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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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愿意归顺元朝的统治，终元一代，以宋人自居的海南士子，都没有赴京参加会考。进入明朝，他们便迫不及待要进入权力中心获取功名。自洪武年间始，就陆续有人考中进士，到永乐年间，金榜题名的就有十多位。而整个明朝，海南考取进士的人数有六十四人。这在一个人口如此稀少的边地，算是相当可观的业绩了。

正统十三年（1448）春，三年一度的会考在北京举行。海南有三个学子参与了这次考试，他们是琼州府城下田村（今海口市府城金花村）的丘濬文昌水吼村的邢宥和一个叫作冯元吉的乡党。在之前广州的乡试中，二十四岁的丘濬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以解元的功名荣归故里，迎娶了崖州百户长金桂的女儿。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两件美事一同落到丘家的屋檐下，可谓双喜临门。据说百户长的女儿不仅貌美如花，而且通情达理，相当贤惠。丘濬十分满意这段由母亲大人做主的婚姻，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赞颂：“择配得孟光，足慰平生心。一见如夙昔，友之似瑟琴。意气两不疑，苦口时相箴。欣愿自此毕，恩爱何其深。”包办婚姻有如此结局，实在是天作之合，可惜的是，美好的姻缘并不持久。

海南岛路途遥远，赴京赶考要用上半年多的时间，往返差不多就得一年半了。在交通阻隔、匪盗横行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何况还有风寒病疫。赶考的人死于途中或生死下落不明的情况，古来并不稀罕。1447年清明节一过，丘濬就和二位老乡渡海北上。在给他整理行装的夜晚，娘子金氏泪下如雨，竟向他下跪行拜，如同生离死别一般。多少年以后，丘濬还记得第二天在神应港登船的情景：“君身上船去，妾目送帆飞。江空人去远，犹自立残晖。”（《征妇》）

丘濬幼年就以天才见闻乡里，传说他过目成诵，六岁时就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指山诗》：“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霁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一个从未见过山岭的小屁孩，仅凭大人的传说，写出如此气象超迈的词句，实在不可思议。关于五指山，历代文人苦吟的诗词汗牛充栋，但与这位六龄童相比，都不过是路边摊上的糟粕醋而已。

丘濬久负诗名，此次又以解元的名次参加会考，乡人都对他满怀期待，想着即便不能进入一甲，得个三甲进士该不在话下。然而，张榜出来，他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倒是文昌县的邢宥，进入了二甲的第十五名，并很快就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宥年长濬五岁，算是丘濬的兄长，他勉励丘濬来年再考，相信一定能获得更高的功名。落榜后的丘濬，进入国子监深造，等待三年之后的下一次会试。

未能及早题名，对于丘濬未必不是件好事。进入国家的最高学府，在名师的教导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奠定了他一生的学养根基和作为理学名臣的资本。但四年的国子监生活并不平静，第二年，就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土木堡之变”。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蒙古铁骑进犯明境，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英宗皇帝御驾亲征，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溃如山倒，皇帝及随从大臣与眷属都成了俘虏，北京城危在旦夕。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弟弟朱祁钰即位，组织了著名的京城保卫战，并赢得了令人鼓舞的胜利。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丘濬还是感受到危机时期的紧张与惶恐，并为于谦的英雄行为所感动。“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做到了自己在文字里表达的情操，儒者舍生取义的情怀。

尽管准备更为充分，景泰二年（1451）的会考，丘濬还是再次落榜。这时候，他心底的乡愁，已经浓郁到不可化开的程度，就像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壮志冷似灰，归心疾似飞。白云长在望，清泪欲沾衣。”（《一笑辛未岁下第作》）张榜过后，他急忙收拾行装，赶在下一个春节前回到自己的家乡。

下田村就在府城边上，背靠着一个不大的红城湖，时常有许多鸭鹅在边上戏水。丘濬跨进院子，首先看到的，是门洞里母亲满头的白发。妻子闻声从厨房出来，悲欣交集，流出了泪水。得知他未能如愿考取，二人都轻声和气来安慰。实际上，最需要安慰的，应该是妻子金氏，她的身体显然单薄了许多。丘濬赴京之后，她便怀了身孕，但儿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她一直没敢告诉丈夫。丧子之痛和思夫之苦叠加在一起，加上田间灶头的劳作，已经压伤了这个女人。此时的她已病得不轻，尽管丘家算是医学世家，祖父曾是太医院的医生，丈夫的伺服也相当殷勤，但她还是在几个月后撒手人寰。临终之时，她用牙齿轻轻地咬着丈夫的手指。没有人知道，她是多么心疼这个男人。回天无力的丘濬，用诗记下了夫妻生离死别的一刻：“临终齿我指，以作终天诀。双泪注不流，恋恋不忍别。气促发言迟，奄奄殆垂绝。勉我赴功名，努力立名节。”多年以后，丘濬有了新的妻子，还是念念不忘长眠在土里的金氏：

越南冀北路纷纷，死别生离愁杀人。

谁信十年泉下骨，分明犹有梦中身。

（《梦亡妻》）

2

两年之后的秋天，丘濬告别老母，再度北上京师。此时的他心里多了许多沧桑，人也显得平和与沉稳。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把酒不如前会健，登高不復少年狂”（《舟中遇重九示同行曾光启》）。或许是有了一个持平的心态，在景泰五年（1454）春季的会考中，他的才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在进入殿试的三百四十九人中，他的成绩排在前列，因为皮肤黝黑、个头瘦小的缘故，在皇帝钦点时，排到二甲的第一名。这种以貌取人的情况，在钦点时并不少见。在接下来的朝考中，丘濬位列翰林院十八名庶吉士的第一名。

进入翰林院后，丘濬买下了紫禁城东边的一座小四合院，以此当作自己的新家。因为院里有一棵老槐树，便以槐阴书屋为名。邢宥等老乡朋友，有时会到这里来谈天叙旧，喝上一杯。但在很长时间里，院子都缺少女主人。景泰七年（1456），在母亲大人的敦促下，丘濬返回家乡，续娶了海南卫一个百户宁的女儿吴氏。婚后的吴氏，还是愿意留在下田村，照顾年迈的丘母。在丘濬四十岁那年，她给人丁不旺的丘家生下了一个长孙，这让丘母格外开心。后来，丘濬还娶了攀丹村唐氏家族的一个女子做妾。这位小妾知书达理，还善于填词作诗，著有《唐夫人诗集》。

直到成化元年（1465）担任经筵讲师，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丘濬都在安静的翰林院里度过。从庶吉士到编修，他陆续参与了《寰宇通志》《大明统一志》《英宗实录》的修撰，同时参照《论语》的体例，独自编辑了《朱子学的》，分纲目辑录了朱熹一生的言论，成为朱子学说的传人。在编撰《英宗实录》时，涉及于谦的盖棺定论。于谦在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对朱氏家族可谓恩重如山，但英宗复辟之后，竟以图谋不轨罪，腰斩于谦于西市。国人皆为他喊冤，老天都为他倾盆。然而，当时加罪于他的人，仍在朝中掌握重权。编修的团队里，有人主张维持英宗在位时的结论。曾被于谦大义感染的丘濬，坚决要还于谦一个清白，对其事迹给予公允的叙述。丘濬固执的意见最终得到了采纳，算是为于谦恢复了名誉。千锤百炼出深山的石灰，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重现清白的颜色。

成化三年（1467）八月，修完《英宗实录》，丘濬被晋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与此同时，户部左侍郎薛远升任本部尚书，总理京储（正二品）;苏州府事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任邢宥，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一个孤悬海外、人口只有二十几万的蛮荒岛屿，同一个月内，有三人接连获得擢拔，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被称为“海外衣冠盛事”。海南岛也因此被誉为海上的“小江南”。经琼山知县的奏表，丘母被朝廷旌表为“贞节”，在下田村道上树起了青石牌坊。丘濬在经筵上的讲授，得到了宪宗皇帝的赞许：“濬在讲筵，虽貌不扬，而音吐洪畅，宪宗悦之。”（何乔新《丘文庄公传》）他因此有了为皇上谋事献策的机会。母亲逝世时，皇帝还专门委派知府吴琛上门赐祭，这让他心里溢满了报恩之情。

丁忧期满后，丘濬又投入《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撰工作中。这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完成之后，丘濬升为翰林院学士，成了皇帝身边的智囊，负责诏书的起草、管理史籍、考议制度等。不久，他又众望所归地升任国子监祭酒，主持国家的最高学府，成化十六年（1480）被擢拔为礼部侍郎，兼管国子监事务。在国子监祭酒的任上，丘濬完成了《世史正纲》的创作。

《世史正纲》叙述自秦朝统一六国到明洪武元年（1368）的历史，时间跨度一千五百八十九年，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中世纪通史。丘濬确定的写作方向是“著世变”“纪事始”，即记录社会历史转折变化，叙述重大事件的始终，公允评价人物，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考虑到读者面的拓宽，丘濬在行文上“直述其事，显明其义”，尽可能做到晓畅易懂。这部三十二卷的著作，奠定了丘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但最终确立他思想家身份的，是《大学衍义补》一书的写作。

自汉武帝时代起，一直以来作为民间思想流传的儒家学说，得到了专制权力的认同，一跃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宋代以后，儒学吸纳了道家与禅学的内容，衍变成了一种新的形态：以程氏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在儒家的三纲八目中，宋儒特别强调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的范畴，于治国平天下未做充分展开，也缺少与时俱进的发明，重内圣而轻外王。南宋时期，朱熹的再传弟子，官至参知政事的真德秀，撰写《大学衍义》一书，阐释朱熹的《大学章句》的内容，被认为是“备人君之轨范”的著作，成了皇帝和大臣的必读之书。在为皇帝侍讲的过程中，丘濬发现了该书的不足：缺少经世致用的内容，而这正是王者必备的功课。作为天子人臣，除了精神人格的修炼涵养和家庭内部事务的处置，还必须懂得政治经济原理和国家的治理方略。因此，他萌生了填补该书的不足、完备儒学体系的心愿：“于以衍治国平均天下之义，用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举本末而有始有终，合内外而无余无欠。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庶以见夫《大学》体用之全。”（《进〈大学衍义补〉表》）在阐述“治国平天下之要”的宏旨下，全书分十二个部分：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曰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全面地荟萃历代先贤人物的论述，加以演绎与阐述。其中有诸多个人的见地发明，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也许是因为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要津、“帆樯之聚，森如立竹”的神应港边，丘濬清醒地意识到自然经济的短处和数千年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对商品交易的意义认识深刻。他认为：“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他主张扩大流通自由度，维护商人的利益，反对官府进入市场与民争利;反对政府控制市场，对盐、茶等商品实行垄断。他建议将专卖政策，改为在国家监督管理下的私人自营自销;认为货品的好与坏、价钱的高低，都要通过买卖中的供求关系来取舍。包括官府、宫廷的用品，也要进入民间市场来购买。这种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弱化政府权力干预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可谓异曲同工，而且早了三百年，在中国经济学说史上相当先锋。此外，他还提出了开放海禁，改变明初以来“片帆不许下海”的局面，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贸易，恢复“市舶司”建制，以加强海上贸易管理。丘濬充分阐释了货币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意义，指出：“所以通百货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主张实行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政策，确定好银、钞、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关系。

在经济学领域，丘濬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早于威廉·配第近二百年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但必依赖于人力，才能成为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物体有大小精粗，它的功力有淺与深，它的价值有多与少，至于千钱之体不大但精，必不是一日之功所成（《大学衍义补·制国用·铜楮之币》）。自然天成的事物，必须经过人们的劳动，才能获得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与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有关，还跟劳动的精度有关。丘濬的市场主体学说和劳动价值理论，即便放在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十分超前的，遗憾的是，他没有亚当·斯密和威廉·配第那么幸运，遇上马克思这样伟大的读者。

3

《大学衍义补》是丘濬任国子监祭酒期间，利用业余时间“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汇辑十年”撰述而成的巨著，字数多达一百三十万字，是一项浩繁的思想工程，几乎耗尽了他生命的元气。在手腕发酸、腰腿酸痛的时候，他会围着那棵老槐树，在院子里一圈圈地踱步沉吟。如他在《进〈大学衍义补〉表》里说的：“端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编。”由于长期熬夜伏案，书成之日，他已经“百病交攻”“一目青盲”。但是，看着屋子里垒得高高的书稿，他仍然感到无比的安慰，觉得等身的著作，已经穷尽了自己的生命，可以死而无憾，把躯壳还给造物主了。

十年间，发生了许多无法挽回的事情。丘濬的三儿子丘仑、二儿子丘昆先后夭折;哥哥丘源、好友邢宥也已先后弃世;妻子、侍妾和小儿子丘京，都远在天涯海角。想到这些，他不禁流下了清泪，并写下了伤感的诗句：“大半交游登鬼录，一生功业付空谈。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岁暮偶书》）尤其是两个儿子的离去，白发人送黑发人，哭干了他的泪水：“通宵不寐闲思思，恨结幽怀泪湿腮。老鹤倚巢空叫月，飞雏应是不归来。”（《忆亡子》）一同赴京赶考、在朝野政声斐然的左佥都御史邢宥，是他一生惺惺相惜的朋友。邢宥病逝的消息从家乡传来，他“举首天南，望风洒泪。缄词万里，命子代祭”，还撰写了墓志铭和《文昌湄丘公行状》，赞颂其一生的为人。想当年，返琼为母亲丁忧守制期间，他曾经到文昌，与邢宥约好在东路的一棵大树下接头，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语，临别还依依不舍，往返相送于中途。

将《大学衍义补》进献并得以刊行之后，丘濬又以副总裁身份参与《宪宗实录》的编撰。由于身体特别是视力的原因，加上老年丧子（长子丘敦又于1490年病故）的打击，丘濬一再请求退休，都得不到孝宗皇帝的准许。弘治四年（1491），年逾古稀的丘濬，被提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内阁大臣，相当于宰相的地位。从天涯海角到紫禁城的内阁大殿，从边地的一介平民到位极人臣，是一条极其遥远的道路，可谓千山万水，他算是走通了，走到了尽头。 为了感念皇上，丘濬让家人按照海南本地的做法，烹制了一种椰子糯米饼，托太监给孝宗献上。饼子“软腻甚适口”，深得皇上及身边人的欢喜，在京师传为“阁老饼”。但太监们却不高兴，因为孝宗命令尚膳监仿制，他们却做不出这种味道和口感来，管理御膳的太监因此还受到了责备。于是，这些人反过来责备丘濬越位，称“以饮食服饰车马器用进上取宠，此吾内臣供奉之职，非宰相事也”（明·陈洪谟撰《治世馀闻》下篇卷一）。

丘濬是一个书生气很浓的士人，生性耿直磊落，在廷议时出言率直，不免跟其他朝臣发生口舌上的摩擦，卷入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这让他深感“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更加思念故乡，红城湖边鸭鹅交颈而唱的情景。在晚年的诗作里，他反复表达了去冠归田的意思：“一天风月催归思，万古乾坤入浩歌”（《甲辰初度》）;“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岁暮偶书》）。入阁四年间，他曾经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力小任大，必致颠覆”等理由向皇帝请辞，乞求还骨骸于故土。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袖然为一代文宗”，皇帝需要他这样有分量、说话不怕得罪人的重臣来坐镇朝廷，因此，一直都不松口答应，只是允许他在大风雨雪天气不用上朝，在他七十四岁时，还任命他为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看来，他只能在任上鞠躬尽瘁了。晚年的丘濬，更多的乐趣在于作诗。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称他：“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列朝诗集》）

弘治七年（1494）七月，居住在府城下田村的丘夫人吴氏，因为挂心丈夫不堪的身体，赶往京城探望。途经江西九江时，梦见丘濬已故的好友戚文湍，神情慌张地跑来告诉她：明日鄱阳湖将有风波之厄，请改日启程（参见《海南明代通儒丘濬》211页，南方出版社，2016）。事情果真如梦中所说那样，第二天鄱阳湖上暴风骤起，颠覆了许多船只，不知有多少人丧身湖底。吴氏因为延期登船，躲过了一劫，顺利地抵达了京都。听夫人说起此事，自感来日不多的丘濬，当即赋诗，希望明年逝世之后，老友能御风而行，在千山万水间送他一程。他还专门通过学士张东白，请当时最为知名的堪舆专家徐豹到海南，和跟自己沾亲带故的诗人王佐一同勘察陶公山、博苍山、五龙池等地的风水。

就如他自己预言的那样，弘治八年（1495）春节过后，丘濬寿终正寝，夫人吴氏携子孙扶棺归葬。孝宗皇帝派官员宋恺等率工部匠人随护。据民间传说，丘濬生前选定的坟地，并不在海口秀英的水头村。然而，当他的灵车上岸之后，路过水头村附近坡地时，固定棺木的绳索突然松脱，棺木随即滑落下来。按照当地的习俗，这是天选之地，应当就此安葬。

下葬当日，天气晴好，冠盖如云。棺椁入土之际，从丘濬家乡下田村方向飘来一片乌云，降落下来的却是数千只乌鸦，把在场的人都惊散了。乌鸦围绕着丘濬的新坟盘旋跳跃，哇里哇啦地啼喊了两个时辰，才升空而去，不知所踪。此事让人们联想到丘濬乐善好施的祖父丘普，宣德九年（1434）琼州发生大饥荒，他不仅布施稀粥救济灾民，又为死者捐赠坟地，每年清明节都带着孙子丘濬一同到曠野上祭祀亡魂。人们寻想，这群乌鸦是那些亡魂的化身，前来为恩人之灵送行的[参见《中华丘氏大宗谱》（海南省海口分谱）]。

丘濬的坟墓规制宏大，牌坊上刻着“理学名臣”四个大字。正德年间，明武宗因敬重丘濬的学识与功业，下诏为他建祠，“以丘濬配宋学士苏轼，以风示天下”，将他的名字与苏东坡并排到一起。

4

成化八年（1465），丘濬曾在琼州府城的丹洋田洋修建一座学士庄，并写下《学士庄记》。到了曾孙丘郊的时候，因年久失修，学士庄已经破败不堪。嘉靖二十三年（1544），丘郊在学士庄遗址附近建起了一座亭子，取名“乐耕亭”，带领仆役佃农在这里劳作，延续丘家耕读传家的传统。周边的学子，包括城东出过五位进士的唐家子弟，时常会到亭子里来小聚。来人当中，有一个表情严峻、不苟言笑的青年，让丘郊刮目相看。已经三十二岁的他，仍在府学里读书，家就住在离亭子很近的地方。他羡慕丘家的家风，有空便到亭子里来，与丘郊他们说话。除了熟读儒家的典籍，他还喜欢讨论时政，对黎族地区的治理有一套大胆的设想。有一次，他还带来了一首专门为乐耕亭写的诗：“源头活水溢平川，桃色花香总自然。海上疑成真世界，人间谁信不神仙？棋惊宿鸟摇深竹，歌遏行云入九天。良会莫教轻住别，每逢流水惜芳年。”笔画像是刀刻的，透露出一股苍健之气。这个腰板挺直的男儿，就是后来名震朝野的海瑞。

海瑞出身军籍，高祖海逊子，明朝开国时是广州卫指挥（正四品武官名）。曾祖海答儿于洪武年间从军，来到海南岛落户。父亲海翰是个廪生，来不及考取功名，便在海瑞四岁时病逝了。母亲谢氏“苦针裁，营衣食，节费资”，咬紧牙关，要把海瑞培养成有出息的人，但直到海瑞十四岁那年，才筹足费用让他读上私塾，入府学时已是而立之年了。母亲严厉的管教，加上家境的窘困，使海瑞十分自律。他对儒学的学习，不完全是知识的汲取，更是人格的修炼，因此特别注重知行一致。这种对言行不二的要求，让他很早就显得庄严持重，少了孩子们身上应有的活泼与淘气。据说，在私塾时期，他沉默少言，路上遇到长辈，便恭恭敬敬地立在一边，等人过去之后才又举步。在府学的考试中，海瑞作了一篇题为《自警词》的文章，以神明的口吻来质问与教导自己：

入府县而得钱易焉，宫室妻妾，毋宁一动其心于此乎？昔有所操，今或为恟恟者一易之乎？财帛世界，无能矻中流之砥柱乎？将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寢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乎？质冕裳而有媚心焉，无能以义自亢乎？参之衣狐貉而有耻心焉，忘我之为重乎？或疚中而气馁焉，不能长江大河浩浩然而莫御矣乎？小有得则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达，还能无竞心乎？讳己之疾，几百所事，不免于私己乎？穷天地、亘古今儿不顾者，终亦不然乎？夫人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德之难。于此有一焉，下亏尔形，上辱尔先矣。天以完节付女，而女不能以全体将之，亦奚颜立于天地间耶？俯首索气，纵其一举而跻己于卿相之列，天下为之奔趋焉，无足齿也。呜呼！瑞有一于此，不如速死！

显然，海瑞蔑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寻常日子，也瞧不上荣华富贵、飞黄腾达的生活，他决意要做节操完备、臻于至善的圣人。如果有哪一点做不到，活着对他是一种耻辱，还不如早早就死掉算了。行文间，蒸腾着孟子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为了明志，他给自己起了“刚峰”的名号;同学们则不约而同地把这位腰板笔挺、气度岸然的同窗喊作“道学先生”。

自元代以来，海南岛上很不平静。由于朝贡的繁重，加之两广流民的迁入，黎汉矛盾尤其是官府与黎民的对立，变得难以调和。黎族人暴动此起彼伏，自洪武以来就没有消停过。与海瑞同时代的郑廷鹄在《平黎疏》中有这样的叙述：“琼自开郡以来，迄今盖千六百余年，无岁不遭黎贼之害，然未有如今日之惨者也。”洪武六年（1373），儋州宜伦县陈昆六等一度占领了儋州治城，最后，还是从广东调集大量兵马，才镇压下去。暴乱规模最大的，要数弘治十五年（1502）儋州七坊峒的符南蛇造反，队伍一度扩展到近十万之众，先后攻陷了儋州、临高、昌化、感恩等多个州县，占领岛西近半个海南岛的面积，斩杀官军数千人。朝廷从岛外调集十万军队，经过惨烈的征战，才将其扑灭。岛上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海瑞的情怀之中，他一直在思考着黎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想法。

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广州举行的乡试中，海瑞以《治黎策》获得了举人的身份。《治黎策》提出了开道立县的方略，即在海南岛开通南北、东西两条大道，交会于五指山腹地，使黎汉之间人流、物流通畅，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融合，避免因为阻隔导致的排异与敌视，也避免黎族人啸聚山林与官军对抗，滋扰沿海州县。这一大胆的建言，堪称高屋建瓴，只是当时并没有被采纳。

5

中举之后，海瑞曾经两度赴京参加会试，均榜上无名。从海南到京师，再节俭也得几百两银子，这对海家可是个巨大的数目。家徒四壁，他再度赴京会考已经很难了。所幸的是，四十岁那年，他以举人身份获得任命，担任福建南平县的教谕。

襟抱天下、器宇轩昂的海瑞，注定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惊愕。尽管教谕是一粒比芝麻还小的学官，连品级都没有，但海瑞并不因此轻慢自己的职责。他觉得，匹夫只要尽到责任，就是对天下兴亡作出了贡献。刚一到任，海教谕就制定了规范师生行为的《教约》，并且率先垂范地推行，清理一些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乱象。这种先立规矩后行事、依法不依人的治理方式，贯穿海瑞宦海生涯的各个阶段。他不仅依照礼法来规训自己的部下与学生，还以礼法来规范自己的上司甚至是皇帝天子。作为孔孟的门徒，他只对苍天负责。

第二年，延平府的视学带着一行人，到南平县视察情况，照例在县学的明伦堂召见教学人员。海瑞率队步入大厅，见到视学，二位训导立即扑通跪地，唯有海瑞站在中间，拱手作揖。三个人的造型如同一个笔架。视学训问为何不跪，海瑞并不慌张，只是从容作答：按照嘉靖《宪纲七条》之规定，学官在学府回见上司，只拜不跪，以示师道尊严。本人只是遵照宪纲规定而已，并没有怠慢视学的意思。我不能像别人那样，为了讨好上级，随意违背王朝的纲纪。

视学心里顿时冒起无名之火，却又无从发作，索性甩袖而去。海瑞冒犯了上司，也冒犯了习惯于阿谀奉承的同僚，人们从此以另类待他，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阻力，于是，一气之下，海瑞愤然辞职，并且很快得到批准。但得知消息的福建安抚司提学副史朱衡，却认为当下浑水摸鱼的官场，需要有海瑞这样的人来提振正气，澄清河水。他极力把这位“笔架先生”挽留了下来。

嘉靖三十七年（1558），因为在教谕任上的业绩，海瑞被提拔为浙江淳安县的知县。上任不久，他就颁布了《兴革条例》，废除各种繁文缛节和劳民伤财的活动，严格管理各项开支，杜绝铺张浪费，特别是人情世故方面的开销，以减轻淳安百姓的负担。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底层流民，深知民间的苦患与无告，对官员抱有厌恶甚至敌视的态度，给出的薪水低得可怜，不用说养廉，就连养命都困难。即便是像李贽那样当到一州知府的官员，俸禄也不能养家糊口，还得打发老婆孩子回老家种地。可见这种制度的设计已经突破人性的底线，将人符合天理的身体需求加以剪灭。因此，也就把绝大多数的公职人员推入了贪官的行列，违反了法不责众的原则，实施起来也阻难重重，只能依靠严刑酷法的高压。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尽管动辄采用碎剐和剥皮实草等恐怖手段，还是不能杜绝假公济私的行为。他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贪官是杀不尽的。

朱元璋及朱棣死后，后来的皇帝也没有改变这种制度，只是任它在实施过程中渐渐松弛。于是乎，在收取各种税费时追加份额，在公务开支中扣留一定的比例来弥补微薄的薪水，渐渐成为官场里通行的做法，自上而下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但这些所谓的“常例”，其实都来自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时增添的摊派，而且只增不减。海瑞到任以前，淳安县令收入的“常例”名目十几项，全部合计起来，每年约有一千两银子。这些收入除作为招待费和人情往来的礼金之外，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县令的腰包。如果海瑞将这一千两碎银中的一半收入囊中，他的收入立刻就可以膨胀一百倍，别人也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拿了，别人拿起来才觉得理所当然。然而，海瑞一来，就让人仔细核算这部分灰色收入的情况。当他看到这些名目繁多的“常例”数额如此之大时，正义之剑便从胸中竖起。他下令中止非法收取的“常例”，削去各项税费中追加的部分，以减少淳安百姓背上压着的石头。所有人员除了应得的俸禄之外，一根毫毛也别想拿到。至于原来开展各种活动时的聚餐和给上级官员的“朝觐礼”也一律取缔。官吏外出参谒，必须自带干粮，而且不能征用人力。对于他而言，全部的生活来源，就是每月可怜巴巴的五两银子，这是城市里低端家庭的收入。为了弥补开销的不足，他甩开膀子，在府衙后面开出一片地来，种上一些瓜菜。然而，其他人却是做不到的，他们不仅薪水比海瑞要少，也不愿把官吏做得还不如一个农夫，在治下的百姓面前昂不起头。于是，有官职的设法调离，没有官职的干脆就撂挑子，回家种地去了。一时空出的岗位，海瑞只能自己充任，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不过这都是他自己愿意的，只是苦了他家里人，一年都吃不上几回肉，衣服缝缝补补，出门都不好意思见人。一县之长穿着打满补丁的官服出出入入，连给母亲祝寿上街买块猪肉，都成了地方上的头条新闻，被总督大人传为笑谈。

做海瑞的妻子和儿女，是件困难的事情。据明人《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先后娶过三任妻，另有两个小妾。首任妻子许氏，在老家生了兩个女儿后，就被海瑞休了。第二任妻子潘氏进家门不到一个月，又被海瑞撵走。第三任夫人王氏十分贤惠，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取名中砥，一个取名中亮;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他们跟海瑞一起过着清水无鱼的生活。从政之后的海瑞，始终面临着修身与齐家顾此失彼、不能兼而得之的问题，这似乎是从孔孟到程朱都未曾想到的。《中庸》里“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说法，在他身上没有应验。

在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及家人的同时，海瑞想尽各种办法，来减轻淳安百姓的生存压力。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海瑞发现，户籍里登记的很多丁口，已经不在淳安，变成流民逃散外地。个中的原因相当明了，一些豪富家族隐瞒大量土地偷漏赋税，致使缺少田园的人家赋税繁多，不堪重负，只好背井离乡谋求生路。海县令深知，世间没有比离开土地的农民更凄苦的了。他立即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大规模地清丈土地，重新确认各家各户赋役的多少，从根子上改变阶级剥削的现状;还发布了《招抚逃民告示》，呼唤流亡在外的贫民回归故土，安居乐业。海瑞在淳安的执政，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下层人民被欺凌的处境，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强烈拥戴。在他离开淳安之后，人们还筹资为他建立了一座生祠——海瑞祠。这意味着他还活着的时候，在百姓心中就享有近乎天上神灵的地位。由此可见，中国的农民是多么渴望平等啊。

6

在七品县令的任上，海瑞做了两件震惊大明官场的事情。

时任浙江总督的胡宗宪，是一个能力出众的官员，在剿灭倭寇的战争中屡建奇功，但却管不好自己的儿子。这个纨绔子弟，借着父亲的威势到处招摇显摆。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奉为上宾小心陪侍，又是山珍海味，又是厚礼相送。可没想到进入淳安，县里给他安排的是简陋的驿馆，吃的是粗茶淡饭，县令也不出来捧场。早被惯坏了的胡公子，哪受得了这般待遇，于是当场发飙，掀翻餐桌，将负责接待的人员吊起来打。这下子他算是撞到了枪口上。

得知消息的海瑞，决定假戏真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恶棍。他宣称胡总督为官清廉，持家甚严，向来考察巡视，都令各地不得铺张浪费。此人一路摆阔，糟践公帑，显然不是胡公的儿子。遂以冒名撞骗的名义将其拘押，还没收其囊中的数千银两，并且在取得口供之后，向胡总督报告，称有江湖无赖假冒总督大人公子之名，到淳安等地胡作非为，招摇撞骗。为维护大人的名节威望，在下已将其收押审讯，其本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现已将其驱逐出境云云。海瑞在处理此事时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令总督大人一时也无可奈何。

嘉靖三十九年（1560），都御史鄢懋卿出巡两浙、两淮盐政。作为监察文武百官的最高长官，鄢大人自称“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却一路上耍尽威风。他带着自己的小妾，坐在五彩大轿上，让十二个盛装美女抬着，大张旗鼓地从街上走过，“仪从煌赫，道路倾骇”。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这位握有生杀大权的重臣，在接待上竞相攀比，以至于一顿酒水，就要花上三四百两银子，甚至入住馆舍的便溺用器都要银子来装饰。海瑞听说之后气冲脑门，他宁愿被充军杀头，也决不干这种捧臭脚的恶心事。一番考量之后，他提笔直书，给鄢懋卿写了一个“禀帖”，称接到上方下来的公文，知道都御史将巡视本县，深感荣幸。公文要求各地接待一概从简，饮食供账不得铺张浪费。然而，本人听说大人到过的地方，皆大摆酒席，每席费银高达数百两。这显然与大人您“素性简朴，不喜承迎”的品行相悖，也不符合公文的要求。都御史大人下来巡视，本来是要体恤民间疾苦，减轻黎民百姓的负担，但他们这样的结果恰得其反，严重损坏了大人在百姓中的形象。面对此情，淳安如何做好接待工作，下官颇费踌躇，还请鄢大人明示为好。这封《禀鄢都院揭贴》，话语已经到了戳破脸皮的程度。接帖后的鄢懋卿，恼羞又难堪，真没想到竟碰到这么一个主。他把禀帖撕碎，急忙绕道而行，连淳安所属的严州都没有踏进。得知此事，本来期待借机巴结都御史的严州知府，气不打一处来，把海瑞传到州府，狠狠地教训了一通。此时的海瑞只是敛容长跪，不做任何辩答。

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升任嘉兴府通判，但因为鄢懋卿暗中指使巡按御史袁某上疏弹劾，朝廷以“调简避用”的名义，将他调出浙江，到江西兴国县任知县。这对海瑞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一坐上县太爷的椅子，他就出台《兴国八议》，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对糜烂的吏治发起冲击。一年之后，因为业绩突出，他被提升为正六品的户部云南主事。

7

人们通常认为，皇帝是一个最美的差事，真实的情况不见得都是如此，尤其是明代的皇帝。自从杀掉胡惟庸，株连砍掉三万个人头之后，朱元璋便觉得宰相是一个危险的职位，弄不好就会架空皇帝，颠覆政权，而他已经无法相信任何人了。于是他罢了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将相权并入皇权，自己直接面对六部，包揽朝廷各项事务，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置。当过乞丐、做过和尚、一度衣食不保的朱元璋，却有着异于常人的体魄与精力。据说，他一天处理的国家大事多达四百件，需要阅读的文牍接近二十万字，堪称劳模。然而，他无法保证子孙的体格都像自己这样魁伟。事实上，在朱棣之后，皇帝的身体便一代不如一代了。

大明江山辽阔，家业庞大，前廷每天都有大量递上来的折子;后宫又有三千粉黛春色荡漾。桌面上的文牍，加床笫间流水落花的宠幸之事，娇生惯养的皇帝们根本吃不消。最终的结果，就是把政务交给大学士和宦官们去处理，自己跑到道士那里寻问丹药，以此来填补少年时就被掏空的身体。嘉靖皇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位之初，他也曾“励精化理，湔濯海内观听，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奋武揆文，网罗才实”（何乔远《名山藏》）。但到嘉靖十八年（1539）后，他的执政变得消沉起来，从他羸弱的身子和空虚的心灵里，散发出的更多是疲惫与懈怠，对于权力与异性，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为了充补亏损的龙体，他听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的进言，长期服用含有砒霜、水银、雄黄、朱砂的丹药。不能生育的他，还多次遴选民间少女入宫，每次多达数百人，当作药材来使用，让她们清晨起来，用舌头舔采树叶上的寒露，给他兑服参汁，致使这些宫女纷纷病倒。

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杨金英为首的十数名宫女，趁着嘉靖熟睡之时，用黄绫布套住他的脖颈，然后一同发力拉扯，企图将他活活扼死。因为情急之下绫布打了个死结，嘉靖得以幸免。从此之后，他移居西苑，设醺炼丹，二十余年不上殿视朝亲政，听任首辅严嵩和宦官们把持政务，相互博弈，玩弄权力游戏。由于嘉靖性情喜怒无常，“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曾经斩了不少直臣;加上明代的禁城开国以来就充满阴森的杀气，对于他的失职，以及由此导致的朝纲混乱、社会动荡，群臣皆噤若寒蝉。

进入中央机关任职，让海瑞对整个国家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小就发心要报效的这个皇朝，其内核原来是如此的空虚。君临天下、掌握社稷江山与黎民生计的皇帝，自己为之忠心耿耿的天子，竟然可以二十多年不谋其政，任由几个大学士与一帮太监相互角逐。在权力中枢，纲纪已经乱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而地方上各个州县，旱涝灾害此起彼伏，到处都有无家可归的流民，暴乱事件时有发生。这个帝国其实已经岌岌可危，却没有人出来发声，谋求改变现状的途径。“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都在欺上瞒下，敷衍了事。作为孟子的传人，海瑞秉承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理念，并不害怕杀身成仁。他不允许一个集天下大任于一身、为社稷黎民做主的天子，如此玩忽职守，违背天命民意。因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将有所不称其任”（海瑞《治安疏》）。这个发现让他愤慨无比、寝食难安，他决心昧死竭忠，好好训斥开导这个昏庸的君王。这个时候，他心中有了一种替天行道的凛然。

经过许多个夜晚的反复斟酌，一篇被称为《治安疏》的奏折终于完成。就像当年对付胡宗宪的公子那样，海瑞虽说是一个耿直方刚之士，但并非不懂得策略上的迂回。在折子里，他首先赞叹皇帝陛下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具有成为圣明君王的品质，即位初年，在铲除积弊、革新政事等方面多有建树;然后他笔锋一转，指出嘉靖二十多年来荒疏朝政，以至于君道不正、臣职不明，导致纲纪松弛、吏治败坏、贪渎成风、乱象纷起。海瑞用儒家的“三纲”来批评嘉靖：与方士在一道炼丹服药，不与儿子们相见，缺失父子之情;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缺失君臣之礼;成天隐居西苑不回后宫，缺失夫妇之情。现今天下灾难频仍，民不聊生，暴乱如野火春风愈演愈烈。接着，他谴责嘉靖把英明用到荒谬的地方，沉湎于无稽的玄修，追求一己的長生不老，贻误了天下江山与国计民生。而到了如此地步，竟没有一个人为陛下正言。这些人臣虽然当面不敢说，背后却少不了议论，他们表面上顺从陛下，却把真心藏起来，其实已经犯了欺君之罪。最后，他披露了自己的肝胆：臣蒙受国恩，宁可直言得罪陛下，也不想以谎话欺君。看到这种情况，臣痛心疾首，因此冒死竭忠向陛下进言。天下治与不治，民物安与不安，都在于陛下“一反情易向之间”。倘若陛下能幡然悔悟，重新振作朝纲，便可跻身于尧舜汤武之间，流芳千古。那将是我国家社稷的幸运，也是天下黎民百姓的幸运！

当这封“言天下第一事疏”送到嘉靖手上时，已经在位四十五年的皇帝勃然大怒，当即将奏折摔在地上，嘶声叫唤身边的人：“还不赶快去把人抓住，别让他给跑了！”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赶紧上前报告：“此人素来就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自知如此犯上当得死罪，已经买好一口棺材，与妻子诀别，主动待罪于朝中，家里的僮仆也都打发走了，看样子应该是不会逃跑的。”嘉靖的神情顿时沉静下来，久久不出言语。过了一会儿，又拿起奏折再三阅览，在殿上转圈，不时出声长叹，还说：“此人可比作比干，但我也不是商纣王。”看来，这会儿他还能分辨出是非忠奸来。

海瑞的上疏刺中了皇帝内心的穴位，折子留中不发长达数月之久。后来，嘉靖龙体有恙，召首辅徐阶商量传位之事时，还特地作出了辩解：“海瑞说的是对的。可我患病已久，又怎能亲理朝事呢。只能怪我不自我珍重，以至于疾病缠身。倘若我能够上殿，就不会受这个人的诟骂了。”显然，他已经“幡然悔悟”，只是来不及挽回了。尽管如此，天子的威严不可侵犯，海瑞还是被投入诏狱，接着又被刑部判处死罪。然而，断案的卷宗呈到嘉靖那里，仍然留中，不作任何圈画。有人主张将海瑞处以绞刑，但被内阁首辅徐阶按了下来。嘉靖真的还不想背上杀害忠臣的千古骂名。

身陷囹圄的海瑞相当平静，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一个臣子的天职，扪心自问，可以俯仰无愧，对得起苍生鬼神，剩下来的一切就任由处置，要杀要剐且随他便。得知老乡被打入大牢，一年前才刚刚考取进士的翰林院庶吉士，来自海南定安的王弘诲，通过关系想到狱中去探望海瑞。人们告诫他，上头正在搜寻海瑞的同党，劝他不要自找麻烦，去给别人陪葬;但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不为所动，还是提着饭盒到诏狱里来探监。尽管入狱之初被打得浑身是伤，看到小老乡一张稚气的脸和他带来的喷香酒菜，海瑞还是深受感动，露出了难以得见的笑齿。他表示自己求仁得仁，没有什么遗憾的，还将一些未竟事宜托付于王弘诲，嘱他日后将自己的灵柩运回故乡。后来，王弘诲还来过几次，除了可口的饭菜，还带着敷伤的药膏。

第二年正月，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牢头送进来一顿丰盛的饭菜，还有一壶小酒。海瑞以为，期待中行刑的日子已经到来，这是士人杀身成仁的节日。他不问缘由便开怀畅饮，把酒菜吃得干干净净。牢头问他：“你怎么就不问一下，今天的饭菜为何这么好呢？”海瑞笑答：“不就是让我死得痛快一些吗？”牢头说：“不是的，海大人，今天皇帝驾崩，您肯定要出狱了，等着升官发财吧！”听到这话，海瑞一下就愣住了，随即跪伏号啕，吐出了所有的食物，绝倒在地，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8

按照嘉靖皇帝的遗诏，海瑞获得恩释，恢复原职，接着调任兵部武库司主事，后来又提升尚宝司司丞，调任大理寺右寺丞，后福连连。然而，他的此番入狱，给自己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年幼的儿子中砥、中亮相继夭折，母亲和妻子王氏经受不起如此打击，陷入极度伤痛之中。母亲更是病情危殆，如风中残烛。出狱之初，海瑞立即给新登基的隆庆皇帝呈上《乞正赦款疏》。在感谢浩荡皇恩，请求清理嘉靖后期的冤假错案，并亲自参与积案的会审与昭雪之后，一再恳求皇帝恩准他回琼州，照顾年近八旬的母亲，以恪尽人子的孝道;但是，他的请求迟迟得不到应允。在新的权力格局中，皇帝需要他这样忠诚而又没有派别的朝臣。

隆庆元年（1567）年底，海瑞被任命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接着一路升迁，直至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府。应天府下辖当时最富庶繁华的苏州、常州、镇江、松江等十余州，许多位高权重的官员都出身于此。海瑞人还没有到达，就在这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裤裆不干净的官员知道来者不善，便自行辞职引退;一些平日作威作福的豪门大族，竟把门楣刷黑;原来超标坐八抬大轿的太监，也主动改回四抬。海瑞的执政雷厉风行，隆庆三年（1569），他刚一走马上任，就颁布了《督巡条例》，总共三十六条，对官员的行为作了详细的规范。借着皇帝都敢骂的声威，条例立即得到施行，一阵风似的改变了应天官场的气候，大大减轻了平头百姓的负担。与此同时，他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疏浚吴淞江、白茆河，使淤积的泥水通流入海，漫漶多年的灾情从此消失，清理出大片被淹没的肥沃田地，安置了十三万灾民。此举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呼，也得到了朝廷的旌表。

接下来，海瑞要碰的，是历代王朝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土地的兼并以及由此造成的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他要自不量力，凭着一己孤勇，向整个既得利益阶层发难。他先以都察院名义发布公告，勒令治内的豪富退还侵占贫民的土地，使已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流民，得以回归田园，生得其所。公告明示：“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业……令民各自实田，凡侵夺及受献者还原主。”公告专门提到的“阁老尚书家”，尽管没有点名道姓，但让人即刻就联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刚刚脱冠还乡的内阁首辅徐阶。然而，此人可算是海瑞的恩人，海瑞入狱之后免于杀身之祸，出狱之后得以升迁，多少跟徐阶在一旁使力有关系。在徐阶与另一位阁老高拱的争斗中，海瑞也曾站到徐阶一边，难道现在他要昧下这份恩情不成？

在海瑞看来，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要为国家长治久安和民生的福祉扫除天下不平之事;不能因为自己与某个人的私情，而坏了这一天下为公的大计。自己未曾为免于杀身之祸或职位的升迁求助过任何人，包括徐阶。徐阶所做的一切，应该出自其内心的良知和社会的公义，这才符合君子的作为，而不是为了日后的知恩图报。君子与君子之间，应该坦荡相见，不能投桃报李，像小人那样相交于利。如果他还期待我海瑞利用公权，照应他家族的非法利益，那他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既不值得我的尊重，也不配与我这样的人为伍。

在徐阶看来，海瑞这样做，是一种恩将仇报的不义之举。但他深知，这个连皇帝都敢骂的人，是个不要命的主，不能正面跟他硬顶。于是，在接到退田令之后，主动退出十分之一的田产。这十分之一，就是一万二千二百亩！然而，海瑞并不以此为足，还得寸进尺，接着行文要求徐阶，至少退掉一半以上的田地。这下子徐阶不干了，他让人传话给海瑞：就這么多，不可能再退了。可海瑞不仅写信，还一再登门拜访，做徐老首辅的思想工作，称徐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徐阶号）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之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海瑞差不多是将这位阁老当学生来开导了，还说多退些田地，是为他将来免于无妄之灾。但从徐阶的角度来看，若照海巡抚的意思继续退田，不仅一生的经营付诸东流，也坐实了自己侵吞百姓、为富不仁的罪名。不得已之下，他只能求助于自己的政敌——当朝内阁首辅高拱，为自己过去对他所做的种种赔不是。这样，两个老对手走到了一起，达成默契。徐阶找了一个叫戴凤翔的给事中参了海瑞一本，称他“包庇奸民，鱼肉乡绅，沽名乱政”。高拱在上面大笔一挥，海瑞应天府巡抚的职权就到此终止了，被打发去管理南京的粮食储备。这离他上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怒发冲冠的海瑞，只能无奈地选择罢官，再度给隆庆皇帝呈上了《告养病疏》。指出：当朝群臣都犯了因循苟且之病，“皇上虽有锐然望治之心，群臣绝无毅然当事之念。互为掣肘，互为排挤，而又动自诿曰：‘时势则然，哲人通变”。又说这些臣僚其实已经成为妇人，请皇上切勿听之。他向皇帝倾诉，称自己“尚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以身为标，开复古之门路”，但身体已经衰老，“痰气交作，血气益虚，每一动发，昏迷半日，勉强视事”，且老母亲已经八十有一，在万里之外的天涯海角无人照顾，伏望皇上能够体察臣下的苦情，“赐臣回籍，永终田里”。此时的海瑞，内心充满着失望之情，不仅对同朝的官僚，也对这个王朝，甚至对这个世俗世界。他私底下对知心的朋友说：“此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从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别是一种人物矣。”

此次上疏很快就批了下来，恩准他回海南原籍，等候调任。然而，这一等就是十六年，他作为儒者为往世开太平的大愿，到此便化为梦幻泡影了。听说为他们代言的海青天被迫离任，应天的百姓哭声载道，不少人专门请人绘制海瑞的画像，焚香点烛供奉于中堂。

9

万历初年，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首辅主持内阁。张居正与海瑞有过交往，海瑞在应天府时，曾经给他写过信。对海瑞针对豪绅的退田行动，他予以道义上的支持，并对海瑞被弹劾罢官表示过同情。张居正主政之初，许多人向他推荐海瑞，他也曾经派巡按御史到海南来考察，但御史到了下田村，海瑞端出来的是粗茶淡饭，家里更是空徒四壁，就像刚刚被盗贼打劫过一样，看到此般情景，御史便摇头叹息而去，没有了下文。后来，张居正因长子张敬修在甲戌科会试中落榜，竟决定当年不在甲戌科选拔庶吉士，引起了公愤。海瑞上书内阁，批评了这种损害公义的做法。这让张首辅切身地感到，海瑞是无法掌握的双刃剑。这个人只考虑天理正义，不懂得中庸之道，也不顾及他人的情面、权衡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而且生性耿直，过于铁面，不能收买也不听招呼，行为不具有可控性，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撂了很久之后，在恳求起用海瑞的折子上，张首辅斟词酌句，批上了一行小字：“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

作为历史上数得出的名相，张居正对海瑞的定论有相当的道理。他对人情社会有深入的洞察，对人性的欲望持有包容的态度，其行政之道，是在硬性的制度框架与软性的人情利益之间加以委蛇变通，这需要一种机敏狡黠的智慧。在这条道上，他已经玩得轻车熟路、如鱼得水。然而，在海瑞看来，大明朝的问题，就在于依据天理设计的制度体系，无法在地面上有效运行，规范好人们的行为，建立起一个太平社会。其中的原因在于，人们之间的情面关系与利益交缠到一起，像白蚁一样，从内里蛀穿了社会的框架结构，使之形同虚设，也使孔孟思想变成了人们掩耳盗铃的套话、空话。行之有效甚至大行其道的，是一套浑水摸鱼的潜规则。所有的墙都成了虚掩的门，而真正的门反倒成了推不开的墙。以天下为己任、肩兴亡于自身的他，并不想像张居正那样，将两套规则糅到一起来加以随机运用，去挽回大明眼前的颓势，同时谋取自家的一份恩惠。他选择了向瓦解制度、导致社会大面积腐败的情面关系与潜规则宣战，耻于以利害交换与任何人结盟，即便牺牲自己的家庭幸福与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他追求的是剥离利益人情关系纠缠的正义。这种悲壮的抉择，是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因此必然是孤独和势单力薄的。海瑞这个烈士，也就无法避免遭到同僚痛恨与嘲笑的命运。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逝世，按礼作为儿子的他，必须离职返乡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但他担心因此失去权力，再也回不到首辅的位置，于是，通过亲信的共同运作，让皇帝准许他“夺情”，留在内阁继续主持工作。有人假冒海瑞的名义弹劾张居正违制专权，请求免去他的首辅职位。虽然事情最终真相大白，但首辅因此对海瑞更加警惕了。在他主政的十年间，海瑞一直被晾晒在海南岛的阳光下，自食其力地过着自耕农的生活。可怜的妻子王氏和母亲谢氏相继病逝，母亲下葬时用的棺材，还是靠朋友捐助来的。但海瑞依然不改其志，关心着时局与地方的事务，只是像许多老人那样，性情变得更加峻急与偏越了。

万历十二年（1584）冬，一代名臣张居正病故，神宗朱翊钧于第二年正月召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未及到任，又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其时的海瑞，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他带着童仆，从海口神应港登船启程。与做事的高调相反，他做人的姿态低到了尘埃里，每到一地，他都“寂寂而过”，很少有人知道。但到南京，城里的百姓纷纷涌出街巷，争相目睹青天大人的姿容。直至安家之后，还陆续有人成群结队上门来求见。海瑞問他们有什么事吗？来人都说没事没事，只是“愿一见海爷的相貌”而已。让海瑞感到遗憾的是，来人中没见到小老乡王弘诲。曾经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的王弘诲，刚刚调任京师礼部侍郎兼经筵讲官，与他失之交臂。

尽管英雄迟暮，身体交病，海瑞的锐气与锋芒依然不减当年。在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海瑞接到民众举报，五城兵马司平日作威作福，敲诈百姓，无法无天。他立马贴出布告，鼓励市民到他这里来告状，他将为他们做主！但还来不及出手，他又被升调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都察院其实形同虚设，但海瑞却把它整肃起来，成为威严的机构，开始动用棍棒，惩治那些纲纪松弛、玩忽职守、盘剥百姓的官员，使这些混吃的官油子不得安宁。于是，又有人弹劾海瑞。为此，他上疏皇帝，称自己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列举朱元璋时代剥皮实草等刑法，声称应当用这些严刑酷法来惩治贪腐。当时的体制框架，限制了海瑞的想象力，他已经想不出别的法子来疗治社会的溃烂，只能空抱一腔偾张的热血了。

到了这时，万历皇帝才意识到，老爷子已经不堪任事，只能作为高标绝俗的榜样了。他朱笔一挥，作出批示：“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海瑞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万历十五年（1587）十月十四日，海瑞的肉体生命结束于南京。死前三天，兵部送来的柴薪多出七钱，他如数扣回。实际上，他已经病了好长一段日子，但拒绝使用任何药物。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想再活在这个世上了。对于身后之事，他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及。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成长过程缺少慈祥的父爱，没有得到应有的照料，早早就夭折了。明末姚士麟的小说《见只编》，和明人沈德符撰写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海瑞某日回家，看到五岁的女儿在津津有味地吃一块饼子，便问是谁给的，得到的回答是某个小仆人给的。海瑞当场怒斥女儿，称“女子岂能随便接受男人的东西呢，今日你若不饿死，就不算是我女儿！”女儿恸哭一场之后，便拒绝进食，家人想尽办法也无能为力。七日之后，女儿饿极而亡。此事应该出自坊间的传言，正史一般不予采信。但海瑞为自己的孤忠与清廉，承担了一切人伦的后果。他已经无后，也就无所谓什么身后之事了。他也堪称“忠绝”，佥都御史王用汲走进他的住处，看到的是“葛帏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的情景，不禁潸然泪下。王用汲找了海瑞生前的友人，凑钱买了口棺材，将海瑞入殓。灵柩出城的那天，南京城内的商铺自发停业致哀，长江两岸挤满了穿戴白色孝衣的人群。灵柩经过的地方，市民焚香洒酒，哭声绵延百里。闻此情景，苏州诗人朱良写下感人的七绝：

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

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

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莱根。

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时在南京兵部供职的许子伟，是海瑞的琼州老乡，也是他的学生，奉旨护送海瑞的灵柩回家乡安葬。在府城小北门外，人们为海瑞建立专祠，将他与宋苏文忠公、明丘文庄公并祭，合称为“三公”;与海瑞深有交情并一同活跃在大明政坛的两位老乡，后来出任礼部尚书的王弘诲和后来担任湖广巡抚的梁云龙，以及李贽等当朝著名人士，都为海瑞立传;《明史》也给他留下了足够长的篇幅。

如果说白玉蟾是海南道教的最高成就者，那么丘濬和海瑞便是海南儒学的双峰。丘濬以等身的著述，衍义治国平天下的义理;海瑞则是以浩然正气和特立独行，实践了圣贤正心诚意、舍生取义的精神，二者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路。他们是较早一批跨过海峡的岛民。自丘、海之后，海南岛上的士子，都不愿做历史剧场的后排观众，他们渴望渡过海峡，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投身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场，出演一个出彩的角色，施展自己的平生抱负，报效家国黎民。“过海”二字，成为一个人是否有出息的标志，而彼岸才是他们投奔的方向。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在眺望与投奔之中，并未真正生活在这座小小的岛屿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