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畅

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美术表现形式，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内涵。其美学价值，并非单纯的美术形式，而是在中华文脉上产生的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中国画的人文内涵与中国文字、文学、哲学、史学、书法等紧密关联。其与中国书法的关联即“书画同源”;与中国文字的关联即“字画同根”;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即“诗画同境”。所有这些关联，都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审美理想。中国古象形文字最根本的构形理念和中国绘画的“尚意”造型观密切相关，尤其强调“形”与“意”。而我国汉字最基本的造字方法也是象形，中国象形文字也是中国传统美术文化起源的最原始形式。我国原始绘画的出现早于古象形文字，最初是以岩画的形式出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象形文字。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汉字也逐渐规范化，并由图画演变成了一种表情达意的文字形式。“象形”是汉语造字法的核心，由象形字符逐步演变为完善的汉字结构。象形与表意是我国汉字与美术的文化思想基石，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诗画同境”，即是在我国古典文学中所讲究的意象手法，也就是通过与物象的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绵邈亘古的强烈时代性和宏阔博大空间感的诗境。由此可见，对情感的追求与意境的表现方面，我国诗词和中国书画一脉相承。“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故曰：诗画同境。

古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一种全面、系统的中华美术理论体系，其中蕴藏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与价值观。我国南北朝时代，谢赫的《古画品录》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绘画的“六法”理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置位、传移模写。神韵生动是为总纲，中国画通过“气”和“韵”体现生动活泼之美，“气”是活体，有“气”才有“韵”，有“气”才有精神。韵与气相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到：“韵，和之为韵。”由此可见，有气有韵才可以创造出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所以，中国画的审美理念核心就是生动活泼、生生不息，而生动有趣与天然灵动又正是必须用中华民族的“尚意观”才能契合和创造的艺术，这也就是中国画审美理论的基础总纲，而这个总纲同时又指导了其他五法。骨法用笔是“笔墨观”，应物象形是“造型观”，随类赋彩是“色彩观”，经营置位是“创作观”，传移模写是“发展观”。

中国绘画的基本呈现语言是笔墨，脱离了笔墨中国画便没有了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中国画在实践中讲究骨法运笔，“骨”是骨架，是基础绘画的根本要素。山水画中的各种皴笔 ，以及人物画中的十八描，都是在绘画实践中笔墨运用上的差异，所形成的各种独特的笔墨符号。而通过中国历代艺术家的丰富、完善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画的基本用笔方式。所以，骨法用笔是中国画最主要的艺术语言与表达形式，而笔法与墨法则是中国画实践的主体精髓，即所谓“笔精墨妙”。

“应物象形”是造型观，“物”是客观存在，“形”是在“物”的基础上的外在形态，有了“形”之后还要提高到“象”的层次。“象”是经过主观提炼、加工、创造的图式，是为“意象”。“应”是“依据”“参照”，画家的观念所依据的实际事物，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绘画艺术意境观念的高度和“意象”的写实性。因为这是有依据的，要“应”物来写形，“应”形来造象。所以在中国画写实和写意的关系中，写实是技法，要“象形”，写意是观念，要“意象”。

“随类赋彩”是指中国画的颜色观念。中国画在隋唐以前，基本都是以设色为主，而水墨写意则是在唐代后期才逐步发展出来的。唐以前都比较注重颜色语言上的表现，强调随类赋彩，而中国人的色彩则是观念性的，并不具完全客观性。古人把色彩分为五色，要依照物象本身的色类来进行色彩处理。《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缔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安国曰：“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尚书注疏》）。“随类赋彩”，是指固有色彩，是原有的颜色，也就是说基本是以单纯的颜色来营造出丰富的色彩感。水墨的兴起，用水墨自身浓淡的变化代替色相的变化，即墨分五彩，进而产生了随类赋彩的色彩理论，这也是美学的更高境界。

“经营置位”即为布局、章法，置陈布势。“何谓位置？阴阳、向背、纵横、起伏、开合、锁结、回抱、勾托、连接、映带，须跌宕欹侧，舒卷自如。”（清王昱《东庄论画》）正如李可染先生所言“计白当黑，知白守黑”。中国画创作，最重要的就是经营位置，有其独特的方式。“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势而言。幅无大小，必分宾主，一实一虚，一疏一密，一参一差，即阴阳昼夜消息之理也。”（鄒一桂《小山画谱》）

“传移模写”是中国画的发展观。“传”是指纵向的继承与延续。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得以延续;所谓“移”就是横向上的借用、交换和融汇，其开拓了中国画的广度和深度，是艺术发展前进的主要助推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壁画，就大量借用了古印度传入的佛教艺术，这一时期绘画中“凸凹法”的运用，就是印度传统绘画引进我国画的例证。直到唐代，这种凸凹法被逐渐淡化，演变成一种较为平面的、富丽堂皇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风格。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横向交流和融汇推动了中华民族美术的兴盛和蓬勃发展。“模”就是临摹，从画学教法来看，不失为一个最佳的学习借鉴方式，从中能逐渐领会古典绘画中的美学真谛，更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最主要的一种方法。“写”是艺术作品最后的归宿和目的，是主体意识淋漓尽致的表达，是创造和发展，是中国绘画的发展观。

“六法”是中国古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后总结而成的重要方法，已成为人们品评艺术作品的重要准则。谢赫的《画品》正是基于这六条基本准则，确立了中国画的三个特点：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民族性，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方式，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意蕴。从历史发展规律分析，又具有很强的传统性、继承性。另外，中华民族的美学文化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有秦汉的雄浑博大、唐宋的灿烂辉煌……中华民族的人文气派、审美特质是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渐发展而演变出来的，也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六法”是判断、检验和品评艺术创作与作品价值的基础标准，是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魏晋南北朝时所形成的以“六法”为代表的中国画理论体系，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促进了中国画的创新与提高。

中国画与中国文学是同境的，追求意境。所谓意境，先有意，再造境。意是一种内在的潜力，属抽象范畴，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不同，立意也就不同。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郑燮的“胸有成竹”，都是由心中之竹變成了画中之竹，就是形成“心象”的过程。

生活是所有艺术的来源，而艺术则是对生活的提炼与再创作。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也是原动力。日常生活中的美必须有人去欣赏、理解和体会，而艺术中的美又必须要人用视觉和心理去体验。虽然生活的美是真实的、生动的，但它是表象的、流动的、稍纵即逝的，人们必须欣赏和捕捉，故古人云“处处留眼皆画面”。唯有以切身的感受、体悟，方可获得真知，才能表情达意，完成心、道、技的契合过程。艺术是情感的外化形式，情感决定作品的感染力。艺术是用心血来铸造的，即“发心源”，而艺术作品是画家情感的产物，符合自己的感情特征，要以情动人，要激情创作。丰富的情感驾驭笔墨，笔墨就有了动人的感情。只有倾注情感的作品，才能让人“怦然心动”，才能“心有灵犀”，才能“抚慰心灵”。

任何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的表现语言，都有它的特质。中国画讲求用笔，而表现方式主要是通过笔墨来呈现，如果脱离用笔，则中国画语言将无所归依。笔墨的运用途径、技术与方法多种多样，例如花鸟画中的勾、点、厾、泼，以及山水画中的各类皴法就是花鸟画、山水画的语言，而人物画中的十八描，则是人物画的表现语言。由于中国传统绘画与中国书法同根同源，以书入画可以将用笔用墨在传统造型的禁锢与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充分发挥出水墨作为独特美学用语的魅力，并在艺术语言表达中产生个性的审美形式，产生独立于形象之外的形式美。水墨为塑造形象而存在，通过形象的感染力来呈现、来打动人。客观形象极具多样化，人物、山水、花鸟都是画中形象，只是侧重点不同。人物画注重传神，花鸟画注重写态，风景画严于取势。艺术形式在多样化的基础上还要注重统一性、差异性、丰富性。形象的写实性是造型的前提，形象的意象化是造型的升华。不同的形象塑造，采用的笔法类型也不相同，只有契合形象的笔法墨法，才能更好地表述形象。绘画的语言表达，从形象到笔墨都要避免图式雷同化、语言重复化、风格趋同化的现象，要彰显艺术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突破，进而升华成一种个性化的、具有较高包容度的艺术语言。

中国画讲究学识、涵养和底蕴。文化层次越高，精神境界也就越高;文化修养越高，生活格调与品味也就越高。修养的提高要靠日积月累的学习与践行，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画讲究画外功力，靠深厚的积淀，靠目识心记，要厚积薄发。中国画讲求“道技合一”，道是形而上的，技是形而下的，要求道法天然，要把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技”结合起来，达到内美和外美的统一。美术的创作包含“创”和“作”两层含义，“创”是主观意识，是学识修养的体现，是本体;“作”是技巧表现，是达意的途径。画家的个人风格与面貌不是通过刻意设计或模仿别人而来的，而是要通过长时间积淀，勤奋不辍，最终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知行合一，自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