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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劝阻我从南开去广东

2022-05-30宁稼雨

博览群书 2022年6期
关键词:南开中文系文论

宁稼雨

2022年3月5日上午,在南开中文系老学生的微信群中,突然看到一条信息:“阮国华先生今早辞世!”顿时感到万分震惊。因为熟悉阮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常身体是多么结实健朗,精神是多么开朗爽快。更重要的是,他是微信朋友圈的活跃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发消息。此前两天是农历二月二,他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照片,留言说:

?二月二,龙抬头。我是属龙的。今天,我要抬起头来,冷静地观察思考一下世界了!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自信的雄心和清晰的逻辑,溢于言表。这是他一贯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情怀。无论如何,人们也无法把如此积极乐观和豪迈精神的八旬老人与“辞世”相提并论。与阮先生几十年的交往情景,顿时历历在目。

阮国华先生于1959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留校,后因故返回家乡湖北,在黄石师范学院任教。1985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大约就在那个时间前后,阮老师被调回南开中文系。那时南开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有两个教研室,一个是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室,一个是古典文学教研室。我硕士学习在小说戏曲研究室,毕业后来到古典文学教研室,与阮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这个教研室老室主任是郝世峰先生,教研室秘书是陈洪老师。郝先生就任中文系主任之后,由陈洪老师继任室主任。不久,教研室主任陈洪老师安排我做了教研室秘书。那时候没有微信,没有电话,教研室秘书与全体老师的沟通渠道只有两个,一是给每位老师手写一份通知,放到老师们的信箱中。二是亲自登门拜访。教研室十几位老师要一个一个上门联系,的确是很辛苦。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无形中促进了我和老师们的友谊和感情,也是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极好机会。当时这个教研室的老师们有:王达津、罗宗强、郝世峰(他虽然已经担任系主任,但教学单位还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王双启、郝志达、杨成孚、朱家驰、宋绵有、阮国华、陈洪、张红、赵季、张毅、肖占鹏,还有我。后来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力量和影响逐年强盛,王达津、罗宗强、阮国华、张毅,以及留校工作的卢盛江从教研室分离出去,又组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

在教研室没有分离之前,我和各位老师们多有接触交流。而与阮先生的交流又尤其多一些。因为他刚调回南开的时候,家属还没有一起调过来,他单身一个人生活。我去他那里也就比较随便一些。阮先生又特别热情开朗和健谈,有时聊起来就忘了时间,很是尽兴。我们聊学术,聊历史,也聊人生处世态度方式。

从学术角度看,我们虽然专业方向不尽相同,但是有很多共同语言。阮国华老师不但受到南开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人王达津先生亲炙,而且还在学界拜访求学诸多著名古代文论前辈元老(郭绍虞、王元化、徐中玉、霍松林等)虚心求教,在古代文论方面造诣颇深,生前曾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会长。在古代文论、文学批评史学科范围内,他的主攻方向是明清文论。当时调回阮先生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王达津先生、罗宗强先生正在构想一个完整的具有南开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系列,其中明清部分的重要人选就是阮国华先生。而我从事的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明清又是非常重要的繁荣时段。从文体角度看,明清时期小说戏曲评点是该时段文论的重要主体部分。所以关于明清叙事文学,我和阮老师有很多聊得上来的话题。他关于明清小说理论中虚构理论的成果,对我认知明清小说艺术特征有很大的启发。我有些关于明清小说研究的成果,也能得到阮老师的帮助指导。我当时正在给中文系在职师资班上带有专题性质的元明清文学史課程。备课过程中在阅读作品和学界成果时发现,文学史和主流成果关于冯梦龙是通俗文学作家的说法失于笼统。我更认为冯梦龙的《三言》一方面将宋元旧话本中的过于通俗甚至“庸俗”的成分过滤掉,同时又吸收文人文学的营养进入话本小说写作。所以他的《三言》实际上不是单纯的通俗文学,而是对通俗文学与文人文学的融合。我把这个想法向阮老师做了汇报,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并提出一些理论思考的思路和建议。我在原来构思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他的建议,我写成《论三言对通俗文学与文人文学的融合》一文,发表在《南开学报》1987年第五期。文章发表后,被《文学遗产》论点摘编、《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同时摘录转载。阮老师听说后,非常高兴地向我表示祝贺。我则同时向他致谢。

我们更多的交往乐趣还是日常生活中得到的那些平淡之乐。那时大学老师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算是学校引进人才,也只能住一套没有客厅的旧小两居室。我那时家属刚刚调入南开大学,但是连个筒子楼单间都没有,只能住在原来的集体宿舍。尽管如此,那时候我们却觉得精神上非常充实,快乐。这样的快乐时光不仅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也大大增强和促进了我们的私人交往和友情。不久,学校把一栋原教工单身宿舍改造成为家属楼(筒子楼那种),分给我们这批青年教师居住,我第一次分到一间13平方米的筒子楼。13平方米的筒子楼现在恐怕要属于城市最困难人口的居住房了,但当时分到这个房子的激动和乐趣,还铭刻于心。当时阮老师的家属也已经调回天津,我们夫妇还专门请阮老师和家人一起来我家温居做客,品尝我们在新居楼道的煤油炉亲手下厨做的一桌饭菜。后来回忆起那顿饭菜,阮老师说,虽然后来的名菜名店吃过不少,但那筒子楼的简单饭菜却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1991年,前广东民族学院(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向阮先生发出邀请,请他去那里就任中文系主任。经过反复权衡,阮先生决定接受邀请,前去赴任。临行前我去跟他道别,他对我深情地说,不管走到哪里,我们的友情都将长存。他同时还对我未来的人生和学术道路提出建议:排除一切人事干扰,把学术事业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几十年来我的人生和学术道路,正是阮老师这些建议的践行过程。

去到广州不久,我就收到阮先生的来信。信中看出他在新环境中公务繁忙之余的踏实心态和踌躇满志。这让我十分欣慰和放心,相信他会在新的平台上大展宏图。后来的情况证实了我的预想。在担任中文系主任几年之后,他很快升任广东民族学院副院长,同时也笔耕不辍,继续潜心学术,一直活跃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长期担任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阮先生和我之间,还有一段至今外人不知,但让我深深铭刻,难以忘怀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某种缘故,我曾有过挪动工作单位的想法,具体目标就是阮老师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如日中天的广东民族学院。我给阮老师写信,表达了想去他麾下供职的意向。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大意是这样:听到你要来广东工作的愿望,非常高兴。我甚至不由自主地做起如何给你安排工作和家属调动、住房等具体问题打算来了。但几天过后,我慢慢沉静下来,改变了想法。这是一次事关你今后事业发展方向的大事,我建议你还是慎重考虑。比较而言,广东和南开各有利弊。广东(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学校)这边比较开放,环境也比较轻松,选择性和机会比较多,但治学的平台显然不能和南开比;南开虽然在环境气氛方面不如广东,但却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扎实的治学平台。以我多年对你的了解,你是个做学问的人,而且为此已经有了一定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弃南开的平台来到这里,从献身学术的角度来看,未尝不是一种损失。而且从轻重缓急权衡的角度看,为了实现学术理想,有些困难甚至委屈是可以和应该承受忍受的。

阮先生的一席话,让我如梦方醒。好比人生路途中的岔路口,在我道路方向选择模糊不定,险些选错的情况下,是阮老师为我指明了正确方向。回顾这些年的历程,如果不是阮老师及时为我把握住人生道路方向,坚守学术道路,我的人生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这一点,我至今对阮老师还心存感激之情。从那时开始,我就心无旁骛地坚守学术,坚守南开。无论发生什么风浪,都不曾发生过动摇。这个定力的来源,阮先生的循循善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大约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开始处于平静保温时段。平常没事很少联系,重要节日报个平安,相互问候一下。印象中进入21世纪后,我们大概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2000年秋季,当时由原南开中文系和东方艺术系组建了文学院。当时配合这个重要活动,邀请了部分校友参加庆典活动。阮先生作为校友代表,出席了文学院成立的庆祝活动。活动间隙,阮老师关心问起我各方面情况,从事业到家庭,从住房到办公条件,事无巨细,都一一问到。当他得知我已经在三年前解决正教授职称时,特别高兴,向我露出会意的微笑。这微笑的内容只有我们俩能够意会——没有当年他的劝阻和建议,也许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时刻。阮老师十分感慨地说:从你身上,既能看到你个人的成长进步,也能看到学校的变化,国家和社会的变化。但我心里一直清楚和明白,这些变化和进步中,含有阮先生的暗中助力推动。

第二次見面是2011年,我去广州开会,部分在深圳的老学生强烈邀请我去深圳逗留相聚,并且专门邀请阮老师从广州专程赶到深圳与大家聚会。这时阮先生已经退休,席间他向我介绍他退休后的生活,锻炼、旅游、美食、文化休闲,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令人艳羡不已。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6年。这一年是南开中文系86级本科生入学三十周年的年份。我和阮先生同时作为嘉宾应邀参加这次活动。在这个欢快激动的场面中,热烈的气氛也再次激起我和阮先生的深厚友情感怀。我们频频举杯,引吭高歌,握手拥抱,完成了最后一次见面所有具有纪念意义的仪式和环节。

深圳别离之后,我们主要继续保持微信的交流。我每每能看到他的“童心斋”送往迎来一批批老少客人,看到他一次次回顾自己的人生、事业和学术道路印记,看到他身体力行,游览名山大川的豪情雅趣。我的微信朋友圈,也经常能够得到阮老师的关注留言,往往不乏盛情鼓励和赞誉。每当我有新著出版寄给他,他也总是郑重其事地在微信朋友圈拍照晒出,表示祝贺。直到他生命结束的前一天,还在给我晒出的母校操场核酸检测点点赞留言。

以他的健壮体魄和积极乐观人生态度,在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感觉印象中,他的生命道路还应该很长很长。所以他的离世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觉意外、震惊和悲痛、惋惜。而对于我来说,阮先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我们没有过任何利益的交往,唯一的一次单独吃饭,还是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分到筒子楼单间之后请他夫妇吃的那次温居家庭便餐。但是,在我们人生的重要关头节点,却能够相濡以沫,砥砺支撑,背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应该就是学人之间的精神和灵魂神交。这样的关系,或许就是人们传说中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吧。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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