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琥

关键词：文学家研究;学术自觉;《陆机陆云考论》

摘 要：文学家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考”“论”结合是文学家研究的基本范式。贯穿于这一研究范式的学术自觉则主要表现在三个基本层面：“虑周”的逻辑理路、“思深”的学术内蕴及“意远”的研究价值。刘运好教授《陆机陆云考论》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作者以“一己之同情”为研究动因，以具体问题为研究导向，以“审美—抽象”为判断视角，由小切口对接大视野，“知人论世”联结“以意逆志”，文献“外证”结合文本“内证”，析艺品诗、洞悉文心;考证辨伪，明于知人。其考辨精审，持论公允，博取慎思，凸显出“虑周”“思深”“意远”的研究特征，在文学家研究上具有学术自觉的示范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2）04-0009-07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Consciousness of Literary Study： Thorough Consideration，Deep Thinking and Profound Meaning—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Liu Yunhao's Textual Research On Lu Ji and Lu Yun

CHEN De-hu（1.Bo Culture Research Center，Bozhou University，Bozhou Anhui 236800，China;2.School of Urban Cultur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Foshan Guangdong 528225，China）

Key words： Textual research on writers; academic consciousness; Textual Research on Lu Ji and Lu Yun

Abstract： The study of writers is an important object of literary study. The combination of "examination" and "argument" is the basic paradigm of the study of writers. The academic self-consciousness running through this research paradigm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aspects of " logical path-thorough consideration " ，"academic connotation-deep thinking " and "research value-profound meaning" . Liu Yunhao's academic works Textual Research on Lu Ji and Lu Yun is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pproach. The author takes "one's own sympathy" as the research motive，looks on the specific question as the research guidance，regards "aesthetic-abstract" as the judgment angle，and so connects the large field of vision by the small incision. In his works，"knowing people and discussing the world" is connected with "surmising other people's minds with your own". Literature "external evidence" is combined with "internal evidence" in tex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art poem，penetrate the literary mind，carries out textual research，distinguishes the false，and better knows other people in his works.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thorough consideration，deep thinking and profound meaning are highlighted by his meticulous textual research and holding the fair judgment and careful thought. Thes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have the exemplary value of academic consciousness in the study of Lu Ji and Lu Yun.

清人章學诚称赞《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1，实际上包含了文学研究的逻辑理路、学术内蕴与研究价值几个方面的考量。然而，能将几方面有机统一于一部论著之中，则是学术自觉、功力精深的体现。2020年出版的《陆机陆云考论》（下简称《考论》）可以说是这一方面代表性成果。近三年来，刘运好教授在中华书局连续出版了两部新著，除了《考论》，还有《魏晋经学与诗学》（下简称《诗学》）。虽然二书的治学方法都叠映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征——以“问题”为导向，以“考辨”为基础，以“思辨”为升华，但仔细推敲，在学术方法与特征上又同中有异。本文从比较的角度，重点分析《考论》的学术特点，特别是文学家考论的学术自觉。

毫无疑问，《诗学》是近年来魏晋文学研究“视野宏通、立意高远”2的一部力作。然而，《考论》却与之多有不同。其一，《考论》出于“一己之同情”，不同于《诗学》纯粹的学术理性，而具有鲜明的研究主体性。其二，《考论》以“审美—抽象”为研究视角，不同于《诗学》的“历史—文化”研究视阈，而具有鲜明的审美判断性。其三，《考论》由“知人”到“论文”，小切口对接大视野，藉以宏观而笼罩微观，也不同于《诗学》“一体两翼”的结构方式，而具有鲜明的逻辑渐进性。显然，《考论》是一部微观和宏观、审美与抽象、历史和时代有机结合的研究精品。比较而言，《考论》确无《诗学》之“体大”，而以类相从、剥茧抽丝的研究方法，却有“虑周”特点;无《诗学》的“经学化诗学”理论建构，却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结合的经典研究路径上探索创新，凸显出“思深”的特点与“意远”的价值。其考辨精审、持论公允、博取慎思，构成了这部专著“虑周”“思深”“意远”的学术特征，体现出文学家考论基本的学术自觉。

一、虑周：学术理路的自觉

“虑周”——逻辑理路的严谨，是学术自觉的基本前提。文学家研究也是如此。《考论》对关键性论题的锚定、知人论文的研究路径和剥茧抽丝的研究方法，都体现了“虑周”特点。“二陆”研究，籍贯、错简、存疑等本来就棼丝难理，文本、思想、理论阐释又见仁见智，论及文学影响更是众说纷纭。因此，如何选择研究的切入点并构成完整的逻辑体系就十分重要。《考论》的精巧设计在于，欲“论文”先“知人”，由小切口进入大视野。为此，其所建构的研究体系——“悲剧人生论”“生平著述考”“文集异议考”“思想体系论”“文学创作论”“文化视域论”“文学影响论”等，内容丰富而不芜杂冗繁，理线串珠且又委备周详。

（一）切中肯綮——求同析異的理论抽象

《考论》虽也以问题为导向，带有专题性研究的诸多特点，如论题专一，内容具体，针对性强等，但是“二陆”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二陆”是同胞兄弟、年龄相亚，吴亡屏居华亭，而后奉诏入洛同时仕晋，声气互通、文化同根，具有鲜明的共同性;另一方面，二人毕竟是不同的社会主体和审美主体，其主体性格、理论取向、审美选择必然有显著的差异性。如何在“同”中求“异”，是“二陆”研究的核心问题。《考论》对诸如二陆的性格特点、思想差异、文体选择、审美风格及其文学史影响等都作了清晰的界分：“性情上，士衡‘言多慷慨，偏于耿直;士龙‘文弱可爱，偏于温和。思想上，士衡‘伏膺儒术，偏于儒学;士龙‘谈老殊进，偏于道家。文学观念上，士衡‘曲尽其妙，偏于工巧;士龙‘雅好清省，偏于自然。题材上，士衡偏于杂，士龙偏于纯;体裁上，士衡善五言，士龙善四言;美学风格上，士衡偏于繁缛，士龙偏于清省。在文学史上，士衡跫音空谷，回响热烈;士龙润物无声，潜移默化。”3

毫无疑问，这种基于微观研究的理论抽象，正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如以“伏膺儒术”与“谈老殊进”作为分析二陆思想不同的基点，并明确指出：“伏膺儒术”的家族学风是陆机思想的支点，“玄体儒用”的洛下学风则是陆云思想的支点;陆机思想偏于“传统”，陆云思想则偏于“维新”;陆机因“伏膺儒术”，恪守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尚存汉末士族精神的回响;陆云“谈老殊进”乃至“玄体儒用”，汲取玄学而又超越玄学，是东晋士族精神的先声。1这样，就在魏晋文学的发展流变、文化精神的延展差异中，厘清了二陆的思想基调。而二人处事方式的不同，文论思想的区别，创作风格的差异以及审美取向的分殊，也由此变得泾渭分明。切中肯綮的论证，足见作者的学术敏锐性、研判准确性以及理论穿透力。

（二）以类相从——拨笋抽丝的研究方法

为了使问题引向纵深，《考论》采用“以类相从”而“拨笋抽丝”的切入方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笔者所见，悉加胪列，结论可靠者径取之，异议蜂起者辨正之，史籍讹误者考证之。”2一方面，可靠结论之“径取”，异议蜂起之“胪列”，按问题的类别各相归属，使得同一论题正反两方面的材料更加集中、翔实，是“以类相从”的结果;另一方面，“考证之”“辨正之”则属于“拨笋抽丝”的功夫。

以二陆籍贯为例，《考论》从祖籍、出生地以及后来行政区划的变化入手，发现“吴郡说”太过宽泛，“吴郡华亭说”舛误太多，从而考定二陆籍贯“应该是吴郡吴人，即今之苏州，与上海松江县无涉”。其中，对“吴郡华亭说”的辨析尤见功力。作者结合《三国志·吴·陆逊传》、唐陆广微《吴地记》、丘悦《三国典略》，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乐史《太平寰宇记》等文献，以及当代学者曹道衡《中古文史丛稿》研究成果展开分析，论证陆逊封邑之“华亭”在江苏昆山（原名“横山”） 而不是“华亭”县治（今上海市松江县）;陆姓为“吴邑”四大望族之一，二陆出生地是昆山（今江苏昆山市），宅居“华亭”至太康十年（289）方入洛（阳），死后陆机亦葬于此，故二陆的籍贯是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考论》“以类相从”而材料详赡，“拨笋抽丝”又推论缜密，由此可见一斑。

（三）知人论文——理线串珠的逻辑结构

当然，小切口的专题性研究，虽有集中、深入探究问题的优势，但也可能存在只见树木难见森林之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基于大视野作整体性认知，使“点”（切入点）与“面”（大视野）有机统一。即“点”是面上之点，“面”又始终以点为支撑，点面的有机统一，方能形成科学合理的整体性结构。“二陆考论”如此结构全篇，就与《诗学》始终以“一体两翼”为学术观照点存在不小的差异性。

《考论》先“知人”后“论文”，由小切口而进入大视野。这样，较《诗学》更具有“眼高天近千山上，身共云栖一壑中”（戴复古《庐山》）的特点。开篇以“综论人物”为背景，作理解分析人物思想、文学创作的导引，即先“知人”，建构出“眼高天近千山上”的“面”;进而再具体到“论文”，在“点”的论证基础上，收拢于“身共云栖一壑中”的理论抽象，由点归面，以面彰显点——这种“点”乃“立片言之居要”，拓展了“面”的理论张力。而“点”“面”的结合，便将二陆的异议考辨、文本释读、审美观照、理论建构、因革扬弃、接受影响等专题性讨论，统领于“人物综论”，故能理线串珠，形成整体。

在文本解读上，作者则又由文及人，在文学发生学上，追寻“知人”和“知文”二元互动关系。如解读《逸民赋》，作者结合陆云入洛后“谈老殊进”“玄体儒用”的文化精神转向，探究文本的深层底蕴。在丘山杖策、枕石漱流、傲视外物、超然自逸的隐士境界中“原其所以”，从而揭示“载营抱魄，怀元执一”的道家“以一为本”的生命哲学。唯因如此，文本“一丘之欢”“一壑之美”中的荒土、穹谷、疏圃、芳林、鸣琴、渔钓、式宴以及淡泊心志、齐一物我、持守本性、等同朝野等描述说理，本如散乱的珍珠，通过文化精神转向的一线贯穿，便形成精雕细刻的专题性研究。在“知人”和“论文”的二元生成与文本互证中，建构了“理线串珠”的研究理路，形成了作家与创作、文献与理论、历史与逻辑相互映照、互为支撑的整体架构。

二、思深：学术内蕴的自觉

然学术研究的“虑周”，还是为了学术意蕴的揭示。《考论》精于构思，巧于布局，思虑之周，目的也是为了阐发学术内涵，体现学术深度，即“烛照其（二陆）悲剧人生，展示其过人才华，发掘其辉煌文学成就，庶几揭示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1为此，《考论》辨析史料、务求翔实;分析人物、务求准确;品鉴作品、务求深入。从199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缘情绮靡”与陆机诗风》（《宁波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起，到2020年的《经典与选择：论二陆与六朝文学》（《江淮论坛》2020年第6期）止，论著作者在学术期刊上共刊出专题性研究论文28篇，其中绝大部分为核心期刊。加之作者先前曾对二陆文集加以整理校注，所以《考论》的研究基础非常坚实，成果自然也十分厚重。20多年来，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与“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中外理论的双重指引下，伴随问题的不断追问，研究的逐步深入，作者的研究也由“曈昽”而“弥鲜”，既洞悉文心又明于知人，加之持论公允、衡断准确，使得《考论》“虑周”而“思深”，内蕴丰厚，颇得学术研究的三昧。

（一）问题追问——思深的基点

通常，文献“外证”，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考论》也是如此。尽管它不像《诗学》之“经学研究”那样倾力于文献“考索”，也不像文学编年史那样专注于史料梳理，但是基本文献的辨正仍然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历史观照的“在场”也是本书的逻辑基点。也就是说，《考论》对于关涉文学创作、审美观照的“外证”资料，也悉加“胪列”，取精用弘。特别是在目前有关二陆的文物、口述史资料极为匮乏的背景下，二陆“考论”在纸质文献上下足功夫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方面，论著作者深受业师郁贤皓先生“溯史料本源、循学术规范”2的学术濡染，把沉潜于文献史料作“彻上彻下，彻里彻外，彻头彻尾”地网罗放佚，作为学术创新的基础，自然也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语）的过程。他曾专门赴台考察二陆文集，并发现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吴氏丛书堂明钞本《陆士龙文集》乃海内孤本，具有重要的版本意义。此外，二陆籍贯的考证、年谱与作品系年的辨正、错简的辩误等均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可以说，文献勾稽的深入全面，问题追问的孜孜不倦，是二陆“考论”走向纵深、直抵学术堂奥的前提条件。

如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其篇名、作者、异文等向来“争论最多”，而这恰好也是论著作者长期追问的论题——前期的研究成果如专著《陆士衡文集校注》就曾作过专门讨论;而相关论文如《陆机诗歌研究三题》3等也仍在不断地追问。《考论》则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作了全面的总结。其中，考证诗题，即以《文选》李善注、《玉台新咏考异》引李善注后所加的案语，以及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姜亮夫《陆士衡年谱》等为基本文献，逐一校勘，明确指出“令彦先”“令文彦先”别无所考，“顾令文与顾令文彦先是一人”实为讹误，若将诗题改为《为令彦先作》《为令文彦先作》更是于史无据。而顾荣，字彦先，本是二陆同乡，又互有赠答，故《文选》题作《为顾彦先赠妇》不误。《考论》进而指出今人所误的原因：一是对陆云《与兄平原书》“顾令文彦先每宣隆眷弥泰之惠”的语意误读所致，二是对诗中“翻飞游江汜”的异文误解所致。4特别是关于陆云《赠汲郡太守》之“奚世都”应为“爰世都”、《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诗》之“征西大将军”应为“征东大将军”之类的考证，都使积年疑案涣然冰释。而其他举凡涉及考证的内容，都能博取文献，取精用弘，结论水落石出。显然，问题的深度追问构成了此书思深的学术内蕴。

（二）判断准确——思深的支点

文学研究除了文献“外证”外，还必须注重文本解读的“内证”。如果说文献的“外证”——外部研究是“考”，那么文学的“内证”——内部研究则是“论”。由静态的文本（第一文本）走向动态的作品（第二文本），是读者 “以意逆志”的结果，也是文学研究的归结点。所以“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有机结合，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典性途径，也是问题追问走向纵深的主要途径。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考论》比《诗学》更注重“以活泼的美感形式”品鉴文本，在“以意逆志”上颇多学术建树。换言之，《考论》不单是找准了问题追问的基点，也抓住了深入研究的支点——由“知人论世”的文献考辨，走向“以意逆志”文本品鉴。内外结合，推进了问题的研究深化。诚然，《考论》通过文本审美观照的过程，建构了“在场”的文化语境，但是，任何文化语境的“在场”属性，都无法剥离历史文献考证所获得的时空信息，任何文本的题材内容、风格特征分析，也必须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才能得到确证。也就是说，文本解读的“以意逆志”并非孤立的存在，必然与文献考索的“知人论世”生生互证。析艺品诗、洞悉文心和考证辨伪、明于知人，本质上是二元同体的关系。

比如《登遐颂·玄俗》的作者考证就是一例。《考论》从《艺文类聚》“嫁名曹植”乃始作俑者入手，考证《曹植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以讹传讹的源流，然后以《西晋文纪》《文章辨体汇选》等文献为依据，正面论证《登遐颂·玄俗》的作者应是陆云。到此为止，文献考证不可谓不翔实，但是“考论”并未就此止步，而又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研究之中。一是《玄俗颂》与《曹植集》其他“頌”作比较，取材不类，风格亦异;二是《玄俗颂》与陆云《登遐颂》其他篇章比较，题材相近、内容统一、风格一致。通过一反一正的两面比较，由此论定俞士玲“当为陆云文而误入曹植集中”1一说为是。而其他相关存疑、伪作、错简等校勘，也大抵采用这一考证方法逐一考辨，直到水落石出。“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相支撑，使得考证辨伪，亦判然分明。

（三）持论公允——思深的亮点

判断准确又与持论公允密切联系。学术研究固然包含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及学术激情，然而秉持学术公心，避免褒贬失当，却是研究的基本标尺。《考论》在这一方面的处理很具有学术启迪意义。《考论》由“一己之同情”到抽象思辨，藉“知人”而推及“论文”，个中的“独立的生命感悟”“‘在场的真实感受”以及“活泼的美感形式”等，不能不说带有相当浓郁的主体色彩，但是专著作者在艺术直觉、审美品鉴中却立足于严谨的考论，升华于思辨的抽象。因此，在活泼、灵动的文风中，又不乏冷静与理性、客观与公正。从而达到微观和宏观、感性与理性、审美与抽象、历史和时代的有机统一，故新见迭出，亮点纷呈。其中对“士无特操”的驳论，不仅慧眼独具，而且持论公允。

驳论“士无特操”本为专著“后记”的内容，却又是贯穿于《考论》始终的重要问题。作者从秦汉之后士族阶层的依附性入手，认为缺少忠君不二的政治操守即“士无特操”，在封建社会确实令人不齿。然而，西晋中后期的特殊性在于：世积乱离、政出多门，文人欲依附皇权而无所依之。而“八王之乱”的本质是王室内部的权力纷争，不涉及王朝更迭，也不关涉民族操守。何况二陆还是亡国孑余，贰臣于晋。思想上，君主偶像不存，节操不知归处;现实中，既无祖荫可庇，又少知己奥援。“好游权门”是二陆在政治夹缝中追求辉煌人生的不二选择。因此，简单地将文人朝秦暮楚的政治选择贴上“士无特操”的标签，或者“以进趣获讥”贬抑之，以“士无特操”苛求之，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西晋独特的社会环境以及二陆特殊的贰臣身份。显然，这不仅颠覆了传统观念，而且持论公允，成为《考论》的亮点之一。其他如对宫体诗“淫靡颓荡”的驳论，虽只是在论述二陆追求声色之美影响时附带提出，却抓住宫体诗取境不高却不庸俗，物色绮丽而不媚俗，风格绮靡且不轻浮，论定其绝非全是“轻浮绮靡之词”。同样，认为陆云诗学“抒情上自然（得之生命本真）与缘情辩证统一，表达上绮靡与自然（得之自然造化）辩证统一”，“解决了一直困扰前人创作的两难选择问题，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这一类的具体论证和思辨抽象在《考论》中比比皆是。总之，《考论》立论公允，新论迭出而珠玑满眼。这正构成了《考论》“思深”的学术内蕴。

三、意远：学术价值的自觉

如果说“虑周”侧重于准度、“思深”注重深度，那么“意远”则关注学术价值的高度。“我们用价值来思考世界。”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对哲学家李凯尔特的这一名言十分赞赏，并进而指出：“价值”能“给我们的意志和行动提供方向”。1学术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价值体系的建构、研究范式的确立和研究对象的创新上。这三个方面系统性建构，应该是作者学术研究“意志和行动”的基本方向。也正是这种“意志和行动”，才形成《考论》“意远”的学术价值自觉。

（一）袭故——传统研究路向的坚守

现代学术价值体系的构建，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基于传统研究模式的创新。虽然“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是文学创作的法式，“弥患凡旧”也是学术研究的圭臬，然其“新变”却来自于“搜讨旧闻”。因此，创新绝不意味着抹杀传统，而是立足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亦即不忘本来、博取反约，才能面向未来、留下学术精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结合的研究路径，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仍然是基本的研究范式，也是必须坚持的经典性研究路径。

《考论》始终坚持这一研究理路。一方面，由“知人”到“论文”，小切口，大视野，形成二陆“考论”基本的研究路径。上文已经提及，作者特别注重问题导向，尤其关注“争论最多”问题。而具体问题的分析，小切口的“点”联结大视野的“面”。为此，由“知人”到“论文”是首选的研究路径，符合“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两相结合研究的传统范式。而欲“论文”先“知人”的研究视域，以“人物综论”为统领，避免了只见树木而难见森林之不足;在整体架构上，由“知人”到“论文”，点面结合，互证互生，既保证了问题研究的集中深入，又能理线串珠，形成有机整体。另一方面，考据联结文本，审美与抽象的融通，这是《考论》主要研究方法。二陆“考论”当然颇见作者“彻上彻下，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史学功底，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网罗放佚文献的“外证”，而以文本释读为“内证”，与文献考据的“外证”交互印证。这样，品鉴文本的审美体验，以“以意逆志”为主;而考证辨伪、推理谨严的哲学抽象，显然是“知人论世”的自觉。因此，就方法论而言，考据与文本的结合，审美与抽象的融通，也是“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两相结合研究的传统路数。一句话，《考论》的学术价值体系构建，因循经典研究路径，坚守了传统研究模式。

（二）开新——研究内容的升华

文学家考论更要学术创新，而《考论》就是作者用意之深远、袭故而开新的力作。然其用意深远，却不仅仅在于“袭故”—— 赓续传统，株守传统;更在于“开新”——披沙拣金，迭出新论。唯因“开新”，才深化了研究对象，升华了研究内容，形成二陆研究的新高地。

《考论》完整的理论体系、细密的文献考证、深刻的抽象思辨，以及精审的文本解读、清晰的源流辨析，无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正是学术“开新”重要标志。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再略举几个例证。

第一，考证：旧说新论。《考论》之“考”对于“旧说”皆一一加以考辨。如关于二陆的籍贯，向来歧说纷纭，不仅有“吴郡”“吴县”说，而且近年来，又将二陆出生地昆山之华亭与松江之华亭混为一谈。如尹军《玉出昆冈——陆机、陸云评传》即认定二陆的籍贯是“松江”，主要依据是：二陆曾祖父陆骏徙居华亭谷、祖父陆逊封华亭候，其生母爱唱松江歌谣如吴语歌谣《百年歌》（陆机曾作《百年歌》）。2殊不知，此华亭非彼华亭也。论著作者从祖籍、出生地以及行政区划变化等方面展开考释，结论是二陆籍贯吴县、出生于昆山，“与上海松江县无涉”。史料翔实，史实确凿，虽辨旧说，亦见新论。

第二，抽象：片言居要。《考论》善于从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或历史现象）中，立片言以居要，抽象本质。甚至连章节标题都带有这一特点，如以“传统与超越”概括陆机思想，“玄体与儒用”概括陆云思想，等等。即使是学界热点问题，也往往于片言抽象中表现出独到的学术眼光。如论陆机赋的说理特点时，就具有理論抽象的深度：“若逢季世，现实的困窘和生命的危浅，都迫使诗人对现实人生作深层思考，哲思淹没了感性，理性代替了直觉。季世原有秩序的解构、生命的压抑、文化的多元，恰恰是一个催生哲学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诗赋也正是哲学的诗化表达。”1这就将玄言诗、宋诗之所以充满理趣，在文学发生上阐释得十分清晰。

第三，思辨：哲理覃思。《考论》的《弁言》称：“书中的艺术感悟、本质抽象和哲学思辨，自然也蕴涵着笔者对历史、社会、文学、人性的独立思考。”这恐怕也是《考论》不同于其他专著的特色之所在。如二陆乃至于西晋作家，既无建安救民倒悬的激情，也无正始现实罗网的颤栗，而多写一己之悲欢。作者即从西晋特殊政治环境出发论二陆创作的独特意义：“从现实人生出发，陆机极写一己悲欢，却如《金瓶梅》，在一人的盛衰之中，烛照了浑浊纷繁的世俗世界;从缘情绮靡出发，出之繁缛之笔，又如《红楼梦》，在绮丽颓荡的描述之中，积淀着现实人生的终极思考。”2显然，在文学史的纵向上阐释二陆作品（乃至于西晋作家）的存在意义，覃思之中浸透哲学的思考。

（三）意远——理论体系的建构

所谓“意远”，不仅指研究主体的学术用意深远，同时包括价值体系建构的意义深远。《考论》在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时，特别注意从横向历史语境上阐释其生成缘由，试图从生命哲学上阐释其抽象意义，又从纵向发展上阐释其审美特点，建构起立体交叉的理论体系。为此，从生平著述、文集异议的问题考释，到思想体系的钩玄抽象、文学创作的系统论述，再到文化视域的源流考索，最后归结到文学影响，且以二陆悲剧人生笼罩全篇，既彰显了作者学术用心的良苦，也形成了完整的结构理论体系。

一方面，《考论》作者出于“一己之同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研究对象“在场”的历史语境和生命律动之中，从而扪及研究对象的心灵深处;另一方面又时时跳出主体的“同情”，考据史实，以理性客观的态度，评价人物，解读历史，抽象本质，表现出深刻的哲学思辨。正如作者所言，“跳出史料，以独立的生命感悟撞击古人心灵，以‘在场的真实感受解读历史事件，以活泼的美感形式品鉴文本艺术，以严谨的抽象思辨概括文学本质”，3也正包含了《考论》这两个方面的努力。

可以说，二陆的悲剧人生是作者研究的动因与出发点，所以《考论》始终抓住华屋丘山的人生遭际、出处艰难的价值抉择、高傲自卑的矛盾心态，深入论述二陆跌宕起伏的人生悲剧以及色彩斑斓的文学创作。而通过发掘史料，考证辨伪，解读历史事件，概括文学本质，发掘二陆辉煌的文学成就，从文学影响角度解读文本意义的增殖，揭示二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试图给二陆一个文化史上深远影响的地位，则是《考论》的最终目的。简言之，生命直觉和理性超越、现象阐释和哲学思辨、文本审美和逻辑实证的有机交融，构建了《考论》完整的学术价值体系。

整体上看，“虑周”“思深”“意远”是《考论》学术自觉的基本特点。它的研究路径明确，方法简捷圆熟，思辨追本溯源，论述鞭辟入里，理论深入浅出，对传统研究方式作了大力拓展，对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建构。因此，《考论》在作家研究包括文学研究方面具有很强的示范性。

责任编辑：钱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