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红枫

“浙江805”客轮是三天两头班，从浙江舟山出发，走“定海—岱山—嵊泗—上海”的航线，隔天从上海十六铺码头返回。

我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一个白天在定海，一个白天在海上，一个白天在上海，一晃，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五年。

一

当船员的日子是寂寞的，特别是当上海十六铺码头泊位紧张、客轮不得不锚泊在黄浦江上的时候。

白天往往比晚上难熬。白晃晃的一天，硬是要挨到日暮西下，晚霞流荧，我们的客轮才能够停靠上海十六铺码头，才会有一群群旅客往来而热闹起来。当我们轮船靠泊十六铺码头的时候，我喜欢倚在驾驶台高高的栏杆上，让江风凉爽地吹拂着，看着江面上往返的拖轮驳船，在汽笛声里犁开一排排浅浅的浪花，奔向各自的港湾而去。我特别喜欢看着太阳滑过黄浦江对岸那块高高的广告牌，然后慢慢地收缩了光亮，渐渐地依偎进了黄浦江那端或长或短的汽笛声里。只有在那一刻，被装饰在落日余晖下的黄浦江才是最恬静的，我似乎也受到了某种洗礼，使我枯燥的海上生活涂满了霞光般的色彩。

客轮开航前检票放客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光，船上会安排每个船员各就各位维持秩序，引导旅客，做好各种安全工作。那些熙熙攘攘的客人，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怀揣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去往不同的目的地。在我来到“浙江805”轮上工作第一年的那个冬季，那天傍晚下着小雨，湿冷的海风特别刺骨，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船去往舟山的客流中，上来三个孩子，破衣烂衫，肮脏而单薄，特别是那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冻得双唇发紫，瑟瑟发抖。检票时我前后看了下，以为总有大人跟随，何况外面太冷，便赶紧把他们放了进来。

等我下夜班经过客舱时，看见他们在客轮第一层靠近餐厅的过道边蜷缩着，“嘤嘤”地哭。我蹲下询问他们爸妈呢？那个大一点的男孩说，爸爸妈妈在舟山打工，家里奶奶刚刚过世了，没有人照顾，他们兄妹仨只好去找爸妈……我问他们吃饭了吗？那个小一些的男孩颤抖着声音告诉我，他们从四川一路摸过来，没钱了，前天火车上一阿姨给吃了馒头，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了。

那个瑟瑟发抖的小女孩泪流满面，满眼乞求地看着我，时不时地伸出脏得已经看不出底色的袖子抹眼泪。“很冷吧？”我伸手摸了摸她的手背。小女孩泪眼婆娑地抬起头来，颤抖着声音说：“叔叔，我冷……

但有啥子办法！”我和那小女孩只对视了几秒钟，我竟然莫名其妙地红了眼圈。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从厨房端了一大盘船员夜餐留下的包子，舀了几碗热汤，把这几个孩子领进餐厅，让他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餐厅里暖和，又喝了热汤，这几个孩子脸上红润起来，透过些许泥水污渍，我突然发现他们兄妹几个都长得眉清目秀，好可爱！特别是那个小女孩，已经擦干了泪眼，站在靠窗的座椅上，伸出一双小手，兜着暖风口，甜甜地微笑着，看得我心醉。夜已深，那个大一点的男孩看护着小妹，那个二哥趴在餐桌上睡着了。我找到轮船上的客运员，说明了情况，找了几个空余的软席，借了几床毛毯，打来一盆热水，把他们几个小花猫似的脸蛋都擦洗干净。把脸洗干净以后，突然发现那个小女孩，长长的睫毛，胖乎乎的脸蛋上居然还有一对迷人的小酒窝，配上和两个哥哥一样眉清目秀的相貌，活脱脱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天使。

第二天早上，客轮到达舟山定海港客运码头，我在船上打了早餐让他们吃完，然后把他们送下船去。我问他们爸爸妈妈在舟山哪里打工？有来码头接你们吗？他们居然一脸茫然，只知道爸妈在舟山打工，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这可怎么办？我又不可能陪着他们满舟山找爸妈。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警察，于是把他们陪到了客运站的港警处，说明了情况后，把几个孩子交给了值班人员，请他们转送到辖区派出所求助。

当我第二个航次从上海返回时，轮船一靠上舟山客运码头，我立即跑去客运站打听情况，获知辖区派出所通过查找四川来舟山务工人员登记名册，找到了孩子的父母，原来他们俩在某家船舶修造企业打工，民警还安全地把孩子送了过去。

我悬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二

在我上船工作的第二年夏天，我们被统一安排去浙江杭州钱塘江畔的浙江省海员培训中心考船员“四小证”。“四小证”是指船员操艇、海上求生、消防安全、人工急救等四項船员必备技能的合格证书，分理论和实操考试，培训时间两个月。当时和我同一批参加考试的有宁波港区、温州港区、舟山港区、嘉兴港区大概100 多人。

刚开始培训的头两个星期，大家还是比较认真的，但是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不像话，缺课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成群结队逛街、玩西湖，有的甚至一堆堆地钻在寝室里打牌玩麻将。到第二个月开始，一个教室里在正常上课的，包括我在内也没几个人了。

到第二个月快要考试的时候，负责本次培训考试的省航运公司领导来了，告知各单位的领队，凡是考试不合格的，一律不发“四小证”。

这下大家有点慌了，晚上凑在领队的寝室里，商讨办法。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大家把目光转向了几个老老实实在上课的人身上，领队要求我分别对那些缺课的同事进行补课辅导。但是两个月的课程，哪能在不到一个星期时间给补上去？再说了，消防、操艇、急救那些科目都要现场实际操作的，理论上说说也不会明白。但领队表示不管怎么样，考试总要让他们通过，如果出来培训两个月，空着手回去，单位领导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最后，领队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实操考试的时候，让他们排在最后面，看别人是怎样操作的，让他们也依样画葫芦般操作一遍。但是理论考试必须由我对他们进行负责，不管是考前辅导还是现场作弊，让我看着办。要求不高，60 分万岁。

这可咋办？我感到压力山大。在短短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里，把他们全部教会，可能性不大，但是要让我给大伙抄试卷，闹不好我自己也会变成零分，风险太大……绞尽脑汁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一个相对可行的办法。那时候船员“四小证”考试，只有选择题、判断题和问答题，其中问答题占了20 分，就不指望了。

于是，那天考试的时候，我被领队安排坐在了考试教室的第一桌，两个监考老师就在侧前方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以最快速度完成考题后，佯装检查试卷，拿起钢笔在桌子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只一下，我就明显感觉到了身后的一片骚动，纷纷拿笔铺试卷的声音，然后我缓缓举起右手，捏了一下右耳朵。稍停顿，又捏了一下左耳朵。再稍停顿，我拿手放在头顶摸了一会儿，然后又摸了摸后脑勺……如此这般，我做猴戏似的左右、上下反复抓耳挠腮大概十分钟，选择题完成。该做判断题了。我又轻轻敲了一下笔，停顿了一会儿，又“笃”地敲了一下，隔一下，又“笃笃”地敲了两下……又不到十分钟，我收笔交卷。

成绩下来，我们所在港区单位的培训船员全部优秀通过，还受到了表扬。

三

在海上漂泊的日子，最令人惊恐的，莫过于撞船和遭遇风暴了。我在船上的五年间，经历过三次碰撞事故，前两次都是在内港和渔船经历轻微的磕碰，最严重的那次，是在上海吴淞口外，因为夜航和雨雾，“浙江805”轮和一艘2600 多匹马力的“长申1004”

拖轮侧面碰撞。

当时，大概晚上10 点多钟光景，除了夜班船员，其他人都已经就寝。在平稳的行驶中，客轮突然拉响了避碰的汽笛，并开始紧急制动倒车，船头上“轰隆隆”地抛下了双锚。我们知道轮船遇到了紧急情况，都从船舱里奔出来，只看见黑压压的一艘小山似的大型拖轮，从我们左侧方向我们撞了过来。从我们轮船的倾斜角度知道，我们的舵手已经打了右满舵避让，看得出对方也在竭力采取措施避让，但是两船惯性过大，还是紧贴着船舷发生了严重碰撞。只看见客船船舷边上手臂粗的铁栏杆，犹如一排排火柴梗似的齐刷刷地被抹掉，船舷前火光迸溅，船甲板在恐怖的“嘎嘎”声中眼见着它凹曲变形……

海上工作的那段日子，让我最记忆犹新的，还是在东海大戢洋上的那次雷雨惊魂、差点让我“永垂不朽”的经历。记得那天我们的客轮从舟山客运码头准点开出，朝上海十六铺港方向行进。当时天高云淡，风平浪静，按预计将在当天晚上9 点前后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

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船进入东海大戢洋海面时，天空突起风暴，顿时雷云密布，狂风四起，黄豆大的雨滴转眼砸了下来。约莫过了半小时，雷雨风暴丝毫没有减弱的样子，倒是海浪在暴风雨的助力下，一浪更比一浪高。而船头的甲板上，装载了很多从舟山运往上海的鱼货，整筐整筐地把甲板两侧的出水孔给堵住了，使掀到船上的海浪无法泄出。一个个巨浪扑来，船头瞬间似乎要倒立在海里，螺旋槳悬空，如同《泰坦尼克号》中的遇险镜头。船长下令让我们几个年轻人穿上救生衣，绑上安全绳，下到船头去搬开堵住出水孔的装载货物。我们都忘记了害怕，在狂浪翻扑、颠簸摇晃的前甲板上，把堵住出水孔的一筐筐鱼货，全部抛到了大海里。

在我们和海浪搏斗的同时，船长及时发出了“SOS”的国际求救信号。没多久，就有两艘万吨货轮一左一右地给我们来护航，把我们的客轮夹在中间，挡住了左右汹涌的海浪，并一直把我们护送到了长江口水道。

四

为了打发船上寂寞的时光，我还曾在船上养过一只在客运站大厅外捡来的花斑小土狗。它非常聪明，通人性，也以船为家，而且从不在客船上大小便，总是在客船靠泊码头后，它才会跳到岸上去，在滩涂旁或海草边去方便。但不管它在哪里戏耍，只要一听到客轮放客开航的汽笛，就会蹦蹦跳跳地钻过码头边的铁栅栏，自己跑回船上来了。

那年春运，为了过年加菜，一些船员们竟然打主意要杀狗吃肉，我竭力反对，坚决不同意！想杀我养的狗狗简直是杀我朋友！但船上二副和几个轮机班船员却竭力主张杀狗吃肉，说养狗就是为了过年吃肉的。那天晚上我把狗狗唤进了自己的房间，怕他们半夜对狗下手。那一夜守候，我俩默默相对，彻夜无眠，只有痛心和无奈。

第二天早上开船前，我把那只已经养了半年多的狗牵到定海港码头上，说了好多话，让它逃走，自己寻生路去。狗狗抬头看我，满眼忧郁，好像听懂了我说的话似的，在喉咙里低低地呜咽着，跟着我走到码头栈桥一半，在我四五步开外的地方，停住了，并没有像往常一溜烟地自己蹿回船上去。看见我回头看，狗狗也胆怯地看着我，我突然觉得它的眼睛里满含着无助和沮丧，刹那间我心里有一阵疼痛，像是在驱逐一个对自己依赖又忠诚的朋友。但是没办法，船上那些同伴已经在磨刀霍霍了。于是我蹲下来，狗狗马上摇着尾巴亲昵地凑了上来，但我这次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去爱抚它的头背，而在它的屁股上狠拍了一巴掌，骂了一句：笨狗，你还不快走！然后又佯装往前追赶几步，狗狗很不情愿地嚎叫一声，钻过码头检票口的栅栏门，在堤坝外的水泥墩上呆呆地看着我。一直到我们客轮开出很远，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着，像是个被抛弃的孩子。

在我赶走狗狗的第二天，我自己掏钱在菜场买了十多斤上好的猪肉和蹄髈，在船上的伙房炖了一大锅，为船上大伙加菜改善了伙食。

春运的那段日子里，每当我们客轮靠泊码头，我总能在码头防浪堤或停车场外的铁栅栏旁，看到那只被我赶上去的狗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抬着头，望着我们的客轮发呆。

忙过了春运以后，我想把那只狗狗再找回来，但是没过几天，我接到调令，被调到岸上来工作了。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已经找不到那只狗狗了。

五

我接到调令离开客轮的那一天，船员们在客轮上层宽大的主甲板上为我摆了欢送酒。我拎出来一直陪伴我的那台录音机，播放出周华健的那首《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我从来没有什么酒量，但是那一晚，绍兴黄酒、青岛啤酒，我满杯满杯地喝，每一位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师傅们、同事朋友们，我一个一个地敬，直把自己喝得烂醉如泥、吐得酒气熏天为止。

在陪伴我度过海上颠簸生涯的那两抽屉磁带中，有几盘是当时船上一位非常和蔼的政委（那时1600 总吨以上客轮设有政委一职）送给我的。我们几个小年轻的常常去他政委室遛弯，看望政委，其实说白了是到政委室找东西吃——他房间柜子上的几个大玻璃罐里，很招惹地放着各种糕点零食。其实，政委也喜欢我们一帮小年轻的去他房间里聊天聚热闹。每次船到上海，他总会拎着袋子去为我们采购各种糕点零食，放入那几个大玻璃罐里供我们选择。政委健谈，风趣幽默，他的房间也比我们水手寝室大很多，还有一张非常柔软的长沙发，坐上去非常舒服。但是在某个夜航回来靠港后，早晨时却不见了政委，最后只在船尾绞缆机旁发现了他常穿的拖鞋……后来知道，他患了不好的病，可能想不开。政委在那晚失踪后，尸体都一直没有找到。那位政委姓孙，我一直忘不了他……

在我离开“浙江805”轮的那晚，播放的周华健演唱《朋友》的那盘磁带，就是孙政委送给我的。我端起送别的第一杯酒，洒在了船舷前沿的大海里，在场的几位年轻水手，都明白我的意思，也都把第一杯酒敬给了孙政委。我们唱着《朋友》，喝醉了，喊着孙政委的名字，抱在一起号啕大哭，边哭边吐，在船甲板上的休息室相拥着昏昏沉沉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客轮拉响放客的汽笛，我们才匆忙起来，我都来不及整理物品离船，又跟了一个航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