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艳燕

内容摘要：结合其文化背景和创作意图，纳丁·戈迪默的小说标题The Pickup蕴含多重寓意。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在邂逅中滋生的爱情，彰显女主人公朱莉对身份和家园意识的追求，并通过朱莉在阿拉伯国家学习语言、宗教和社会习俗的过程，进一步展示她拓展文化视野和打破桎梏寻求自我身份的精神之旅。阐释书名的多重寓意，有助于读者理解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个体在重构自我身份这一过程中的挣扎和努力。

关键词：纳丁·戈迪默 《偶遇者》 南非文学 种族隔离 身份

2002年，78岁高龄的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创作了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The Pickup。作为南非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戈迪默始终关注种族隔离对个体、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偶遇者》 聚焦于种族隔离之后的“新南非”，继续处理白人与黑人、私人和政治、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冲突和联系等问题，但她将这些问题从地方和国家层面提升到全球层面，故事的场景从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资本主义社会置换至一个匿名的阿拉伯小国。故事情节也从残余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对命运的抗争，延展至白人殖民者的后代在身份危机中的挣扎。

2015年，梁永安将这部小说译成中文，并将书名The Pickup翻译为“偶遇者”。英文词组pick up 蕴含多重寓意，但翻译成汉语标题时，译者只能选取一种含义，致使书名能指与所指关系无法等效对应，其文化内涵的丰盈和厚重也无法准确传递。因此，单从中文书名很难全面理解该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创作意图，有必要对该小说书名的深刻寓意进行剖析，以进一步理解后種族隔离时代南非个体在重构自我身份这一过程中的挣扎和努力。

第一重寓意：邂逅的爱情之旅

英文词组pick up的第一层阐释为“邂逅，偶遇”之意。小说开始，出身优渥的南非富家千金朱莉车辆抛锚，去修理厂时偶遇了修理工阿布杜，一位来自一不知名的阿拉伯小国的非法移民。两个年轻人的背景和身份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感到一种霍米·巴巴所说的“无家状态”，即都是“文化和身份认同危机造成的心理层面的流亡者”。[1]（Tyson，p20）

和戈迪默小说中的大多数女主人公一样，朱莉属于拥有金钱和权力的南非特权妇女，有着良好的社会背景和固定的社交圈子。这样一位拥有多重身份（公关专业人士、富有银行家的女儿、中产阶级朋友圈的活跃成员）的女孩却陷入了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中。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社会的各种顽症、离异家庭的疏离和隔膜、与父亲价值观的差异等造成了朱莉的无所适从：这些房间却“没有一个是她的……她现在所游荡、停顿与聆听自己心声的地方，已不是从前的房子。”[2]（戈迪默，p13）正如评论家霍雷尔指出，“南非白人女性对自己的身份并不确定的现象相当常见。”[3]（Horrell，p765）

男主人公阿布杜不仅在隐喻意义上处于“非家”状态，更是实际意义上的流亡者。这位原名易卜拉欣（伊斯兰教中“上帝”的意思）的某阿拉伯小国的经济专业大学毕业生，为了逃离他所在的“灰暗国家”[2]（戈迪默，p11），化名阿布杜（原意为“上帝的仆人”）来到南非，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小小的汽车修理厂打工。他睡在修理厂阴暗湿冷的角落里，被人称为“油猢狲”，忍受着老板的剥削和鄙视。更为糟糕和不幸的是，他在南非的签证过期了，随时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威胁。作为一名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他挣扎于在场和缺席之间的罅隙，这种尴尬的生存现状造成了“他即在这里，又不属于这里”[2]（戈迪默，p32）的疏离感和不确定性。

这两个年轻人代表了几乎全然对立的两极：白人和有色人种，富有和贫穷，城市中心和沙漠边缘。艾玛·亨特如是说，“戈迪默种族隔离时期的小说中，‘白人居住的约翰内斯堡与黑人城镇壁垒分明，但是这部小说却展示了划分成两种人的另一个场景，一部分是能够在国与国之间自由迁移的人，一部分是非法移民并在城市边缘从事卑微工作的人”[4]（Hunt，p105）

对于朱莉而言，阿布杜正是她所属社会的他者。在这个阶级、种族、社会背景截然不同的小伙子身上，她长期以来不被理解的迷惘和郁闷突然找到了宣泄口，她在这个陌生的阿拉伯小伙子身上，看到了背离固有生活轨道的亮光。她以和阿布杜的邂逅之旅开启爱情的篇章，实施逃离“郊区”（小说中对白人富人区的指称）的计划。因此，朱莉热情邀约对方喝咖啡，将他带至自己独居的小村屋，并主动开启了两者的性关系。她“在阿布杜的眼眸里寻找自己”[2]（戈迪默，p129），利用他的差异来重新定义身份，来体现她对原生家庭的厌倦与挣脱，并以此进一步疏远所在阶级的特权背景。

经历和生活的巨大落差并没有阻止这对偶遇者相识并相爱。这两位来自不同世界的“偶遇者”，跨越种族和身份鸿沟陷入了爱河，同居在朱莉的小村屋里，一起参加“圆桌帮”的聚会。

戈迪默擅长用一些细碎的现实，试图将国家的结构写进生活：“锋利的笔尖是个缝纫工具，它试图将一些不相称的东西缝合在一起”，促使“相异的和相同的东西在裂缝处结合在一起”。[5]（p4）邂逅意味着意外的相遇，戈迪默正是通过这种出人意料的跨国之恋，来阐释朱莉解构南非社会的压迫性结构和重新定义自我的决心和尝试。

第二重寓意：异乡的学习之旅

词组pick up还有一层寓意为“学会，获得”。在阿布杜受到南非当局驱逐被迫离开南非时，朱莉不顾所有人的坚决反对，和他领取了结婚证书，并毅然随他去往沙漠边缘那个破旧灰暗的村落。小说的第一部分始终没有展开对朱莉外表的任何描写。直至她订购了去往阿拉伯国家的机票后，朱莉才被赋予了确切的外表描述，而不是“白人年轻女孩”这样笼统含糊的定义。这次异国之旅不是她追寻自我认同与身份属性的结束。相反，阿布杜的返乡之行正是朱莉学习之旅的开始。

小说第一部分中，在朱莉父亲为即将移民的朋友举办的欢送宴会上，他们将移民称为“重新定位”。当朱莉来到这个全然陌生的沙漠中的国度时，面对的是迥然不同的语言、宗教、生活习俗和男女地位等，朱莉成为寄居者、他者和需要重新定位和学习的移民。在这个意义上，沙漠不仅仅是差异的转喻，更是一个物理、心理的空间，重新塑造了朱莉思考自己在世界上所在位置的方式。

朱莉首先要学习的是家务。在南非，她甚至连自己的小村屋都是请人定期打扫的。到了阿布杜的故乡，家务成了她亲近和融入家庭的唯一社交渠道。一开始她被婆婆排除在家务之外，被阻挡在厨房这个女性世界之外。但她并不沮丧，而是努力亲近小姑、妯娌和婆婆，逐渐地，朱莉以毫不做作、平易近人的举止逐渐获得了接纳，她获得婆婆的许可，可以同家里其他的女人一起在厨房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她惊叹于那两个简朴之极的炉子做出的美味，感动于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烟火气息。她在学习家务的过程中学会了相处，在易卜拉欣的大家庭中体会了在她冷漠的中产阶级“郊区”的混合家庭从未体会过的温暖和存在感。

在阿拉伯国家，除了“阿布杜的妻子”或“外国游客”的标签外，朱莉在文化、语言和性别上都属于“他者”。为了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朱莉让母亲从美国寄来了英文版《古兰经》并认真学习。她和易卜拉欣的妹妹马里亚姆互相学习对方的母语，给当地一些富裕人家的女人上英文课，外出时披上了阿拉伯妇女的头纱，在斋戒月和家人一起守斋，几乎完美地扮演了当地社会期待的当地女性角色，并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动性融入其中。她的聪敏博学和纯真自然赢得了家中女性的认可和喜爱。她首先和马里亚姆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马里亚姆将朱莉视为自己“唯一的朋友、那个比任何姐妹都要更了解她的异国女子”。[2]（戈迪默，p220）易卜拉欣的侄女莱拉自小失去父母的关爱，她在朱莉身上感受到从未感受过的深厚的母爱，朱莉也将她视为己出。婆婆也经常以手势教她家务，成为与她“心灵相通的盟友”。[2]（戈迪默，p195）女性之间日益频繁和亲密的交往和互助是朱莉在沙漠定居下来的亲情源头，也是她克服困难、熬过艰苦的风月的力量源泉。

通过家务、语言、宗教、习俗的学习，朱莉逐渐融入了阿拉伯世界，完成了从中心到边缘的迁徙。这个学习过程正是朱莉沉浸在他者的文化中来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的尝试，更是她打破桎梏寻求自我身份的发端。

第三重寓意：身份的重塑之旅

Pick up的第三重意思是“恢复，重新振作”。“通过逃离约翰内斯堡的资产阶级中产生活移居到沙漠的激进决定，小说将个体引入一种崭新的文化杂交，并在文化融汇处建构起新的身份”。[6] （Bhabha，p135）戈迪默通过朱莉的故事，证明归属感和自我意识不是由国家边界和阶级定位决定的，而是通过精神和内心的重新定位，即重新寻找自己的权力或身份的方式。

对于在喧嚣繁华的约翰内斯堡长大的朱莉来说，空荡深邃的沙漠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她时常一个人徜徉在沙漠边际，惊叹于自然界的神奇博大。随着朱莉在家庭和女性团体的融入，她孕育了更大的梦想，尤其在看到易卜拉欣的一位远亲在沙漠种植水稻之后。在沙漠土生土长的阿布杜认为沙漠是虚无、落后、沉寂、贫穷的象征，来自现代化大都市的朱莉却能欣赏常人难以体悟的沙漠独特的美。“看到这个沙漠中央生长着稻谷时，就表示这里是可以孕育出生命来的，表示它可以提供一种超越于一切意义之外的存在。”[2]（戈迪默，p182）因此，她决定留在这里，准备用父亲为她设立的信托基金，买地、钻井，浇灌更多的绿洲，投入此地的绿色农业实验田项目，帮助当地人致富，并将这里变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家园。

沙漠这块永恒之地和冥想之地为朱莉创造了一个自我建构的空间，成为她实现绿色梦的发端，使她在文明世界的边缘找到了一间“自己的房间”。迪米特里乌把朱莉重新定位主体身份和自我价值的阶段解释为以内省为中心的成熟的过程 ：“她内心绘制了以探索新国家来寻求自我的地图。”[7]（Dimitriu，p32）小说最后，当易卜拉欣终于在朱莉母亲的帮助下拿到美国的签证时，朱莉却不愿和他一起奔赴下一站“应许之地”。易卜拉欣完全无法理解朱莉留守沙漠的想法，妻子的固执让他勃然大怒。朱莉没有因为丈夫的生气而退缩，也没有因为丈夫的劝解而改变。她可以想象到他们去往美国后易卜拉欣的遭遇：打工，重新成为车身下的油猢狲;送外卖，洗盘子;住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这种生活不会和他在南非的境遇有多少不同。美国有许多类似《幸福来敲门》的励志故事，还有更多幻灭和绝望的故事。朱莉不想回到她熟悉的充斥着商业社会游戏规则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无法说服一心奔赴未来的丈夫。于是，这对爱人只能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在彼此的世界偶然相遇和交集，却注定要各奔东西渐行渐远。易卜拉欣离开了 沙漠这个他人生的起点，朱莉却将沙漠视为皈依的终点：在沙漠中，朱莉找到了永恒的意义，在异国他乡恢复了自己的主体身份，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并将她和易卜拉欣之间狭隘的男女情爱上升到对一切存在的世界主义博爱精神。

朱莉以邂逅阿布杜开始精神和文化的放逐;追随丈夫来到沙漠开启自我寻找;坚守沙漠完成身份和主体的重塑之旅。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和白人都面对重构主体和共建和谐关系的新问题。朱莉放逐白人中心文化和建构主体身份的过程，是该小说“重新定位”的主题所在，也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沙漠成为朱莉反抗和重建场所的隐喻。沙漠隔开了第三世界的寂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喧嚣，沙漠见证了朱莉和易卜拉欣的相爱与别离，沙漠成为怀着同样重生渴望的易卜拉欣和朱莉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小说于朱莉和易卜拉欣的背道而驰各奔前程处戛然而止。朱莉能否克服沙漠的经济贫困、文明缺陷和制度落后等种种问题？ 没有对伊斯兰教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她能仅凭强大的内心来抵御它无时无刻的影响吗？如果她的投资和实践连连失败，她该如何维生？而移民美国的易卜拉欣，真的能最终实现他的“美國梦”吗？他是继续做“油猢狲”，在汽车的底部和美国的地下室艰苦谋生，还是能够实现他经济学家的抱负？两个人的感情会不会因此裂变？他们会有进一步的交集吗？……作者以开放式的结尾，赋予了人物命运丰富的不确定性和包容性，也给小说注入了无限的可能和希望。

书名“The Pickup”为小说中主人公的宿命埋下了伏笔，展示出“偶遇”的悖论，预设了种族隔阂下的爱情的宿命：朱莉和易卜拉欣来自不同的世界，却同样渴望逃离自己的故乡;他们在摆脱命运桎梏、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邂逅，最终却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背道而驰。

追随着朱莉，戈迪默的笔触从南非跨越疆界到某阿拉伯贫穷国度中的沙漠边缘村落，并在那里为她作品中的女主人翁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也为其标题The Pickup注入了豐厚的文化内涵和意义。这是朱莉和她的异族爱人在差异和二元对立中建构的邂逅之旅，是她融入阿拉伯世界和文化的学习之旅，更是她通过对峙和反思重塑自我的成长之旅。

戈迪默通过她轻盈质朴、简洁含蓄的语言，对人物展开了精微刻画，通过人物关系和矛盾的设置和铺呈，展开对人性、宗教、心理、情爱及身份认同的深思，以精湛的写作技巧和收放自如的艺术张力告诉读者，这就是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现代世界：纷繁复杂，黑白缠绕，苦乐夹杂，难以泾渭分明，同时也传达了她始终坚守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震慑心灵的人性光辉。在这一意义上，英文标题The Pickup的多重寓意本身就为身份主体认同、归属感、幸福感和追求美好生活与和谐关系等南非社会的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

参考文献

1.Tyson， Lois. Critical Theory Today [M].New York：Routledge，2006.

2.纳丁·戈迪默著，梁永安译.《偶遇者》[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

3.Horrell，Georgina“A Whiter Shade of Pale： White Femininity as Guilty Masquerade in ‘new（white） South African Womens Writing” [J].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0.4（2004）：765-776.

4.Emma Hunt.Post Apartheid Johannesburg and Global Mobility in Nadine Gordimer's The Pickup and Phaswane Mpes Welcome to Our  Hillbrow[J].Ariel37（4），2006.

5.康维尔、克劳普、麦克肯基著，蔡胜勤等译.《哥伦比亚南非英语文学导读（1945-）》[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6.Bhabha， H.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1994.

7.Dimitriu，Ileana.“The End of History： Reading Gordimers Post-Apartheid Novels”[J].Current Writing 15.1（2003）：17-37.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