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5日，是星期六，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受邀参加“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倍感亲切。那段历史，还有那些人、那些事，从小就耳濡目染，早已融化到我的血液中，永远不能抹去。有机会重温历史，聆听专家发言，我不仅感到亲切，而且还很期待。

洪子诚先生的开场白，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他首先介绍了日本学者、日共党员丸山昇面对革命挫折的思考，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由此引申，洪先生进一步阐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复杂特性和多重面向，还有历史资源当代转化的多种可能性等问题。从洪先生的演讲中，在座的人无不感受到一种从挫折中反思、在信仰中坚守的力量，也很好地理解了洪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面对挫折？这已不仅仅是文学问题，更是人生和历史的思考。

蔡翔先生的发言，金句迭出，让人印象深刻。他说：

经典，不可能百读不厌，而是百说不厌;不是经典好，而是解说得好，解读很重要。

学科过于成熟，必然衰落。新生代起而攻之，新范式取而代之。学科化之后不免僵化，又被取代。

精耕细作，造成学科的内卷;叠床架屋，扼杀思想的创造力。

学者变成商人，结果学术研究成为生意。最大的问题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却没有社会责任感。

文学以感性呈现真理，参与塑造时代形象、观念形态、情感结构。

当代文学批评，要尊重当代文学“活”的特性，不稳定，所以有生机。

总之，蔡翔先生追问的核心问题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很给力，已溢出了现当代文学的范围，涉及文学研究的若干深层次问题。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特别关爱文学的审美感觉，关注作家的思想情感，也很注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但是，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精细，很多“现实”问题被忽略。什么是“现实”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①鲁迅在《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也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②在日常生活中，吃、喝、住、行，是最大的“现实”。在这个强大而迫切的“现实”驱动下，所有的统治思想、制度建设，乃至复杂的社会结构、个人的生存环境等，都不无规律地次第展开，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悲喜剧。

都说文学是人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有多复杂，文学也就有多复杂。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在解读具体作品时，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文学史罗列了那么多文学家，分析了那么多作品，留给我们的印象，好像这些作家不食人间烟火。英国哲学史家罗素也有这个印象。他在《西方哲学史》英国版序言中说：“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的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们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像和其他方面没有关系似的”，“这就需要插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③。看来，在文学、历史、哲学的叙述中，社会史的内容必不可少。文学与社会，本来就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就文学而言，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能通过艺术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作家所处时代的风貌，从而超越了历史，走向永恒。譬如对于巴尔扎克的创作，恩格斯说：“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職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④这就是经典的价值，这就是文学的意义。研究文学经典，就是启发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挖出来，解释文学现象背后的“现实”问题。我曾在不同场合说过，文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属性。研究文学史，解读文学作品，必须清晰地、准确地把握作品产生的时代氛围，包括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以及物质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体验作家的体验，感受作家的感受，真正理解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这一平凡的道理，文学研究所部分青年学者很早就有所体悟，并在研究实践中积极探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早在2005年，他们自觉地走出文学，自发地组织了“亚洲文化论坛”，试图以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思想状况作为出发点，广泛关注当代中国与东亚地区所蕴含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着力摸索出一种拓展人文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论坛颇聚人气，很快就汇集了所内外一批青年才俊。他们是支持者、参与者、组织者，也是受益者。在组织参与的近百场学术报告会和实地考察活动中，他们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也摸索出有效地进入这个学术领域的基本方法。

他们由此进入历史，很快就聚焦到20世纪中国的一个核心概念：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0年以后的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民族解放战争、解放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都与革命密切相关。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世纪。中国革命塑造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似乎有所忽略。与此相关联，近百年来在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形成的“中国经验”也有被弱化的倾向。

“亚洲文化论坛”开办五年以后，部分核心人员的关注点开始由“文学革命”转到“革命文学”，又一次自发地组织起“中国当代史读书会”。从2010年11月开始，他们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青年》杂志阅读活动，每次有专人导读、集体讨论，再逐步扩展阅读材料以及相关文集、档案或其他报刊等，仔细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当代中国历史，考察这一时期与中国革命实践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与文学活动。在把握历史肌理基础上，他们要为现当代文学的作用与意义重新定位。

读书会成员在埋头阅读原始文献和进行跨学科研究之余，走出城市，深入乡间。他们首次选择的考察点是河北饶阳五公村。五公村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第一个进行互助合作试验的村庄，也是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和塞尔登写作《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田野点。通过此次调研，读书会与五公村、饶阳县档案馆等建立了联系。此后，他们又到河北保定考察晋察冀边区旧址，到河北邯郸考察晋冀鲁豫边区旧址，到山西长治、晋城，还有湖南常德、益阳，陕西吴堡、西安等地，深入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等作家生活、工作以及和写作有关的地区，脚踏实地，从文学的真实，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

“中国当代史读书会”成立那年，我刚接任文学所主要领导工作。读书会的青年同志有热情，有理想。他们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与我的生活阅历和学习经历存在着某种契合。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的状态，更让我感动。于是，我把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培训期间收集来的资料送给他们参考，全力支持《文学评论》开辟《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栏，请读书会部分成员撰写笔谈，系统阐释这些红色经典研究的意义和他们的研究方法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及其研究体会。

从我的角度看，可以用两句话概括：第一，从事人文研究，必须要有人文情怀、历史责任;第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关注社会，走出“小我”。为了实现人文研究“接地气”的夙愿，也为了更有效地引导青年同志关注红色经典，文学研究所决定将国情调研基地设在河北保定（便于围绕晋察冀根据地和“白洋淀派”文学作家群开展研究）和山西长治（便于围绕太行山根据地和以赵树理为核心的“山药蛋派作家群”开展研究）。

在河北大学，我们依托读书会成员组织召开了首届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为专题的讨论会。会后，他们深入基层，注意到晋察冀边区张家口等地保存的革命文艺资料，积极建言整理出版。2017年6月，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郑恩兵所长来京协商合作研究事宜。我根据读书会的建议，提出《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的编纂方案。而今，这套大书已告竣工，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河北红色经典代表作家代表作品选，第二部分为《晋察冀日报》文艺档案汇编，第三部分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文艺档案汇编，第四部分是《晋察冀画报》文艺档案汇编，第五部分是《晋察冀日报》人物志。全书收录各种文体作品6000余种，包括小说220篇，诗歌569首，文艺评论398篇，戏剧15部，报告文学、散文、文艺通讯2522篇，美术、书法和音乐共328幅（首），文艺史料2500余篇，还有2000多种文艺信息、文艺广告等，基本涵盖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情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套丛书的整理出版，与读书会的推动密切相关，虽然编者里并没有他们的名字。

这些年，读书会先后召开了赵树理、丁玲、柳青、周立波、李准等作家的研讨会，推出了很多科研成果，初步汇成《社会·历史·文学》《新解读》《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柳青为中心》《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周立波为中心》《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李准为中心》等论文集和《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集》。这些论文，以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基础，注重文本细读和实地调研相结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做空头文章。这样的研究，既有严谨的学理，又有鲜活的历史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创新工程以来，积极鼓励跨学科研究。2017年初，我担任首席专家，组建了“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创新团队，试图重返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文学制度、创作经验以及艺术形式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阐释。来自文学所文艺理论室、现代文学室、当代文学室、比较文学室、港台文学室和《文学评论》编辑部等不同领域的萨支山、贺照田、何吉贤、程凯、何浩、李娜、刘卓、李哲、陈思等成为团队成员。从那以后，读书会的学术活动纳入到文学所的管理范畴，逐渐走上正轨。

回望当初，组织论坛、成立读书会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而今业已渐近老成。他们的思想、他們的学术，也步入收获的季节。“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全面展现了他们的最新成果。在开幕式上，贺照田、何浩、李超等希望我讲几句话，我自知外行，在洪子诚老师的鼓励和启发下，我就如何处理文学史料等问题，谈了三点意见：第一，要精致地处理文学史料，拓展时空意识，注重细节解读;第二，要重回历史现场，感悟、贯通、宏观;第三，要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在研究中展现时代特色和中国经验。

贺照田表示认可我的观点，并希望我以发言为基础，整理出一篇序言。再三婉拒无果的情况下，我只能大致介绍这个课题组的学术历程，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他们的学术成果。至于书中所收论文，已有各位专家的圆桌评议，目光犀利，鞭辟入里，借用薛毅先生的话说，这些论文的最大特色是“放弃既有的认识标准和方法，放弃所有的先入之见，将研究主体相对化，虚怀若谷、谨慎小心地进入历史，从而让历史议题呈现出来，看到以前的定见控制下所看不到的具体的丰富的动态的经验”。我赞同这种概括。

【注释】

①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76页。

②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15页。

③[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第5页。

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0-571页。

（缓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