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丽　韩镇宇

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整体发展概况而言，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动令其始终处于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中步履维艰，而试图突破港英殖民文化的局限性环境也使得它可以较少地受到观念和立场的束缚①，逐渐形成有容乃大的文化气质和兼容并包的世界视野，在吸收、融合各种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参与到世界性文化潮流的对话当中。另一方面，都市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极大改变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新一代青年作家们本着探索求变的现代意识，谋求以现代手法去表现“现代生活”与“现代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作家们也迫切地需要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中汲取养分来增强自身处理新问题、表达新观念的能力。

正是基于此，这一时期的香港青年文学刊物为他们及时打开了这个拥抱世界的窗口。所谓的“青年文学刊物”是指面向青年或由青年主办，且将文学青年作为主要受众的刊物，它们或以增强青年的文学欣赏素质为办刊宗旨，或以培植青年为文坛力量为编辑目标，以文学青年为重要创作力量②。它可以是青年文学作者的同仁刊物，也可以是一般出版机构、出版人士主持的刊物。具体而言，此时期香港的青年文学刊物类型多样、发行广泛，一直是孕育香港文学及培养优秀作家的重要园地③，其中有部分刊物是在左右观念对立下的产物，比如《中国学生周报》《海澜》《大学生活》受到相关基金会支持出版，而《青年乐园》《文艺世纪》等刊物则是由从内地南下抵港、偏向新政权和宣传爱国思想的左翼文人所主办;当然也有很多力图超越观念立场的束缚、追求纯文学理想的刊物，如《文艺新潮》《新思潮》《好望角》等，也都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刊物虽然背景不同、宗旨各异，但大都秉持着“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来沟通西方文学精神”的基本态度，以饱满的热情密切关注着世界文坛的走向，系统、多元并且及时地译介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及相关文艺思潮，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起到了有效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一、多样的译介方式和广阔文学视野

总览这一时期，香港文坛译介西方文艺思潮及相关理论的青年文学刊物不在少数，从20世纪50年代的《人人文学》《文艺新潮》《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新思潮》《文艺世纪》，到60年代的《香港时报·浅水湾》《好望角》《海光文艺》《盘古》等，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过程。50年代前期，由黄思骋、力匡等人先后主编的《人人文学》堪称“对青年学生最具影响力的刊物”④，在译介视野方面较为广阔，首期便隆重推出美国现代派作家威廉·福克纳，不仅将其195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会上的演讲词作为发刊词，还刊登了哈维·布莱特所撰写的《人类的心声、伟大的作家——威廉·福克纳》，以此来强调作家的时代责任⑤。总体来看，《人人文学》译介美国作家作品相对较多，有安德森的《鸡蛋》《我是个傻子》、马克·吐温的《画家之死》、凯瑟的《开垦的人》、海明威的《雪山盟》等，其中《开垦的人》同福克纳的小说一样强调困境中人性的尊严，也体现了《人人文学》的编辑方针，即在动荡的环境中坚持文学理想，以真诚的笔触去状写人性的光辉。除此之外，林以亮（以余怀为笔名）的《西洋文学漫谈》专栏也令人印象深刻，着重推介了济慈、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五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作品也比较容易为青年读者所接受和爱好。使他们在一开始不觉乏味和枯燥，这不失为一个合乎实际的方法。”⑥

《文艺新潮》的出现极大扩展了香港文人们的眼界，它以“新”和“潮”的先锋姿态横空而出，慷慨激昂地要去“采一切美好的禁果”⑦，大量推介或翻译西方文学、美术、雕塑等各种艺术领域的前沿思潮，囊括了意象派、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时兴流派，视野不仅触及欧洲、北美等西方大国，更是拓展到了中东、远东地区，为香港文坛了解世界文艺潮流尤其是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动向打开了一扇窗户，被视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发展道路上的擎大旗者和真正开端。自上海南来的主编马朗在谈及编辑方针时曾言，受政治格局变动、冷战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积极引介世界文艺潮流来推动自身文学发展的“火把”已经无人“接力”，导致香港如今“至少有十年读者已被蒙蔽”的文学生态，而要想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地文学发展余脉、“推动一个新的文艺潮流”，“需要借镜者甚多”⑧。也正是基于这种编辑心态，马朗延续了他之前在内地创办《文潮》《水银灯》时期的活动经验，对国外文艺潮流进行大规模、宽角度的介绍，“让大家看到现阶段国际水准上的新作品”⑨。

具体到内容方面，《文艺新潮》的译介常以“特辑”“专号”的形式出现，体现出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例如第四期可以称为“法兰西专号”，除叶灵凤的《法国文学的印象》作为开篇外，其余篇目全部为法国20世纪以来小说、诗歌、散文的翻译和绘画作品的介绍，涉及保尔·穆杭、萨特、亨利·劳伦斯、安德烈·马松等一众艺术巨擘。编者在《向法兰西致敬》一文中首先认为近些年来领导世界文艺主流的是法兰西文化，“这才是我们应该依循的方向”。所以在文章选取的过程中为保证系统上的“聊具一格”，小说方面“用查尔·路易·菲立来代表20世纪初期和写实派方面，高列脱代表20年代和标准的罗曼蒂克，用保尔·穆杭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新感觉派，萨泰来代表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存在主义派，然后再以纪德的最后译作代表40年代和战后”，在诗歌方面也选择了“20世纪法国诗的最高峰”梵乐希的《海滨墓园》、“最新崛起的”贾琪·普雷韦尔的《塞纳路》和勒纳·舍尔的战时小品（译名均按原文），中间还穿插着十六幅绘画作品以作补充，可见编者的一片匠心⑩。除此之外，还有第七至八期的“英美现代诗特辑”、第十一期的“意大利现代小说特辑”等，编者都在有限的篇幅内精心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推介，鼓励读者从“管窥”进入更为广泛深入的阅读，推进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香港的进一步传播。

除了这些系统的专辑式译介，《文艺新潮》也大量向读者介绍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其中有很多在现代文学时期就对中国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如里尔克、横光利一、洛尔迦等;也有很多之前不为国人所知，但日后却彪炳史册的文学大师，如博尔赫斯：在第十二期中，思果就翻译了他的小说《剑痕》，并在文前附有简单的生平介绍，而在内地，直到1979年的《外国文艺》才出现了王央乐翻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等四篇小说，由此可见《文艺新潮》译介的前瞻性和专业性，令人赞叹。也正是基于此，《文艺新潮》为消沉冷清的香港文坛带来了一场现代的甘霖，打破了美元文化潮流为主导的整体格局;它力图避开政治漩涡和面向世界的野心也激发着香港新一代的知识青年勇敢地去突破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在都市文化环境中将文艺作为拯救人类灵魂的有力武器，怀揣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代意识去努力耕耘。正如崑南所言：《文艺新潮》“带领大家首次认识了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坛的面目”，填补了文坛的空白;“至少，台港的各新锐诗人们都承认曾受《文艺新潮》的感召”11。以貝娜苔、罗缪等笔名刊发多篇翻译文章的杨际光在四十多年后回忆这本杂志时也将其称为“灵魂的工程师”，称赞它在指引青年文人“寻找脱出颓废死亡的道路”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灯塔作用12。

“1950年代译介西方文艺思潮的重镇无疑是《文艺新潮》，1960年代则有《香港时报·浅水湾》和《中国学生周报》。”13虽然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时报·浅水湾》只存续了两年零四个月，但在60年代初却接续了《文艺新潮》对于现代主义的倡导，王无邪、崑南、马朗等此前《文艺新潮》的核心作者群也继续在此进行译介和创作，推动西方文艺思潮在香港的进一步传播。恰如卢昭灵在回忆时所谈：“《浅水湾》是跟《文艺新潮》之后出现的第二名功臣;不但走在台湾之前，且直接影响和促成60年代初文坛之出现的现代主义运动。”14需要重点指出的是，《香港时报·浅水湾》不仅刊发了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等经典现代派的作家作品，更是香港较早介绍意识流理论的文学刊物：马朗在1960年3月30日发表的《失去焦点的现代小说》中首次以“思索的潮流”这个概念来较为系统地论述欧美盛行的意识流小说的发展动态;此后，在刘以鬯的主导下，又陆续刊登了卢因《意识流小说的理论与技巧》、山古子《心理分析派小说的三杰》《浅谈心理分析派小说的渊源》以及崑南翻译的《现代小说的意识流》《意识流的自觉心灵活动》等专论，大都是R.堪富利的《现代小说的意识流》一书的改写或译写15。紧接着，刘以鬯本人在《现代小说必须弃“直”从“横”——替“意识流”写一个注解》一文中也进一步注意到了法国反小说派：“今天，人家已经超越了‘意识流技巧，将相对性的理论采入小说，树立了‘反小说的理论，且已开花结子。”16在此后又陆续对学工的《法国新派小说》、戴家明翻译沙脱尔的《反小说派的新哲学》以及温健骝翻译格里莱的《新小说的立场》等文章进行更为深入的普及。这些新潮理论的译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艺新潮》在批判性的作家专论和建设性的技巧研究方面的不足，更是极大刺激了青年读者探求新知的文学欲望，推动了60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热潮的兴起。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学生周报》有意识地扩大西方经典流派及当代文艺思潮的引进，以专辑或综论等形式进行大范围、深层次的译介，引导、鼓励逐渐成长起来的本土文学青年了解并参与到汹涌而至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之中。例如周伯乃在“80年来的西方文艺新潮”中介绍了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的主要作家作品，并以宏观的视角阐述了各流派的历史定位17;张爱伦（西西）在《今日诗坛的新思潮》中谈到“本世纪的诗坛和一切的艺术一样，进入了现代主义的潮流里”，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新潮的艺术形式以及美、英、法、西德等国诗坛的概况，最后谈及中国新诗的发展时作者认为“近年来以台湾为盟主”，“新诗至今日已向世界诗坛攀越，虽然，现在还是处于模仿、吸收时期，但总有一天会创造出面目崭新的中国诗的！”18诸如此类的文章在60年代的“读书研究”版块不胜枚举，单独介绍某位作家或某国文坛近况的作品更是丰富而多元，在此简摘一二的目的也是想说明60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在引导学生群体学习外国文学经典、关注世界文艺动向方面付出了巨大而持久的努力。另外，《中国学生周报》可以利用自身灵活的版面设置和广泛的读者受众来增强西方文艺思潮的传播力度，比如在“大孩子信箱”中回复读者关于阅读和写作方面的问题时，编者便会以外國作家作品或理论为例，鼓励他们拓宽视野、增强阅读，以更为自觉的世界性视野去面对文学与人生。

综上所述，香港青年文学刊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西方文艺思潮的译介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零散到系统、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以现代主义艺术为主，由作家作品的整理翻译深入到理论观念的批判性研究，从而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意识形态下美元文化的支配，以“不问政治”的纯文学姿态打破文坛的政治垄断，培养了新一代文学青年开阔的世界视野和独立的文学精神。

二、强烈的前沿意识和世界主义情怀

自《文艺新潮》开始，香港的青年文学刊物对于战后世界文坛动态有了更多的关注，在译介西方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世界主义的情怀，即“将对于自身所处时代与空间的关注扩展为对于世界与人类的关怀”，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发展样貌“可以提供世界文化之前景与人类命运之镜像，亦可提供另类想象，并由此反观自身之困境与出路”19。《文艺新潮》在1956年的总第三期刊载了由罗缪、齐桓、东方仪等八人共同执笔的“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坛”专辑，介绍了英美、地中海和南欧、中东与东亚等数十国的文学发展概况。编者在前言中认为这个专辑主要目的是破除掉国人十年来视听的“蒙蔽”，“让大家多少看到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有什么值得向往”，“追求真善美喜欢随意歌唱的人们是否有希望呢？”，从而积极地参与到世界文坛的讨论之中，去寻找何为人类发展之正途20。《新思潮》在1960年的总第三期选登了崑南的《人类文化思想之转机》一文，作者立足于宏观层面细数了汤恩比、威尔斯、卜克曼等著名西方思想家对于人类未来或悲观或乐观的预言，认为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去克服时代困境，追求真善美21。可见这些青年文学刊物有着极强的前瞻性和开放意识，以世界主义的情怀和打破政治壁垒的热情勇敢地去拥抱西方文艺思潮，并且逐渐能够与香港本土人的思想现状紧密结合。

存在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最为流行的文艺思潮，也是香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战后的香港在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阴云笼罩之下步履维艰，而殖民统治的存续更是给本地居民带来强烈而持久的“弃绝家园”的放逐感和荒谬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存在主义关于世界和人性的新解释、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探讨都极易引起香港知识界乃至普通市民的关注与共鸣，正如卢昭灵所言：“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不但成为当时年青一代生活理想的基石，甚至像‘现代派所带来的讥讽揶揄一样，进一步成为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术语和口头禅，影响超过三十年。”22据相关学者基于“香港文学资料库”的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间，共有近三十种的青年文学刊物涉及了存在主义的翻译、讨论和创作，并且主要集中于1956年至1969年，从加缪、萨特、尼采等明星学者作品的翻译逐渐深入到整个思潮的评介与反思23。

较早引介存在主义的是《文艺新潮》。马朗在首期《法兰西文学者的思想斗争》中便提道：“在街道上，流行的字成为萨泰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人不过孤独地‘生存在一个上帝已死去的世界里，没有一些价值。……存在主义已流为一种哲学式的时尚。”24在此之后，马朗频繁地翻译萨特和加缪的作品，例如第二期的《伊乐斯特拉土士》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法国存在主义派代表作”25，也是萨特这篇小说最早的中译本，马朗在页侧介绍中称其是“世纪末文明下新的‘狂人日记”，“允称现代小说的示范作”26;在最后一期中，马朗利用几乎一半的篇幅刊登了加缪的《异客》（即《局外人》），同样也是最早的中译本。马朗认為加缪是“这苦难时代的良知”，“今日自由世界知识界精神和思想的救主”，在这部小说中，加缪描绘了主人公“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的命运”，“这和今日我人所处的悲剧环境中的混沌，实无二致”27。

存在主义在香港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奖、1960年加缪因车祸死亡、1964年萨特拒领诺贝尔奖这些传奇事件的递次发生也令其成为香港报刊一再关注的对象。例如《中国学生周报》在1960年加缪死后及时地刊发了多篇悼念和回顾性的文章，并于1964年总第598期、599期组织了“加缪纪念专辑”;再如胡菊人1965年在《中国学生周报》《新生晚报·新趣》等杂志发表了十多篇讨论萨特的短文，涉及他本人的哲学思想、社会评价和私生活等方方面面。在这些或学术或猎奇的文章中，《大学生活》在创刊八周年时推出的“存在主义专号”最有讨论价值，编者邀请了台港两地几位著名的教授学者以及新一代的知识青年撰写文章，如牟宗三的《存在主义》、胡秋原的《实存哲学与今日中国青年——应该了解、不可无批评的接受》、李英豪的《存在主义诸面之探讨》等，其中不乏精彩的观点碰撞，可以大致管窥在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在台港两地的接受和研究情况。

首先，《为专号说几句话》和《从悲情显光辉》这两篇文章可以视为整个专号上下两期的“刊首语”，编者在此交代了这次讨论的目的和价值：其一，在这个“面临着人性的没落、真实生命的丧失”的荒谬世纪里，存在主义的兴起可以被视为人类“一个彻底的反省和反抗”，所揭示的正是“整个时代的病患”;其二，虽然现如今东方人还未经历“西方人那种对生存挣扎”的痛苦，但探讨存在主义可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这也是一个进路！”其三，社会中有些人只将存在主义当成一种“悲观的、消极的、颓废的思潮”，而否认其“行动的”哲学本质，但其实所有的存在主义者“都在试图追求人类生存的正面义”，内蕴着积极的人生导向;其四，存在主义哲学能够鼓舞世界上受迫害、被流放的民族从无止境的“悲情”中振奋精神，获得救赎，从而“肯定民族的存在，创造民族的本质，焕发民族的光辉”28。在这四个方面中，编者从“为存在主义正名”出发，将存在主义与冷战时代背景、人类文明的发展、东方人的未来生活以及民族主义精神联系在了一起，体现为一种浓郁的世界主义式的忧患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

在专号刊登的十篇文章中，大多数学者对存在主义的讨论都立足于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其中不乏对人类命运和民族未来的深切忧虑，他们在观点中所体现出的接受与拒斥、坚定与犹疑也都不同程度上折射出整个时代思潮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例如牟宗三对存在主义的接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根深蒂固的家国忧虑，长期的流亡经历和国家分裂的现实让他将存在主义作为疗愈民族创伤的一剂良药，“存在主义教我们在这存在的感受中正视这人的无家可归性、不可逃避，不得掩耳盗铃，不得自欺，过那虚伪（不真实）的人生”29;与此同时，牟宗三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重生命、重主体性的角度去理解存在主义，并力图将其中国化，彰显出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具有类似流亡经历和民族情怀的胡秋原则表现得更为保守，认为存在主义这种“绝望之学”在港台两地的风靡是如今知识青年缺乏主体性、精神虚浮的表现，主要因为他们与充满“希望”的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渐行渐远，在西方流行的“哲学时尚”面前“马首是瞻”，失去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性内质30。胡秋原的论断略显偏颇，但也是对当时部分青年极度偏好欧美流行思潮、过分“西化”的一种警示。相比于前面两位前辈，彼时26岁的王尚义则更显激情与乐观，认为存在主义是一把“向时代挑战”、拒斥荒谬世界的利剑，能够教导人们实现“对自我生命的担当”，并且“重视自我生命世界的创造性”31。王尚义的语言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表现出年轻一辈力图革新时代、突破政治樊笼的勇气与决心。此外，李达生、包奕明等人虽然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但都将存在主义作为反抗极权、追求自由的武器，同样也没有超越冷战意识形态的钳制;洪耀勋、陈义勇、劳思光等学者也都在认可存在主义的同时提出了较有建设性和探讨价值的观点，此不赘言。综合来看，大多数学者对存在主义哲学在台港两地的传播持有积极的态度，也都力图通过各种手段使其充分地“在地化”，从而鼓舞新一代的知识青年与世界潮流对接的同时，学会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除此之外，李英豪的《存在主义诸面之探讨》一文针对的是存在主义在香港社会被严重“误读”的几个面向：一方面存在主义在青少年群体中渐成一种“哲学式的时尚”，被消费文化所裹挟而丧失了其积极导向;而另一方面某些“道学先生”将其视同为“色情”和“卑贱”，一味地进行排斥甚至妖魔化。还有一些“实效论者”也尝试着以科学逻辑来进行“量化”，同样不能准确地把握存在主义的哲学本质。李英豪认为，“存在主义非纯是哲学上的问题，而是个人存在最真实的问题，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急切问题，它非纯属心理上或价值上之压缩，而具有更形而上和浪漫性之压缩;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唤醒”32。同样的，在《中国学生周报》《香港时报·浅水湾》等青年文学刊物中，也有诸多论者对青少年群体如何更为恰当地理解、吸收存在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戴雪君在《宗教与存在主义》中批评了那些“似懂非懂而硬要充懂”的人们在发表言论时的浅薄与狂妄，认为存在主义的中心问题是人的生存的意义、人的自由的问题和上帝是否存在，它是“用表面荒诞，来反映一种并不荒诞的真理。纵使要表现荒诞，也必有他不能不如此的严肃而有意义的理由”33。张藏在《谈存在主义》中同样认为香港社会对存在主义思潮理解的并不到位，很多人只是抱有一种猎奇和媚外的态度，对其哲学内涵不求甚解，“存在主义绝不是浅薄的感伤主义，它是在面对着人生一些无可奈何的不可解的结而起的感受”34。当然，面对着这些误读乃至偏见，这些论者都提出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多译、多读，萨特不是存在主义的全部，加缪也不能完全体现存在主义的哲学精神，只有对其思想根源、理论背景实现全景式的考察后，才能准确地把握住整个思潮的精髓与局限性，给予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

除了这些经典的文艺思潮，香港青年文学刊物的“前沿性”还体现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持续关注和热议。比如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11月7日的《中国学生周报》就对此事在“读书研究”版块进行了详尽的报道，涉及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平经历、写作特点、获奖作品《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国内的境遇以及被迫拒绝接受诺奖的经过35。此后，在1959年，自由出版社便出版了《日瓦戈医生》（当时译为《齐伐哥医生》）的全译本，在刊登于《中国学生周报》的发售广告中，编者介绍这本书是“从铁幕深处爆发出的圣火，是一切被奴役被压榨的希望之光”，是正义和真理永不泯灭的“铁证”36——内含的右翼话语逻辑显而易见。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郁郁而死后，刘以鬯在《香港时报·浅水湾》推出了“巴斯特纳克专辑”，大表哀悼的同时介绍了其《日瓦戈医生》之外的诗歌创作等内容。除此之外，《中国学生周报》每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新鲜出炉后都会在“读书研究”版块进行推介，法国诗人圣·琼·佩斯、意大利诗人卡西莫多等获诺奖后也均在香港迅速走红，成为文坛热议的对象。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香港青年文学刊物对于世界文坛的密切关注和积极的参与意识;也正是因为诺奖的世界性和权威性，使其在香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都市文化环境中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化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香港普通市民的文学审美。

三、开放的创作意识和积极探索精神

《文艺新潮》在最开始就坚持“翻译和创作并重”37，其中译介者也大都是在香港文坛较为活跃的作家。例如在第一期中，既有西方文艺的评介（如马朗的《法兰西文学者的思想斗争》）、经典诗人的译作（如孟朗翻译H·D的《迷魂河》），也有徐訏、万方等人创作的小说作品。“香港作家创作、翻译两栖的状态使得《文艺新潮》对现代主义自觉追求的文学实效显著”38，也加速了西方文艺思潮“在地化”的进程。大多数的香港青年文学刊物此后也依照此种编制，使得香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西方文艺尤其是现代主义思潮的译介与创作紧密结合，在“采摘禁果”的同时也能实现“灵根自植”。

李维陵是《文艺新潮》的重要作者，也是著名的画家，他在第七期发表的《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艺》一文可以被视为其艺术创作的宣言。李维陵在文章中首先追溯了现代主义艺术自19世纪末以来的发展历程及成就，认为其在当前人类社会中负有重要的使命;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文学艺术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已经渐趋消沉，沉入到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困惑”之中，失去了此前先锋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气。究其原因，李维陵认为主要是现代艺术家们疏于对现代生活的深入挖掘，所以一个合格的现代艺术的工作者必须要“主动地理解他个人在社会现实上的意义及他可能的影响”，鼓励人们在变动剧烈的现代生活中“找求他自己和其他人存在的意义”，才能够重新获得驾驭急剧变动的现代生活的力量39。由此可以看出，李维陵对于整个现代主义发展的辨析是较为全面和充满担当意识的，并且深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认识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魔道》是李维陵刊登在《文艺新潮》的第一篇小说，被称为“走出了徐訏、齐桓、平可等小说的路数，初步建立了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独特品格”40。在故事里，身为画家的“我”在一次演讲认识了一个充满“魔力”的人，“他”谈吐间所体现出来的博学、睿智以及对于现代哲学艺术的独到见解深深地吸引着“我”，但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发现“他”又是一个悲观、邪恶、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行为乖戾并且人性扭曲。由此，“我”对“他”开始怀有着一种欣赏与厌恶交织的复杂情感，并且在不时的辩论中逐渐深化着自己的反思。其实“他”的形象可以被视为“现代人”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有着聪明的头脑和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却极度的自私、迷惘和背弃理性，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和人性的沦丧。在故事的最后，“我”希望“他”这样的人可以“运用以及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去改善这个世界”，“少注意自己和多注意別人，尤其是经过长期历史苦难的善良勤朴的别人”，才能走出个人主义的狭隘，获得乐观、积极的能量。李维陵在这篇小说与《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艺》中提供了一脉相承的思考，即“现代人”应当成为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主动地去贡献出自己所具有的才能和天赋，以理性的精神去关怀人和社会。

现代主义艺术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通过对城市景观和市民生活的多角度描绘与剖析，传达出全新的现代性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等先锋技法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作家握住它径直地划向整个城市的内在肌理，喷涌而出的是一个个孤独而又羸弱的灵魂深处所潜藏的那些矛盾、欲望与罪恶，表现着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混乱。如前所述，刘以鬯将《香港时报·浅水湾》塑造为20世纪60年代初推广“意识流”“心理分析”等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重镇，与《文艺新潮》等青年文学刊物共同激励着新一代的香港青年直面现代生活，去传达崭新的都市体验，他所创作的《酒徒》也被称为中国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写一个因处于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的故事（自序），以“内心真实”的探索来表现香港都市生活的声色犬马以及人文环境的危机，在“醒”与“醉”两个空间的交替中，传达作者对整个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卢因被视为在香港与刘以鬯最早使用“意识流”一词的本土青年作家，他的《意识流小说的理论与技巧》一文与马朗的《失去焦点的现代小说》共同掀起了《香港时报·浅水湾》译介“意识流”相关理论的热潮。当我们翻阅卢因这一时期发表在青年文学刊物的作品时会发现，他很早就尝试着将这种新鲜的技法融会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当中。比如《余温》是卢因发表在《文艺新潮》上的首篇小说，全文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展现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如何走向堕落的故事：“他”本来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学生，却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经不住繁华都市的诱惑，整日地赌马、嫖妓，最终落得一无所有、受人唾弃的悲惨下场。文章中作为叙事者的“我”坐在咖啡馆里听“他”在对面一一倾诉，反思自己的过往，但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和“他”其实是一个头脑中两个对立的思想，作者实际上是采用这种“人格分裂”式的写法来更真切地表现这个青年在走向深渊过程中所具有的矛盾、痛苦与挣扎41。《佩枪的基督》初刊于《新思潮》，在这篇文章中，卢因的笔下同样溢满了“意识流”的表达方式，全文六千多字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读起来像无数的铅粒，重重地压向读者，一粒粒的投射到眼瞳里，加上不停跳接的时空错落，与人强烈的压迫感，直把人强扯进阿康和阿香的思想流里……”42卢因曾在回忆中谈道：“小说创作讲究实验性和独创性。实验独创不能凭空而获，除了天赋条件，尤需有容乃大胸怀。”43也正是在这样的创作信条的指引下，卢因才能够逃脱为“技巧”而“技巧”的陷阱，真正将“意识流”等前卫手法的使用与都市人的复杂心理流动相结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市场已经发展得有声有色，与文学艺术相类似的是，南来文人为香港影坛带来了丰富的五四文化视野和电影制作经验，同时也使其成为宣扬政治、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欧美电影作为西方文艺思潮的组成部分，也借助杂志、报纸等媒体被大量地引介进来，成为本土作家吸收现代主义艺术创作经验的重要途径。以《中国学生周报》为例，它的“电影版”是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生获取电影资讯的重要园地，西西、吴昊、金炳兴等对现代主义有着极大兴趣的文艺青年常在这里“高谈阔论”，内容从世界电影的发展潮流、各国电影的特色风格到时兴的电影理论、文学与电影的跨界书写。

比如在电影理论方面，最常见的便是蒙太奇。《中国学生周报》在1962年的第518、521和534期分别介绍了“电影之父”格里菲斯和艾森斯坦的电影理论，并以《战舰波特金号》为例介绍了蒙太奇手法在作品中的具体应用44。吴振明（震鸣）则在文章中比较了蒙太奇在小说和电影中的使用，比如他认为珍·奥斯亭的很多小说都使用了“情调蒙太奇”技巧，“通过情景的描写，衬托出女主角的心境：由消沉渐次递变为喜悦”。狄更斯的作品是“最富于电影的尺度与节奏蒙太奇者”，往往“把时空压缩在有限的胶片内”，通过“节奏的急缓”和“情节的起伏”收到戏剧性的效果45。总的来说，以《中国学生周报》为代表的青年文学刊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欧美电影及其相关理论，鼓励“以西为镜”，以新的技法和视角来更好地表现社会万象，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有众多的作家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蒙太奇等经典电影手段来描绘都市景观，表现人物特点。

作为《中国学生周报》的忠实读者，也斯对电影一直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初次发表在上面的两首诗歌（《去年在马伦巴》和《八又二分之一》）就是与之有关，使用跳跃的手法，力图表达他观看电影后的个人感受与思考。此外，他早期还在《星岛日报·大学文艺》等刊物上撰写影评，分析电影的镜头、叙事、剪接等，在20世纪70年代《快报》的《我之试写室》专栏中，我们也常看到也斯发表自己对电影的一些看法。总的来说，60年代的欧美电影对也斯文学观尤其是“城市诗学”的初步建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新电影不仅有叙事上的创新，对艺术观念本质的反省，更重要的是它们流露了对权威的挑战……我们总觉得：文学应该有现代电影那么好看才算好。”46以也斯发表在第1083期《中国学生周报》的“一九六九年诗三首”（《雨痂》《夜行》《建筑》）为例，在这三首诗中，诗人以一种“游荡者、观察者”的身份穿行在都市的大街小巷，通过镜头的转换和意象的堆叠来塑造一种难以言说的气氛，清冷中透露着淡淡的哀伤：“淅沥的絮语蒙住空洞的静/雨浇下来，灰色粉末沉淀成/一面蜘蛛色的墙”，“黑夜盖上空虚的被褥/蓝色灯光睡着了/天色也围拢过来/你在淋漓的街道上/找不到一个终站”47。后来也斯也在回顾自己创作生涯时提到，这一时期的诗歌（还有《裸街》《夏日与烟》等）往往追求“新电影那种冷冽优雅的美感”，以意象和气氛来代替叙事来“抒发我当时隐约而难以界定的感情”48。

崑南常在诗歌中以“蒙太奇”来表现都市生活的喧嚣与迷乱，而在其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中，此类电影手法也屡见不鲜，日趋纯熟。比如《夜之夜》是崑南发表在《文艺新潮》第八期的一篇小说，主要讲述了男主人公丁文生和白素月、雷绮娟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其中“混合”了其多种现代主义手法的实验，首先，小说开头的一连串场景描写极富镜头感，三两笔的勾勒间就营造出一种寒凉的氛围：“站长室的灯熄了，剩下那惨青青色的灯柱，直直地伴着不远那棵大树。地上的碎影伶俐地移动，全表现了风的姿态。光是绝俗的，灯色和月色融成一片了。”紧接着，镜头逐渐扫过车站、广场和村庄，停留在丁文生所住的小洋房内，故事情节也随之展开。其次，作者大量使用意识流式的内心独白，人称的使用也复杂而多变，常常在一句话中以多次的转换来改变原有的叙述惯性，营造成一种迷离、混沌、彼此交织的阅读效果：“今夜，丁文生，没有想到要睡。爬起床，在窗前坐下。我仍是孤独的，风，吹过来。他，微微地苦笑，他感到上唇的两旁褶纹很深……”在这种氛围之下，丁文生的意识流动如同呓语一般，机械地奔过“极乐、天堂、蓬莱、净界、理想国、乌托邦”49，仿佛永远不能够停歇。所以说，《夜之夜》代表着崑南早期对于现代主义写作技法的多角度的尝试，虽然有时会被读者批评为“场面转化过快，语言突兀，让读者觉得线索不清”50，但也证明他在努力地寻求着一种更为贴近整座城市肌理的写作方式，而这种努力在《地的门》中也初步见到了成效，当时李英豪就评价这本小说是“一个现代青年在其生存情境中的‘哲学”，其技巧“由似漫不经意的心理流动”，“若绘画之拼贴手法和皴擦手法，亦若电影上蒙太奇的摄影剪接技巧”，表现出人类“孤寂、冷漠、晕眩而黑暗”的生存情况51。

四、结语

综上所述，香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学刊物以“译介”作为桥梁，大力推动西方文艺思潮尤其是现代主义在香港的传播与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的来讲，马朗等人在50年代前期引介现代主义主要针对或回应现实政治和社会环境问题，要求打破美元文化的宰制而去“采摘禁果”：“我们出版这本杂志，从头就是要在革命的狂流中开始一个新的革命，一个新的潮流——这个新的潮流就是现代主义。我认为，通过现代主义才可以破旧立新。”52到了60年代，随着香港社会的变化以及现代主义运动的深化，一方面，“西方的思潮、西方的价值观念、西方的生活方式，开始成为一种当时生活的思想的参照”53。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新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已经逐渐从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窠臼里挣脱出来，在多方文化传统的滋养下具有了更为广博的前沿意识和世界主义情怀，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文学个性。

如果将这一时期香港青年文学刊物在译介方面的成就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来审视，我们会发现它延续了此前内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翻译传统，马朗、崑南、刘以鬯等人大量引进欧美前沿文化思潮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民族性的自觉自立，在探索“世界性”与“中国性”的交织交融方面也有了更为长足的进步。除此之外，在耙梳史料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在新时期才“登陆”内地文坛的作家，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早就出现在了《文艺新潮》《香港时报·浅水湾》等青年文学刊物上，并在新一代的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赵稀方所言：“接触到港台文学翻译，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将视野放诸港台，我们所看到的景观将大为不同，中国翻译文学史的面貌也将大为改变。”54不仅如此，更加深入地整理和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年文学刊物在复杂政治、文化环境下对西方文艺思潮的译介与吸收，对于我们重新理解战后中国文学转型、思想文化的变迁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郑树森、卢玮鑾、黄继持：《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现象三人谈——导读〈香港新文学年表（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九年）〉》，《中外文学》总第28卷第10期。

②38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上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第310、270页。

③如《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1952年7月25日，停刊于1974年7月20日，前后历时22年，共出了1128期，发行量最高达到30000多份。

④羁魂：《从〈人人文学〉说起》，《华侨日报》1994年9月25日。

⑤Harvey Breit：《人类的心声、伟大的作家——威廉·福克纳》，蓝光译，《人人文学》1952年总第1期。

⑥余怀（林以亮）：《西洋文学漫谈（一）》，《人人文学》1953年总第8期。

⑦新潮社：《发刊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旗下来！》，《文艺新潮》1956年总第1期。

⑧《编辑后记》，《文艺新潮》1956年总第2期。

⑨37《编辑后记》，《文艺新潮》1956年总第1期。

⑩新潮社：《向法兰西致敬！》，《文艺新潮》1956年总第4期。

11崑南：《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我的回顾》，《中国学生周报》1965年总第679期。

12杨际光：《香港忆旧：灵魂的工程师》，《香港文学》1998年总第167期。

13犁青：《香港新诗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316页。

14卢昭灵：《回忆〈浅水湾〉——兼论〈现代人之论〉》，《星岛晚报·大会堂》1985年7月3日。

15详见须文蔚：《刘以鬯在港台意识流小说推广的一段公案》，《名作欣赏》2018年第12期。

16刘以鬯：《现代小说必须弃“直”从“横”——替“意识流”写一个注解》，《香港时报·浅水湾》1960年5月12日。

17分别刊登在第857、889和892期的“读书研究”板块。

18张爱伦：《今日诗坛的新思潮》，《中国学生周报》1960年总第409期。

19杜英：《文学理想乐园与自由民主精神之重建——以〈文艺新潮〉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0罗缪、齐桓、方荻、东方仪、孟白兰、巴亮、云、唐舟集体执笔：《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坛》，《文艺新潮》1956年总第3期。

21崑南：《人类文化思想之转机》，《新思潮》1960年总第3期。

22卢昭灵：《五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文艺新潮〉的意义和价值》，《香港文學》1989年总第49期。

23详见郑蕾《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与思潮》的附录四、五，中华书局（香港），2016，第266-281页。

24翼文：《法兰西文学者的思想斗争》，《文艺新潮》1956年总第1期。

25《〈文艺新潮〉第二期要目预告》，《文艺新潮》1956年总第1期。

26马朗：《伊乐斯特拉土士》，《文艺新潮》1956年总第2期。

27马朗：《卡缪和〈异客〉简介》，《文艺新潮》1959年总第15期。

28《为专号说几句话》，《大学生活》1963年总第145期。

29牟宗三：《存在主义》，《大学生活》1963年总第145期。

30胡秋原：《实存哲学与今日中国青年——应该了解、不可无批评的接受（下）》，《大学生活》1963年总第146期。

31王尚义：《向时代挑战的哲学——存在主义》，《大学生活》1963年总第146期。

32李英豪：《存在主义诸面之探讨》，《大学生活》1963年总第146期。

33戴雪君：《宗教与存在主义》，《中国学生周报》1968年总第839期。

34张藏：《谈存在主义》，《中国学生周报》1965年总第667期。

35高文：《获得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巴斯达纳克和〈薛华高医生〉》，《中国学生周报》1958年总第329期。

36《齐伐哥医生》（全译本），《中国学生周报》1959年总第378期。

39李维陵：《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艺》，《文艺新潮》1956年总第7期。

4050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第305、310页。

41卢因：《余温》，《文艺新潮》1957年总第8期。

42许定铭：《看卢因表演“一指禅”》，《香港文学》2011年总第321期。

43卢因：《一指禅——文学四十自选集》，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99，第2页。

44于归：《关于艾森斯坦的作品——战舰波特金号》，《中国学生周报》1962年总第534期。

45震鸣：《小说和电影中的蒙太奇一个小小的比较》，《中国学生周报》1966年总第703期。

46梁秉钧（也斯）：《电影和诗，以及一些弯弯曲曲的街道》，载《梁秉钧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第2页。

47也斯：《一九六九年诗三首：雨痂;夜行;建筑》，《中国学生周报》1973年总第1083期。

48古远清：《香港当代新诗史》，香港人民出版社，2008，第143页。

49崑南：《夜之夜》，《文艺新潮》1957年总第8期。

51李英豪：《小说技巧刍论》，《好望角》1963年总第6期。

52马博良：《〈文艺新潮〉杂志的回顾》，《文艺杂志季刊》1983年总第7期。

53参见也斯：《香港短篇小说选：六十年代》，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第1-16页。

54赵稀方：《重写翻译史》，《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2期。

（王艳丽，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韩镇宇，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年文学刊物和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YJA751028;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国际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1WHGJC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