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夸我“乖”“文静”，说我是“乖乖儿”。

什么是乖？不懂。什么是文静？懵懂的我真的不懂。上小学了，我成绩好，年年拿奖状。家长会上，班主任总是一个劲儿夸我：“这妮子真乖！特听老师的话！”把我父母灌得迷迷糊糊的，特自豪养了一個长脸的闺女。我明白了：乖就是听话。

我也似乎更听话了。初中了，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折不扣地完成，班主任布置的任务，我扎扎实实完成。有一次作文，我把“忸怩”写成了“扭捏”，老师并没有罚我，但我还是像其他被罚的同学一样，按规定把错字重抄了300遍。事后语文老师在班上专门夸我：看看人家傅同学，为什么成绩那么好？那是因为自我要求高！事后我想，这算自我要求高吗？那我如果抄500遍岂不是自我要求更高？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呢？父母经常夸我，说我初中时期几乎就没什么青春叛逆期，看到邻居家儿子沉迷手游荒废学业，看到同事家的女儿早恋逃学让大人烦心，我父母对我的成绩特放心，对我的顺利成长老满意，我增添了他们的荣誉感，还省下了校外补习的大量金钱。

后来我考入市重点高中，进了所谓的理科尖子班，我见识了一些成绩比我还高的同学，他们敢想敢说敢闯，他们能够提出异见发表新解，他们有的甚至敢纠老师的错让班主任脸红。他们让我见证了“自我”的存在与价值，见证了“独立”的品质与珍贵。我好羡慕好想学他们，但又讨厌自己太胆小。我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书呆子”一枚，可他们不同，除了学习更有自己的头脑，思想，主张和行动。他们对周围世界的兴趣比我多，他们伸向书本外的触须比我发达。

有一层茧缚紧我的心，有一层壳框勒着我的形体。这茧这壳究竟是什么？

当然，那些同学只是凤毛麟角鹤立鸡群之属。环顾四周，更多的还是如我一样，成绩也好，学习也勤奋的同学，如我一样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敢越雷池半步，顺天应命，即使有冲动也不敢行动的驯服“听话”的乖乖儿。

我的学习缺失了什么？我的成长缺失了什么？乃至我的生命缺失了什么？我们的教育是否有缺失？我思忖着。

当然只要成绩好就一切皆好，真是“一俊遮百丑”。运气还不错，我考入了北京某所211大学。进入大学，自己就像“脱笼之鹄”，但带给我的不是惊喜而是茫然，特像襁褓中的囡囡被弃在莽原，失去了生存的能力。偌大的校园人来人往，有人如鱼得水过得正欢，有人“断奶停炊”无所适从，我就属于后者。为了生存我开始切实反省，从小到大自己的角色都是老师父母的乖乖儿，以为依照大人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旨意去做就行了，即使做错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错。而现在断奶的我失去了依赖也就失去了主张，以往一味的“听话”，造成自我能力的缺失，成为思想的懒汉行动的懦夫。现在必须找回自我，活成自己，必须服从自己内心的意愿，听自己的话，弥补缺失，锻造一个全新的我。蝶变由此开始。

经过大一的茫然与彷徨，从大二开始，我试着打破心理桎梏，硬着头皮逼自己去闯去干去行动。我学着同伴主动加入这个团那个社，主动参加讲演pk，我加入了院女子排球队（一年后率领球队居然取得校女子排球赛冠军），我被选上参加北京世博会志愿服务工作，我和寝室同伴一起去云南红塔山集团考察大型国有企业的组织管理运行状况，我利用暑假到甘肃山区支教。除保持学习上的优势外，我终于找回了一个自信的我，一个有自主行动力的我。破茧成蝶，蝶化的过程艰难而痛苦，但改变自我的强烈欲望蓬勃了生命的创造力。

今年初，我克服疫情影响来到澳洲留学，宗旨只有一个：补足补强自己。

在昆士兰大学没有围墙的校园里，来自地球各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年轻人在此逐梦。我的梦是什么？虽然我尚无明晰的答案，但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想以自己求学的经历为标本，用我的得失教训来提示学习的乖乖儿们怎样避免成长的缺失，少走弯路。我开始关注澳洲的教育，思考中外教育模式的异同与互补性。

由于导师在Kenmore有研究项目，我得以亲临这里的一所州立中学考察澳洲中学生的学习状况。走班制是基本形式。不着统一的校服，也无规定的发式，课上可以翘着二郎腿边啃面包边听课，这确实很自由，却也缺必要的约束。而这里的教学鼓励学生质疑、讨论、协作以及课外特长发展，“书呆子”不吃香，“乖乖儿”更没市场。他们尤其强调实验动手能力，这个学校有诸多实验室，也有农机、木工坊。在国内我们也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遗憾的是因升学压力大内卷严重落实不够。

这个世界很美好，但也有很多的荒谬，因此要拥有自己的脑子，要有判断力。不要依赖人，生命属于自己必须自己做主。重要的是有行动力，只有行动能改变现状产生结果。——这就是我这个曾经的乖乖儿现在想要说的话。（2022-8-22于澳洲布里斯班）

（作者系：昆士兰大学在读硕士 傅天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