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富裕”的国际视域与中国话语

2022-05-30丁建定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年16期

丁建定

【摘要】中西方在共同富裕的表达乃至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但都将其视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和目标。西方关于共同富裕的表达在二战前后存在显著区别，战前的西方比较关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如何走向收入公平，战后的西方提出通过所有制变化、分配制度调整、福利国家建设等走向共同富裕。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共同富裕视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和实行公有制前提下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列宁发展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全面系统地提出发展生产与共同致富、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以便更快实现共同富裕、缩小地区差距、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切实改善困难人群的生活、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等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共同富裕西方社会表达马克思主义内涵中国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6.006

西方社会由于特殊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没有严格意义上与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共同富裕”相同的术语，但这并不表明其没有在内涵上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或者社会追求。这正如西方社会亦没有严格意义上与中国话语体系中的“民生”一词相同的术语，但并不意味着其不存在民众基本生活这一社会现实。虽然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在“共同富裕”这一术语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涉及“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都具有对这一话题长期而又复杂的表达。系统研究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表达，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共同目标与共同追求，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地位。本文试从西方社会的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以及中国的话语体系三个方面，对“共同富裕”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共同富裕”的西方社会表达

19世纪工业化以来，西方社会关于“共同富裕”的表达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西方社会私有制的所有制形态、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及主要表现为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标志的追求“财富从哪里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共同富裕”不可能成为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基本表达术语。体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目标与社会追求的术语一般表达为“公共福利”“公共幸福”“社会公平”等，或者更加直白地表达为避免贫富分化，而走向类似于“共同富裕”这一社会目标的途径也具有时代的烙印。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主要关注财富从哪里来，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重视如何合理地获得财富以及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财富从哪里来，在《道德情操论》中提醒“取之有道”。他指出，社会财富增长必须服务于人类繁荣与幸福的需要，社会尤其应该关注普通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善。社会大部分成员生活境况的改善决不能被认为对社会全体不利，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状况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己的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等方面的条件，这样才算是公正的社会。“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出怨言，就是对最大公正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发出悲叹。”[1]

功利主义思想家更加关注通过建立一种价值伦理底线约束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促进社会财富相对公平的享有。边沁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他指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全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应该注意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社会要关心个人利益，个人要服从社会利益。[2]斯宾塞指出，要达到最大幸福必须遵守下列条件，这就是：个人不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方式使别人感到不幸福，每个人都能够由其余人的幸福中得到幸福，每个人都采取为使他自己的私人幸福达到最充分限度所需采取的行动。只有当人们自发地去符合上述条件的要求时才能得到最大幸福。[3]穆勒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必须有利于使民众从中得到福利，因此，应该实行有效的财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如果民众从社会财富的增长中得不到一点好处，这种增长就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4]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更加强调通过国家行为、制度改进与社会协作缩小贫富分化。圣西门指出：“政府的经常的和唯一的职责，就是为社会造福。”[5]要实现为社会造福的目标，“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6]他还指出：“尊重生产和生产者的原则，要比尊重占有和占有者的原则有益得多。”[7]傅立叶提出建立劳动协作组织，其基本原则是“劳动引力，比例分配，人口平衡”。劳动协作将使工作变成一种乐趣，同时保证人民能够持久努力从事劳动以偿还预付给他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8]欧文提出建立理性社会制度，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联合关系，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生活中的主要事情将是生产财富，享用财富，培养合乎理性的性格，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将不复存在，每一个人都公平地取其所得，并且对一切人都公平行事，社会成员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政府应该一心谋求它所管理的居民的幸福，創造各种秩序和环境以便使全体民众可以得到获得幸福所需的条件。[9]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费边社会主义同样提出一些缓解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的主张。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贫困及其成因都是可以消除的。肖伯纳指出：“社会贫困的根源并不是产生混乱和邪恶的永恒的源泉，它仅只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容许受到无限的修改和调整，它实际上是可以由人的意志加以摧毁和更替的。”要消除贫困就要把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以及资本所带来的利润当作公共的或社会的财富用到公共事业上。[10]此外，要关注公共福利，“和我们自己个人的完满发展比较起来，我们必须更加注意去改善我们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这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必须“服从那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服从公共福利。”[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生较大变化，生产资料所有权明显扩散，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越来越明显，这就使得资本主义演变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所有权的扩散带来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减轻;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开始发展，这就使得資本主义难以回到以前的状态，资本主义诞生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制度。[12]这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再仅仅追求“财富从哪里来”，而是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追求如何通过“财富到哪里去”更好地实现“财富从哪里来”。这使得西方社会的公共性更加显著，具有一定程度和意义的“共同富裕”属性的“福利国家”在西方国家普遍建立，“共同富裕”甚至成为一些西方国家政党的政治术语，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也更加明晰。

社会民主主义对促进公平分配与财富共享表现出极大关注和热情追求。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克罗斯兰认为，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者应该关心的是，资本主义政治能给普通人民带来的利益，福利国家的功能应该是改善机会平等的情况。[13]蒂特马斯指出：“普遍性的社会福利服务，即没有任何阶级、种族、性别与宗教等差别的社会福利服务，可以发挥这样的社会功能，那就是促进和提高全社会走向社会协调的态度与行为。”[14]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威格夫斯指出，经济社会化可以消除基于财产所有权的阶级差别，同时建立起无阶级社会;铲除贫富悬殊，实现经济平等;结束阶级冲突，为真正社会团结提供基础;终止对劳工剥夺;实现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保障收入与就业;实现弱势者生活水平较快提高;解决与工业劳动者相关的心理问题。[15]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提出要建设“人民之家”，而“人民之家”首先应该为民众提供有效的生活保障。[16]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通过的二战后第一个纲领《哥德斯堡纲领》中指出：“作为社会福利国家，它必须为它的公民的生存提供保障。”1975年，其又在《八五大纲》中提出：“社会民主党为争取一个民主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而采取的政策……包括维持社会福利国家对人民的保障，特别是对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弱者的保障。”[17]198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提出：我们应该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它在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较少的职业劳动和较多的个人劳动的情况下，增加社会富裕;通过更健康的环境、更少的恐惧、更人道的劳动环境和更多的个人支配的时间改善了全社会的生活质量。”[18]社会党1987年《原则声明》指出：“社会主义确定公共财富而不是个人利益作为目标。”[19]1990年的《原则声明》指出，党的目标是“通过民主方式产生一个满足人的基本愿望的社会”，“社会党在为争取全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特别关注领薪者的利益，并注意提高其活动能力”，“社会党主张建立混合经济的社会，在承认市场法则的同时，向强大的公营部门和社会的主力提供手段以实现符合整体利益的目标。”[20]

此外，当代西方的一些重要经济社会思想流派也都提出了消除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主张。瑞典学派经济学家威克塞尔指出，工人阶级在其工作的一生中，除了得到作为他们收入的基本的边际生产工资分配外，还应该得到像所谓的福利国家的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等的第二种分配，以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社会收入的最终分配应该建立在一种理想的、统一的社会共识基础上。[21]“正如我们所希望和相信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认识到，不管社会阶级、种族、性别、语言或信仰如何不同，我们在世界上的目标是把最大可能的幸福扩展给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将会愉快地发现，这个问题的经济学方面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惟一需要的只是把这种解决付诸实践。”[22]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艾哈德指出，为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可能多地分到一块蛋糕，必须尽可能将蛋糕做大。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够使穷人越来越多地得到福利。先要创造出国民生产总值，后才有分配。[23]他指出，经济政策越有成效，社会政策就越没必要，社会政策必须与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如果我们要长远地保障自由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那么，对经济政策辅之以必要的社会政策是基本要求。[24]

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西方社会对“共同富裕”的表达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但都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社会中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功利主义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费边社会主义者等早期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共同富裕”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多关注分配途径对于减轻贫富差别、缓解贫困和提升公共福利的影响;功利主义思想家则关注通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价值伦理底线约束自由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同时不忘强调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自己幸福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强调通过国家行为、制度改进与社会协作缓解贫富分化;早期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认为贫困及其成因都是可以消除的，而且提出利用一定程度的市有化和国有化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对“共同富裕”表现出极大关注并提出重要主张的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瑞典学派思想家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家，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将如何在维护现行社会制度下推进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其重要目标。蒂特马斯提出了普遍性社会福利服务主张，威格夫斯主张通过经济社会化促进社会财富公平性，汉森提出建立“人民之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提出，“在不同性别从事的职业劳动和家庭劳动做出公正分配”，法国社会党纲领提出的“社会主义确定公共财富而不是个人利益作为目标”。瑞典学派思想家威克塞尔提出了将社会收入的最终分配“建立在一种理想的统一的社会共识基础上”。相比之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学派思想家艾哈德则强调“共同富裕”的前提必须是发展生产，“先要创造出国民生产总值，后才有分配”，同时强调对经济政策辅之以必要的社会政策是基本要求。

“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内涵

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表达了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话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绝对性，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唯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必须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才能保证“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同时只有将无产阶级的一些重要利益作为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必须维护的内容，才能确立共产主义制度中“共同富裕”的地位。简言之，“共同富裕”成为共产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截然不同的标志，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实现共同富裕则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差别、财富不公的事实及其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为富人创造了财富，却为自己生产了赤贫，“劳动者越是生产更多的财富，他的生产在威力和范围上越是增长，则他反而越来越贫困。”[25]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的前进状态中劳动者的没落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所以贫困是从现在的劳动本身的本质里发生的。”[26]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许多方面加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剩余价值的生产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27]

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合理的分配原则。马克斯指出，社会总产品在进行分配以前，应该首先扣除：（1）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2）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3）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者保险基金;（4）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5）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6）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28]这便是著名的“六项扣除理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财富的合理、公正分配。“如果我们把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不断进行的劳动，包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29]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废除私有制、消除无产阶级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改进收入不公的12项建议和主张，如：组织劳动者或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对社会的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30]这些主张被概括为《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私有制的十大任务：如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31]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进工人阶级共同福利的发展，“由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32]。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尤其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如何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障外，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保险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1）工人在下列一切场合（伤残、疾病、老年、残疾;女工还有怀孕和生育;养育者死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给工人以保障;（2）保险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3）对一切被保险者都要按照补助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4）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该按区域和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建立。列宁明确指出，“只有彻底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才会实现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33]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进一步表达了关于社会主義制度下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列宁指出：“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还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列宁反对平均主义思想，指出：“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来分配粮食会产生平均主义，这往往不利于提高生产。”[34]列宁敏锐地意识到并提醒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不能通过行政命令、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与分配规律来推进“共同富裕”，他指出：“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35]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引发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和社会利益对抗等问题，站在号召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立场，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根源、剩余价值的本质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属性，提出“六项扣除理论”以宣示无产阶级关于消除分配不合理、促进公共福利与共同富裕的主张。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主张都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实行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根本前提上。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无产阶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主张，提出了通过实施无产阶级国家保险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列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共同富裕既需要量力而行，决不能提出立即实现任何劳动报酬一律平等这一任务，也需要防止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对生产不利。

“共同富裕”的中国话语体系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共同富裕”的新思想与新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走向共同富裕首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是共同致富。他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36]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37]

江泽民同志不仅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内涵，而且提出一系列推进共同富裕的思想主张。江泽民同志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必须努力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益，从而使他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38]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39]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40]，“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41]。

胡锦涛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42]他指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切实改善困难人群的生活。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规范分配秩序，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要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继续推进扶贫开发，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4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44]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是全民共享。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共享是全面共享，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共享是共建共享。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共享是渐进共享。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4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是要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46]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社會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推进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将其视作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本质特征与本质要求，视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和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同时提出一系列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主张，例如：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分配政策既要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必须切实改善困难人群的生活。通过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把“蛋糕”做大，并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

综上所述，“共同富裕”是西方社会与中国都十分关注的一个具有长期性与持续性特征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主张，西方社会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既存在显著的差别性也存在一定的相同性。差异性主要表现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所基于的社会制度基础，共同性则主要体现在对共同富裕的意义与地位的认识，并部分体现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政策方面。西方社会的认识既存在历史阶段的差异，也具有思想流派的差异，还具有政党主张的差异，但其基本历史趋向呈现出对走向“共同富裕”的越发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公有制等的揭示与论述，列宁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史[多卷本]”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ZDA234）

注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2页。

[2]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8页。

[3]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32页

[4]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19～320页。

[5][6][7]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40～243、188、167～168页。

[8]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6～95页。

[9]欧文：《欧文选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9页。

[10][11]肖伯纳主编：《费边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78、116页。

[12][13]R. M. Page， British Social Welfa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99， pp. 120–121， 121–124.

[14]Titmuss， Commitment to Welfar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8， p. 59.

[15][16]Tim Tilt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Through the Welfare State to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6–59， 127–135.

[17][18]邁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19、149～150页。

[19]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胡尧步、黄舍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8～189页。

[20]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99～300页。

[21]Bo Sanderli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 117–118.

[22]Knut Wicksell， Selected Papers on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Pubs， 1969， p. 66.

[23][24]艾哈德：《大众的福利》，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182页。

[25][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2～54、1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57～65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9～2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0页。

[30][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67～368、367～371页。

[31]《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