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仙萍

母亲和父亲同岁，今年88 了，双双这样高龄一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人，在农村并不多见。

难怪，小时候我跟在父亲后面，大家都很奇怪：“老邱，你怎么还有这么小的女儿？”我悄悄告诉他们：“我是捡来的。”

我家有四个孩子，哥哥、大姐、二姐彼此间只相差了一岁，母亲一年一个接连生下了三个。而我，和他们竟然相差了七、八、九岁。我的出生对高龄的母亲来说是个意外，但肯定不是惊喜。据说是医生之前没有给母亲结扎到位，等到发现怀上后，孩子太大已经没法流产了，有点买三送一的意思。母亲总回答不上我的生日，不是说成大姐的，就是说成二姐的。生辰更加不记得，一会儿说是傍晚，一会儿说是凌晨。不过老太想起了一件事情：“你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家里着了火，几个孩子玩木屑刨花。老房子火苗蹿得很快，黑烟马上到了二楼窗口。我一把抱起你就往外跑，一路跑到村口银杏树下面才敢停下来。”“那后来呢？”老太说的话差点让我背过气：“我停下后低头一看，哎哟我的妈呀，我手上抱的不是你，是一个荞麦枕头。幸亏，后来你被荣仁叔给救出来了。”

五六岁的时候，村里来了几个耍杂技的，驻扎十几天后，我和大家混得很熟了。我会劈叉呈一条直线，会后弯腰用嘴把地上的花叼上来，会侧翻倒翻筋斗。他们觉得我资质很不错，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去耍杂技，会让我牵猴子，我兴高采烈牵着猴子就跟他们走了。一直到十几里外，父亲他们才追上来把我截回去了。我常想，如果没有给我弄回去，说不定，我可能早就在什么根的大舞台上表演二人转了。

在我们眼里，母亲是个干大事的人，不喜欢儿女情长，类似古代的花木兰。爱猪爱狗爱猫爱鸡爱鸭，远远多于爱她的孩子，我带回去的草莓，说先给她养的狗来福吃，还说来福这狗子是天才，知道草莓哪个部位最甜。母亲喜欢上山打虎、下河捉鱼，不喜欢在家绣花洗衣做淑女。聊到过往，说有一次和大伙去溪里抓鱼，三岁的我半夜醒来，“蝌蚪找妈妈”般赤脚走了三里地，幸亏没有被蛇给咬了。

母亲读书读到十三岁，这在农村算是识字比较多的女性了。早年外公外婆家境富裕，上面有三个哥哥，家里对母亲自是宠溺。和父亲结婚后，她自己考进了邮政局，后来又随父亲去了兵工厂。自然灾害那年，父母响应国家号召回老家，父亲当上了公社书记。考虑到家里孩子多，两个人都是居民户口的话，这点工资难以养活全家，母亲的户口就耽搁下来留在了农村里。原来漂亮温柔的母亲开始学着山上砍树、下地种田，学着和粗壮的男人比拼体力挣工分。在一个个点着煤油灯的黑夜，母亲和奶奶还要看管三个差不多大的孩子。一个哭闹，另外两个也跟着咦里哇啦凑热闹，经常忘记给哪个洗过脚，哪个还没有洗。

对于家里没有男人的女人来说，这一天天的操持、煎熬和长夜漫漫，想必，再柔软的心也会变得无望和暴躁粗粝。

对于年少的我，是不会去研究母亲这些心情的。两个姐姐对我的照顾已经超过了母亲，我对母亲的感情也没有那么亲昵和依赖。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喜欢读课外书，在那个唯有高考才能农转非的年代，看课外书的性质估计和现在玩网络游戏差不多，是被大人呵斥和限制的。我和二姐常躲在楼上看《飘》《茶花女》，看金庸和琼瑶的小说，母亲就在楼下大呼小叫安排我们活计。有一次，她还真的把二姐藏在木头箱子里的几本书烧了。我心里恨得要命，恰巧老师布置了一篇“我的妈妈”之类作文，我写得非常生动感人，把妈妈写得很高大伟岸，结尾是妈妈和我一起上山拢猪草，山洪暴发，为了救我，母亲被洪水冲走不见人影了。老师看得热泪盈眶，把它当作范文贴在墙上。后来家访时，才发现我母亲好好着呢。

从小我就习惯了半夜醒来母亲不在身边。她是乡里的赤脚医生，夜里我家楼下经常有人来喊我母亲。她一边穿衣服收拾药箱，一边让人准备好木盆和热水。方圆二三十里地，母亲接生了上百个孩子，竟然无一失手。每次去学校给孩子打疫苗，她就把我从窗台上揪下来先扎上一针做示范：“你们大家看，一点都不痛的。”

后来不当赤脚医生了，我家装上了村里第一个电话。母亲每天不是喊东家接电话，就是给西家带信，像是一个村的新闻中心。尤其到了冬天，事情特别多，经常四五点钟有电话打来：“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去某某家，让他们好烧水了，我一个小时后就来了。”干嘛呢，是杀猪的人打来的。我妈趿着拖鞋穿上棉袄，一溜小跑。还有妇女生孩子的，老人上医院的，学校读书的，外地做生意的，可忙活了，就差没在家里按个广播站。

12 岁时候，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初中，是全校个子最小的女生。老家和学校有几十里地，没有通车。交通基本靠走，带路基本靠狗，吃饭打冲锋般吼，穿衣基本靠姐姐们留。有一次周六回家和高年级学生扒卡车，結果他们上去了，我个子小上不去，一直被挂了两里地。到了高中，父亲给了我一辆28 寸永久牌自行车。我骑在车上，像是一只鸟停在了树枝丫。有一回去学校经过一段田塍路，我和一头黄牛相遇，它威风凛凛地对我怒目圆睁。我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那头牛箭步上前一个挑角，把我和自行车挑到了旁边池塘里，幸亏水不深，但车上驮着的米和一周吃的梅干菜，全被牛给顶没了。

这些事情，我是不会说给父亲听的，更不会讲给母亲听。反正觉得自己可能是捡来的，衣服脏了自己洗，感冒发烧了自己被窝里捂着，父亲给我十元钱我往往只拿五元。曾经我很想得到一条像同桌女生那样的小花裙，母亲就说：“能给你读书已经不错了，你看村里的女孩子，哪有你书读那么久的，她们早早就出去挣钱嫁人了。”

为了不让母亲以后随便把我许配给村里的什么王木匠啊李铁匠的，我能选择的就是好好读书，自谋生路。以至于到后来，父母和别人说起我，就说：“家里最小的这个，是最不需要我们操心的。”

母亲和我的非常规母女沟通方式，导致我对母亲，也是不按常规出牌。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吵架，母亲晚上收拾东西，絮絮叨叨要回娘家舅舅那边，说明天就去办离婚，她早厌烦这个家了，大不了去街上卖茶叶蛋，给别人当保姆。

父亲坐在凳子上沉默不语，把头放进两只膝盖中间，像只鸵鸟。哥哥姐姐们惶恐不安，着急劝架，拉着母亲不让她走。我这个老幺一步上前，和母亲说：“你走吧，赶紧离婚。我告诉你，你一离婚，我爸立马娶个大姑娘。他为了你提早退休，每个月工资交给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的，这么好的男人肯定是外公外婆家祖上积德，你才找到的。现在的男人可不比你们那个年代老实厚道，非但不赚钱，还家暴，外面的世界有你想的这么好这么美吗？”

母亲停下脚步，愣住了，后来哇地哭将开来：“有你这样的女儿吗，这样说你娘，吵架不来劝和，还让我们离婚。”

父亲和母亲在八十岁那年，倒是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把老房子拆了，用了一年时间盖了新房，父亲每天和工匠们一起在工地上忙碌。本来是外包活，不用管饭管烟，但母亲还是按照农村老底子建房习惯，每天中午张罗两大桌饭，每顿都有十几个菜，炖猪脚、烧鸡鸭什么的。房子造了挺大的三层，哥哥、二姐、我和父母，每户人家各分到两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木地板，有单独卫生间、空调。我的房间比较特别，多了个露台，说可以给我写写东西、喝喝咖啡用。母亲的总结发言像是发表就职演说，说有房子就有归宿，有父母就有家。平时大家即使散得再远，节假日回来了，还能住在一个屋子里，像是小时候一样整整齐齐。

在英国读书的我女儿，假期回来看外公外婆。看着眼前这个两年未见就蹿成高个、正值青春好年华的女孩，母亲竟然显得有点拘谨和局促。孩子临走前，她塞过来一个很大红包：“去这么远的地方读书，一定要自己当心哦。”眼底里，竟呈现出之前对我少有流露的母性温柔。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那个村，名字就叫作“百岁”，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是百岁老人，都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