的广州口岸却走向衰落，这是为什么呢？

十三行的兴与衰

自古以来，广州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之一。清中期，尤其是“一口通商”政策实施以来，广州一跃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商贸中心。在与西方的贸易中，十三行发挥了巨大作用，凭借清廷赋予的对外贸易垄断权，开始竞逐国际市场。当时，中国的商品远近驰名，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各国商船纷至沓来寻求商机，广州的对外贸易呈现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十三行商人与外国人进行交易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他们一方面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同时又进口毛料等海外商品。在众多的商人中，卢、潘、伍、叶四大家族，凭借诚实守信、经营有方，成为“四大行商”。他们不仅在商业方面经营有方，而且乐善好施、造福乡里。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清廷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十三行的对外贸易垄断权不复存在。盛极一时的卢氏家族广利行，也于1843年结束了经营历史，惨淡收场。广利行的兴衰历程，就是十三行历史的最好见证。

英勇的三元里抗英

1839年，面对肆意猖獗的鸦片贸易，道光皇帝委派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远赴广州禁缴鸦片。利益受损的英国殖民者于1840年封锁珠江出海口，蓄意挑起鸦片战争。懦弱的清廷向英国妥协，将虎门销烟的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并派琦善到广州与英国人展开谈判。

1841年1月，为了威慑清廷，英军攻占了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道光皇帝下令对英国宣战，并委命奕山为“靖逆将军”，发兵抗敌。奕山不但没有积极备战，反而擅离职守，只知逃窜，以致清军节节败退。5月27日，奕山眼见不是英军对手，私自接受英方和谈条件，签订了《广州和约》，缴纳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以换取英军不进广州城。

和约墨迹未干，盘踞于四方炮台的英军不断窜扰广州城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等地，肆意烧杀抢掠。5月29日，闯入三元里一带骚扰乡民的英军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乡民们预估英军必来报复，就在村北的三元里古庙召集村民集会，决定起义抗英。义军集结后，用古庙内的三星旗为标志，商定各地团练共图抵抗。翌日，南海、番禺百余村团练手持戈、矛、犁、锄围攻英军。在相持近半日后，英军抱头逃窜。31日清晨，广州、增城、从化等地团练陆续驰援，围攻英军的民众增至数万人。英军不敢再战，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奕山等人闻讯后恐慌不已，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先安抚英军，复率番禺、南海两县县令向团练中的士绅施加压力。士绅潜避，团练散去，英军得以解围。

广州贸易地位的衰落

1842年8月，清廷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港口为通商口岸；同时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作为自由贸易港，受英国政府管辖；废除广州十三行在对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面临着来自上海、福州及其他口岸的激烈競争。放宽进出口贸易限制不久，各东南沿海口岸涌现了大量的外国贸易商，他们辗转于各口岸及内陆城市，收购出口商品，分销进口商品。在此过程中，广州作为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迅速衰落。

从表面上看，五口通商后，广州丧失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新开口岸分流了原本只能经由广州进出的贸易份额，削弱了其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但广州毕竟拥有近百年对外通商的历史经验，并设有许多外国领馆及商馆，拥有绝对的先发优势，贸易分流并不是其通商地位衰落的唯一原因。

事实上，广州贸易地位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商品贸易的影响。茶叶及生丝一直是中国出口英国的大宗商品，相比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坐拥更多茶叶和生丝等大宗出口产品的原产地，运输成本低廉，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外国商行从广州转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和宁波采购货物。

二是排外情绪导致大量外商将商品的贸易地由广州转向香港。广州人民亲历了吸食和滥售鸦片带来的健康危害，因此清廷一直将广州作为禁烟运动的前线，华洋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为了寻求庇护，外商逐渐将贸易地转移至香港。

三是来自香港的竞争。香港与广州毗邻，就地理位置而言，难以与上海、福州等地竞争茶叶、生丝等方面的贸易。《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为了统治香港，制定了宽松的贸易政治和极低的关税税率，吸引了部分商行由广州迁往香港。香港逐渐成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之一，并迅速成为亚洲的国际贸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