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佳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沈从文被迫逃难至昆明，在流寓昆明八年的时间里，独特的生活经历给予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体验，进而催生出不同于流寓之前的风格特异的散文作品，他用抽象抒情的方式，实现了从早期的人性审美向神性审美的发展。这种转变既是沈从文内心的独白，也是对于苦闷、焦虑的消解，更是对于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关注，体现出了沈从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信心与勇气。

关键词：沈从文 流寓昆明 《烛虚》 散文创作 神性审美

从1938年4月30日到达昆明，至1946年7月12日飞抵上海，八年多时间内，寓居昆明的沈从文创作了近70万字。相对于他的整个创作来说，这一时期的创作虽不及其整个创作（这里包括书信）的十分之一，但其中体现出来的独特风格仍然构成他整个文学宝库里不可缺少的一笔。

一.从北平到昆明——被迫流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不久，北平就已沦陷。1937年8月12日，沈从文与其他教授一起扮作商人离开北平，取道天津，再至烟台、济南，最后经南京顺江而上至武汉。12月下旬，因武汉大学停办，只好离开武汉去长沙。次年1月，政府批准临时大学i转移到昆明，沈从文在与取道长沙的数位教授在大哥沈云麓新家“芸庐”住下数日之后，1938年4月30日，沈从文一行从沅陵，经贵阳回见老朋友蹇先艾，最后终于到达昆明。颠沛流离期间，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变化作了一度关注，这些新变化不免使他失望，极大地影响了其流寓时期的心态及创作，并且这一时期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的短暂分离，对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诚如刘洪涛所言：“沈从文從张兆和受惠之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直到这年的11月4号，张兆和在朋友施蛰存等人的帮助下才经天津、上海，辗转至香港，最终从越南到达云南昆明。张兆和的迁延游移，使得沈从文不能安心创作。

二.孤独、焦虑与怀疑——特殊的流寓体验

四十年代的中国依旧战火纷飞，持续不断的战事打破了沈从文生活的常态，为了生活与生命安全四处奔走的岁月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沈从文的生命体验。灵魂的无所皈依以及现实境域与精神境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为沈从文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具体看来这一时期沈从文所面临的困顿、孤独与焦虑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任教西南联大时所受到的排斥。在当时学者、教授云集的西南联大，沈从文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没有显赫的学历（高小毕业），也没有受过所谓的学院派式教育的熏陶，学术水平受到了公开的质疑：他们认为沈从文没有任何的资格和他们讨论西方的哲学，他们也不屑于与沈从文谈论叔本华、尼采以及弗洛伊德，虽然沈从文曾公开反击过“战国策”派，但生性敏感的他在当时的痛苦与无奈也是可想而知的。被孤立、被质疑让沈从文感到深深的孤独，但正如自称为“世界公民”的流亡学者萨义德在阐述边缘状态时所说的那样：边缘状态能使人解放出来。被孤立的状态反而让沈从文更有时间沉寂下来去思考自身的困境、语言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

其次，贫穷困顿的生活让沈从文对生存与生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引发了他更多的思考。在拮据的物质生活面前，沈从文看到了自己是那样的渺小与无力，同时也发出了“糊口混日子了事”，还是“向远景凝眸？”的疑问。1940、1941年，战火最终还是烧到了昆明，日军对于西南联大的两次极大规模的轰炸，将血淋淋的现实直接推到了人们的眼前。1944年，沈从文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相比于挖土种菜的琐碎生活，国家社会现实的种种才真正使人痛苦难过。流寓西南一隅并没有丝毫消减沈从文对于国家、社会的关心与担忧，反而引发了他关于生活、生命的更多思考。

第三，这一时期沈从文的焦虑还来自于他之前所构造的完美湘西世界的崩塌。在创作于流寓时期的《湘西》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出作者之前所构建的那个理想化湘西世界遭到一定程度冲击的痕迹，但还不至于完全崩溃。此时的湘西，虽然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有了一定的变化，但还没有到崩塌的地步，人们即使生活在苦难之中，也依然保持着之前的自然天性和对生命、生活的热爱态度。而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另一部作品《长河》，与1934年成书的《边城》相比，其中人物和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足以从其中窥见湘西之变。《长河》承接《边城》，继续着《边城》的人性美的主题思想，但是它把《边城》中潜在的危机和悲剧感推到了现实的层面：现代文明已经威胁到传统的乡村生活，它对湘西世界颠覆性的破坏随处可见。并且，湘西人的堕落并不仅仅只是外来势力的入侵导致，此时湘西人内部灵魂也呈现出堕落的趋势，本地民众长久以来的正直淳朴的人性美在不知不觉中变形和消失，沈从文所建构的那个理想湘西世界彻底崩溃了。曾经的精神家园——灵魂的居所坍塌了，给沈从文的思想带来巨大冲击，让生性忧郁的他更加焦虑不安，灵魂无所居，“人性”的神庙无处建筑。为了消解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焦虑，并且用文学、用思想去重造一个理想世界，沈从文只能更多地去探讨生命的一些终极性问题。

当然，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与其所接触到的西方哲学不无关系。在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中作者对沈从文的学问来源进行了追踪：如研究心理学和原始人类思想的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在美国最早宣传心理学的学者T·J·R安格尔和J·科伦、美国意象派诗人、评论家J·G·弗里契、杜威一派的政治历史学家E·菲尔格林和龚古尔兄弟、福楼拜、狄更斯、卡莱尔、歌德和尼采等。“当沈从文对自己的斯文逐渐有了信心后，他就开始把这些新思想用于写小说。他的思想不能算唯物主义，但他一直向更神秘的存在——下意识，以及下意识后面的神明探索。这也使他跟弗洛伊德一样，从一方面向宗教探索。”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沈从文流寓时期的散文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风格上体现出了与之前较大的转变，他开始转向去关注生命更为深层次的含义。

三.对痛苦的消解——沈从文流寓昆明时期散文创作

（一）对“生命神性”的追寻与探究

“生命”与“生活”、“神性”与“人性”、“人事”与“人生”是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三对基本范畴。“生命”与“生活”是最为重要的一对。这里所谓的“生命”具有神性的意味，是一种健全的精神和人格的体现。而“生活”则是指人类满足最基本的物质和生理欲望的一种生存状态，具有原始性和动物性。文明、理性都使人类的物欲膨胀，更加追求物质享受，乐得一时的安逸，根本不会去对现在生活发出丝毫的疑问和对未来有所思索，这样的“生活”只会造成民族的异化和人类的异化，因为只有“生活”而没有“生命”，人就会成为兽性的人。“生命”是人摆脱兽性而含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以及超越具体的人生形态的“神性”，也就是“理想”的形式。从“人性”到“神性”、从“具体”到“抽象”是生命的一种飞跃，沈从文希望人类能够放下对物质的痴恋，多思考，追逐理想。在需要“生活”的同时也关注抽象的“生命”，从而得到完美而健全的理想生命存在形式，实现生命的终极永恒价值。

对存在的思考、对生命的关怀与焦虑，以及不为人所了解而造成的孤独与隔膜感、纠葛于“抽象与实际”的困扰、无法把握文字的苦楚，此类种种情绪纠缠在一起，促成了沈从文流寓时期极富哲思的作品。

例如，在《烛虚》、《长庚》、《潜渊》、《生命》等散文中他尝试了哲思随想式的笔法。这些作品着重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生命的沉思与生活的随想，将抒情与哲思相结合。语言仍是唯美、舒缓、流畅，但在书写特点上多了“生命”、“人生”、“神”等一类词语。“思”与“诗”结合，成了这个时期沈从文的一个写作特点。同时，他也以抽象抒情的手法创作了《七色魇》、《摘星录》、《看虹录》等作品、这些都是沈从文对抽象生命理性与感性的观照，将抽象与现实，想象与抒情相结合，书写出了生命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以及生命爱与美的庄严神圣。

《烛虚》，大部分完成在1940年，该散文集真实地书写着沈从文的思维回路以及情绪的流动：悲凉、仿徨、孤寂、不甘、绝望以及内心的焦虑不安。同时，也批判了都市资产阶级生活的腐化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和当权者的不满，对于这些的批判，沈从文所想要引发的是对于生活、生命与存在方式的思考，尤其是对处于城市中的人们以及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意义的批判。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正是他洞察人类愚昧狂妄，思索个人老死病苦的体现。

另一方面，沈从文在《烛虚》中对都市、对有闲阶级人性的批判还有另一番意义：曾经以“乡下人”身份为傲的沈从文发现湘西再也回不去了，城市正在沉沦，“乡村”也不再是避风港。用“乡村”去抵御都市人性的沉沦已经不再可能，“乡下人”与“乡村”都无可奈何地变异了。在这里，流寓西南边陲的沈从文是一个不被人所理解的双重孤独者。

在《潜渊》《长庚》《生命》中，沈从文展开了更为深层次的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探讨，“生命”与“生活”直接成了沈从文的言说对象，他开始了对“生命神性”的深入思考：和所有生物一样，人具有动物本能，人要活着必须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人不能没有这样的“生活”，否则“生命”也就无所依附了。然而，多数人需要的只是“生活”，而不是对于“生命”具有何种特殊理解。“现代”的冲击导致了“生命”的神性缺失，让人只处于“生活”这一尴尬的境地。“生命”与“生活”的关系，除了相互联系和矛盾以外，也是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当完整“生命”的神性被剥离，“生命”也就变为了“生活”。而人从出生就始终是向着神性仰望的，对神性始终是有着一种需求，即使物欲、感官已得到了满足，人始终还是需要一个完整的“生命”。这种需求，是人的天性。毫无疑问，此时的沈从文，在对生命的神性言说上，多少已经有着宗教的意蕴。

到了1943-1945年期间，沈从文所完成的《七色魇》集则是在生命神性的言说基础上更具理性思辨色彩了。《七色魇》是作者抽象思绪的流动，透露出了作者对于“重造”生命的狂热之情。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思索人生，探究生命的本质，意图追寻最完美的人生理想形式：“神性”是“生命”的本质，“神性”也作为终极指向指明了“生命”的发展方向应是真善美。“美”与“爱”的交融，才能让生命具有“神性”。基于此，沈从文提出了“美在生命”的这一具备超越性眼光的命题。“神性”是生命必不可少的元素，没有“神性”，没有“美”与“爱”，抽象的“生命”将退化为具体的“生活”状态。而“生活”状态不过充斥的是世俗物质欲望，丧失了追求“爱”与“美”的神性。生活满足的是人类基本欲求与肉体感官的享受，但这一切都无法消解人类空虚的灵魂和思想。沈从文所探求的具有神性的理想生命形式对全人类来说具有普适性意义，他承载着爱、希望、理想和存在的价值，同时也启发着人们应该脱离世俗的物质欲望，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美与爱，让“生活”升华为具有完整意义的“生命”。这些都是这时期沈从文作品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二）从写实到非写实

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对“抽象”发生了极大的兴味，尤其是湘西的破灭和对于现实的失望，让他从之前的写实转变为了现在非写实的风格。他开始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并将生命的种种通过有意味的形式表现出来。

沈从文是一个想象力与情感十分丰富的人，也对于想象这种存在方式异常执着。在他看来，幻想是对于理想生命意义的一种超越体验，是一种完美生活形式的追求，也是对于人存在意义的追问。他善于捕捉生活的真实，也善于将这种真实结合自己的语言阐发出更为深邃的哲理。在他的作品中，意象随处可见，也可谓无所不包，形象与思想的结合在他四十年代的创作中已经驾轻就熟，任何一点小小的人事，都可能引发起沈从文的联想、独白、回忆与辩难。《烛虚》、《潜渊》、《长庚》、《生命》，都带有一定的象征色彩，都指向着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看法，他也用僵尸、虫豸、蝗虫、虫蚁等喻指时下社会人性的丑恶。

意象的抽象带来的深邃体验使得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在意蕴上更具隐晦的特点。在沈从文的观念里，人与自然的契合是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他尝试着用意象具象出他心中的画本，在他的笔下，时间、空间都已经消散，我们已经看不到现实的证据与痕迹，他所描写的，似乎已经超脱于世俗的时间与空间界限，是世间万物一切美的综合抽象，是对于生命最好的诠释，显出了不同于写实的特别的意蕴。在如梦似幻的《七色魇》中，沈从文将“非写实”发挥到了极致，他把自由联想和象征的手法统统融入到散文中去，思绪纷乱，意识流动，一组组意象组合出了这极具内涵的作品。除此以外，沈从文在流寓时期还有许多许多“非写实”的元素，而这些“非写实”也都伴随着沈从文对于生命的思考与顿悟：例如从小虫身上见出生命的巧妙，从花蕊和豆荚那里看到所有生命为生存和繁殖作出的努力……对现实的失望，促成了沈从文对于幻想的沉迷，在沈从文这里，“生命”、“神性”、“美”与“爱”都通过他“非写实”的艺术风格阐释了出来，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风貌，进入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改之前牧歌式恬静美丽文风，遁入“抽象抒情”，渴望在抽象的世界里重筑“理想的生命形式”，以获“重生”，找到“我”的立足之地。这种流寓前后对整个民族的忧虑和关注，体现了沈从文作为一个乡土作家在面对民族和社会危亡时的信心和勇气。

参考文献

[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昆明：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昆明：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6页。

[3]《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249页。

[4]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附录 沈从文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原型考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5]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资料·检索）》，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2版;刘红庆：《沈从文家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6][美]金介甫著，符家欽译：《沈从文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83页。

注 释

i临时大学筹委会在1937年9月建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37年8月28日致函梅贻琦等人，要求他们（任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任杨振声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在长沙筹办临时大学。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昆明：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项目：2020年度信阳学院校级项目“沈从文流寓昆明散文创作研究（2020-XJWYB-012）”

（作者单位：信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