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上山下乡运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启示

  一、完善国家治理的法治体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我国解决危机和就业问题的一次失败探索，邓小平在1978年曾用“三个不满意”评价这场长达25年的社会运动，他说：“国家花了三百多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这场运动的失败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当时国家法治体系不够健全，党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能力尚未增强，党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观念尚未完善。因此，新的历史阶段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建设必须作为重点加以落实。今后只有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才能使的国家各项制度和机制能够在法律的规定下更加科学、成熟、稳定，使党和国家的治理方法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科学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并从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这五个方面出发，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做了详细的目标要求，为新时期的国家的法治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二、提升治理的精细化程度

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持久性的全国运动，涉及范围广、人数多，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但其成果却非常有限。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上山下乡运动伴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都有这样的特点，这反映出当时国家治理的粗放模式。

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上，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程度。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当下面临全球资源紧张，环境压力升级等一系列问题，精细化治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同时，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人们的利益诉求愈加多元化，导致各种社会问题更加差异化、个性化，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3]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落实治理的精细化要求，從精准扶贫到“厕所革命”，从“最后一公里”到疫情中的“动态清零”，都展现出国家国家治理向集约化、高效化、精细化的转变。

  三、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组织、安置、管理等工作中所暴露出的高压、腐败、强制和非理性的问题反映出当时国家机关和基层组织中权力运行的混乱和无序，侧面暴露出国家监督体系的不完善。现代国家治理强调权力和合法性和透明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4]因此，“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5]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同步加强监督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史无前例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立国家监察委，推进各类监督有机贯串、互相协调;开展“打虎”“猎狐”“拍蝇”行动，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体制机制，刹住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只有建立起更加科学有效、完善严密监督体系，规范权力的运行，才能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科学民主的道路有序推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J]，求是，2020（22）：3.

[2]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04.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06.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N].2017-10-28.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卓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