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建

寒冷好像一条凶猛的蛇，咬噬了一切，僵硬地蜷缩和静止着。

那个冬天的早晨，母亲挑着装满东西的箩筐快步走着，我跟在后边，拉着箩绳，几乎是小跑地跟着母亲，走上赣江的浮桥。一艘连一艘的木船连着，上面铺着木板而成的浮桥，人走一步，那桥板就微微地沉一沉，船头点一点，仿佛是向我们母子打着招呼。

江上的雾气迷蒙，迎面撞来，脸上湿冷难受，但母亲走得有些急。我们必须在9 点以前到达才能见到父亲。母亲从洗脸水摊档的那团湿热水汽前匆匆而过，却在前边十几米处停下，拉着我返回到摊档前。我看见，那个黑黑木条的面盆架上，一个瓷面盆装着些热水，挂钩上攀着一条半新旧的毛巾。

“洗面多少钱？”母亲问。

“8 分钱。”那人说。

“两个人也是8 分钱吗？”母亲指了指我。

摊主迟疑了一下，还是点头同意了。他拿起地上用细竹篾包壳的热水瓶，倒了半盆滚水，盖上木塞，看了我们一眼，又拎起差不多要放回地上的水瓶，再添了一些滚水：“洗吧，赶紧趁热洗吧！”

母亲放下箩担，拿下那条毛巾放入盆中，她伸手试了试水温，有些烫，便快速地用拇指食指捏住毛巾边边提起，在盆上来回晃动几下，再双手抓了毛巾拧起来。她散开毛巾，在中间对折，用手掌撑住，蹲下身便帮我洗起脸来。那热热的毛巾，灼得我有些痛，却无比舒畅。母亲换只手，用毛巾的另一面又给我再抹一遍。母亲把毛巾放回面盆，雙手在面盆里搓洗起来，脏水散漫出来，一盆干净的洗面水，变得有些浑浊了。母亲拧干毛巾，自己洗了脸，又放回盆中搓了搓，再洗了一次。那盆水，已经变黑了。我仿佛感觉这一路的风尘、那火车上的黑烟粉尘，还有被急急叫醒还停留在眼角的眼屎，都洗在了这盆热水中，我清醒又精神了许多，母亲也一下子白净、年轻了许多。我隐约明白，在父亲离开家之后，母亲哭了很多次，遭受了无数的冷语风言，此刻，即使赶路，她也花点时间、花点钱，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地在码头洗了面，整理一下自己的面容与状态再去见父亲。

母亲带着我急匆匆地赶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填写探视表格，终于走进了高墙内。父亲仍是不低头，甚至有些不屑，没有一点劳改犯的样子，也没有看我一眼，但他一定看到了母亲年轻而干净的脸，或许这是他此后五年从不担心家里的原因。

我的记忆在六岁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清晰。

那一年，爆竹响起了，这是父亲第一次不在家里过年。我感觉到似乎欠缺了一点什么，新年更冷。

我开始上学，时而会遭受一些同学对我的嘲笑，而母亲则需要在这五年里面对更可怕的现实：她除了要支撑着这个家，抚养四个儿女，还要承受来自公婆、娘家、生产队与邻居们的指责与讥讽。那些言语在耳边嘈杂一片，嗡嗡作响，像一千根钢针扎到身上，一万只蚂蚁啃咬骨肉。那些目光，那些背后的窃窃私语，让她想遁地，想隐身，可是这个世界太亮了，在众人的视野之下无处躲藏。母亲有时从外边回来，眼角有泪，或者累得疲惫不堪时，她会在厨房打一面盆水，使劲地洗面，拧了抹，抹了搓，搓了拧，站在面盆架前发呆。我不知道，要如何穿越这内心的地狱，抵达澄明。

终于，父亲回家的时候，是一个傍晚。在大门口，他的衣裳被西斜的阳光染黄，影子在他前面，长长的，像一渠水，悠长地伸进了家里。

母亲喊我：“你爸爸回来了！打盆水给你爸洗面！”我把装着半盆热水的面盆放到面盆架上时，我看见挂钩上有一条新毛巾。

母亲已经四十岁了，她好像迎接贵客一样迎接父亲。

有父亲的新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