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昭代经师手简》是首部以珂罗版技术影印出版的清代学者书札真迹专集。《手简》所据书信为高邮王氏家藏，被王国维发现后，几经波折，最终由罗振玉在日本出版。《手简》之出版具有开创性意义，其受到罗、王传承乾嘉学术之理念的影响，在内容上是信札出版专题化的代表，体现出不断增强的研究意识;在形式上采用珂罗版技术，达到了当时的最佳印刷质量。《手简》重视印刷质量、关注信札内容，影响深远，其后的清代学者信札出版在这两方面青出于蓝。《手简》也提出了突破藏家局限、推进学者信札出版专题化的愿望，对今后的出版工作更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昭代经师手简》 出版史 罗振玉 清代學者信札

信札是一种特殊体裁的文献，具有多方面价值。名人信札的收藏与传播，自汉代起便受到重视。清季石印法传入，为信札真迹的刊布提供了有利条件，开启了影印出版名人信札的新风潮。其中，《昭代经师手简》是首部采用珂罗版技术的清代学者专题信札集，收录了乾嘉诸儒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间的70余通书信，按致信父子二人分为初编、二编，于1918年由罗振玉在日本相继影印出版。在《手简》之前，信札真迹的影印出版主要有《昭代名人尺牍》（吴修，1826）、《名贤手札》（鸿文书局，1887）、《明十五完人手帖》（国学保存会，1906）、《明代名人尺牍七种》（国学保存会，1908）、《明代名贤手札墨迹》（有正书局，1908）、《名人尺牍墨宝（三集）》（文明书局，1910—1915）、《昭代名人尺牍续集》（陶湘，1911）、《李文忠公尺牍》（商务印书馆，1916）等——在印刷形式上，除《昭代名人尺牍》采用摹刻拓印外，均用石印;在选编标准上，皆以“名人”“名臣”“名书家”为准，更加关注信札作者、书迹而非内容——而《手简》在这两方面都有开创性的价值。正因如此，《手简》已是研究乾嘉学术的重要材料，但围绕其出版，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答：这批珍贵信札由何人、于何处发现？为何最终在日本出版？与同时代的信札真迹影印相比，《手简》有何特点？对之后的清代学者信札出版有何影响、启示？

一、《昭代经师手简》出版之始末

关于《昭代经师手简》出版之原委，罗氏在初编、二编序中交代：

此诸简牍，石臞先生后人丹铭太守藏之有年。吾友王静安征君见之，移书见告，乃雠而付诸影印，传之艺林。[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初编）》，1918年，第1页。]

予既影印乾嘉间诸儒致王石臞先生手简，又从丹铭太守假嘉道间诸儒致文简公手简，得十有六家四十有三通。[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二编）》，1918年，第1页。]

从罗序中我们只能看到简略的前因后果，好像《昭代经师手简》只是他在日本校刊群书的一角，与此前经由王国维搜辑、寄往日本影印的其他书籍并无二致。但细绎此时期的罗、王通信，可以梳理出《手简》更为曲折的出版历程。据《手简（二编）》序目所记日期“戊午九月”，可知其出版完成于1918年底，但罗、王二人很早便注意到了这批信札。是年1月2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述于爱俪园[上海富商哈同的私人花园，下文信中提及的哈园亦指此园。]古物陈列会巧遇王丹铭事。王丹铭系王引之曾孙，他将所藏的乾嘉诸老[据王氏信，其中有段玉裁、刘台拱、汪中、孔广森、王绍兰、阮元、陈寿祺、宋翔凤、陈奂、丁履恒等多家，与今所见《昭代经师手简》相符。]致王氏父子信札带到陈列会上，引起了王国维的兴趣。王国维初读一过，发现其内容均未曾刊布，遂向罗振玉概括了其中的部分重要信件，并提及对这批信札的打算：

姬君拟为之印行，维极力怂恿之，然欲陆续登入其所谓杂志中，则印如未印耳。（王国维致罗振玉书1918.01.27）[谢维扬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广东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82—383页。]

姬君即爱俪园总管姬觉弥，他热心文化事业，提出为王丹铭刊印这批信札，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特殊价值，只是将其等同于刊登在杂志上的一般名人书信，王国维对此颇为不满。罗振玉得信后马上表示了对此事的关注：

诸家书札，若哈园不印或迟缓，乞公与王君一商，抄一本，弟付刊可也。乞迅与商为荷。（罗振玉致王国维书1918.02.03）[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虽然与这批信札隔海相望，但罗氏马上决定愿为之专门出版，哪怕只是手抄刊刻，也能偿所愿。此时适逢新年，王丹铭回里，手札的下落一时没有下文[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与此前托王国维访书的静待消息不同，罗振玉似乎有些“等不及”，随后便致信张元济，也请他帮忙寻访刊刻[罗氏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因张元济正组织石印《簠斋尺牍》，正与此相关，故为请托。见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终于，在等待一个月后，王国维在信中提到信札仍在哈园，并转达张元济的态度：

张菊笙……欲一观此物，俟其鉴定，然后印行。维意哈园如不印，则公可印之。其册共八十余开，每开八行书，多者四纸，大约印费不多，不必烦彼等鉴定矣。但既入哈园手，却甚为难耳。（王国维致罗振玉书1918.03.05）[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

张元济未见过实物，较为谨慎，王国维则认为信札数量不多，如欲速印，则不必费时鉴定，其中恐怕也有对自己经眼之物的自信。王国维虽径劝罗振玉设法自印，但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仍是信札已归哈园，不受王丹铭自由支配。对此，罗振玉很快回信，请王国维先与王丹铭商定代印事宜，并提出最好请王丹铭亲笔录副，寄往日本拍照，如此质量最佳。若不得行，则请人就地寻石印书局，将信札原件拍照东寄，此其次也[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王国维得信后，就与王丹铭保持联系[1918年3月间与罗振玉通信，言及王丹铭过访、到王丹铭道观查看藏书、筹划助王丹铭刊印道藏等事。见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358页。]，密切关注信札动向，在观察一段时间后，得知其影印事宜已提交预算[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358页。]，最终决定由哈园付印。但此时哈同与姬觉弥正忙于杭州建筑项目，对哈园的书刊出版不甚措意[谢维扬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广东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页。]，故王氏预计短期内仍然不能蒇事，因而与王丹铭商定：若哈园出版搁浅，便借原信抄写，由罗振玉出版[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此后的两个月间，罗、王书信中未再提及这批信札，这是由于罗振玉返回国内，参与上海红十字会赈灾款发放，与王国维可以面晤，两人通信数量与涉及内容遂整体减少[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71页。]。而在此后，王丹铭似乎一直没有现身[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384页，前者为罗氏书，向王氏询问王丹铭行踪;后者为王氏回信，表明其人未返沪，手简也滞留哈园。又据第418页王国维致罗振玉书，直到九月末，王丹铭仍行踪不明。]，相关事宜已由邹寿祺[邹寿祺，字景叔，与王国维同乡，哈同创办“广仓学会”，邹氏为主事者。下文书信中“景叔”“景”等即为邹寿祺。]代理，这为罗、王推进出版计划提供了极大便利。

高邮王氏藏尺牍已一一读过，乃无萧山王中丞书，何也？祈向景叔一询。（罗振玉致王国维书1918.06.19）[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此前信件已经照相，此时由邹寿祺流出，罗氏得睹其貌，发现其中没有王绍兰致王氏父子书，与王国维所述不符，故致信询问。王国维随即往询邹寿祺，却意外问出了诸家信札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

据云王中丞诸札因系红纸，当时本拟石印，故未照出，现诸札尚在哈园。故托景择一善法补照，照成即曬片寄东，可无他虑。惟景前言惟汪喜孙一札未照，今乃发见多种，则此书照费乃愈大矣。（王国维致罗振玉书1918.07.04）[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387页。]

缺失的王绍兰书信用红纸书写，字迹与信纸色差较小，恐怕当时国内的摄影制版技术不足以清晰影印，故原计划通过绘石石印摹写印制（王国维信中说“拟石印”，但又“未照出”，知其非落石制版）。由于未知原因，王绍兰书信的印刷工作一直没有进行，加上还有部分信札没有照相，导致出版事宜无法推进。在王国维问得实情之后，罗振玉确定其刊印已陷入搁置，遂拟定出版计划：将诸家信札分为致王念孙书与致王引之书两大部分，分别印制，并将手头已有的致王念孙诸札照片先行付印[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90页。]。王绍兰的几通书信最终也未在国内照相，而是寄往日本，由罗氏托人印刷[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八月初，罗振玉终于集齐诸家信札，全面展开印刷工作，到十一月末，完成了《手简》初编、二编的出版[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425页。]。

从诸家信札之发现到《手简》全部出版，历时接近一年：由最初有意承印但碍于哈园的为难到此后长期消息不明的焦急，再到确认国内出版搁浅之后的迅速行动，其出版之历程，在罗氏所刊书籍中亦属曲折。

二、《昭代经师手简》出版之特点

依最初安排，诸家信札本将分散刊于杂志，赖于罗、王二氏之奔走，它们才得以合璧印行，不致湮没。《手简》之出版，离不开当时信札出版热潮的推动，但更重要的是罗、王对这批信札特殊价值的重视与发掘，这反映为《手简》出版的几个特点，与以往的信札出版有所不同。

第一，就其理念而言，出版《手简》受益于罗、王董理乾嘉学派之志愿。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罗振玉作为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学者，遭逢世变与学变的冲击，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他指出：“自西学东渐，学术乃歧为二……乃今之学者于我先圣百王，数千年所历试尽善尽美之政学则疑之，于外来之新说则信之，贱美玉而宝珷玞……近三十年之失也。”在西学、今学压倒中学、古学的时潮中，这种反思无疑是可贵的，罗氏也自然以赓续文化传统为己任。因此，发扬以乾嘉诸儒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成为他坚持出版《手简》的原因。罗、王特别重视段、王等清代大儒，在《手简》之前，段、王遗著整理便已在罗氏的著述计划之中：

往在海东，作金坛段茂堂先生年谱，读《苏州府志》，知王石臞先生曾撰茂堂先生墓志。因求石臞先生文集，不可得。戊午反国……文简父子未刻稿甚多，藏于某氏，欲就观，不果。仅得石臞先生《群经字类》手稿二卷，亟影印以传之……壬戌秋……购得丛稿一箱。亟求茂堂先生墓志，仍不可得也。因将石臞先生及文简遗文编录，共得八卷。已而友人以王氏家集刊本见假，则刊于咸丰末年，取校新辑本，则互有出入，因重为厘定，付诸手民……汇印为王氏遗书……世之治高邮王氏学者，倘亦乐观厥成乎？（《高邮王氏遗书序》）[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1925年，第1页。]

此文交代了对二王遗稿的搜求、整理，这一过程自罗氏居京都起，至1925年定稿刊成，经历近十年时间，《手简》的刊印亦是其间一段插曲。二王遗书首先由王国维、刘盼遂整理，王国维在整理叙录中也表现出兴奋与喜悦：“而此残篇（《释大》——笔者注）足以为后人矩矱者，固亦与完书无以异。盖大家之书，足以启迪来学者，固不以完阙异也。”[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99页。]“顾五家之书先后行世，独先生说，学者谨从《经义述闻》卷三十一所载古音二十一部表窥其崖略，今遗稿粲然，出于百年之后，亦可谓学者之幸矣。”[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01页。]由此可见，罗、王之于《手简》，非独以传古视之，更带有承学乾嘉的责任感。

第二，就其内容而言，在名人信札刊印的潮流中，《手简》是第一种专门的论学书札集，体现着出版专题化的趋势，以及研究意识的加强。清代名人信札刊布，始于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其有两大流弊：一为“名人”标准模糊，且除书名之外，首重功名;二为重视书法，书迹既存，不惮删略内容。如此一来，与以往刻书札为法帖者没有太大区别。后来的《名贤手札》（1887）[是书首印于1884年，为摹刻拓印，此处所举为鸿文书局石印本。]、《名人尺牍墨宝（三集）》（1910—1915）等，借助影印之力，少有删节的弊端，但仍然以名臣书札为首选，目为手迹而已。至于其他各种书局所印，鱼龙混杂，不过是逐利而动了。面对此景，罗振玉感叹：“但有明以来，简尺知好往还，或为人关说，或敷陈琐事，故其迹则可珍，其事鲜有可传遗者，予恒以为病。”[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初编）》，1918年，第1页。]正因如此，《手简》专以经学大师为标准，为出版风气转变之先声。专题化的出版催发了研究意识，罗、王是《手简》的整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罗振玉在两编的序中，就其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都做了提要式的说明，而且表达了自己的判断：

如庸夫先生论当世学术：经术则程戴，史学则钱邵，小学则段王，而以文章自许。品藻诸贤，洵为精当……季仇先生骈俪文字根榘齐梁，当时之士莫与抗手，而考证之事多疏。惟所著《尚书古今文注疏》完密有条理，与它著不同。今观其手札，言欲邀宋定之疏《尚书》，知注疏之作实出宋手。[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初编）》，1918年，第1页。]

此诸简者当备异日史官之采，至若《字林考逸》校于庸堂，《端临遗书》成于朱氏，又如闽中绩学之士因左海简牍得传其名字，海东之书舫因孟慈之札知其尝至吴下。凡是之类，并资多闻。[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二编）》，1918年，第1页。]

《手简》之后，整理出版学者信札蔚然成风，近者如商务印书馆之《簠斋尺牍》（1919）、《吴愙斋尺牍》（1938）[是编主要收录吴大澂（愙斋）与陈介祺（簠斋）讨论古物、文字的信札，尤其是关于古陶文的讨论。正如谢国桢《吴愙斋尺牍跋》所言：“时簠斋半生潜居林下田间，而愙斋则鞍掌王事视学陕右。先秦故郡、齐鲁名都，每有所获、尺素往还，相与欣赏。凡鼎彝、古陶、封泥、印玺文字以及朝野时事治兵振济之方，无不析疑间难，必定于是而后已。”二人地理悬隔、仕隐殊途，却因古学志趣而结缘甚深，《吴愙斋尺牍》正是其见证。将其与《簠斋尺牍》合观，益可明学术之恒久价值。]，远者如上海图书馆之《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2011）、田家英之《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2014）[2013年初版，2014年修订。]。从经久不息的出版热度中，既可以看到学术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又不可忽视《手简》的开创之功。

第三，就其形式而言，《手简》是最早使用珂罗版印刷的手札真迹，质量精良，一时无匹。上文提到，诸家尺牍在沪出版遇挫，最主要是由于印刷技术有限。在当时，更先进的珂罗版印刷已经出现，但国内尚无成熟的制版印刷之所。罗振玉长期居东，成为了最早大量采用珂罗版技术者[〔日〕佐藤进：《珂罗版之路的开拓者小林忠治郎——以与罗振玉、董康、傅增湘的交流为中心》，王勇主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页。]，在《殷虚书契菁华》《齐鲁封泥集存》《古镜图录》等书序中，他亦大赞珂罗版之精美，如：

去文字不精，且习见或拓墨不致者过半，约存千品，谋镌木以传之。时无良工，久不能举其事……今且散亡垂尽，而墨本具完;集录之愿，用是益炽……逾月书成，影印精善，视墨本不殊铢黍。较往昔巧工所镌，胜之奚啻倍蓰。（《古镜图录序》）[罗振玉：《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20—122页。]

可见，罗氏于古物真迹刻印本具有极强的精品意识与传世意识，因而对落后的印刷技术亦有所不满[又如在与王国维的信中，罗氏曾表达对当时国内石印技术的不满：“沪上石印，精乎否乎？古刻漫用石印，精乎否乎……用石印不美观，宜先申明耳。”见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珂罗版则恰与罗氏保留本真的愿望遇合。具体到《手简》一书，精良的印刷使得书写细节跃然纸上，学者真迹，得以借此流布。珂罗版印刷不仅保存了墨迹浓淡的细节，更可留下笺纸书画。如朱彬致王念孙第六书，用笺两纸，第一笺上有文士凭案展阅书信图，第二笺印有女子荐席缝制衣物图，并附“旷怀偶结此呈缘”行书句。两张信笺前后呼应，当为一套，朱彬在此信中怀念往日共游之情，同时送上自己新著《礼记训纂》稿本，与王氏多年的情谊不仅洋溢字里行间，也可从选用笺纸上窥得一二。他如汪喜孙、阮元等书亦常用画笺，乾嘉宿儒们的文人雅趣，便经由珂罗版精印，重现在读者面前。罗氏之后，再用珂罗版精印信札者，为潘承厚、潘承弼（潘景郑）兄弟，然当其《遽庵所藏尺牍》印出，已距《手简》三十余年。潘氏亦为一心藏书刊书者，以此类之，固可知罗氏心曲。

当然，《手简》出版所以能呈现出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其根本仍在于罗、王二氏的出版理念。正是在阐扬旧学之热情、传古存真之坚持的推动下，才催生了这部清代学者书信影印的开山之作。正如王国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中所述：

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学术之存亡为己责，蒐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之前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而非好事者与寻常笃古家所能比也。[罗振玉：《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3页。]

在罗氏卷帙浩繁的刊刻古籍中，《手简》只是小小二册，但正是这小小二册所经历的种种周折，刊印中蕴含的精心覃思，正可折射出罗氏对传统学术的热忱，为其有功于出版史之注脚。

三、《昭代经师手简》与清代学者信札出版

限于珂罗版不能大量印刷，《手简》初版只印百部，而诸家书札后来转易多手，最终收归国家[罗继祖注王氏告罗氏遇二王后人书：“原件后归海城于思老省吾，新中国成立后捐归国家。”见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据新见石滨文库王氏致罗氏信，这批信札在1919年1月时已归李瑞清所有，而李氏此时正以三百元的价格寻求转手。见高田时雄：《新发现的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札》，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937221，2019-07-17。此后艾俊川先生对高田氏披露的书札进行考论，亦勾勒了《手简》的出版过程，着重介绍了王国维的贡献，参见艾俊川：《新见王国维书札中的两项文献史资料》，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55982，2019-09-07。]，也无缘再用原本新印。但翻印者源源不断，先后有台湾大通书局据原本缩印的《罗雪堂先生全集》版（1973）、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版（1976）[该版只收第二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版（2014）等，可见无论是作为学术资料，还是作为信札出版的精品，《手简》都不断产生着影响。现在距离《手简》初版过去了百余年，其间清代学者信札出版繁盛，恰可相与对照，为未来的出版、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首先，《手简》得益于罗氏先进的出版理念，采用珂罗版精印，存真程度极高，在追求印刷质量上提供了榜样。随着技术的发展，彩色影印的成本不断降低、质量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学者信札出版的主要形式，在这一点上较《手简》最为进步。《手简》初版已有一些画笺模糊的问题，后来研究者因初版难得，大多使用翻印版、縮印版，其印刷效果自然更差，甚至会导致一些基本信息的误判。比如赖贵三编著《昭代经师手简笺释》，于朱彬致王念孙第六札后注：“信笺共二面，无行格。首面印文士展书图，二面印仕女荐席簪发图。”[赖贵三编著：《昭代经师手简笺释》，（台湾）里仁书局1999年版，第48页。]由于赖氏所用为大通书局缩印版，此笺中文士桌案上的信封函套、女子手中的针线衣物俱不清晰，以致识别失误，从而没能展现出信笺中蕴含的情谊。

其次，《手簡》与当时其他信札出版一样，只有影印，不具释文，造成了使用上的障碍。后出的《昭代经师手简笺释》，对信文作了注解，勾稽前后背景，提供相关学术线索，可谓是进一步的研究著作。现在看来，像《笺释》一样，挖掘清代学者信札独特的学术交往作用，把信札的学术价值放到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加以定位，正是继承并光大了罗、王的研究意识，符合学者信札专门出版的初衷，应当是最佳的出版形式，对清代学者信札之出版极具启示。但是，由于《笺释》是赖氏带领十几名学生共同完成，水平参差不齐，存在释文错误、注释重复、应注而未注等“硬伤”，没有达到应有的释文整理质量，这又是值得将来之出版者吸取的教训。

最后，《手简》虽然是专题化的集中出版，但仅限于二王后人旧藏的范围。罗振玉在二编序目中，曾计划继续搜集出版二王信札：“闻华阳王雪澄方伯藏王文简公手简，异日当假付景印，倘亦宇内人士所欲快睹乎？”[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二编）》，1918年，第1页。]从罗氏著述目录和书信等看，这一计划没有实现——名人信札作为收藏品的特殊属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出版的进一步专题化。如今信札真迹出版越来越丰富，但大宗仍然是以收藏家、图书馆为限，尚未形成集中搜集某一类信札，进行整理出版与研究的局面，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打破藏家的界限，以学术专题或学者专人的出版形式，用出版将散落各处的书信勾连起来，为研究界提供更加丰富、便利的材料，不但是罗氏的愿望，也是《手简》对今后清代学者信札出版的又一启发。

〔作者张祎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2021级博士研究生〕

A Commentary on the Publication of Zhaodai Jingshi Shoujian

Zhang Yiyun

Abstract：Zhaodai Jingshi Shoujian was the first published collection of a Qing scholar's manuscripts of letters that was printed using collotype techniques. The letters were discovered by Wang Guowei in the Wangs' family collection in Gaoyou， and after twists and turns， published in Japan by Luo Zhenyu. The publication of Zhaodai Jingshi Shoujian was of ground-breaking significance. It was do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uo and Wang's ideas inheriting the scholarship during Qianlong and Jiaqing's reigns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erms of its content， it shows that letters were becoming a specialized theme of publication， reflecting a growing awareness of this research subject. In terms of its form， it was of the best possible printing quality， using collotype techniques. The emphasis on printing quality and the attention to the content of the letters had a profound impact. The subsequent publication of the Qing scholars' letters took steps forward in these two respects. Zhaodai Jingshi Shoujian also reflects the publishers' wish to break the limit of private collections and to make scholars' letters a specialized theme of publication， which can also be inspiring for the future work in publication.

Keywords：Zhaodai Jingshi Shoujian， letters of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s， Luo Zhenyu， publishing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