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1日是“世界自然遗产日”，也是摄影师杨晓利《中国千年古塔摄影展》开幕的日子，展览展出了全国各地300多座古塔的影像资料。而这仅是杨晓利作品的冰山一角——拍摄古塔30多年，他已经记录了3000多座古塔的影像和信息。即便如此，这场“寻塔”之旅远未结束，没有被拍摄的古塔尚有6000多座——今年67岁的杨晓利虽已退休多年，但还在拍古塔的路上。

立誓要拍3000座

退休前，杨晓利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摄影专业老师。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凭《城市之光》《黑白风光系列》等摄影作品斩获国内外大小摄影奖项。1986年，一次赴江苏水乡拍摄江南风光的经历，让他的镜头瞄准对象开始发生了改变。

那次江南行，有一天他正在拍一座古塔时，随行的朋友饶有兴味地跟他讲这古塔的传奇故事，什么三国争雄，什么刘备曹操，虽然是漫无边际的野史传说，却让杨晓利发现了这个静物的韵味和灵魂，被这个“无言的历史”震撼了——他决定，要做它们的“传声筒”，让更多的人看到历史、听见文化。

从那以后，杨晓利对各地的古塔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那个时候信息查询还比较原始，且史料较少，他只能通过一页页地翻阅史书、建筑古籍去寻找古塔，通过各种地图确定古塔的位置，甚至还要根据记载自己手绘地图——一次寻塔之旅至少要进行一兩个月的资料准备。由于很多古塔藏在深山，杨晓利经常得背着设备徒步寻找，有的时候一次两次根本找不到古塔，只能隔几年再去。

就是用这种笨拙的方式，杨晓利陆陆续续拍摄了五六十座古塔。1987年，中央电视台前来采访杨晓利。在节目中，30多岁的杨晓利许下承诺——要用一生的经历拍摄全国大大小小3000座古塔。或许当时的承诺带有一些年轻人的意气，但是30多年后，杨晓利真的拍了3000座古塔。

浩瀚的资料和遥远的距离让人望而却步，但杨晓利告诉记者，这个过程他从未后悔，而且乐在其中。杨晓利说，每次出发去拍摄古塔都是一次丰富的旅行，他会提前规划好路线和行程，尽可能多地走访附近的古建筑、村落或者其他地点，有时会在中途的某个地方停留，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和当地村民聊聊家常，也聊聊古塔的传说，“每次出发，都会有新的奇遇在等着”。如今，当初的承诺兑现了，但杨晓利表示不会停，“还有很多古塔没拍，我肯定不会停，拍到哪儿算哪儿”。

文物保护需要古人的匠人精神

《中国千年古塔摄影展》上，其中的一面墙是许多已经残损古塔的照片的堆叠，它们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有的已经倾倒，有的只剩大致的轮廓，其中损坏最严重的塔只剩下地面一个空空的洞，暴露着地宫，塔身已是烟消云散。说起这些，杨晓利十分惋惜。最初拍摄古塔是源于对古塔背后丰富的文化故事感兴趣，但是随着寻访的古塔越来越多，他越来越发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这些残损的古塔就像是来不及告别的老人，还没有说尽自己一生的灿烂就要匆匆离开了，一别就是永远。

不少古塔杨晓利都拍过很多次，最多的一个拍过5次——有的时候是由于找不到古塔几番踏访，有的时候是更新了器材设备希望收集古塔更多的细节信息。从胶片到数码相机再到无人机，技术的更新为古塔影像的留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对于保护文物来说，我们能做得很少，那我就为研究多记录和提供一些信息呗！”除了影像的记录外，杨晓利还会关注古塔的历史和文化，把这些信息一并收集记录下来。

杨晓利记得，他所拍过的最传奇的一座古塔是位于内蒙古赤峰的大明塔。它是中国体积最大的一座塔，据专家分析，塔下应该有一个巨大的地宫，且从未被盗掘——因为传说只要进去盗墓的人就没有走出来的，所以盗墓贼们也不敢涉足于此。

拍摄古塔过程中，杨晓利也会遇到很多经过修复的古塔。虽然修复是出于还原和保护的目的，但其中的不少古塔，是新旧拼凑起来的，在杨晓利看来，反而丧失了古塔原有的灵气和韵味，令人惋惜和无奈。

数量众多、地处偏远的文物亟待修护，但是山高水远，总有修护力量触及不到的地方。此外，文物古建都是古代匠人耗时耗力的精品，比如应县木塔，光是建造它就花费了上百年，短时间的修复肯定无法与当时的技艺媲美。如何更好地修复和保护文物，这也将是留给文物保护专家们的一个难题。

在展览的几天中，杨晓利有空就会呆在现场，和前来观展的人们交流。杨晓利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自己拍摄古塔的见闻，“毕竟展览讲解的文字有限”。一直以来，他都在寻找可以参与到古塔拍摄中去的年轻人。也是在这次摄影展中，他结识了很多对古塔、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留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建了群，谋划着以后一起前往拍古塔。

（摘自《北京青年报》郭佳、李正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