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多年过去了，第一次见面的很多细节已忘记，只记得上尾先生的黑框眼镜下两个不大的黑眼睛炯炯有神、一副彬彬有礼的学者风范。

上尾先生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夫人和这家咖啡店一样，也姓野田。席间先生谈起夫人野田寿子，谈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55 年九州大学的丁玲文学座谈会上，并告诉我那时夫人进入会场时只有两个空座位，一个是上尾先生旁边，一个是另外一个男生的旁边。夫人犹豫了一下之后选择坐在了上尾先生的旁边，他们就此相识并在此后相爱了。先生风趣地说，如果当时坐在另一个男生旁边，可能三个人的人生都会完全不同。另一个男生早些年就去世了，说明夫人坐在我旁边，还是做对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

我记得当时自己笑了。初次见面，如此大谈自己夫人的日本人，还是头一次。

然后先生带我乘坐电车和巴士，一路教我如何买票，如何乘车。之后，带我去了福冈近郊他自己的家，在家中他的夫人——现代诗人野田寿子正预备了晚餐等待我的到来。那是一顿家常便饭，主菜是日式炸大虾。丰盛，却没有多余的殷勤。

席间，上尾先生一边吃一边流泪，我有些不解和担心。先生擦着眼泪做难过状;夫人一边笑一边打诨说：“他是个善感的人，每次吃饭都会被美食感动得流泪。”我诧异地笑了，细问原委，原来竟是一次鼻腔手术的后遗症。其后又有过很多和先生一起吃饭的机会，每次他都会毫不例外地边“哭”边吃，我也就渐渐地习惯了。

那一晚，距今已时隔多年，说的话题几乎记不清楚了，但整晚上我似乎没有感觉陌生，也没有必要担心话题空缺。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是日本诗坛的著名女诗人，一位是从“二战”苏联战俘营中得以幸存回归的老兵，现在是大学教授。他们柔和的目光和温和的话语，还有浅浅的笑容以及恰到好处的幽默，整个晚上包围着我，温暖了我出国离家后一直孤单的心，也让我认识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高洁的世界。

那时，我辞了国内在独资企业当翻译的工作留学日本，虽也一番斗志昂扬，但还是担心走了和别人不同的路，此后的路会越来越曲折。听了我的话，先生和夫人鼓励我道：“如果你是一丛灌木，那来栖息的只会是麻雀;如果你想遇到雄鹰，就先学会把自己成长成冲天的杉树。”

临走时，先生拿来了一本书，封面写着《日本现代诗文库70 野田寿子诗集》，第二页签有“赠王景贤上尾寿子”。

时隔多年，如今想来，这一夜曾经是怎样的一种奢侈：先生六十八岁，夫人六十七岁，我二十三岁。

二

之后的我便投入到了紧张的留学生活。上世纪90 年代的国内物价与日本有着天壤之别。自费留学生要在这里读下去是非常艰苦决绝的。怀揣着仅能坚持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开始了半工半读生活。

开始还住在学校宿舍，每天傍晚五点钟到十点钟在一家餐馆的厨房洗盘子，下班后回宿舍休息一个半小时，再偷偷地溜出来到一家盒饭生产线从夜间十二点开始工作到早晨六点。那时我常站在生产线前便睡着了，贴在便当盒儿上的帖子扭扭歪歪的时候，流水线前方就会有日本阿姨喊道：“姑娘又睡啦！醒醒！”

清晨六点钟下班后宿舍尚未开大门，我便在学校附近公园的长椅上睡到八点，清晨公园遛狗的人也许只当我是流浪女。异国街头的第一个初夏，就在惺忪和朦胧中迎来。

上尾先生那时并非在学业上指导我的老师。他已经从九州大学退休，受聘于福冈女学院大学，我和先生的交集只是因为他是我所在的语言学校的顾问先生。在语言学校的安排下，上尾先生成为我這个素不相识的外国女子的保证人。那时在日本留学，法律要求要有一个身份保证人;语言学校为了保证生源，负责给我们这些外国学生介绍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人来担保。尽管如此，每个保证人只能保一年，因为愿意为外国人做保证人的日本人有限，因此，学校还要利用他们给学弟学妹们担保以保证新的生源。一年后，我们需要自己重新寻找保证人，正常情况下我和上尾先生的担保被担保关系到此结束，我们的交往也就到此为止。但事实上一直到接到先生临终的电话，我们交往了二十三年。

其间，上尾先生为学校担保了数不清的中国留学生，他常年为中国留学生无私地做了很多事情，他在九州大学工作期间，也曾专门负责在九州大学的留学生工作。

一年以后，我从语言学校毕业，曾经为同时考上的几所大学应该去哪一家而犹豫不决。我找到先生询问，先生说“这是你自己的人生，应该由你自己作抉择”。我听后既有压力又新鲜，原来我自己的人生必须由我自己决定，一瞬间我虽毫无判断根据，但似乎眼前豁然开朗。

再见到先生时，已是我获得了国际商学学士、考入了九州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以后，我成为了先生的同校晚辈。先生为了给我庆祝，招待我和几个留学生同学去他的家里做客。

先生的家是一座二层小洋楼，入口处有一株青葱的梅树和松柏，进门右手的客厅那时候被完全打开，和榻榻米房间连成一体，与我初次拜访时有些构造不同。记得先生有一个书斋，里面是一个图书馆一样的房间，所有的书图书馆般陈列在架子上。但现在，榻榻米的地面上放着一张长长的吃饭桌子，先生在这里用它来写作，因为桌子较长，可以铺开很多资料典故。

对我们的到来，先生和夫人显然很开心。我们也都从刚刚来日本时那几个懵懂未开的女孩儿变得大约了解了日本社会，聊起天来日语方面也通顺得多了。那一天，先生眼睛幽幽地望着远处，头一次不带幽默地告诉我们，他正在写自己的自传，主要内容是“二战”期间作为迫击炮兵派往中国战场，战败后被苏联军队带到西伯利亚战俘营劳动，体验了九死一生又返回日本的过程。

那一天，先生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自己的故事。

上尾先生曾经在1944 年作为学徒兵被派往中国山东战场，在那里的第59 师团迫击炮队当炮兵。中学毕业后因为喜欢中国和文学，他曾经为了学习汉语特地到北京留学，而在北京留学时由于日本战员不足，各地日本学生纷纷被作为学徒兵派遣到各个战区。上尾先生就是在北京留学期间被迫当兵的。先生说：“那时候我真想就像一个中国人那样消失在北京街头，这样就可以不去当兵了。”但想到家中有父母兄弟会因此受到连累，他没有那么做。1945 年日本战败，上尾先生被苏联军队带到西伯利亚，看到了艰苦的俘虏生活中人性的扭曲，在差一点累死和饿死并且疟疾流行的极度恶劣条件下，得救于一块同伴分来的面包，延续了其后的“生”，一直到战后。

回日本后，上尾先生参加了大学升学考试，终于进入了学生时代梦寐以求的名门九州大学。在众多战争中死去亡灵的陪伴下，他日夜苦读，获得了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文凭。

战后，上尾先生一直愧疚于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恶行，尽管中日两国缔结了友好条约，上尾先生还是觉得需要从个人角度赔偿中国，这也是他多年来和夫人一起视留学生如自己的儿女一样来关怀和帮助的主要原因。上尾先生还长期在反战杂志《赤旗》上发表文章连载，用实际发声和实际行动来反对日本的右翼分子。

这一天，我告诉上尾先生，希望他写成了自传以后，允许我来翻译成中文。先生不置可否，只是笑笑说：“不写完这本书，我是不能死的。”

三

中间我参加工作后结婚，每年会去看望先生和夫人。他们长久的支持已经成为我在日本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终于在一个夏天，我和爱人带着孩子因为工作调动要离开福冈了。临行前，我们去拜访了上尾先生和夫人。

我告诉上尾先生，我要离开福冈了。逢年过节也许还会回来看他，但也许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先生动情地望了望我和爱人还有孩子，点了点头，没有说太多。那天，我们第一次谈到了过去的侵华战争，先生讲到了“三光政策”，讲到了当时中国人民受到的苦难。然后说道，“‘三光政策那应该是我们师团，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应该道歉的，我很愧疚。”

这是和先生结识了十多年来第一次，先生道歉了。我默默流泪了，而且无法止住，像一个委屈的孩子。我知道我没有资格代替中国人民，但我是中国人民的一员，哭泣的心是中国人的心。但我不愿让先生看到我在哭，甚至不去擦眼泪，因为他在郑重地道歉，我怕惊动了他。

事实上先生自身只是一个迫击炮学徒兵，军龄一年便迎来了战争结束而当了俘虏。

三天后，我们带着七个月的婴儿准备登机的时候，先生和夫人，两个加起来一百六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互相搀扶着，从福冈郊区的家特意赶来机场为我们送行。我知道先生的挥手中有一种意味——这次一别，不知何时能否再见。先生和夫人为我们准备了“饯别”，就是送给去远方的人的红包，这一别我们真的好久未见。

不在同一座城市居住了，但我每年仍然会按照日本的习俗为上尾先生和夫人送上冬夏两季的问候品。而每次接到后，上尾先生都会写一封亲笔信表示感谢，并在大约信件到达后的时间里，特意打来电话，然后我们会在电话中长谈。钓鱼岛问题使得中日关系极端不好的时候，上尾先生非常担心我的境况，电话中问我“你周围有朋友吗？平时过得好吗？”

终于在那一年的年末，先生打来电话，说夫人有可能不好了。“ 如果她不好了，我会很伤心很伤心的。”八十多岁的老翁在电话另一端如是说。我知道先生爱夫人很深，我试图猜测先生的悲哀有多重，但我仍然无法猜测，和他们的爱相比，我太年轻了。我不知如何劝慰，我知道任何劝慰的话语都是无力的。

转年春天，夫人走了。与先生对夫人的感情相對照，夫人在走之前很长时间，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关系，她已经不认识那个深爱自己的丈夫了。

四

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万般艰难和长时间的刻苦中，先生的书写成了。

2016 年春天，日本的《朝日新闻》等各家报社记载了这本书的出版，书名就是《一块面包》，上下册厚厚的两本。这本书转年便在日本获了奖。当听到这一喜讯时，我喜出望外，立刻买来新书，开始阅读。

读着读着，泪水便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仿佛在书中遇到了那个未曾谋面的年轻的上尾青年，仿佛感受到了他当年到中国读书时去国怀乡、思乡念父的情怀，也遇到了那个听说要服兵役时，恨不得化成中国人悄悄地消失在北京街头的上尾青年。

读了书，我立刻决定启程去福冈看望先生。那年的5 月4 日，我一个人单身启程，乘飞机来到了上尾先生居住的福冈郊外一家敬老院。那时我想先生也许已经不认识我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拜见先生，恭喜他完成大作，并且感谢他为我做的一切。那时我隐隐地意识到，也许感谢先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坐在敬老院椅子上，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先生，据说还有一些遗忘症状。然而先生马上就认出了我，感激的目光汇聚于眸中。寒暄后听说他的长女玛雅写的《一块面包》的《后序》先生尚未读过，我便拿来为先生一读。先生仔细地洗耳倾听，说：“你的日语，了不得啊！”我答道：“多亏了先生的栽培。我可以翻译这两本书吗？”

“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用看待一个普通的日本青年、一个普通的人和一个普通的日本兵的眼光来看待战争。战争是残酷疯狂的，是不可挽救的，因此战争是要回避的。但从一个人的角度，从对方国家的一个普通士兵的角度来看一下战争，也许这是过去的中国人未曾尝试过的。所以我想翻译这本书，介绍给中国年轻人看看。”

先生听了我的话，混沌的目光变得清晰而有力。用尽全身的力量，深深地说了一句：“当然可以。”停顿了一下，先生说道：“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热泪盈眶。

这句本应由我表达给先生的话，竟然由九十岁高龄的先生拿来对我说了。

我应该对先生说什么呢？就只是这最后一句话，对我来说也是一场人生的飨宴了。

人的一生，真正影响你的人，他从不需用言语教诲你，而只是用自己自身的行动和背影来影响你，让你受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