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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旗营:外火器营史话

2022-05-30韩天阳

北京档案 2022年7期
关键词:火器蓝靛八旗

韩天阳

在北京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小曲《探清水河》中唱道:“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在其位的这个明啊公细听我来言呐,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儿有一个……”此曲中的京西蓝靛厂火器营,即为今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北火器营路附近,其营房大多已经无处寻觅。但早在二百多年前,这里曾是京师八旗禁旅外火器营的旗营驻地。火器营为何有内外之分?外火器营在清朝北京城中留下了怎样的足迹?我们通过历史文本和档案资料来回溯这座旗营的历史往事。

一、外火器营的设立

清朝于顺治元年(1644)定鼎北京后,八旗组织随即分驻全国各地,称为“八旗驻防”;留驻于京城的则为“八旗禁旅”,又称“京旗”。在驻防京师的八旗中,八旗火器营与圆明园护军营、香山健锐营并称为拱卫京师的三大旗营,皆属于八旗兵中的精锐部队。清初以来火器的使用备受清帝重视,康熙三十年(1691)八旗火器营正式设立[1],起初主要官员由各旗满、蒙官员兼职,后设掌印总统大臣等专员管理。火器营同驻京八旗一样,按照方位分散驻扎于内城之中,平日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操演火器、制造炮弹火药。乾隆年间为了便于操演,于城外设立八旗满洲外火器营,自此火器营就有了内外之分。

然而关于外火器营的设立时间,文献资料中却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外火器营设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清人于敏中所纂《日下旧闻考》载“乾隆三十五年,上命于长河西岸另立教场,为外火器营,并建盖营房,拨本营八旗满洲兵弁兵移驻”[2]。而另一说则据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三十八年,遵旨建外火器营房于长河西岸蓝靛厂后”[3]。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准确,理由有三:其一,乾隆三十五年(1770)时,高宗确实有将火器营移住于城外的指示,但地点并非在蓝靛厂。笔者查阅《清高宗实录》时发现,当时负责管理火器营事务的蒙古王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奏请将火器营移驻于城外,经军机大臣商议后认为“兵丁散处城内外,时集时散,不便习艺”,应“择附城高阜之地另建移居”,因此决定从火器营拨出部分八旗满、蒙官兵组建外火器营。但当时选择的驻营地点并非是西郊蓝靛厂,而是在“安定、德勝二门外,黄寺两侧”,按左右翼各建一营,乾隆帝认为那里地处宽阔,距京城亦近,便于操演[4]。其二,档案资料亦显示外火器营确实设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光绪三十年(1904)管理八旗满洲火器营大臣和硕礼亲王世铎等奏称“外火器营自乾隆三十八年分建以来,其枪操阵式及马步各项技艺操练素称娴熟”[5]。其三,部分火器营官署同样也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移于蓝靛厂。《清通典》载,“火器营公署三十八年移住一半于广仁宫后之御河旁,列为一营”[6]。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乾隆三十五年(1770)经色布腾巴勒珠尔上奏,朝廷开始有了火器营内外之分的构想,但当时预设的驻营地址是在黄寺附近,并非是西郊蓝靛厂,至于外火器营营址确立为蓝靛厂北,则是三年后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事了。

二、在内扈从翊卫

外火器营因熟练火器,被皇帝视为心腹部队。嘉庆帝曾言:“现在八旗及前锋护军健锐内外火器步军各营额设之兵,数本不少,惟在训练严明,技艺精熟,悉成劲旅,自足备干城腹心之用。”[7]可见外火器营颇受皇帝信赖。因此,朝廷经常抽调部分外火器营官兵协同步军营、健锐营承担皇城宿卫、皇帝扈从的任务。

史料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规定,皇帝谒陵时,自启銮至回銮之前,从外火器营中抽调章京于东直门、圆明园内值班。[8]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了轰动朝野的天理教教徒攻入皇宫的事件,史称“癸酉之变”。此事之后,加强皇城的禁卫及对天子的扈从成为朝廷中的一件头等大事。档案资料记载,自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开始,嘉庆帝谕令御前大臣等议定扈从章程,重点加强皇帝、皇后、阿哥等赴郊祭祀、谒陵、游幸圆明园等处时的扈从规格。外火器营亦参与了扈从翊卫这项重要任务。每当国家举行郊坛大祀,皇帝莅临天坛驻跸斋宫时,朝廷会从外火器营中抽调鸟枪、火枪官兵,负责皇帝出行时配合其他驻京各营旗兵在御道守卫站道。“由正阳门至广利门,添派外火器营兵六百名,分段站道。由广利门至外棂星门外,拟派护军二百名,外火器营兵一百名,分段站道。”[9]正阳门外至广礼门斋宫外围起初有三百名外火器营兵站道驻守,经反复添裁,最终改为外火器营官六名、兵丁一百名。[10]此外,如遇京城内发生紧急情况,白塔信炮响声起,此时步军统领衙门会派三名章京手持令箭,分别前往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外火器营、香山健锐营三处,外火器营官兵则会进入御备状态,向阜成门进发,以备调遣。[11]可见外火器营平日除在营区操演训练外,在一定程度上还承担着把守京城要隘、随銮护驾的职责。

三、在外出调随征

外火器营职司火器操演及炮弹制造,其作用自建立之初就是服务于清朝的军事作战。外火器营作为清朝八旗军中的精锐部队,其军事作战能力颇受清帝信赖。咸丰二年(1852)九月,咸丰帝在观阅兵丁操练后十分满意,认为外火器营兵“声势联络,步伐亦极整齐,由内拨银五千六百四两,著赏给该营兵丁,以示奖励”[12]。

外火器营官兵平日在营区操演训练,如若发生战事,则奉调随征支援前线,或受命运造火器。嘉庆十七年(1813)河南滑县发生农民起义,嘉庆帝任命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先赴河南镇压起义军。九月,又命乾清门侍卫、副都统桑吉斯塔尔率外火器营兵500名,与副都统长庆、积德所领健锐营兵500名赴河南支援温承惠,重创农民军。[13]咸丰初年时值太平军北伐,咸丰三年(1853)九月,浩浩荡荡的太平北伐军直逼天津,面对此等危局,咸丰帝命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统领健锐营兵500名、外火器营兵500名,协同两翼前锋八旗护军营兵2000名等,火速支援前线。[14]咸丰十年(1860),在僧格林沁率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期间,奏请朝廷调拨官兵援助,在朝廷所调兵马中依旧包括来自内外火器营的官兵。[15]同治初年陕甘地区爆发回民起义,同治二年(1863)八月,时任陕甘总督熙麟奏请调拨“外火器营营官吉庆等七员名,赴甘差遣,并请由该营代雇工匠,酌拨库钢洋铜,及火箭炸炮子等项,交吉庆等运赴甘省备用”[16]。“火箭”“炸炮子”是当时八旗军十分仰赖的作战武器,皆由外火器营负责制造和使用。同治二年(1852)六月,同治帝下谕“拨外火器营火箭二千枝,解赴直隶军营备用”。[17]同治七年(1868)十月,又“拨发外火器营火箭五百枝,解赴绥远城备用”。[18]在清中后期的平定内省叛乱,巩固边疆安宁的诸多军事行动中,均可见外火器营官兵的活动。

外火器营官兵不仅直接作用于军事作战中,同样也负责演习训练鸟枪火器等新式武器。鸦片战争后,抬枪作为一种新式鸟枪逐渐为清军使用,这一武器便由内外火器营官兵负责演习操练。咸丰元年(1851)四月,英隆、克兴额等上奏,于黑龙江添造演习抬枪以备边需。这一建议为咸丰帝所采纳,下谕“著(着)僧格林沁等,于内外火器营捡派熟习火枪章京一员,挑选抬枪二杆,及随用器械,并带同工匠数名,前往盛京”。[19]咸丰十年(1860)十月,由沙俄方面送来一批鸟枪,并请清朝派员带同兵丁数名,前往学习制造和演放。经商议后,咸丰帝于次年三月指示,“即行知管理圆明园、健锐营、外火器营大臣,每营所挑选兵丁二十名,章京各二员,前赴恰克图,演习俄国运来鸟枪”[20]。

上述种种足以说明外火器营官兵对于清王朝的重要性,以及在大小战事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清朝瓦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外火器营满族聚居区依旧保留着满族的传统文化,如满族特色服饰中的马褂和旗袍;每年清明、腊月三十的祭祖仪式“供祖宗板子”;见面时的礼节及传统娱乐活动“逮台”等。然而这些传统习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消失,如今的蓝靛厂早已不见外火器营昔日的样貌,取而代之的是商場、学校、地铁站、公交站。

*本文系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清代额驸群体研究——以档案资料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ZKY2021099)。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清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6577.

[2]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1224.

[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6384.

[4]清高宗实录:卷861[M].北京:中华书局,1986:547.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为庚子以后火器营械药缺乏辍枪操拟请整复兵制筹拨银两调取洋枪加练新操并拟暂由本营筹给弁兵津贴事,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档号:15-01-001-000010-0013。

[6]嵇璜.皇朝通典[M].刻本.杭州:浙江书局,1882.

[7] [13]清仁宗实录:卷275 [M].北京:中华书局,1986:747-748,750.

[8]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C]//续修四库全书·八一四·史部·政书类:卷120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70.

[9][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随扈翊卫档案[J].历史档案,2013(4):26-55.

[11]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C]//续修四库全书·八一四·史部·政书类:卷11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8.

[12]清文宗实录:卷71 [M].北京:中华书局,1986:929.

[14]清文宗实录:卷105 [M].北京:中华书局,1986:593.

[15]清文宗实录:卷332 [M].北京:中华书局,1986:956.

[16]清穆宗实录:卷77[M].北京:中华书局,1986:582.

[17]清穆宗实录:卷71 [M].北京:中华书局,1986:437.

[18]清穆宗实录:卷245 [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2.

[19]清文宗实录:卷32 [M].北京:中华书局,1986:441.

[20]清文宗实录:卷345 [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02.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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