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和历史性贡献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论述。它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第三个历史决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许多新的解读，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信，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理论创新

D239A00011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不仅回顾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而且对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和历史性贡献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论述。它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许多新的解读，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信，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其中经历了许多历史曲折，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最后总结出“坚持理论创新”这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围绕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还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1924—1927年期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当时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没有革命斗争经验，在国共合作中丧失了独立性和领导权，犯了右倾主义的错误。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我们党和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党员从6万多人变成了1万多人。

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及时纠正了右倾主义的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但是，中央领导层又陷入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认为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主张在中心城市、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和暴动。只有毛泽东清楚地看到，我们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斗争，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当时中央领导层之所以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问题的根源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他指出：“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②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第111页;第111112页。 但是，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本本”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最早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要求，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实践相结合，不要把马克思个人作为迷信的对象，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本本”。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②“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③

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了长达四年的统治地位，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重大损失，给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例如：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丢掉了中央苏区，被迫进行长征;湘江之战打得大败，致使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至3万人左右。一时间，红军往哪里去、仗该怎么打，成为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5页。。

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首次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毛泽东讲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⑥⑦⑧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第534页;第533页;第534页;第534页。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有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⑥：一是马克思主义要具体化，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出来。毛泽东提出了两方面的学习任务：一方面，“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⑦。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做到学以致用，要结合中国的具体特点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⑧“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⑨另一方面，“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第534页。。这里主要是讲，马克思主义应该具有民族性，应该采取民族的形式，让中国人民能够接受。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毛泽东讲的“具体化”，就是讲马克思主义应该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讲的“民族化”，就是讲马克思主义应该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做到了这两点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系统的表述，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思想的最早的表述形式。

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要从两个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既要反对右倾的悲观主义、投降主义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也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革命的急性病;要实现各抗日党派和全民族的合作，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发动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

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其关键是要在这些问题上统一认识，即：我们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背诵的教条，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还是机械地、教条化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是要坚持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第一个历史决议用了大量篇幅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正确路线、错误路线进行了详细对比论证。错误思想错在哪里，毛泽东的正确的思想是什么？这样对比起来讲，不仅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错误路线，而且系统地论述和阐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和基本内容。延安整风运动和第一个历史决议，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增强了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为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前作出了理论论证，为取得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解放全中国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第一个历史决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是我们党到1948年下半年就停止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了。因为当时苏共中央正在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民族主义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认为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是“反苏的立场”。当时中国共产党希望处理好与苏共的关系，还希望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后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澤东思想”容易被苏联误解为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所以，1948年下半年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就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了。1953年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其中，毛泽东亲自删去其中原有的“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等相关表述。因为苏联共产党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所以党的八大文件中只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未提及“毛泽东思想”。直到19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为了与苏共中央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党中央决定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举起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里，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没有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重点是要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对十年“文革”及“文革”前的极左错误等重大事件作出历史结论等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生中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部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第二个历史决议全面系统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内容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明确坚定地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是不矛盾的，并且指出，“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②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第9798页;第98页。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初步回答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提前作出了理论论证，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第二个历史决议有这样两段概括：“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②“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③

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这样三段论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⑤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页;第3233页;第33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⑥

由此可以看出，第三个历史决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相比，有四点创新：

一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了“两次结合”。第一次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二次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比第二个历史决议多了“创造性”三个字，表明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在中国简单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具有创造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

三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性和体系性。第二个历史决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三个历史决议多了“和建设”三个字，这就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二个历史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内容的时候讲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在對毛泽东思想作概括性评价时却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这就显得有些欠缺。最为重要的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多了“和建设”三个字， 把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凸显出来，就说清楚了毛泽东思想和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新中国的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论述中就指出，这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着重大区别，不能将它们相互割裂、相互对立，不能用一个否定另一个，这两个历史时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4页。

四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个历史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三个历史决议把这一句改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就将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上进一步升华了，凸显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强调它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它具有奠基性，是后面一切发展和飞跃的基础和起点。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是第三个历史决议作出的重要论断，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早在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就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的论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这里已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把邓小平理论作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但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重新提出我们党中断了50多年没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江泽民同志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0271页。 江泽民讲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几个特征：一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理论成果，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二是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三是其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相融合的;四是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江泽民重新提出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与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具体化和民族化”是非常契合的。

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新的飞跃，特别是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合在一起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新的飞跃，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第三部分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那就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③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6页;第3637页;第37页;第39页。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②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③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者一起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④江泽民讲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单指邓小平理论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者在内的。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是一个接续的、与时俱进的过程。邓小平理论的总结和确立是分两步走的：党的十四大从九个方面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党的十五大将其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一次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总结和确立也是分两步走的：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定义为重要指导方针、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将其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一次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指导思想。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当时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⑥《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1页;第622页。 尽管科学发展观包含在这个理论体系之内，但是其理论地位和前两者不一样，科学发展观当时只是被定义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⑥，还没有被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指导思想。到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这时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地位变了，科学发展观被确定为“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18页。。到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确定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这一理论体系有了四个组成部分。

这次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表述又有了新变化，提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三者组在一起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新的飞跃，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新的飞跃。由此看出，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的理解也在发展变化。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三个历史决议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共中央关于党和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8页。，并且对其理论内涵、回答的时代课题、“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作了新的全面的阐述。

第一，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新概括。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思想概括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其中，“八个明确”是基本理论，“十四个坚持”是基本方略。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八个明确”扩展为“十个明确”。多出来的这“两个明确”，一个是从原来第八个“明确”中分出来的。原来是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讲的，现在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单独拿出来而且放在最前面作为第一个“明确”，体现出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在“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之外，还增加了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内容。另一个是把习近平经济思想单独概括成一条作为第七个“明确”。其他各条基本内容没有变，但是在表述上将十九大以来的一些新概念、新表述充实进来，体现出了话语体系的与时俱进。例如，在第二个“明确”中增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在第三个“明确”中增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表述，在第九个“明确”中增加了“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表述。另外，第十个“明确”的表述也有新意，譬如“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将全面从严治党定义为战略方针，这个提法是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第一次讲。而且，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党的建设“五加二”总体布局作了全面的表述，在十七大、十八大讲党的“五大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之外增加了政治建设，而且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还增加了一个纪律建设，体现出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另外，它将制度建设贯穿在其他所有建设之中，并且将反腐倡廉建设改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体现出反腐力度的加大。接着，第三个历史决议增加了十九大以来我们反复强调的“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样就将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容讲得比原来更加充实和丰满。

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讲完“十个明确”后，又从十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这里并不仅仅是讲实践、讲成就，也讲理念、讲做法，讲根据什么理论来指导实践才取得这些成就。正如在十九大报告中的“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讲的就是工作理念、怎么做一样，在这十三个方面的论述中，我们注意到，在“党明确提出”“党中央强调”“党历来强调”“党强调”“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党深刻认识到”“党着力”“党坚持”“党提出”等引导语后面，讲的都是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内容的全面阐发。伟大的理论指导着伟大的实践，伟大实践及其创造出的伟大成就反过来进一步检验和证明了伟大理论的正确性和真理性。

第二，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作了新拓展。

十九大报告中写道：“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了回答。第三个历史决议将重大时代课题由一组拓展为三组，“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8页。。除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个历史决议还增加了两组重大时代课题，一是要强国，一是要强党，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这里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视野在不断扩展，理论内涵在不断丰富。

第三，第三个历史决议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结合”的鲜明特色。

虽然说，毛泽东早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时就强调中国化就是要具体化和民族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和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江泽民倡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胡锦涛倡导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等等，这些都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但是，以往我们更多是注重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将第二个结合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致包含在第一个结合之中，亦即：在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为同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期间，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我们还有过曲折、走过弯路，曾经一度对中华传统文化不加甄别地一概否定过。改革开放后，我们才重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提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自觉、最为全面系统的结合，有着深厚和宽广的文化根基，所以说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两个结合”是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途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突出和鲜明的特色。真正完全实现“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要标志。

第四，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的“两个确立”是给习近平总书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新的政治定位和历史定位。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总结建党24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得出了“两个空前”的结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54页。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尤其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的评价后，得出了“两个公认”的历史结论：“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849页。  其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就已经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就已经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将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建党百年之际将这“两个确立”写进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并且指出，“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给习近平总书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新的政治定位和历史定位。“两个确立”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结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新时代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所在。“两个确立”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两个空前”、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两个公认”到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两个确立”，体现出党的领导核心、党的指导思想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要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就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袖人物，必须有先进理论的科学指导。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的“两个确立”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对于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迎接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百年党史就是一部理论探索史，而理论探索史是党史的灵魂。我们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述的理论创新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是贯穿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一条红线。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了全面总结。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时，第三个历史决议首先讲的就是党的几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各个时期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要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理论创新”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优势，这也是我们的事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是第三个历史决议要突出的重点。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三大时代课题”以及与新时代十三个方面成就相联系的思想观念和基本方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其理论意义、基本内涵、历史地位作了科学的评价，真正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8页;第9293頁。 。

第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且还讲道：“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回顾和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可以让我们党知道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百年奋斗历程中，可以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运用历史思维，掌握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这就是一个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第三个历史决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次全会《决议》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向党内外、国内外展示了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成熟。”④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2年第1期，第8页;第9页。“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④回顾和总结百年历程中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就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信。

第四，第三个历史决议为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是勇于理论创新的党，也是善于理论创新的党。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将其用以指导实践。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百年奋斗的伟大意义时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⑤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开放的、发展的，在新时代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必将把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Advanc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n CPCs Third Historical Resolution

FENG Jun

Marxism School，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reviews in all respects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It makes for the first time such significant remarks as Mao Zedong Thought marked the first historic step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hieved a new breakthrough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presents a new breakthrough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t brings about new interpretations o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maintains “advanc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s a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It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embodies CPCs high degree of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confidence. It is a Marxist guiding document.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Mao Zedong Thought;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oretical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