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及恩格斯早期合写的第二部著作，他们将全部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归结为“现实的人”，探讨了交往与生产、分工和所有制等范畴的关系，肯定了交往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并指明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通过交往的扩大。在新时代研究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既对落后国家找寻社会发展出路，也对我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及促进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关键词：交往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世界历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21.009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研究，我国学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涌现出了许多不乏真知灼见的成果。随着当下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直接意味着我国的自内而外的发展环境产生深刻变革，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和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在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多层面交往，构建新型大国外交关系，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方面，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不容小觑。因此，重温《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阐述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经典著作就格外重要，并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进行“再诠释”“再解读”。

1两个概念：“交往”和“交往形式”在《形态》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到了系统的完整的表述，而交往和交往形式概念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交往和交往形式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全局中来把握。

1.1交往范畴的地位

交往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既是一个基础性范畴，也是一个整体性范畴。说它是基础性范畴，是因为对交往的阐述是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一条脉络、线索。马克思通过使用交往这一范畴，揭示了物质生产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从而得以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全面展开。学者范宝舟指出，“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唯物史观建构、发展和完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交往和交往形式概念和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概念一样，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说它是整体性范畴，是因为它是个内涵很丰富很广泛的范畴，既覆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领域，也与实践、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工等唯物史观重要范畴有着深刻的联系，更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息息相关。

1.2交往研究的对象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一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换、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和影响，这里所指的人不是费尔巴哈所认为的那种“抽象的人”，而是人类历史中“现实的人”。他们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从社会学角度看，也可以把交往看作一种现实的社会的为了生存所必须进行的交互活动。

2交往的分类

2.1按交往属性和内容划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构成了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交往现象的逻辑起点。因此，可以根据交往的内容和属性将其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物质交往具有基础性和本原性。由于人的物质生产，必然会进行物质交往活动并形成的一定的物质交往关系，这种物质交往关系是其他活动和关系的基础。同样，马克思也认为，物质交往是第一位的。由于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其他一切生产，例如生产方式生产、生产力再生产以及精神生产的前提条件，没有了物质生产实践，人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任何形式的生产都无法进行，“物质活动决定其他一切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另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物质是第一性的，与其他一切唯心主义有根本区别。所以，物质交往的第一性、本原性和基础性地位由此确立。

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之间互为前提条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马克思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表述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由此，物质交往包含了两层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第二种关系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在第一种关系下，人们之间通过合作，通过一定的交往活动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从而使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在这个意义上，物质交往是扩大和促进物质生产的重要条件；在第二种关系下，物质生产又制约着交往的形式，在生产力及所有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就会有不同的交往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

除物质生产，人类还要进行精神生产，主要通过民族国家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语言的生产中体现出来。

精神交往具有衍生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使是人自身也“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没有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就根本无从谈起。

虽然精神交往派生于物质交往，但它也有其相对独立性。从社会的需要考察精神交往，正是由于精神交往的需要，促使了交往的媒介——语言的产生，而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精神交往活动推动了现代交往媒介——大众媒介的发明、適用和推广。

总之，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共同推动人类交往行为的整体发展。

2.2按交往范围和程度划分——内部交往、外部交往和世界交往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形成的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是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缩影。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这个时代，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形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形态》中按交往的范围和程度，主要有内部交往、外部交往和世界交往这三种交往形式。

2.2.1内部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内部交往的考察，其一，主要是从这一交往角度中的个人出发来展开的。既作为社会主体，又作为交往主体的处在现实历史中的个人是全部交往的前提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其二，是从内部交往对外部交往的决定性层面来展开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關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其中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即是在外部交往的意义上说的。其三，是从内部交往相对于民族内部自身的发展程度的决定意义来展开的，“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内部交往与内部生产的相互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的分工成为交往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会导致不平等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成为真正的分工，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真正分离的那一刻开始的”。他们进一步指出，分配随着分工的真正形成应运而生，但是会导致“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于同一时期的《资本论》（1843-1883）中，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工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资本家享受工人的劳动，消费工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在工人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基础上，通过法律等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式及意识形态对工人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管制。

2.2.2外部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外部交往的考察主要是从在社会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并在它们的推动下，交往形式展现出的不同形态来说明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随着人口的增多和需求的扩大，交往也表现出新的形式，主要体现为国与国之间和民族之间这种新的外部交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往来（表现为战争或交易）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仔细研读这段话，主要可以概括出两层含义：一是民族战争和商品交易这类外部交往形式是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下产生的，交往行为由内向外扩张到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就表现为贸易往来，而这不可避免地就会有经济利益冲突，例如，对殖民地财富和资源的掠夺，另外由于移民带来的领土冲突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二是原始氏族家庭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这时的生产率和生产能力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因而也就有了剩余产品，奴隶主将这些产品用于和邻国进行交换和买卖，因此，从时间上看，战争和交易存在于整个阶级社会里。综上所述，移民、战争和交易是交往扩大后的产物，这种交往形式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所有制形式的更替，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2.2.3世界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从生产力和分工的角度说明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从而阐明了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对世界历史形成的巨大作用。

由内部交往向外部交往的需要伴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和细化相应增加，世界贸易往来由此出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单个人来说成为支配他们交往和劳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交往的历史性角度认为世界交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的产物。由于现有的社会制度都是人们之间迄今为止进行各式各样交往的产物，人们在前人创造的生产力条件下，根据自身需求的发展，继续发展生产力，相应地变革旧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世界交往就在这种变革中应运而生。

而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审视世界交往的高度是与他前瞻性的眼光、对社会规律的洞察和人类解放的视野分不开的。马克思认为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可以消除世界市场对人的支配。进而他认为人的解放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在共产主义革命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想的交往形式——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时交往形式的异化也会随之消除，从而使人能够全面发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交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会成为现实。若缺失这两个前提，“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要辩证地看待世界交往和生产力的关系。一方面，尽管普遍的交往对大工业的形成，在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方面作用显著，但是与生产力相比较，交往毕竟是处在第二位的。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而只有交往的扩大，“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纵观工业发展史，由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全面消除交往的异化现象，就要积极地通过世界交往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成果、生产力成果、成功经验并及时总结失败教训，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从而促进自身生产力发展，争取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机，占据历史的主动权。另一方面，虽然交往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也要警惕它附带的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往导致的局部冲突的发生、经济危机的全球影响、生态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病毒的全球肆虐等，因此世界各国积极把交往向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方向引导才是正确的做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概念做出三点概括：首先，世界交往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前提和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动力；其次，世界历史是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的产物，是交往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将会进入更高级的交往形式——共产主义，到那时就会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交往异化，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后，鉴于世界交往的正反效应，既要促进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也要使世界各国各民族正确引导交往的普遍发展。

3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

3.1理论价值

（1）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既对俄国在20世纪初成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价值，也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

目前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已成不可逆转的潮流，世界交往正在普遍形成，这种形势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因此就要鼓励世界上其他贫困落后国家，建议他们扩大交往范围和交往频率，提升交往质量和提高交往深度，积极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多进行经济文化科技交流，抓住历史创造的良好机遇，充分发挥自主性，通过大量普遍交往实现跨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卡夫丁峡谷”而不必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但同时，我国倡导和不同的理念，充分尊重各国独立自主对社会发展道路和制度的选择。

（2）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对于新时代我国构建新的交往形式、提出新的外交思想具有理论支撑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为我国提出符合人类未来发展前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背景，也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世界交往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世界普遍交往之网上的一个结点，都是地球村不可或缺的一员。在这种全球视野下，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不仅有中国的还有世界的各种发展问题层出不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肩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不能独善其身，而要达济天下，要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摆正大国应有的态度，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人类发展前途，为人类的前途命运指明了方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格局。

3.2实践价值

在实践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深刻揭示了各类交往形式与生产力之间的发展规律，拓宽了我国在新时代内部和外部交往的视野。在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等多层次、宽领域的世界交往大背景下，我国既需要妥善处理好内部交往各主体间的关系，也需要正确处理好大国关系和发展中国家的關系。

（1）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念，可以使我国内部在各领域的交往更加和谐、有序。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国各项事业持续有序推进，但在一些具体领域的交往关系上，我国还处在探索之中，因此处理好内部交往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国家社会安定和谐具有重大作用。

坚持交往理念，在从严治党方面，有助于党内关系正常化与纯洁化；在产业交往方面，有助于构建产业和企业之间相互平等的经营关系和竞争关系；在政商交往方面，有助于形成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政商关系；在地区交往方面，有助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有利于祖国完全统一的大势；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有助于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不掉队，促进各民族在文化等各方面繁荣发展，促进中华文化繁荣进步，以携手少数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

（2）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可以不断提高我国对外交往的能力，从而落实更多我国全球治理领域的构想和实践。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各项事业都面临崭新的局面，拓展和深化各领域交往对于锻炼和提高我国的对外交往能力，从而为我国更好参与全球治理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际交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方面。由于越南、老挝、朝鲜这些周边国家与我国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理想信念是相通的，发展道路也是相似的，作为友好邻邦，共同肩负着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使命，因此可以说，党际交往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进行政党外交，同越南、老挝和朝鲜分享治国理政，从严治党的经验。另外，我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形成了密切的机制化交往关系，这对于两党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两国各方面务实合作作用巨大。

（3）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对维护我国的周边安全和世界的整体和平安全具有现实意义。

有交往就会有冲突，随着交往扩大为世界交往，冲突和分歧就会在世界蔓延开来。“而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前进”。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俄乌冲突威胁我国周边安全和世界和平，病毒传播等非传统安全“异军突起”，对我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因此我国决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以就要善于处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继续积极与周边国家贸易往来；发扬万隆精神对于亚非合作、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积极促进作用，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大对非洲的帮扶力度，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56（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白苡凡（1999-），女，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