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闻天

摘 要：尼采的精神失常与其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说尼采生命末期的精神错乱被判定为由其脑器质性疾病所致，那么，他的思想是否就可被视为一派胡言进而被全部推翻？事实上，当人们以现代科学诊疗体系为依据将焦点集中在尼采的精神疾病上时，疾病就已脱离了本体，科学主义焕发了生机，而尼采正在被“杀死”。宗教的上帝死了，精神病学领域的人们却需要科学主义这个“新的上帝”。以科学主义机械论的态度对待精神疾病，原本是以“人”为出发点，但其结果却是“去人化”的，这是“末人”的做法。尼采推崇的科学是以人为目的的科学，是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科学，因此，应以“超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理解精神疾病——既重视人的“自然性”，又不能忽略人的“内在性”。

关键词：尼采; 精神障碍; 科学主义; 超人

B516.47A003907

尼采在都灵广场上抱着被鞭挞的老马痛哭的情景是哲学史上的重要一幕。这个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以精神崩溃的状态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然而，关于尼采疯狂的医学诊断却成了一桩悬案，在后世关注其疾病的学者之中从未达成共识。他们推测出的结论每每花样翻新，甚至形成了几个“流派”。罗热里奥·佩斯·恩里克（Rogério Paes Henriques）等人根据针对尼采的思想与疾病之间关系的不同态度，将有关尼采精神错乱的诊断分为三个类型：（1）魔鬼式的病理学;（2）英雄预言式的病理学;（3）科学现实式的病理学。①

“魔鬼式的病理学”这一流派支持尼采是因梅毒而痴呆的说法，倾向于视尼采的著作为病态化的结果，认为尼采的思想不过是其脑部疾病症状的表现形式，正因梅毒致使尼采脑部发生退化，他才会胡乱写下“一派荒唐言”。布莱恩·多米诺（Brian Domino）认为神经病学家保罗·朱利叶斯·莫比乌斯（Paul Julius Mbius）就是这一流派的代表，这是因为在莫比乌斯于19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在尼采的著作中发现了珍珠，请不要以为它们都是真实的。要对此保持怀疑，因为此人患有脑部疾病。”②这句话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在布莱恩看来，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后人对尼采思想的研究进程。

“英雄预言式的病理学”流派相信尼采所患的精神疾病是非器质性的，比如“躁狂抑郁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他们将尼采的天才创作归功于精神上“超于凡人”的异常表现，将尼采那些惊为天人的思想看作“英雄主义式疯狂”。人们用这种方式解读天才的现象并不少见，有很多著名的“病人”都是“天才—疯狂”范式的代表，例如梵高、毕加索、丘吉尔等。该流派认为，如果没有疯狂的病因，就不会产生那些伟大的思想和作品。疯狂作为一个神奇而必要的通道或者媒介，使那些本不属于人间的“奇珍异宝”得以降临凡间。甚至有人认为，尼采之所以能成为他自己笔下的“超人”，正是拜他的疯狂所赐。

“科学现实的病理学”是最后一个对尼采进行诊断的流派。该流派倾向于认为尼采的疾病是器质性疾病，如脑肿瘤、额颞叶痴呆、线粒体脑肌（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等。如果说前两个流派还会关注尼采的疾病是如何对其思想施加影响的话，那么，最后这一流派只关心尼采的疾病，而对其思想毫无兴趣。他们之所以会以尼采作为分析对象，只是因为这位病人的知名度比较高罢了。

后世对于尼采精神疾病的诊断莫衷一是，因为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人们对于精神障碍的认识实在有限。1889年，当尼采抱马当街痛哭的时候，精神病学分类与诊断体系的先驱——德国人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才刚刚开始从事精神病学的研究工作。若干年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和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已成为全球通用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拥有了科学主义武器的人们开始挺直腰杆，将尼采从历史中掘出，寻觅能够说明他精神状况的蛛丝马迹，对这位伟大的精神病人的病案展开“狂欢式”的讨论。

以上三种针对尼采精神疾病推测类型的共同之处，是将讨论焦点置于疾病本身。尼采的著作已流传百年，为何作者的精神状况会引起人们如此长久而热烈的兴趣？莫比乌斯“珍珠”的比喻似乎早已说明，一旦作者被认定为疯子，他的著作即应被另眼相待，甚至被视为“有害”，因为疯子的想法总是“有害”的。在这种假设下，尼采被物化了，尼采的精神疾病作为一个抽象实体一并存活下来。同时，人们也正手持科学主义的“伟大”工具试图将尼采“杀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尼采生前批判的正是科学主义，而在他身后百年，试图“杀死”他的，也是科学主义。

一、 新的“上帝”

尼采说“上帝死了”，他口中的这个“上帝”是代表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当“上帝死了”之后，人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虚无主义”。孙周兴：《末人、超人与未来人》，《哲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9页。 然而，到目前为止，人类并没有找到足够好的应对方法。一个事实是，人们转而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上帝”。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是杀死上帝并创造新“上帝”的“始作俑者”。苏格拉底在将死之时，正是利用科学和知识来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他否定了伦理和宗教的力量，转而在普遍精神和理性的帮助下跳脱出了死亡对于个体的限制。孙周兴：《尼采与启蒙二重性》，《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第2頁。而精神医学分类诊断领域的科学主义，就是这个新“上帝”手中权杖上的一颗珠子。

就像宗教的上帝最初对人类的意义一样，科学主义这个新“上帝”帮助人类在面对自然和自身的不确知时建立了秩序感和安全感。如果说精神障碍是一团深不见底的黑暗，那么精神病学分类与诊断的科学主义让人类在这片黑暗之中看到了光明，从而使人类不至于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正如尼采所言：“‘意志作为‘信仰的赔偿，也即如下观念的赔偿：存在着一种神性的意志，一种对我们有所安排的意志。”孙周兴：《权力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3页。

因此，從这种意义上说，至少在现阶段，在面对精神障碍这个全球性的难题时，人类急迫需要这个新“上帝”的现象是极其合理的。事实上，世界各地为精神障碍患者仅能提供有限的医疗服务是一个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帮助的精神障碍患者仅为极少数。2004年，一项针对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心理健康调查结果发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过心理健康服务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比例低于25%;而即使在高收入国家，也仅有1/3至1/2的患者能够享受心理健康服务。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 Consortium， “Prevalence， severity， and unmet need for treatment of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4， 291（21）， pp. 25812590.造成该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世界范围内具有专业水平及能力的心理健康服务人员严重短缺。例如，在占据世界人口39%的中低收入国家，每10万人中，心理健康服务者不足4名，而其中3名还是护士等非科班出身的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在低收入国家则基本上没有从事心理健康服务的人员。Clark L. A.， Cuthbert B.， R. Lewis-Fernández， et al， “Thre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and Classifying Mental Disorder： ICD-11， DSM-5，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s Research Domain Criteria （RDoC）”，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17， 18（2）， p. 72.

这些本就稀缺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由于人员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文化影响、自身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极大差异，使得他们在识别和诊断精神障碍及提供治疗的过程中很难保证专业服务的一致性。而ICD和DSM等国际通用的分类和诊断系统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建构了一门通用的语言，这门语言将全世界的精神心理健康服务者团结起来，成了识别和理解精神障碍患者的主要手段。这使全球各个地区的精神障碍患者都能享受到精神医学发展带来的红利，从而减轻精神障碍对世界造成的疾病负担。

人类与精神疾病抗争的历史充满了血与泪。在蒙昧时代，人们将精神疾病视作恶魔，精神病人被施以放血疗法、环钻术等非人性的“治疗”方法，在识别精神病人的方式上甚至出现过荒唐的“颅相法”，精神病人因此遭受了隔离……直到人们开始逐渐建构起精神疾病的分类与诊断体系，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群体才得到了“病人”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主义精神病学在早期赋予了精神病人以尊严，可以说，它是这个群体充满希望的“上帝”，具有毋庸置疑的进步意义。

然而，尼采指出，“对思维之直接确信的信仰更多的只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确信！”孙周兴：《权力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6页。这个新“上帝”似乎并非全知全能。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是，目前人类对精神障碍形成和发展的确切机制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现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精神疾病通常和生物学基础、社会心理、文化习俗、个人素质与行为等多种因素有关。这些因素交互缠绕，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作用于个体，因此，作为性质不同的多重原因共同孕育的独特结果，精神障碍往往并不能被明确而精准地定义。在此前提下，人类无法以因果论的惯常思维来设计和开发精神障碍分类诊断系统，只能基于肉眼观察到的行为现象及个体自主报告的感觉和想法进行建构。作为全球范围内精神障碍识别的通用语言，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固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漫长岁月中记录和总结的观察结果，但人类似乎已经达到了通过观察和内省来理解精神障碍的极限。

这一极限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同国家针对社交恐惧症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具有惊人的差异性。尽管这些国家所使用的诊断访谈工具和框架（DSM的结构式访谈）相同，但其中患病率最高和最低的国家之间的差异达到了34倍之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作为一门用于理解精神障碍的通用语言（诊断标准），它始终无法统一化、一致化地识别不同文化中精神障碍的表现形式。其二，精神障碍治疗亦存在差异性。尽管建构诊断分类系统的初衷是区分精神障碍的不同种类，尽量准确地理解每个以症状集表现的精神疾病，以及有针对性地探索特异性标准化的治疗方案，然而，目前的研究证据却一再表明，精神药理学治疗的目标并不能完全与诊断分类标准的目标相匹配。比如，抗抑郁药的代表药物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百忧解即是该系列的典型药物）除了治疗抑郁症以外还对很多其他精神障碍有效，如进食障碍和焦虑症;同样，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也能辅助治疗非精神病性的情绪障碍。Clark L. A.， Cuthbert B.， R. Lewis-Fernández， et al， “Thre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and Classifying Mental Disorder： ICD-11， DSM-5，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s Research Domain Criteria （RDoC）”，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17， 18（2）， p. 72.

既然科学主义精神医学这个新“上帝”没有充足的力量将人类从黑暗的精神泥沼中“解救”出来，那么人们过度地信奉和依赖新“上帝”，这对人类自身意味着什么？精神医学的发展又该何去何从？

二、 去“人”化

在西方哲学中，“个体”常常不会真正成为思考对象，即使当我们试图思考和讨论“个体”时，也往往会落入本质主义或普遍主义的窠臼中，不自觉地用“普适性”的概念来表述或解释个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历来是以普遍主义的认识方式来描述个体，然而这样一来，个体也就消失在普遍主义之中不复存在了。这种“普适性”的概念往往又和当代科学主义的理念不谋而合，也即尼采所摒弃的两种自然科学：一种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科学——意图超越自然，一种是培根式的科学——意图征服自然。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科学主义在解决存在问题上既自大又片面，笃信以“因果性”的方式既能认识存在也能修正存在，也就是说，科学主义相信自己可以包办所有的存在问题。尼采对此则持坚决否定的态度：“我们脱口而出‘因果性;就像逻辑学所做的那样，在各种观念之间采纳一种直接的因果联系——这乃是极其粗糙和极其笨拙的观察的结果。”孙周兴：《权力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02页。

人类认识自身的过程亦是如此。福柯说过，医学术语和按照其科学主义的规范所划定的疾病类别并不是固定的，从简单的意义上来讲，甚至是不客观的。Richard Schain， The Legend of Nietzsches Syphilis， Praeger， 2001， pp. 1130.在面对精神疾病时，人类尝试拿科学作为探索工具，像对待所有身体疾病那样，用因果论的简单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定义精神疾病。这就掉入了精神病學生物还原主义的陷阱。美国精神病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HM）就秉承着这一信念，提出精神疾病本质上是“脑疾病”的理念，并着力发展基于脑的精神疾病研究策略（Research Domain Criteria， RDoC）。该项目专注于将精神疾病的诊断锚定于病理生理学的研究证据，旨在将关于“精神”的探索简化还原到“大脑”的领域。生物精神病学领域的突破的确引起了精神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但随着该领域的不断发展，基础科学的璀璨发现已无法承担起人类理解精神障碍病因或发病机制的重任。我们头顶上的复杂大脑并不愿意将自己简化为若干个单元以供人类认识和理解，精神障碍在分类诊断系统中也无法简化为一系列简单的疾病。也就是说，精神病学的分类诊断体系只能作为一门通用的专业语言，却无法成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特异性工具。

科学主义者并未意识到自身的局限。而尼采认为，以机械论建构的世界是一种机械的无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错误地认为唯有机械论才是人应当依靠的最根本和最终的法理和准则。孙周兴：《尼采与未来哲学的规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5期，第27页。这也正是尼采在世时所严厉批判的，即科学主义具有谎言的性质。科学主义认识世界的这种谎言和“宗教”“道德”“形而上学”等“谎言”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形式不同。而这些都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也即人们需要在世界中存活，就不得不通过谎言创造一个上帝，但这个上帝却反过来威胁了人的存在。孙周兴：《尼采的科学批判——兼论尼采的现象学》，《世界哲学》，2016年第2期，第51页。当人们用尽一切智慧试图将精神病学纳入科学主义的评价体系时，就不可避免地将精神疾病诊疗学的工具性一再放大。如同信奉上帝一般地唯科学主义论，实际上忘记了最初建构这门理解精神疾病“语言”的意义，将疾病视作了目的，却否定了人的存在，从而使得作为主体的人以及人文科学的存在都受到了打压。孙周兴：《尼采与未来哲学的规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5期，第24页。

按照亚瑟·W.弗兰克（Arthur W. Frank）的说法，现代性培养了人们对不良健康状况的担忧和试图改善这种状况的思虑。在现代性中，疾病正在脱离“人”，而臣服于高度专业性的狭窄却又强大的技术领域。在精神病学发展的蒙昧时代，在落后地区的病人可能会因精神疾病的妖魔化而遭受来自家庭和社会体系的不公正待遇;但现在，他们被以消除这种疾病为生的专业人士所包围。他们的痛苦被解释为临床症状并被冠以一个特定性的诊断，他们自身则被一种陌生而具有压倒性的专业语言符号化了。精神疾病的定义和概念同其他医学术语一样，是一种非人性化的普遍适用的语言。该语言只流通于专业人士之间，只注重机体的症状和障碍，而对人本身个体化的东西不感兴趣。精神疾病被纳入一种概念体系当中，这个体系无视个体自身对概念的理解能力，而是优先考虑科技语言下的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精神病人不仅要忍受精神疾病带来的负性情绪和痛苦体验，还要接受加之于自身但自己却无从理解的无比复杂的诊断和治疗方式。Sedgwick P. R.， “Nietzsche， Illness and the Bodys Quest for Narrative”， Health Care Analysis， 2013， 21（4）， pp. 306322.当今人们努力去完善科学主义精神病学，希望能像对待所有事物那样认识精神疾病，然后掌控它、攻克它、消灭它。然而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人们无意识地牺牲了对于患病个体自身经验的体察。通过这种方式，现代性的普遍主义使人们臣服于科学主义拜物教，专业性、规范化的管理和诊疗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而病人自身的疑问和要求似乎变得愈发无关紧要甚至是“不识好歹”。病人的疾病终究变得不再属于他们自己。当人们，尤其是精神病人，终于接受这个不得不服从于自己创造的非人性化“上帝”的现实时，就会产生无助感和疏离感。而在他们接受这种状态后，他们作为“人”的那个部分，也被弱化了，最终造成 “去人化”的局面。

那么，当尼采否定了科学主义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之后，是不是精神医学就要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呢？事实上，按照劳伦斯·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的说法，尼采反对的并不是科学，而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宇宙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采反而是科学的捍卫者。他捍卫科学的最高目的只有一个：肯定存在者的存在并使存在者如其所是。尼采认为科学应当以人为目的，“人们必须学会爱自己……以一种完好而健康的爱：人们才能坚守自己，而不至于四处游走”孙周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6页。。精神医学的目的同样是对自身的认识和照护，因而不能以疾病为主体，而是以“人”为主体，要回归到“人”自身。所以，必须关注人的内在性和自然性，这和尼采对于“超人”的阐述是相一致的。那么，如何以“超人”之思来审视精神医学的发展呢？

三、 “超人”之思

尼采所谓的“超人”是一个相对于“末人”的概念，是一种肯定了作为个体之人的实存性的规定。“超人”不会以无限超越的姿态附庸于天上理性的“上帝”，而是注重感性，主张实现以生命力为本源的个体存在。也就是说，“超人”的意义是“忠实于大地”，也即回归到人自身，肯定自身的自然性。尼采就这样将人从天上拉回了地下，并提示了“超人”身上的自然与技术的二重性。如果将这一意义引申开来，人们对于精神疾病的关注也应从科学主义上帝的神圣庄园回归到人自身，应致力于让该领域具有“超人”般的自然与技术的二重性，这意味着：既要发展精神疾病诊疗手段的技术性，又要充分尊重人身上的自然性。孙周兴：《末人、超人与未来人》，《哲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6页。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谓的“末人”具有不断向上超越的属性。西方的传统宗教如此，笛卡尔机械论的科学也是如此。此两者要么追求一种高于人的信念，要么求索强于人的技术，始终在克服和超越着自身，以至于人本身变得愈来愈渺小，愈来愈成为可被忽略的存在。如果说人们在攻克其他疾病方面总会踏着阶梯朝着“光明”一路攀升，不能说这就一定是“末人”的行为。将人的器官作为目标和对象，并不意味着物化了作为整体的“人”从而否定人本身。对待精神疾病则不可一概而论，否则将会谬以千里。但“精神”无法脱离“人”这个主体概念而独立存在，我们对于精神障碍的认识只能称作一种“建构”而非“发现”。精神障碍作为一个“抽象实体”，将其具象化的过程只能称为“建构”，从而将这一抽象实体转化为合法的科學研究对象。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个现实：尽管我们像对待其他疾病一样对待精神障碍，但精神障碍仍然是一种异质的抽象实体，其本体状态具有不确定性——除非人们看到它们的本体，即实体化的个人。因此，如果将精神疾病作为无限向上求索的对象，那么只能是“末人”不断克服和否定自己，况且“末人”向上超越之路并不顺利。在科学主义世界中，当某种疾病被定义时，总会存在规范主义元素。例如高血压或高血脂，在实验室检查结果中设置“正常”与“异常”分界值的过程就是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充分衡量“风险收益比”之后的谨慎决定。规范主义是人类理性对待疾病的必要条件，精神疾病也是如此。在考虑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正常”或“异常”分界线时，悲伤达到多严重的程度或有多少焦虑的表现才能称之为“异常”，对此可供参考的临床材料显然比其他疾病不确定、不可靠得多。这也是精神医学在医学领域中左右为难的主要原因。Phillips J.， Frances A.， Cerullo M. A.， et al， “The Six Most Essential Questions in Psychiatric Diagnosis： A Pluralogue Part 1： Conceptual and Definitional Issues in Psychiatric Diagnosis”， Philosophy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Medicine， 2012， 7， p.3.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医学不需要规范化的诊断。这种想法是落后且愚蠢的，放弃给病人做诊断就相当于放弃了人们在科技发展中所积累的所有经验和知识。诊断体系浓缩了人们对精神病人群体性特点的认识。超人之思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面对精神疾病的过程不仅仅是识别疾病的过程，更应将病人个人化的信息和群体化的特点结合起来。

因此，朗佩特指出，尼采反对将物理学放在科学的典范之位，且最认可两个科学门类：解释学和心理学。前者尊重可能性而非盲目地追求确定性，后者则关注存在者的意识本身。这两者对个体的研究主旨更加友好，个体在这里有更大的存在空间。孙周兴：《尼采的科学批判——兼论尼采的现象学》，《世界哲学》，2016年第2期，第54页。尼采所认可的这两个学科并非互不相干，至少在理解人自身的意义上，两者应为相辅相成的关系。

虽然在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研究领域，解释学的方法论并不具备任何话语优势，但仍有为数不少的思想家和心理学家不认同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传统主流心理学体系。哈德卡索、王姝彦：《逻辑经验主义与心理学哲学》，《世界哲学》，2010年第1期，第70页。雅斯贝尔斯不否认自然科学之于精神疾病研究的意义，但他反对精神疾病如婢女一般依附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将精神疾病科学主义的上帝称为“躯体的偏见”或“脑神话学”。徐献军：《雅斯贝尔斯与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2日，第A5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学科性质——它具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心理学——“说明心理学”和“理解心理学”：前者注重自然科学的逻辑和因果论;而后者强调精神科医师和心理治疗师的主观体验和反思，探索对于精神世界内部的理解。雅斯贝尔斯对精神医学的态度是对尼采思想的支持，即：当人们在科学主义心理学或精神医学的研究道路上落入困境时，“解释学”提供了另外的视野和出路。有学者认为，为了避免精神医学在纯粹的生物医学领域里“沉沦”，应当接纳理解心理学，提倡精神医学中那些人文社科的元素。赵旭东、徐献军：《雅斯贝尔斯的“理解心理学”对当代心理健康服务的意义》，《心理学通讯》，2018年第1期，第60页。这和尼采提出的观点相一致，即“反对实证主义，它总是停留在现象上，认为‘只有事实;而我会说：不对，恰恰没有事实，而只有阐释。”孙周兴：《权力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5页。

总之，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当今世界的节奏可用“飞速”来形容，追求效率已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项自然准则。然而，人类的身心发展并不能完全与这个世界同步而达到飞速进化。这样的落差一方面成为现代人心理压力甚至“精神疾病”的来源;另一方面，人们渴望“精神疾病”能够以特效的、批量化的方式得以解决。因此，以个体的“人”为认识和治疗的对象似乎已不再能适应现代性的要求。我们应当警惕弗兰克所警示的：当疾病不属于个体的时候，现代性就会威胁我们自身。当人们殚精竭虑地让这个世界“万物互联”成一个全知全能的庞然大物时，如何保留“人”自身就显得意义非凡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當我们意识到这种危险时，就应当有所行动：阻止尼采被杀死，将“精神”归还给“人”，以“超人”之思进行自我救赎。

“Killing” Nietzsche？ A Criticism of the Scientism

in the Concept of Mental Disord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LI Wentian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Wuhan Mental Health Center， Wuhan 430012， China

Is there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ietzsches insanity and his thoughts？ If Nietzsches insanity at the end of his life is judged to be caused by his organic brain disease， should his thoughts be treated as nonsense and be completely rejected？ In fact， when people focus on Nietzsches mental illness with the modern scientif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the illness has been separated from its essence， scientism has been revitalized， and Nietzsche is being “killed”. The God of religion is dead， but the “new God” of scientism in the field of psychiatry is needed. Treating mental illness with the mechanistic approach of scientism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field of psychiatry. Although this is based on “human” a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he result is “dehumanization”， so this is the “last man” approach. The science advocated by Nietzsche is the science for the purpose of “man”， affirming the existence of “man” itself. Therefore， mental illness should be re-examined and re-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erman”， that is， both “naturalness” and “intrinsic nature” of human beings should be emphasized.

Nietzsche; mental disorder; scientism; super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