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给一本名为《成长札记》的书作序，其中写道：在我们那个年代，成长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情。我们疯过，玩过，“动物凶猛”过，但全都没有记录。等到一愣神，长大成人了，那些往事也就随风飘散。只是到了今天，成长才变得隆重起来了——大人重视，小孩也开始自我审视。既然是审视，也就日日倾听着自己的心音，步步留下了岁月的痕迹。这样一来，成长便不再游离于自我之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动词，而是融入生命之中，变得有血有肉了。

其实，在文学作品中，成长早已是作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于是有了所谓的“成长小说”。前不久，有学校让我给初中生讲一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就被我看作成长小说。此小说从调皮捣蛋的少年保尔写起，写他最终如何在朱赫来的引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现在看来，在红色经典中，革命者的成长往往都有一个套路；而分析出这个套路，往往也就破译了小说的秘密。

但红色经典之外，这个套路却不大容易寻找。比如，章森从《雾都孤儿》出发，考察的是狄更斯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他看来，狄更斯的小说有一种巨大的惯性。他常常用儿童作为自己的主人公。这些儿童在贫贱中长大，或是凭借运气，或是凭借努力，走向了中产阶级的世界。这其实是小说作者本人的一种自况式书写。管含面对契诃夫的《草原》，思考的是9岁的叶戈尔如何穿过草原，与草原互动的事情。她认为，草原这种生活是滋养叶戈尔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人被环境塑造这个道理，或许就隐含着契诃夫的人生哲学。视线转到中国，钟大禄通过子君、梦珂、阿毛和萧萧，试图把乡下女孩进城的故事呈现出来。这样，成长与进城便形成了关联。然而在萧萧生活的那个年代，女孩子的进城之路又面临着诸多风险，那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相比之下，《在细雨中呼喊》虽然已远离了萧萧的那个年代，但主人公却依然在“死亡”“暴力”“伤痛”中成长。不过，在赵春然看来，余华如何通过小说中的“回忆”完成了一次精神疗愈，似更值得重视。而如此一来，作者便随着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一起走在了成长之途。当然，更重要的是，读过其作品的读者也成长起来了。大概，这正是文学的功用之一。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雾都孤儿》，原名《奥列弗·退斯特》（Oliver Twist），是经典的名著。但这个时代，经典常会成为一种包袱。读者听得多却读得少。但没读过的也知道狄更斯的大名，对他的妙言隽语更是耳熟能详。《雾都孤儿》副标题《教区男孩的进步》，也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更是狄更斯第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小说。小说通过一个孤儿的凄苦遭遇，反映了19世紀中叶《济贫法案》下的英国社会。

英国当时是世界的中心，集有数以千万计的财富。城市里机器不停地轰鸣，看起来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但对一个穷孩子来说，这个国家一点也不美好。他随时会因为过于虚弱而死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曾经大量描述了这样的例子。河流上漂浮着污秽物和婴儿的尸体。工人被迫吃腐烂的肉和生蛆的食品。城市的角落里挤满了衣不蔽体的穷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可想而知穷苦的孤儿会有怎样的命运。

两个世界的儿童

狄更斯的小说常以人物的成长为线索。《雾都孤儿》也不例外。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奥列弗·退斯特，是教区的执事按字母表顺序编造的名字。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死了，父亲则不知去向。他成了养在济贫院里的孤儿。济贫院虽然名字好听，却不是什么好地方。那儿有二三十个违犯贫民法的少年犯，和一个贪心的老妈子。没有孩子能在那里吃饱穿暖，还常常得挨女看守的揍。

于是在9岁生日那年，奥列弗也不出意外地成为一个苍白瘦弱的小伙子。教区觉得奥列弗是时候去干活了，给他派了一个摘棉絮的任务，不干活就没饭吃。凭他的劳动，每天能喝上三碗没米的粥。有一天，他饿得不能忍受，终于在伙伴的怂恿下说：“求您，先生，我还要再添一点。” 可招致的结果却是厨子的毒打和教区董事会的骚乱。董事会的绅士都觉得，这是基督徒的良心所不能容忍的罪恶。那个穿白坎肩的先生说：“我断定他将来得给绞死。”奥列弗被罚禁闭一个星期。

对小孩子来说，这样的情景是悲惨且可怕的。济贫院的价值观不是爱邻人，而是“谁跌倒就活该被踢”。生命在这里没有任何尊严。教区的董事会，教区执事，女看守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教区，而是整个英国社会的缩影：一个灰色、庞大的济贫院。作为社会的弱者，理应被看护的儿童，却被当成浪费粮食的畜生。教区本应当负起教育的责任，却屈从于金钱的逻辑，让这些小孩子从事劳动。奥列弗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可甫出龙潭，又入虎穴。10岁的奥列弗刚逃出那个黑暗的小镇，又陷入了贼帮的阴谋……

狄更斯爱憎分明，总是与弱者站在一起，反抗强者。他忍受不了任何形式的欺凌与压迫。于是他笔下有两种不同的人物类型。一种是有良心的人，一种是毫无人性的人。这两种类型的人物代表善恶彼此对立的世界。狄更斯很喜欢处理这两种类型之间对比映照的关系。小说第11章写奥列弗失去知觉，被布朗洛先生抱回家的情节是小说的中心场面：

最后他终于从一个似乎是充满烦恼的长梦中醒了过来，显得是那样的虚弱、干瘦和苍白。他软弱无力地在床上支起身子，用发抖的胳膊撑着自己的头，急切地向四周观望。

这样的场面之后再次出现。奥利弗仿佛突然成为可爱的小孩，一醒来就收到了穿着干净整洁的慈母般的老太太的关爱。“我的小乖乖！”“漂亮的小心肝！”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奥利弗说过这样的话。他差点以为自己来到了天国：“一切事情都是那么安静，那么爽快，那么井井有条；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和气、温和” ……

如今读者容易嫌弃狄更斯总在写老套的情节。正如罗斯金所说，虽然有些夸张，但狄更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问题。他揭示出，童年的快乐是少爷小姐才能享受的美好，而穷苦的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活下去已是万幸。

唤醒良知的身体

需要指出，19世纪英国人心中恐怕还不大有“快乐的童年”这样的概念。他们像对待小大人一样对待儿童。狄更斯年轻时，儿童仍然在刑事法庭受到庄严的宣判，被高高举起示众。未成年因偷窃被处绞刑的情况，直到上世纪初才废止。因此恩格斯的引用材料大多是从健康方面考虑童工问题的。狄更斯的小说中也反映出这样的观念。《雾都孤儿》经常依靠奥利弗的身体来推进作者的道德教育，但它也戏剧化地表现出身体潜在的两面性以及从中推断出的证据的滑稽性，展现出一种舞台剧和童话故事的特征。

《雾都孤儿》出现了好几次关于奥列弗健康的辩论。这些辩论都决定了他的命运。第三章的老法官是前半部分为数不多的正面形象。奥列弗被三镑十先令卖给了扫烟囱的。他被人领到法官那去申请同意。奥列弗不住地颤抖。老法官显然更关注奥列弗的身体状况。“我的孩子！”老先生说，“你脸色苍白、神情惊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与之相反，教区管事班博气坏了，他从来没见过这样厚颜无耻的孤儿。可法官却不理会他，最终没有签字同意。

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第11章。警察局里，布朗洛与地方法官范先生就奥列弗的罪行发生争执，并就他身体虚弱的真实性展开了火热的交锋。布朗洛提醒对方和观众注意奥利弗身体的虚弱，为男孩的清白辩护：“他已经受伤了，”老先生最后说，“我恐怕，”他十分关切地望着那木栏杆补充说，“我真担心他已病倒了。”可对方却不这么想。范先生认为奥利弗只不过在装病，他的演员天分充分揭示了他的堕落程度：“哦，是的，恐怕是！”范先生一嗤鼻子说，“得了，在这儿别来你那一套，你这小游民，那没有用。”即使在奥利弗 “晕倒”之后，范先生仍坚信奥利弗在演戏，即席裁决，打算罚让他做三个月的苦工，直到书摊老板赶来证明了奥利弗的清白。

审判过程中，布朗洛和范先生以同样的方式从身体和表情中发现了奥利弗“真实”性格的线索，却得出了不同的答案。狄更斯生动地描写了奥列弗的身体动作：

他在这可怕的阵势下，不停地发着抖，脸色像死人一般煞白，并一度抬起头，他以恳求的目光四周望望，低声请求说他要喝一口水。

狄更斯把儿童的身体作为一个对善与真理进行竞争的场所。他没有让奥列弗有辩解的机会。奥列弗只是在用身体展现。在这个场景中，他花了相当大的气力来引导读者站在布朗洛先生一方，以支持小说的社会批判，将范先生夸张的怀疑主义视为他的功利主义政治的直接后果。奥列弗的身体唤醒了读者的良知。

奥利弗在梅丽家落网后，洛斯本医生和露丝小姐也是以相似的方式理解奥利弗伤痕累累的身体：

床上躺着一个孩子，因受尽痛苦和疲劳的折磨，现在睡得正熟。他的受伤的一只胳膊已包扎好并用夹板固定在胸前；他的头歪向另一只胳膊，那胳膊一半被他披散在枕头上的长发所遮掩着。随后洛斯本和梅丽夫人都被露丝小姐的慷慨陈词给说服了。而奥利弗正昏迷着，对此浑然不觉。

如果读者留心，有趣的是，这些为奥利弗辩护的人物都是善良、殷实的中产阶级。

狄更斯的童年插曲

狄更斯被视为“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但他小说的情节几乎都发生在中产阶级的世界。他常常写到伦敦的贫民区，但每次提到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带有恐惧的厌恶：

道路全是污秽而狭隘的，店铺和住宅都很破败；人们衣衫不全，嗜饮酗酒，邋里邋遢，面目可憎。一些小胡同和拱门，像不计其数的污水坑那样把恶臭、垃圾和生活中的种种气味，都倾吐到这些蔓延曲折的街道上；这整个地区散发着罪恶、污秽和穷困的臭味。（《圣诞颂歌·第四节歌》）

狄更斯年纪轻轻就凭写作赚取了丰厚的财富，早已是个体面的绅士。自然他和一般的中产阶级在把贫穷视为罪恶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常常在小说中记叙自己这样的心态：

我就感到，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这样的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我那幼小的心灵是痛苦的，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是无法用笔墨来表达的……没过多久，我就至少干得和另外两个孩子一样快，一样好。我和他们虽然非常熟悉，我的言谈举止却和他们不同，因此我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和那些大人一样都管我叫“小绅士”……有一次，白煮土豆造反了，反对我受到人们另眼相看，不过米克·沃克马上就把他压下去了。（《大卫·科波菲尔》，第十一章）

狄更斯显然是害怕他们之间不存在“这一定的距离”的。童年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使他印象深刻，也使他羞于提及与那个贫穷、罪恶世界的关系。大卫的这段经历显然就是狄更斯自己10岁在斯特朗大街的沃伦鞋油厂工作的写照。他婚后很久才告诉妻子自己曾经的屈辱经历。

根据记载，狄更斯的父亲是一名海军财务部的职员。从9岁起，他们家在伦敦郊区生活。但他童年时发生过一段不幸的经历。他的父亲被关进债务人监獄，而他自己为了生计在伦敦的鞋油厂上班。狄更斯出于中产阶级的势利眼讨厌这段屈辱的经历。但那时的悲伤和孤独却让他终生不得忘怀。

在1836年后，他再也没有尝过为金钱所苦的滋味。那时他才不过25岁，几乎算是出道成名。他没有为写作本身吃过什么苦。贫穷对他而言只是一段插曲。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的第二部小说。那时他还很年轻。他年少的经历还没有丧失鲜活的色彩，所以他常常能生动地描写出孩子们的世界。这种能力在他笔耕不辍的劳作中得到了长期的保持。但若从主题上看，儿童和“污秽、狭隘的道路”是分不开的。

狄更斯的小说开始出现了一种巨大的惯性。他常常用儿童作为自己的主人公。这些儿童在贫贱中长大，或是凭借运气，或是凭借努力，走向了中产阶级的世界。

奥立弗出生的无名小镇，就是狄更斯的故乡。奥立弗为了获得体面的生活而斗争，就是狄更斯的意志体现。这种欲望原则几乎被以后所有的主人公遵循：要有体面的生活。无怪乎狄更斯会面临“只不过是从济贫院里找出了几个‘小绅士”的指责。

狄更斯到死都没能彻底离开他那城郊中产阶级的世界，一个充满加尔文气息的英国国教徒的世界。他似乎认为世界就那么简单。不体面不善良的东西，要么可笑，要么就是罪恶。

不难理解，狄更斯的作品何以会有挥之不去的中产阶级情调了。

最后的克服

狄更斯最后的成长小说是《远大前程》。以往的母题得到了扬弃，过去那种再现儿童思维的技巧则更加娴熟。第一章描述了皮普对已故双亲样貌的想象：

父亲墓碑上的字体使我有了一种古怪的想法。我认为他是一个矮胖结实、皮肤黝黑的人，生着一头拳曲的黑发。从墓碑上“暨夫人乔治亚娜”这几个精细的字体上，我又得出一个幼稚的结论，认为母亲脸上一定长着雀斑，而且体弱多病。

作者笔下寂寞、孤单的童年感觉跃然纸上。狄更斯让我们体会到孩子们是怎样感觉风的呼啸，花朵的开放，肮脏、破败又有点亲切的街道：

“别哭！”一个人从教堂门廊一边的墓地里忽地一下跳出来，吓人地大吼一声，“你这个小鬼！不许哭，要不我就把你的脖子割断！”

大人们可能忘了，他们也曾在黑暗中缩在被子里捂住头直哆嗦了，也很难理解，对孩子们来说，光是“墓地”一词就很恐怖的了。更何况还有不知是人是鬼的坏蛋（马格威奇）。满身都是烂泥，一撅一拐，就好像是僵尸。抓住主人公，把他倒拎起来，洗劫了可怜虫唯一的一块面包，还恐吓他带来面包和锉刀……

在狄更斯所创造的世界里，童年的某些感觉等长大后会渐渐消失。那些曾经可怕的人物要么变得滑稽，要么变得可怜。马格威奇正是一个例子。起初皮普从不觉得自己欠了马格威奇什么。他在知道帮助自己的人是个逃犯时，首先产生的情绪就是“无法克服的厌恶”。即使资助他的钱是正当挣来的，但就因为马格威奇曾是罪犯，它们在皮普眼里成了赃款。皮普不想看到他，于是设法把他弄到国外去。但这一行动失败了。马格威奇受重伤后被逮捕。

狄更斯设置马格威奇这样的人物是耐人寻味的。在以往的主题里，承担这种角色功能的不是主人公自己就是主人公的亲戚。他们都是善良世界的成员。而马格威奇作为一名罪犯，以赤诚的感激、父亲般的期盼和报复性的欲望，资助皮普成为一名绅士，伴随了他的成长。这一身份的暴露使得皮普面临了以往主人公少有面对的伦理选择。

他的死亡是小说最为感人的场景：

他使出最后一点儿微弱的力气，把我的手拉到嘴唇边上吻了吻；要不是我顺着他的劲儿把手送过去的话，他自己是绝对拉不动的。随后他轻轻地让我的手又落在他的胸口，把他的两只手又合在我的手上。他的目光重又平静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不一会儿，目光消失，他的头悄悄地垂到了胸前。

十多年过去，皮普还回忆起他：

月亮升起来了。我想起了马格威奇望着雪白的天花板的平静目光消逝的情景。月亮升起来了。我想起了他臨终前听到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时按按我手的情景。

在这里，彼时中产阶级的势力眼再也不存在了。童年的屈辱与对贫穷的愤恨也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对生命本身的喟叹。童年与成长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创伤总是难以愈合。倘若只让过去的痛苦将自己包裹，悔恨或许更多。狄更斯在他晚年的这部小说里达成了自己与屈辱童年的和解，也突破了曾经的价值观念。生活并不只应是体面的，人丰富的情感本身就具有无尽的价值。还有更多珍贵的东西值得我们追求，值得我们守护。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