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诗言志”被提出并进一步阐释开来，古典时代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渐次形成。“诗可以群”，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古代士人之间的友情对文学活动均产生不小的影响；“诗可以怨”，某个特定时间的情感体验诉诸笔端，与“眼前景”融为一体，成为文化记忆中的文学景观。文学景观通过文学文本呈现出来，经读者阅读后化为个体人生体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灵感都在与友朋的情感交流中奔涌而出。

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时期、中唐时期是文学群体唱和活动较为频繁的阶段。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韩愈和孟郊、刘禹锡和柳宗元、元稹和白居易之间均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学交游活动。正是文学交游活动让彼此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也促进文学观念的融合，推动文学创作的求新求变。顺境中寄情山水、吟赏烟霞，逆境中互诉衷肠、以文传情，许多名篇佳作就此诞生并进一步经典化。

本期的四篇文章围绕文学交游与经典的关联性展开，文学的情感激荡离不开生活本身，更离不开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李伟的文章重在分析友情与政治处境的关系。作者以曹丕《与吴质书》为切入主题，围绕曹氏兄弟地位之争与建安文人的友情展开论述，于温情脉脉的友情之中分析所蕴含的个人态度。田恩铭把目光放在谏官李景俭身上，分析政治事件、文学交游与作品的关系。作者以涉及李景俭的两篇制文为阅读文本将李景俭与元稹、白居易联系起来，进而以仕宦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交融为中心，勾稽了李景俭两次醉酒骂宰相的发生过程。王树森围绕《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文学文本的抒情内涵进行探讨，侧重于分析刘禹锡与友人唱和中的“二十三年弃置身”，认为这段贬谪岁月对其诗风形成影响甚深。王玉姝则以“永州八记”、《愚溪诗序》等作品为阐释对象聚焦于柳宗元的贬謫心态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柳宗元实现了出世和入世思想的融合。作者试图还原柳宗元以书信倾诉心曲，寄情于山水之间，在困境中挣扎试图超脱的过程。这组文章将文学置于人生之中，探析文学经典的抒情功能，不仅注重个体生命的上下求索，而且道出了特有的时代面相。

——田恩铭（文学教授，中古文学研究学者）

建安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年号，它所代表的“建安风骨”象征着文人五言诗的一个高潮时代。其中以三曹和七子为主体而形成的文人群体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们身上，“文人”这一身份特征越来越显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建安文学创作群体预示了“文人”从“士人”群体中分化出来而独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发展在建安时期的材料中曾得到鲜明的反映。

建安时代“文人”群体的创作与抒情

“文人”一词在曹丕著名的《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都有提及。先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尝曰：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此文作于建安后期，当时的曹丕已为魏世子，其中渗透着鲜明的追求立言以不朽的精神旨趣。曹丕本文即以“文人”开宗明义，可见在其心目中影响文章创作首先关涉的大问题就是创作者的身份问题，这也是曹丕以“文人”缘起论“文”的重要前提。而且他将这一传统追溯至汉代，举傅毅和班固的例子为证，由此指出了我国早就有“文人”相轻的问题。傅、班二人作为东汉文化鼎盛时期的著名文学家，皆为辞赋大家，都曾做过兰台令史，并以此身份参与整理过东汉皇室藏书。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通达渊博的学问背景和擅长辞赋的创作特点，无疑代表了汉代“文人”的身份特征。至于曹丕所生活的当代，在其眼中堪称“文人”的就是著名的“建安七子”，尽管后世对“建安七子”的人选略有争议，但大多认同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说法。这里列举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幹、应瑒、阮瑀、刘桢都是建安时代文名卓著者，其中除孔融年岁稍长以外，其余六人皆是曹操征战南北过程中不断收罗的文士，而且他们大多是建安后期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代表，与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交往密切。因此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曾深情回忆了与上述文人的交往：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这段饱含情感的话语记录了曹丕与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瑒、刘桢等人诗词唱和的创作经历。值得注意的是，曹丕在这段文字后继续评价了上述诸人的创作特征：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技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曹丕在此又一次提及“文人”的身份，并对徐幹、应瑒、陈琳和刘桢等人的创作特征进行了颇为中肯、细致的评价。从曹丕的这些评价来看，建安“文人”的身份特点与东汉时代的傅毅、班固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别了。这些文士多是依附于曹魏政权，带有明显的附庸性特征，与后世的侍从型文人相差无几。尽管他们“于学无所遗”和“才学足以著书”，但大多化“才学”为“辞章”，以辞赋、诗歌、文章创作见长，学术性的创作锐减，除了徐幹写作《中论》属于明确的学术创作外，其余诸人都是比较典型的诗文见长的文人。更关键的是“文人”的品格问题，曹丕在此指出他们是“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这无疑戳到了“文人”品格的关键点，相比于以德立身的士人而言，属意篇籍、以文章创作为务的“文人”确实在节操方面略逊一筹，难怪北朝后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也说：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

文章创作者多依靠性灵抒发，而且每为文必期于最佳状态，希望自己所作也能够超越前人，这即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文人相轻”的关键，这种创作心态并不直接关乎道德情操的修养，这可算作“文人”品行的一个特征。

曹丕和曹植作为曹操最为欣赏的两个儿子，他们与当时的七子有着密切的文学交往，特别是曹丕《与吴质书》的描绘表达了彼此之间真诚深厚的情感交流，他们在政治身份上虽有高下之分，但曹丕并未就此看低王粲、徐干等这些身边的文士，而是倾心相交，宴会之上彼此诗文唱和，俨然是一派平等快意的友情抒发。

建安时代“文人”群体的政治心态

在這种畅快的友情之下，建安文人群体也有着令人难以把握的复杂心态的表现，尤其是面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波诡云谲，这可以通过他们彼此往来的书信中仔细品味。那些往来书信中记录了当时颇具多元面貌的生活图景，有关这方面书信资料多数存于《文选》和史书记载中。比较著名的篇章包括前引的曹丕写给吴质的三封书信，即作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作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的《与吴质书》和作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的《又与吴质书》，吴质回赠曹丕的作于建安十八年的《在元城与魏太子笺》和作于建安二十三年的《答魏太子笺》，曹植所作的《与吴季重书》和《与杨德祖书》，杨修的《答临淄侯笺》，陈琳的《答东阿王笺》，刘桢的《与曹植书》和《与临淄侯书》，繁钦的《与魏太子书》和曹丕的回信《叙繁钦》《答繁钦书》等。

建安后期，“文人”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之间书信往来表达的大多是关系个人前途的政治态度，生动而立体地展示了这时期“文人”周旋于文学、人事与政治之间的历史图景，也曲折而隐晦地传达出“文人”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时的复杂心态，这其中以吴质和曹丕、曹植的关系最具代表性。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至二十三年（公元218）是关系曹操立储的关键时期，曹操的长子曹昂于建安二年死于宛城之战，而曹冲则死于建安十三年。这之后就一直是曹丕居长，但曹植的文学才华一直深得曹操喜爱。因此，立储的政治情势就显得非常微妙，这是当时曹氏政治集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大事。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曹操似乎一直举棋不定，但曹丕和曹植及其手下的一众文士却从未停止暗自争斗。其中以吴质和曹丕、杨修和曹植、以及吴质和曹植之间所写书信中的内容表现的最为深刻，最核心的问题便是立储和将来的政治前途。前代学者对此已有相关深入研究，如汪春泓先生在《吴质〈答魏太子笺〉笺说》一文中指出吴质在建安二十三年写了《答〈魏太子〉笺》，这时的曹丕被确立魏太子且地位日益稳固，吴质以此文向曹丕表达自己的忠诚，并极力称颂曹丕的才干，而且迎合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大力提倡“文人”应效法徐幹不问时政、专心著述的做派，赞同曹操到曹丕一贯施行法家理政的路线。据《三国志·魏志·王卫二刘傅传》注引《魏略》载，吴质“以才学博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可见吴质在初入官场时即为各方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而吴质本人则游刃有余地在曹丕和曹植之间虚与委蛇，以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机缘。汪春泓先生的研究说明吴质在《答魏太子笺》中已完全投靠于曹丕的阵营中，其实在争夺立储的十年斗争中，吴质一直在观望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和《三国志·魏志·王卫二刘傅传》中两次注引《世语》的材料都是有关吴质帮助曹丕获得曹操信任的例证，而据曹道衡和沈玉成先生在《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吴质为曹丕夺嫡谋主与《世语》所记失实”条的考证，《世语》中吴质助曹丕夺嫡的事迹多有不实，疑点颇多。另外，根据邢培顺先生在《曹植与吴质交恶考辨》一文中的研究，将曹植所作《与吴季重书》和吴质的《答东阿王笺》两文对读，邢先生认为曹植的《与吴季重书》写给吴质的绝交书，其中渗透着曹植对吴质人品和行事的轻蔑与鄙视 ，而据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考证，《与吴季重书》大致作于建安二十年或二十一年 ，当时正值曹丕和曹植争夺储位的关键时期，曹植作此文无疑彻底暴露了自己与吴质的私人矛盾，而且也深刻影响了吴质此后对曹植的政治态度。自曹丕登基称帝后，曹植屡受政治迫害，其幕后的主要策划者即为吴质。综合前人的研究，至迟于建安二十年或二十一年，吴质基本上投靠于曹丕的阵营中，为其获得储位并顺利登基称帝而不断摇旗呐喊，难怪刘跃进先生称吴质与曹丕的文学交往是“同盟者的文学活动”。

曹丕之所以能够在立储之争中胜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老成持重，个性品德上并非锋芒毕露，不似曹植那般“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丕和曹植在日常生活上所表现出的个性差异，实际上也透露出“文人”的个性在政治参与中所显出的某些不协调。正如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虽大力标榜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其“文人”化的个性和做派决定了他不可能在立储之争中有太多的机会，与此相反，曹丕的“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反而占得先机。当然，曹丕并非一贯如此，而是在某些场合还可以看出曹丕早年还是颇具一些“文人”个性的，只是由于政治身份的约束，曹丕不得不“矫情自饰”，例如他与繁钦之间书信的交往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繁钦以“文辩”知名，曾任曹操的丞相主簿，随曹操南征孙权，他给曹丕的书信《与魏太子书》中曾盛赞薛访车子的“喉啭”表演出神入化，动人心魄，特别是车子的“潜气内转”的喉啭技巧。曹丕曾对这篇文章有过评论，即“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这只称道了繁钦文章中描写车子的表演，但也有“过其实”的批评。此后曹丕还有一篇《答繁钦书》，是对女子孙琐歌声表演的赞美，其中突出了曹丕个人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即人工模仿不及天然之美。这篇文章的最后曾言：“若斯也哉，固非车子喉啭长吟所能逮也。”可见曹丕不满于繁钦称道车子的表演，确有他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当然“过其实”的背后也难免曹丕受制于政治身份的要求而不能对此太过投入。毕竟太过表露“文人”个性的张扬不羁，对于立志争储的曹丕而言并无益处。就这一点而言，“文人”个性与政治参与的矛盾是非确是纠缠此后历代文士心灵的一大问题，对这一问题处理的得当与否可能会直接决定“文人”参与政治实践的成败得失。

综合而论，作为曹操的嫡子和文学才华最高超的儿子，天然的政治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致，决定了曹丕和曹植自然成为当时文坛瞩目的焦点，围绕在两人的身边，以建安七子和吴质、繁钦、杨修等为代表的文学名士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团体。他们之中，有的人卷入了曹丕和曹植的立储斗争中，有的则是以文士姿态交友于二曹，有的则是纯粹与曹丕和曹植交流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经验。身处汉魏之际英雄辈出的动荡时代，“文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登上历史舞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传统观念和当代情势之间做出平衡，既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赋予的崇高理想，也有栖身于不同政治势力中以求自处的现实问题，更有作为“文人”在创作上如何彰显全新思想理念的时代需要。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确实对初登历史舞台的“文人”们的巨大考验。因此，在欣赏建安文人群体那些温情脉脉的友情之时，我们还应注意当时文人在不同政治处境中所曲折表达的个人态度，其中的况味在千载之下仍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作者系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