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1907年出生于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原名“胡寿楣”;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曾任《新华日报》和《生活知识》杂志编辑，上海文化界、妇女界抗日救亡协会理事。关露本可以作为左翼作家光耀文坛，然而，她的人生因为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而彻底改变了……

甘冒毁誉守秘誓

1939年， 已经在上海滩成名的关露，从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

当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关露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共南方局的密电：“速去港找小廖。”小廖，指的是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的廖承志。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沦陷，中共中央为了保存实力，将一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转移至香港，一部分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仍然留守在公共租界，关露就是其中之一。关露到达香港的第二天，廖承志就来和她会面了，同来的还有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他们交给她一项特殊的任务：返回上海，潜入汪伪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76号， 了解特务头子李士群的思想动向，适时施行策反。

李士群曾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叛变投敌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全面抗战初期，李士群又投靠日本人，成为汪伪政府的要员，掌握着汪伪政府在上海的特务机构。因此，适时派人潜伏到李士群身边，与其建立某种联系，争取他、利用他，并获得情报，非常必要。

原本潘汉年选择的最佳人选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胡绣枫在1934年和丈夫李剑华一同入党。当年仍身为共产党员的李士群被捕入狱时，他的妻子叶吉卿正好怀孕，生活十分艰难，胡绣枫一直照顾叶吉卿， 帮她渡过了难关。因此可以说，胡绣枫有恩于李士群。如果派胡绣枫去潜伏，无疑十分合适。但胡绣枫当时在执行另外的重要任务，无法分身。她告诉潘汉年，她的姐姐关露与李士群也相互熟识，且李士群并不知道关露的真实身份，眼下只有关露最易接近李士群。

要走上特殊的情報战线，潜伏到李士群身边，必须要找一个看起来合理的理由。关露想了一个说法， 她对廖、潘讲，就说我失业了，生活有困难，让他给我找个工作， 他不至于见死不救吧。潘汉年和廖承志都表示同意。廖承志对关露说，潜伏任务非比寻常，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而且，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此时，关露已经明白，她今后不仅要面对危险、面对付出生命的可能，还要面对孤独和世人的不理解，她甚至要不惜毁掉名誉，也必须守住自己立下的秘密誓言。

孑然一身入魔窟

关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就联系了李士群，李士群对关露异常热情，派人开着自己的车把她接到极司菲尔路76号。在76号，李士群夫妇热情地接待了关露，关露对李士群夫妇透露，自己丢了工作， 希望他们能给自己安排工作。老奸巨猾的李士群并没有直接答应关露进76号工作， 而是许诺每月随她支取生活费。此后，关露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李士群家里去一次，总是事先打电话约定时间， 李士群派小汽车来接她，回去时也用小汽车送她，她慢慢地成为李士群家中熟络的座上客。

对李士群而言，出入家中的都是当时所谓的社会名流，而关露是一位有社会影响力的女作家，她的造访，可以为李士群在舆论上造势。叶吉卿经常请一些官太太们来打麻将， 关露不通此术，但她常常陪着叶吉卿打， 一陪就是一天。尽管关露内心一百个不愿意，但她明白，只有先与叶吉卿“亲密”起来，才能更进一步地接近李士群。此时，“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昔日的同事、朋友对她视如寇仇。关露很快便被摒弃在进步文化界之外，再也没有收到过文化界活动的邀请。因为此时的她，在外的名声是“汉奸”。

关露在李士群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其思想动态， 随时进行汇报，以便上级判断是否有可能利用李士群为抗战获取情报。根据关露的长期观察，她发现李士群是一个非常投机的人，在战争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他有意与我党合作，想留一条后路，以求日后自保。关露还了解到，李士群因为多次被国民党中统、军统抓捕，经历过严刑拷打，对国民党怀恨在心。他甚至向关露表示过，他是借日本人反蒋。

关露时常将对李士群的认识写成报告交给党组织。上级根据关露提供的有关李士群的思想动态，作出判断———对李士群进行策反是可行的。潜入魔窟两年后的一天，关露对李士群说：“老朋友还是很关心你的。我妹妹来信了，叫我转告你，她很想念你，很想和你们联络联络，不知你愿不愿意？”李士群是个聪明人， 一听便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表示愿意帮忙。在关露的穿针引线下，党组织派人和李士群取得了联系。

李士群贪生怕死、贪图名利，为了金钱和地位，不惜投敌卖国，而我党正是利用他一心为了保全自己利益的心理， 通过他获得了对抗战有利的情报。此外， 他还曾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职权掩护新四军运送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入根据地。

赤心笑靥永不逝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步步紧逼。日本在中国兴办了很多中文刊物，其中《女声》杂志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合创办的一份中文妇女杂志。《女声》的读者对象是日军占领区的广大妇女，由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出面负责，任杂志社社长和主编。佐藤俊子中文不好，需要物色一个中国编辑。组织上派关露去《女声》杂志社，希望通过佐藤结交一些日本左翼朋友，或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朋友，便于开展工作。于是，关露开始了她又一次的潜伏工作。

1943年7月的一天， 佐藤俊子通知关露，8月份日本当局要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女声》杂志社的代表便是关露。这使得关露很是犹豫。如果去东京参加这个会议，借这个机会肯定会了解不少日本国内的情况。但是参加这个会议的所有人员照片都是要登在报纸上的， 这样一来， 更多人会认定关露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关露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党组织。潘汉年作出指示，要关露一定带一封信给东京帝国大学的秋田教授，希望通过他帮助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共恢复联系，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这位秋田教授。关露最终还是决定去东京，不仅顺利地将信交给了秋田，回上海之后还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感写成文字交给党组织， 便于组织掌握日本国内的动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关露曾担任苏皖边区建设大学文艺系副教授，1949年后担任过铁道部总工会专业作家和文化部剧本创作所编剧。1955年6月， 关露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3月出狱后， 她被组织动员办理了退职手续。1967年7月，关露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了8年漫长的岁月。长期的监狱生活摧残了她的健康。1980年5月，她突患脑血栓，经抢救后虽脱离危险，但始终未能恢复健康，记忆力受到很大的损伤。

1982年3月23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到关露寓所向她宣读《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经查， 关露同志原在上海做文化工作，1939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1942年春， 由组织派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 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寓所安静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