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彩霞

摘 要：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存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前后达1500年，这样漫长的发展过程决定红山文化的分期研究必须逐步走向精细化，从而为社会层面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对新世纪以后红山文化分期研究的历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回顾与述评，总结出这一研究的渐趋精深与细化的发展趋势，同时指明红山文化基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

关键词：红山文化;分期;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2）07-0001-04

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在时间与空间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分期表述其时间的差异，即考古学文化的历史过程的持续和连贯[1]。众所周知，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长达1500年，在如此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红山文化必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阶段性差异。而对该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期研究，不但可以从历时性的角度揭示该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段特点，亦可从共时性的角度窥见该文化与周邻诸考古学文化的互动过程。更重要的是，文化分期这类基础性研究是诸如生业、宗教与社会等方面专题研究的前提，对其进行精细且准确的研究可以将各项专题研究置于一个比较坚实的平台之上。因此，红山文化的分期研究很早就受到学界的重视。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研究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在此笔者将从红山文化整体分期研究与单个红山文化遗址个案分期研究两方面择要概述。

一、红山文化的整体分期研究

总结21世纪以来的红山文化分期研究成果，必须进一步向前追溯此前阶段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情况，从而深入认识21世纪这一课题持续开展的现实基础。

1989年，杨虎先生将红山文化统一分为以兴隆洼文化F133遗存、西水泉类型和东山嘴类型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并就各个阶段的时代特点作了扼要的分析，将红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划定为距今6500—5000年[2]。这是一项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分期方案、年代跨度还是在此基础上对于红山文化源流关系的解读，大体都得到了后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印证，因而成为红山文化研究史上的经典文献。1991年，张星德先生以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为骨干，从层位关系出发，对若干处典型遗址进行了细致分析，排出了数种常见器物的演变序列。在此基础之上将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指出这三期分别与后冈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相当[3]。她将当时已经发表的材料进行了全面整合分析，分期刻度与年代等与杨虎先生大同小异，但论证过程更为详细，特别是从单位出发进行的分析更为全面。同时由分期结果出发，深刻揭示出红山文化分布范围的动态变化及其与黄河流域相关考古学文化的互动态势，可谓既详又全。总之，在21世纪以前，上述两项研究代表了20世纪红山文化分期研究的前沿，为下一阶段这一课题的深入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引领性与示范性。

2004年，赵宾福先生基于既有的研究成果，将红山文化整合为早晚两期，即“西水泉期”和“东山嘴期”，考虑到过去多有人述及的兴隆洼遗址F133和F106发表材料较少，故未做进一步讨论[4]。该文对于红山文化的分期虽然是纲领性的，但有效地澄清了以往将红山文化的“分期”与“类型”混淆的现象。

2008年，陈国庆先生以最新发表的层位关系较好的牛河梁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为突破口，将已有的2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包括墓葬）材料进行了再分期，通过横向与纵向类比，最终划分为四个阶段[5]，标志着红山文化分期研究进一步精细化。

2011年，索秀芬先生在杨虎先生、朱延平先生及自己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红山文化划分为四期五段。提出红山文化第一期的年代处于距今6700—6500年，早于通常所认为的红山文化年代上限[6]。

鉴于已有的红山文化年代和阶段划分研究论证不够深入、细致的现实情况，赵宾福先生于2012年再次撰文[7]重新审视和论证红山文化的发展阶段问题。他首先从出土遗存较多、层位关系明确的牛河梁遗址和西水泉遗址的分组出发，将两个遺址的分组结果进行了对应关系分析。然后以此为标尺，基于陶器器型与纹饰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对其他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遗存进行了逐一比较分析，判别其组别和年代，进而将红山文化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同时，通过与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对比，推定了这三个阶段的绝对年代。该文论证有力，逻辑严密，循序渐进，是新世纪以来红山文化分期研究的一篇力作，为该课题的探索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其分析思路与研究范式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2014年，赵宾福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杜战伟所撰写的学位论文《中国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也涉及了红山文化的分期问题。该文以上述赵宾福先生的文章为基础，对最新发表的近十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材料做了补充分析[8]。二文对于红山文化分期刻度与绝对年代的把握基本一致，前后呼应，支撑起红山文化分期研究的整体架构，称之为姊妹篇当无问题。

2015年，刘国祥先生在其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红山文化研究》中同样将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进一步细分为早、晚两段，即三大期六小段[9]。相比于原有认识，这一分期结果可谓十分精细，标志着该问题的研究又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同年底，该文在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0]，成为红山文化综合研究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二、红山文化遗址个案分期研究

遗址是由遗迹单位所组成的，而考古学文化又是由有机联系的若干处遗址出土遗存所构成的，遗址的分期及不同遗址期别的衔接与对应构成了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的基础。就21世纪以来的红山文化研究而言，既有基于文化整体的宏观分期，又有基于单个遗址的微观分期，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推动着红山文化基础研究的深入开展。

在已公布材料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白音长汗遗址以及辽宁省朝阳市小东山遗址、牛河梁遗址出土遗存较多，层位关系复杂，因而这几处遗址出土红山文化遗存的分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既而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2004年，索秀芬先生基于白音长汗遗址一手发掘材料，通过对层位关系和陶器演变线索的分析，将该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二期三段[11]，为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过程研究确立了一个可信的时间坐标。

2010年，张星德先生将小东山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三个组合，指出这三个组合实际上具有年代早晚关系的断代意义[12]。同年，赵宾福先生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梳理出五组具有分期意义的层位关系，通过区分与合并最后划分为早晚两期，指出小东山遗址的这两期整体上相当于之前划分的“西水泉期”，同时，这两期又将“西水泉期”细化为两个阶段[13]，从而为2012年划分的红山文化早中晚三期做好了铺垫。

如果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考古学文化，那么牛河梁遗址则无疑是红山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遗址。该遗址出土遗存十分丰富，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也非常复杂，从而为分期研究创造了极佳的条件。特别是伴随着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的正式出版[14]，相关研究成果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2007年，索秀芬先生从牛河梁遗址第五、二、十六地点出发，通过典型遗物与遗迹特征的比较，将该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其中将第一期划分为早期，第二、三期划分为晚期。在此基础上长时段地分析了牛河梁遗址中红山文化先民活动内容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窗口窥探了红山文化社会的演进状况[15]。这是将考古学文化基础研究与专题研究有机融合的典范，既有形而下的根基，又有形而上的高度。

2016年，赵宾福先生将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三段。三段由早到晚分别相当于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所划分的下层遗存、下层积石冢阶段遗存、上层积石冢阶段遗存，进而指出这三段分别属于红山文化的早、中、晚期。并提出牛河梁遗址的早期属于“居址”，晚期代表“墓地”发展的两个阶段[16]。这一观点的提出为红山文化的社会复原研究搭建了一个可靠的时间框架，贡献了许多新的学术意见。

同年，王芬先生专文探讨了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的分期与年代问题。通过层位关系和类型学对比将积石冢分为两期四段，早期的一、二段相当于报告所分的下层积石冢和上层积石冢N2Z4B所代表的阶段，晚期的三段相当于上层积石冢N2Z4A所代表的阶段，晚期的四段是第一地点所代表的阶段。同时，将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的绝对年代判定在距今5700—5100年之间[17]。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者认为，第一地点的年代可能处于下层积石冢与上层积石冢之间，王芬则认为前者晚于上层积石冢，这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理解。

2019和2021年，高云逸通过陶器及其所在遗迹间的叠压打破与共存关系，明确提出著名的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属于该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遗存，在红山文化的分期框架中处于中期阶段，而非学界通常所认为的红山文化晚期，并就这一遗迹期别调整对于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意义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18]。同时，他比较了牛河梁遗址的分段结果，首次提出东山嘴遗址存在年代相当于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的遗存，该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遗存至少可细分为两个阶段[19]。这些都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分析所提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认识。

2020年，郭明先生依据层位关系遗迹石棺的砌筑方式和死者头向的差异与变化，将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墓葬细分为五个阶段[20]。这是迄今所知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墓葬最为精细的分期方案，为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社会分化与人群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细致的时间框架。

除红山文化的整体分期以及单个遗址的分期研究以外，还有学者就红山文化的某一期进行了更为精微的分期探索。例如，2015年张星德先生将红山文化早期即其所谓的“后冈期红山文化”进一步细分为三期，并对其与后冈一期文化的阶段性特点作了较为详细的比较[21]。2018年，她又将牛河梁遗址的“西阴期红山文化”陶器细分为三期[22]。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尝试，率先将红山文化的分期研究细化到了分子的水平。

三、結语

纵观21世纪以来红山文化分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我们可以发现，这项研究越来越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前进，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主要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客观方面，新的材料不断涌现，可供分期研究利用的层位关系随之逐渐增加，这是分期研究渐趋细化的必要条件。主观方面，聚落考古及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这种对于共时性要求极高的课题的深入开展，亟待我们建立起一个精确且可靠的年代框架。已有的红山文化分期研究成果尽管已经支撑各项专题研究取得了诸多新的进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红山文化的分期研究仍有许多需要细化与完善的空间。此外，老哈河至西拉木伦河流域缺少红山文化晚期阶段遗存，也在制约着当前的红山文化研究，这些也是急需考古工作填补的地域与时代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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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A].中国北方考古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A].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J].考古，1991（08）.

〔4〕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5〕陈国庆.红山文化研究[J].华夏考古，2008（03）.

〔6〕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2011（01）.

〔7〕赵宾福，薛振华.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J].考古学报，2012（01）.

〔8〕杜战伟.中国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9〕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

〔10〕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11〕索秀芬，郭治中.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01）.

〔12〕张星德.小东山遗址新石器文化陶器分期及相关问题[A].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3〕赵宾福，薛振华.辽宁朝阳小东山红山文化遗存的分期研究[J].东北史地，2011（06）.

〔1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R].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15〕索秀芬，李少兵.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初探[J].考古，2007（10）.

〔16〕赵宾福，白玉川.从居址到墓地：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时代变迁与功能转变[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

〔17〕王芬，栾丰实.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分期和年代[J].中原文物，2016（04）.

〔18〕高云逸.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与积石冢年代的再认识[A].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高云逸.再論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年代[J].地域文化研究，2021（03）.

〔19〕高云逸.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D].长春：吉林大学，2021.

〔20〕郭明.牛河梁遗址墓葬分期再讨论[J].北方文物，2020（06）.

〔21〕张星德.后冈期红山文化陶器分期及相关问题[A].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2〕张星德.牛河梁遗址西阴期红山文化陶器的分期与谱系[A].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C].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view of the Study on the Stages of Hongshan Culture since the New Century

CAO Cai-xia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Hongshan Culture is one of the oldest Neolith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Liaoxi region， with a history of 1500 years. Such a long development process determined that the phased research of Hongshan Culture must gradually move towards refinement， so as to build a solid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related issues at the social level.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review and commentary on the mental proces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tages of Hongshan Culture after the new centur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is topic， whic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and detailed， and points out some weak links in the basic research of Hongshan Culture.

Keywords： Hongshan Culture; Stages;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