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昌 周瑶

[摘 要]康有为诠释儒家经典的活动是在兵连祸结、国破家亡的危难之际作出的自救行为，他汲取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精华，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创造性阐释。刘星教授《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是其有关康有为研究的第二部奠基性作品，对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文本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儒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拓荒性和前瞻性价值。以《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为范例，展开康有为及儒家文化承续与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代启示。

[关键词]康有为 儒家经典诠释 儒学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B 2 2 2. 0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6 7 1-2 8 0 3（ 2 0 2 2） 0 3-0 0 8 8-0 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康有为《春秋》新解与儒学的创新和发展研究”（ 1 9 B Z X 0 7 0）阶段性成果。

《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刘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2 1年9月版）一书重在对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文本的系统研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根源以及现代价值等涉及清末民初重大时代关切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康有为“用西方科学思想补益儒家思想的不足以促进儒学的现代转型”[ 1]，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学复兴、儒学传承与儒学发展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经验与现代启示。

一、《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的成书背景

《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试图对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文本进行深度研究。康有为对儒学的全新解释“为儒学的现代性转型注入了新的内容，也成为沟通‘西学与‘中学‘传统与‘近代的纽带”[ 2]，根源在于他“对儒学的阐释与弘扬是为了挽救儒学走向式微的历史命运”[ 3]。从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上讲，中国古代今文经学体系的春秋“公羊”学说是康有为“援西入儒”再到“以西化儒”整个思想脉络的精髓；而西方的达尔文进化论、康德的星云假说以及近代西学、西政等西方科学知识是其改造儒学经典的工具。“康有为不仅是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把儒学引入现代，推动了儒学现代化，无愧为定于一尊的现代新儒学的鼻祖。”[ 4]

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西方文明冲击下的儒学逐步式微，处境十分艰难，而康有为以儒为本，积极汲取西方科学知识以达到建构今文经学体系的目的，今文经学思想也成为其维新变法的思想根据与理论指南。康有为把孔子重塑为一个思想家、改革家的形象就是对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继承和发展。康有为创建孔教会的努力是其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也是“康有为学习西方，想走西方宗教改革道路的结果”[ 5] （ P 9 0）。以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为契点，深入探究经典诠释文本所呈现的儒家经世之学的基本样式具有重要现代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先秦儒家经典的现代化解读以及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文本蕴藏的现代价值必将深化中国儒家哲学研究，也必然带来此领域研究理论格局的重组和研究主题的变奏，而这种重组和变奏又会引发儒家经典文化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更好地促使学界对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以及中国哲学研究视域的大讨论，从而推动康有为研究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儒家思想的发展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具特色、“和而不同”的学术风尚，而这种学术风尚的呈现又客观上导致了学界对经典注疏、理论思考、解经范式以及训诂方式重心的转移与发展。康有为处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时期，在儒家经典诠释方式上，有着敏锐而独特的治学方式、学术标准与问题意识，这种极具洞察力的解经方式在刘星所著一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通过对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对诸如学术风尚等是如何形成、转移的，而这种形成与转移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此领域学术发展所呈现的外缘因素和内在理路以及现实关照等重大问题的探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 8 4 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固有的文明范式已被打破，世界的急剧变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中国面临着重估一切价值的风险和挑战，而康有为处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他深谙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内心深处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他以儒家为载体，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西方先进文化，对儒家思想进行嫁接与改造，其初衷是为了保存儒学的价值，而不是要让儒学走向式微的命运，但是其“我注六經”的解经方式客观上打开了消解儒家经典权威性的大门。立身清末民初的特殊时期，如何挖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为我所用，确认、提升其经世致用思想的社会功能并使之成为支撑民族生存、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与文明要素，成为康有为矢志不移的追求。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活动是近代思想发展史上、近代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并成为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系谱，“在这一思想系谱之中，康有为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存在”[ 6] （ P 2 3 9）。

《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试图对康有为建构的儒家思想体系与西方科学之间建立一种会通模式进行深度探析。“只有以儒学为主体，不断吸收并消化西方先进知识，使之成为儒学的有益补充，儒学才能真正获得新生，才能更好地发展。”[ 7]不管康有为诠释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的结果如何，但确定的是：康有为改造儒学的努力在经典与现代、旧学接续与西学融合的发展嬗变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价值。对于康有为研究而言，康有为的儒教问题、科学与儒学问题以及儒学的现代转型问题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应该说，港台新儒家以及海外新儒家开显的以心性之学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研究范式，更多的关注心性与道德层面，试图以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自我、安顿人生、抚慰由于现代化撕裂所带来的心灵无法皈依与生命孤独等高悬的价值。但是，近年来国内涌现的诸如干春松、陈壁生、陈明等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时刻”，所展现的正是与港台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截然相反的价值指向，那就是向外主张“返本开新”，以新内圣开出新外王，重在挖掘康有为儒学思想的政治价值，为当下的社会建构提供一种可能的发展道路，并以此完成儒学的涅槃重生，藉此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而所有这些，都与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以及康有为儒学的现代转型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的“回到康有为时刻”就是想通过康有为政治儒学研究彰显儒学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现实关照，继续康有为经世致用、通经致用的儒学现代化发展理路，以建构一种服务现实的有效模式来回应儒学现代性以及儒学现代化问题，这两方面的设想都是康有为重建儒学的初衷，更导源于康有为复兴儒学、企图实现儒学现代化的努力。儒家思想“是一种具有永久性、独特性时代价值的民族文化形态，在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洗礼中得以补益自身，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8]。因此，对康有为儒家经典文本进行系统性、深入性研究既是老生常谈的古典诠释样式又是导向现代化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二、《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康有为对儒家经典进行逐一诠释的活动发生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激烈碰撞的近代中国，是巨变的中国从传统向近代发生转向的重要拐点，是处理传统儒学转向现代化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尝试。康有为对儒家文本的诠释与解读“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充分融合的产物，对儒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9]。

儒家传统思想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的“尊德性”的价值理性与以科学为特质的“道问学”的工具理性是难以调和的一对矛盾，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康有为做出了更为积极的努力。康有为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对儒家经典进行解构式诠释，企图让古老的儒家思想再获新生。在康有为看来，只有重新唤醒沉睡的儒家思想，让“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精髓彰显其现代价值才是复兴儒学的正道。但是在那个兵连祸结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反思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如果和平被看作软弱，而宽容被看作无能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最首要的是到先秦儒家那里寻求智慧，这就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需要引进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去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去唤醒沉睡的中国。因此，在康有为诠释儒家经典过程中掺杂了很多进化论思想的内容，如果“和谐被看做征服自然的障碍，传统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被看做束缚近代化步伐的绊脚石”[ 1 0] （ P 1 1 6）的话，那么我们只有努力地去改变，去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法则，从而为中国的未来争得一席之地。

《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以东传之西方科学嫁接到儒家经典诠释的解经方式为切入点，以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嬗变为视角，以康有为“我注六经”的今文经学为本位，以西方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儒学立场的转变为考察对象，对康有为儒家经典文本进行系统梳理和阐述，深刻阐发了康有为对儒学重建的现代价值。通过对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文本的探究，可以发现康有为不仅集中于对儒家经典的专门诠释工作，诸如《论语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专著就是明证。另外，康有为还把自己的“援西入儒”“以儒化西”等思想镶嵌在其《康子内外篇》《大同书》《实理公法全书》《金币救国论》以及《物质救国论》等经典著作中。不管是维新变法思想，还是大同之世的理论建构，抑或是“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设计等都是康有为试图通过对儒家经典诠释来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意识，是“中国人向外部学习的一种有益尝试，成为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奋起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 1 1]。

康有为的儒家思想体系建构开启了“以西化儒”的先河，最终又以“尊儒”“尊中”的“以儒化西”价值指向为终结。对于康有为而言，他看到中国的落后挨打，寄希望于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政治理念来改造儒学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但是当他流亡海外十几年，亲身经历西方的浮华之后，对西方社会、西方政治深感失望，又复归“尊孔”“尊中”的传统儒家之路。在康有为看来，儒学的道德价值要高于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而只有“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的观点，它是培养真‘君子的一门学问”[ 1 2]。西方文化与中国儒学之间是一种矛盾的、多元的复杂关系，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只有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为本位，并汲取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的精华来补益自身，才有更光明的发展前途，才能够真正适应现代社会。而所有这些也是《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所研究的根本问题。

三、《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的创新之处

学界有关康有为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较少有以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文本为中心进行的系统的、多角度的阐发，《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能够立足于儒家经典文本，回到清末民初康有为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对康有为所思所想进行深度分析，而不是单纯地进行个案研究，也是其重要特点。此书对东传之西方科学背景下康有为儒家经典文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诠释与总结，问题意识明显，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对现实价值的揭示具有重要的预见性，必将引起学界对于康有为儒家思想的再讨论。清末民初，面对民族危难的时代议题，从刘逢禄开其端，各派学者纷纷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注疏、训解来阐发“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以架构其理论体系。康有为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援西入儒”复归“以儒化西”的价值指向，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康有为利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儒家经典现代性的阐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同样，康有为对西方现代性思想和文化的汲取将成为多样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例证，即这些思想在与中国社会融汇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的文化价值。因此，遵循今文经学的脉络对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文本予以系统梳理，以探讨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在西方科学视阈下的原初面貌、时代特征及社會功能等问题仍然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热点问题。

《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不仅有助于揭示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在清末民初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形态，考察儒学传承、创新、流传之间的关系；还有助于从经典诠释的视角具体把握经学嬗变、学派分合、学术风尚与研究旨趣的变化，通过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可以透过经学范式与学术视域的转换过程窥见儒学本身强大的生命力及其当代价值；还可以从经典诠释的角度，考察、探索儒家学术在不同时代传承与创新的内在机制。《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一书在研究选题、文献梳理以及理论建构等方面都极具价值，是研究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儒家核心价值的张扬也是以把‘中国中国化为旨归的本土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1 3]。

参考文献：

[ 1]刘星.浅论康有为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J].自然辩证法研究， 2 0 1 9， （ 0 2）.

[ 2]刘星.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 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 0 1 9， （ 0 6）.

[ 3]刘星.康有为儒家经典诠释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2 1.

[ 4]刘星.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 J].自然辩证法研究， 2 0 1 6， （ 0 2）.

[ 5]宝成关.西潮与回应———近四百年思想嬗替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 0 0 4.

[ 6]朱忆天.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 1 1.

[ 7]刘星.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儒学思想探析[ 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 0 1 8， （ 0 4）.

[ 8]刘星.论儒学思想核心价值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契合[ J].山东社会科学， 2 0 2 0， （ 0 9）.

[ 9]刘星.康有为“大同之世”的理论建构及其现代价值[ J].孔子研究， 2 0 2 0， （ 0 6）.

[ 1 0]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 0 1 1.

[ 1 1]刘星，刘溪.康有为进化论思想探析[ J].湖北社会科学， 2 0 1 5， （ 0 9）.

[ 1 2]刘星.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 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 0 1 6.

[ 1 3]刘星.应该对若干重大史学倾向进行再平衡、再调整———王学典先生近年新思考简论[ 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 0 2 1， （ 0 4）.

责任编辑：袁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