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爸爸”的人

2022-05-30高云峰

海外文摘·文学版 2022年8期

关键词：爸爸妈妈

高云峰

一

1968 年深秋，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正在后渠给羊割草，忘记了是谁跑来告诉我：“小林，你大回来了，你赶紧回去！”

这一年我六岁了，还没有见过这个被称为“大大”

（爸爸）的人，听人这么一说，毫不犹豫地草草收拾起割下的草往家里奔。

回到院子里，觉得气氛格外不一样，圪塄畔上、垴畔上全是人。

我的羊看我回来，欢天喜地地围着我转，我把筐里的苦菜拿给它吃，它却伸出温润潮湿的舌头舔舐我沾满草汁的手。

三大从奶奶的窑洞出来，看见我和羊纠缠，说：“灰脑（傻瓜），你大在你娘娘（奶奶）那边，你快去！”

我偷偷瞭了一眼紧闭的家门，妈妈一定在家里忙碌。去见爸爸，妈妈不知道会不会不高兴？我迟迟疑疑地走进了奶奶的家，奶奶的炕上迎门坐着一个红光满面又大又胖的人，旁边炕头坐着奶奶，奶奶坐在这个人身边简直就是个小孩子。前炕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我猜想这个女人一定是我的后妈。

地下板凳上坐着有当叔，看我进来，他对我说：“小林，看炕上坐的是谁？”

我知道炕上坐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大大，照片我看过无数次，但我默不作声，下意识地把沾满了绿色草汁的手藏在背后。当时在场的人转述，我离开后，爸爸说：“这小子手背在后背上，挺有官星。”

有当叔对我说：“灰小子，是你爸爸，叫爸爸！”有当叔是当过老师的文化人，他知道当农民的老子叫大大，吃公家饭的老子要叫爸爸。

无论是叫大大还是叫爸爸，我都没叫过，叫不出口。手背在身后，眼睛望着窑顶。平常洗脸靠干活出汗，这天还没出汗就让人喊回来了，灰头土脸。

奶奶说：“不要小看这一棵人，做营生顶大事了，搂柴打草不识闲。”说着声音就哽咽了，眼里居然流出了泪水。我有点不明白奶奶，搂柴打草我天天如此，有什么难过的。

奶奶一掉眼泪，窑洞里的人都不说话，一口一口地抽烟。西边的太阳从窗户斜斜地射进来，烟飘进光柱里，就开始扭来扭去。

二

第二次见爸爸已经是五年以后，我11 岁。

见爸爸颇费周折，先到了大哥当工人的三堂玻璃厂，又坐拉矿石车去了二姐当临时工的水泥厂，再跟着也在水泥厂当临时工的姑舅哥哥凯朝，到了坐落在神木县城西街的县革委会。

在爸爸的办公室没有找到他，说是下乡去了，我说那就去爸爸的家里，凯朝哥面露难色。爸爸是凯朝哥的亲舅舅，找舅舅理直气壮，但他到家里，尤其是舅舅不在的家，他就苶了。

“你要敢去，我送你到大门口。”他说。

这时候，我已经读过《红岩》，我无比崇拜的许云峰、成岗等英雄人物连死都不怕，我去爸爸的家总不至于死。我对凯朝哥说：“你带我去。”

凯朝哥领我到了韩家巷6 号的大门口，自己转身走了。

家里只有爸爸的岳母，我见面就叫“外婆”，老太太人很聪明，立马就明白这个叫外婆的人是谁。老太太是吴堡人，吴堡人把“孩儿”叫杏儿，老太太杏儿长、杏儿短地和我拉话，问东问西。

现在想起来，我也是一个戳蹭人，胆大不识羞，这个叫爸爸的人，我只见过一面，却从来没有叫过，后妈也是只看见过一次，就敢闯到人家家里去。

晚饭外婆做了猪肉炖粉条和大米饭，我吃过猪肉炖粉条和黄米饭，从来没有吃过大米，根本就没见过大米。再说，我们家猪肉炖粉条哪舍得像爸爸家放这么多猪肉。猪肉炖粉条拌大米，大米一粒一粒是透明的，猪肉香，大米甜，那个好吃，真是终生难忘！

这也是我在爸爸家里吃过的唯一一顿饭。爸爸虽然不在家，但因为猪肉炖粉条和大米饭太好吃，只记得吃，只记得香，其他人是什么态度全忘记了。

第二天早晨，妹妹要上街买糖，外婆让我带着去。爸爸新家庭生的第一个孩子当时只有六岁，模样特别漂亮，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梁，圆圆的脸蛋，卷卷的头发乌黑乌黑。说是让我带着她，其实是她带着我。我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城的乡巴佬，走在深深的巷子里，走在宽阔的大街上，陌生人来来往往，有莫名的恐惧。

从家里出来到韩家巷子里，从巷子到神中街上，妹妹前边走，我在后边紧紧跟着，生怕走丢。

老家人说，一老子两娘是亲骨肉，一娘两老子是隔山亲。我和妹妹是一老子两娘。

沿着神中街向西走到十字街，十字街的西边当时是一个百货公司，就是现在服务大楼的地方。妹妹轻车熟路地走了进去，径直走到糖果柜台。妹妹还未开口，卖糖果的售货员阿姨就笑脸盈盈地说：“星星，你要买甚？”

售货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阿姨，她显然认识我妹妹。

妹妹递给售货员阿姨一毛钱，说买大白兔奶糖。

售货员取出四顆奶糖递给妹妹，一边递一边问：“星星，旁边这个小小（小男孩）是谁？”售货员阿姨的眼神显然是看出了些端倪，我和妹妹有某些地方神奇的相似。

妹妹低着头不说话，转身离开，我赶紧跟着妹妹走出百货公司。

回家的路上，妹妹开始剥开糖纸吃糖，顺手把糖纸扔在街上，被风吹在身后有一丈远。我在妹妹买糖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糖纸很漂亮，追着风把糖纸捡起来装进兜里。

中午爸爸回家看见我，十分惊讶，也不和我说话。吃过午饭，他让我跟着他走。走在窄窄的巷子里，跟在他的身后，觉得他的背影十分高大，步幅也大，我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出了巷子向西拐，过了十字街，他一边等我一边环顾左右，待我走到跟前，一把拉起我的手握在手里。他的手又厚又大，又绵又软，热乎乎的。被这个又高又大的人牵着，我忽然觉得这个街不那么广阔了，人也不觉得多了。我好想遇见一个我们村里的人，最好是经常在一起搂柴打草的小伙伴，告诉他们：“牵我手的这个人是我爸爸。”也许是这个情结，我自己有了女儿，只要在一起走，我就把女儿的手牵在我的手里。

进政府大门时，门卫热情地打招呼：“高局长拖的是谁兰（了）？”

“俄（我）的三儿！”爸爸大声地告诉人家。

三

第三次见爸爸，距离上次又是五年之后。

1978 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出路只有两条：下乡插队当知青或者插班复读准备来年再考。

如果复读谁来供？我特别想复读，我觉得我再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大学。为了解决谁来供的问题，我到榆林找爸爸，他已经从米脂县委副书记提任到了榆林地区当局长。

爸爸的办公室在二楼最南边，前后套间，十分气派。我第一次见到沙发，棕黑色木扶手，乳白色麻布，坐上去软绵绵地把人陷进去，只要人一动就晃晃悠悠。我在书里看见过沙发，原以为和沙一样柔软，没想到还会晃悠。

办公室的落地窗帘是白色的，有四五米高、三四米宽，风一吹，飘飘忽忽。窗帘布是什么布料我说不上来，手摸上去柔软光滑。

在爸爸的办公桌上，我看见了他的笔记本，写的是繁体字，厚拙，气派，好看！听奶奶说爸爸没有上过学，成为地下党才开始学认字，没有纸笔，用柴棍在地上画，晚上躺在被窝里用手指在肚皮上画。爸爸的文化水平我不知道，可是眼前的这字，给我上过课的所有老师都比不上，我这个高中生就更不能比了。

爸爸是1928 年出生的，他现在五十周岁，因为络腮胡子略微显老，但面色红润，声高气壮。见到我，并不问来干什么，而是滔滔不绝地给我说水利工作的重要。是补习还是上山下乡当知青，爸爸似乎早就想好了，当知青。

第二天凌晨四点，爸爸来办公室叫起我，说给我问到了地区物资局到神木的顺车。我迷迷糊糊跟着他从南门外的水电局走到二街物资局，一路上爷俩谁也不说话，爸爸大步走，我在后边小跑追。

当时从榆林回花石崖高念文老家，要先坐车到高家堡，再步走五十里才能到家，坐车带步走得整整一天。我兜里只装两毛钱，榆林到高家堡要五个多小时，到了高家堡正好是中午吃饭时间，两毛钱在高家堡连一碗汤都喝不上，不要说吃一顿饭。从高家堡再到高念文家里，要步走六个多小时，不吃饭这六个小时的路怎么走？

可是，开口要钱前总得叫一声“爸爸”吧，这一声“爸爸”我死活叫不出口。总不能在他身后突然喊：“你给我两块钱吧！”这是乞丐的要法，不是儿子和老子的要法。

直到爬上大卡车的顶上，车驶离物资局的大院，爸爸没叫，钱也没要，关键是连个早餐也没吃。

车到高家堡已经十二点多，步走到马家滩已经一点多，腿软得走不动，头上直冒汗，肚子里的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揪住。瞭见路南边有一片西瓜地，茅草搭的西瓜棚边坐着一个老头。我沿着小路到了西瓜棚边，和卖瓜的老头商量：“二毛钱能不能买一个西瓜？”

老头说：“我这西瓜没有少于十斤的，就按五分一斤也得五毛。”

“能不能买小半个？”

“剩下那半个谁吃？”

买卖商量不成，只好蹲在西瓜棚旁边冒汗。

待了一会儿，老头说：“越看你越像一个人？”

“谁？”

“高子耀。”

“我爸爸。”

“咳，早说啊。”老头且说且切开一个十几斤的大西瓜。

老头说：“你大是个好人啊，1962 年你大下乡到我们村，看见我们村的人没粮吃往死饿，不仅和县上要回救济粮，还瞒着上边让我们自己偷偷开种边角荒地，救了一村人的命。”

我也顾不上听老头讲我爸爸的故事，狼吞虎咽地吃西瓜，十几斤的西瓜风卷残云吃得精光，掏出两毛钱给人家，死活不要。

老头说：“你大救我们一村人的恩情，一个西瓜能补报了？”

1962 年，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临走时，老头说：“你和你大真是一颗黑豆一切两半。”我们老家对两个人长相相似都这么说。

四

1978 年10 月，我作为知青插队到神木县乔岔滩乡柳巷村，离我们高念文村三十里。

村里的老支书小名五四，大名牛怀亮，来到知青点见到我，盯着我问：“你是高念文的？”

“是。”

“你大是高子耀？”

“是。”

“你大俄（我）认得，刚解放时，是高家堡区的区长。”

那就是三十年前，当时爸爸也就二十岁出头，和我插队到柳巷的年龄差不多。那时，高家堡是一个大区，包括了现在的乔岔滩、解家堡、大保当、瑶镇。

牛支书说：“你大叫高子耀，小名铁铆，来我们村骑的高头骡子，跟着警卫，警卫背着长枪。”

啊呀呀，一个科级干部就这么牛？心里这么想，话没说出口。

“你大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见了老百姓特别和气，派饭好赖都行，好人！”

老支书和爸爸是同龄人，近距離打过交道。

第二年春天，县教育局批准神木中学根据高考成绩办一个补习班，我的成绩刚够进补习班。

接到通知，真是喜从天降，我想起了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当天晚上我就入住了神木中学学生宿舍。

我至今不知道，爸爸怎么获得我上补习班的消息，托人在神木水电局为我解决了吃住问题。

1979 年秋天，我考上榆林师范学校，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大嫂来榆林师范学校找我，把我从教室叫到宿舍，见面就哭，抽抽泣泣地给我讲了她和我的后妈发生冲突的经过，说她被后妈打了。说实话，至今其中的缘由是非我都说不清楚，只知道她带的礼物被扔到门外，人被从家里推搡到院子里。

当天晚上，我气势汹汹地到了爸爸家，爸爸赶紧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其他的话不记得，但有一句话不仅记得，连当时爸爸听到这句话后的表情都历历在目。

我说：“你作为我们的老子，除了有陈世美的骂名还有什么？”

听到这句话，爸爸从沙发上一蹦而起，大喊“一刀两断”。手里拿个打苍蝇拍，仿佛拿着刀向下狠狠一劈！

“本来也断着了！”撂下这句话，我劈门而走。

走出水电局的大门，回望寒风中矗立的办公楼，看见一弯下弦月孤零零地挂在天边。心里恨恨地想，世上没老子的孤儿又添我一个。

五

1981 年，我从榆林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神木县教育局教研室。

在教研室工作时，我在神木县文化馆主编的《驼峰》发表了一篇写妈妈的散文，《驼峰》对开四版，我的散文占了一整版。写母亲绕不开父亲，赞扬母亲的苦难艰辛，就得贬损造成苦难艰辛的那个人，正是气盛的年纪，“抛妻弃子、见异思迁、忘恩负义”这些词都用上了。

写爸爸的不好，儿子的心里很难过，但是写作的时候，我已经成了站在母亲和父亲之间的道德法官，公道填膺，太史公附体。

当时，母亲和我住在一起，我把这篇名叫《妈妈》的文章念给母亲听，母亲一边听一边掉眼泪，读不下去就停下来，断断续续读了好几天。读完了，母亲却十分平静地说：“咱家的事以后不能写，家务事说不清，我们都是土埋在脖子上的人，你们兄弟姊妹还要在社会上活人了吧。”

文章发表不到一个礼拜，时任神木县计委主任的贺长江叔叔来教研室找我。

教研室的院子有一个大大的花坛，用青砖砌了三十厘米厚、一米多高的围墙，砖墙顶面是水泥做的，光滑干净。贺叔叔和我面对面坐在这个花坛的水泥围墙台上，满院的九月菊开得正艳。

贺叔叔开口就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就是婚姻问题没有处理好。”

我已经不止一次听人对我说“ 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妈妈常给我们姐弟们说：“一辈子熬个好人的名声不容易。”

爸爸这个好人的名声熬得容易不容易？

叔叔从兜里掏出皱皱巴巴的《驼峰》报，说：“以后这种文章千万不能再写！”神情凛然，态度严肃。

我被贺叔叔教训了一顿，自始至终我没有辩解一句。妈妈没有贺叔叔认识水平高，但贺叔叔讲的道理妈妈也用她的方式给我说了。

六

教研室的工作经常要到基层学校，去花石崖中学讲课，我与这里教书的一位女老师相识并相爱，却遭遇女方家里的极力反对。

这位女老师的爸爸妈妈曾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我的老家花石崖中学工作，对花石崖的人和事比我知道得多。我的家庭，我爸爸的故事，他们更是不知道听人说过多少遍，而口头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个讲述人都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添加一点新内容。

现在，故事里的这家人要和他们扯上关系，他们的宝贝女儿也要成为这个故事里的成员，他们万万不能接受。我常常想起贺长江叔叔说爸爸的婚姻问题没有处理好，尽管我内心无数次地告诫自己一定不能重蹈爸爸的覆轍，可是你内心的声音有谁听得见？即使听得见也得实践检验，而这样的检验要一生。再说，人家反对也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恐惧，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不满，破碎的家庭，贫困的条件，负面的名声，任何一条拿出来都足以否决这桩婚姻。

有人还给花石崖的这位女教师写了一封信，关键的一句是：“我已经误入歧途掉进火坑，你还要再跳？”

也许，这其实是她沉痛教训得出的肺腑之言。

女人对自己的婚姻本来就充满未知的恐惧，花石崖的这个小女孩不幸被我看中，在爱情婚姻、现实未来、家庭社会、世俗舆论的多重压力下，经历了多大的纠结与痛苦？

爸爸与我的岳父1948 年曾经在榆林党校一起学习，也算是老同学，对岳父家族和岳父都很了解，见过我的女朋友，对这门亲事打心眼里赞成。我猜，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他的故事就是儿婚女嫁绕不过的一个坑。这个坑也同样摆在我们父子之间，深不见底。

也许是为了补偿，爸爸忘记了“一刀两断”，格外关心我的婚姻，尽其所能帮我解决困难。岳母提出结婚要有房子，他在神木找了好多过去的熟人，连城周围农村的村支书、村主任都找了。

当时结婚流行“三转一响”，其中一转是自行车，爸爸在榆林、神木分别找了熟人，结果分别在两个地方搞到两辆凤凰牌自行车。

1986 年，经过五年的艰难曲折，我终于和花石崖中学的那个女老师结婚了。

我的婚礼，我的爸爸没有参加。

爸爸再婚前有六个子女，除了大姐，有五个子女的婚礼爸爸没有参加。大哥、二哥、二姐什么时候结的婚，估计他都不知道。

我弟弟结婚时，我邀请爸爸参加，他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说：“我就不参加了，功劳是你妈妈的。”

我想到了爸爸不会参加，但没有想到不参加的理由。

七

有一天，在二姐开的神中食堂，我们父子俩遇在一起，刚说了没几句话，一个人从雅间喝得醉醺醺地出来，一看见我爸爸，跌跌撞撞地走到跟前的椅子上坐下，扯声拉气地说：“你不是高子耀？灰铁铆！”

也许这个人是爸爸过去的老熟人，但对爸爸如此不敬，我心里就有点不痛快。看爸爸的神态也挺尴尬，不像是老友相逢互相调侃。

接下来更不像话，他用手搂着爸爸的肩膀，整个身体趴在爸爸的身上，嬉皮笑脸地说：“世上有个陈世美，你比他美！”

一听这话，我火冒三丈，顺手拉起餐桌旁的凳子，照着这个人的肩膀就是两凳子，凳腿应声粉碎。雅间里边和这个人一起喝酒的人，听见外面大厅的动静跑出来，看见同伴被打倒在地，其中一个五短身材的人不由分说气势汹汹地劈胸抓住我的衣服，当时我穿一件圆领汗衫，衣服没有抓的东西，直接抓住了肉，衣服抓破不说，胸口抓下几道血印。

1990 年，我在榆林东山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个房子就在我租房的东边。装修房子那些天，爸爸几乎每天从南郊来一趟东山，他可能觉得两个孩子干不了装修这样的大事，其实我们的房子说是装修，也就是墙壁刮白，水泥铺地。

在卫生间要不要瓷砖贴面这个问题上，爸爸和我爱人意见不一，一个说卫生间必须贴，一个说没有必要贴。其实，根本问题不在于贴上好还是不贴好，而是有钱贴还是没钱贴的问题。我估计爸爸后来想明白了这个问题，第二天就买来三十箱瓷砖，花了四百五十元，贴了卫生间有水蓬头的两面墙，另外两面没有贴。

十五年后，在爸爸的葬礼上，我才知道，这四百五十元是爸爸和单位一个叫曹丕福的人借的。

住到新房后，爸爸一有空就来东山我们家，手里有时给孙女畅畅握几个奶糖，有时捏一袋奶粉。

有一天，我正领着女儿在巷子里玩，女儿远远地看见爷爷出现在巷口，边跑边喊“爷爷，爷爷”迎上去，爸爸赶紧弯下腰把孙女牵在手里。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热浪翻滚。

阳光明媚，蓝天白云，清风拂面，儿童嬉闹的巷子里，我的女儿牵着我的爸爸向我走来，走到跟前，我脱口而出：“爸爸！”

尽管我叫得很低，显然他听到了，只是愣了一下神，匆匆地弯腰低头牵着他的孙女，径直向我们家走去。这一刻，我跟在爷孙俩的身后，对我的女儿充满羡慕。

八

结婚、生孩子、买房、装修，没有一样不花钱，原本视金钱如粪土的我，痛彻地感到“粪土”确实离不开。

1992 年，榆林地区出台政策，党政干部可以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毅然决定下海，期望能多赚些钱。

爸爸知道后，我已经办完所有手续。我看出来他根本不支持我下海，但也无可奈何。他对我说：“钱也不好挣，不管它挣了挣不了，干两年就回来干正事。”

我把公司办在神木，一家人就要暂时离开榆林。

临离开前爸爸来到我们家，忧心忡忡，欲言又止。

“你们走了，你们的房子谁给你们照应呀？”爸爸问。

我说：“不用照应，锁起来就行，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心想，要是家里有值钱的东西，还用下海赚钱。

“那我给你们照应吧。”

想到爸爸每次来，爬坡爬得气喘吁吁，我斩钉截铁地说：“根本不用，你来一次要步走两个小时，太劳累了。”

“你弟弟吸毒，我想陪他住这儿戒毒。”

爸爸的话尽管声音很低，眼睛盯着自己的脚说，可是这句声音很低的话，我听了如雷贯耳。

爸爸有十个儿女，我们前边六个，两女四男，后边的四个，三女一男，这个一男就是老十，也是我最小的弟弟。爸爸四十六岁又得子，后妈接连生了三个女儿才生了这个儿子，宠爱可想而知。

十个儿女十根指头，十根指头不一般齐。

“要是不行，就算了，我另想办法。”

我一时有点蒙，爸爸以为我不说话是不同意。

我连忙说：“没问题，咱们自己的家，你随便住。”

爸爸眼睛一红，眼泪从眼角默默地流出来……

我有点愣住了，想不起给爸爸递擦眼泪的纸巾，爸爸也许是不好意思擦，任由眼泪在脸颊上流到下巴，在胡须间漫漶。

到神木开公司，在包府线建了一个加油站，我下海的第二年夏天，爸爸领着他的小儿子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

我到加油站就待个一天半天，送油料、结账、付税、了结与加油站周边村民的矛盾纠纷，忙得疯了一样。

弟弟默默坐在我身边，或者悄无声息地跟在身后。

我没有见过弟弟犯毒瘾，更没有见过他吸毒，把他和吸毒犯建立不起联系。有时，我也特别惋惜这个弟弟，一米八的身材，浓眉大眼，额宽面阔，像电影里走出来的帅哥。偶有交谈，觉得他特别聪明与不凡。

一棵好苗怎么就长歪了呢？

爸爸的答案是两句俗语：“寒门出贵子”“兴子如杀子”。陕北人把溺爱孩子称为“兴孩子”。

九

果然如爸爸所料，钱不好挣，麻烦倒是挣下不少，各种各样的纠纷，各种各样的矛盾。

有一个借贷纠纷的官司打到榆林中院，诉讼期间我住在榆林干部招待所的五楼。苦闷绝望的我想起了爸爸，让人传话告诉了爸爸我的住处。

傍晚的时候，爸爸气喘吁吁地敲开我的房门，老头进门坐在沙发上脸憋得黑紫黑紫，大口喘气，我端了一杯水给他，他只是摆手，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爸爸不会骑自行车，那时候也没有出租车，到哪里都是步走。爸爸从南郊走到位于大街的招待所得一个小时，爸爸有肺气肿，身体又高又胖，爬五楼，简直是要老命！

再次到榆林，吸取上次教训，我去找爸爸。

爸爸也“下海”经商了，在他当过局长的单位门口租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门脸开小卖铺。

我到了小卖铺，小卖铺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买东西的人，爸爸坐在椅子上打盹。我走在柜台前，他还以为是买东西的人来了，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也许是还没有完全清醒，也许是坐得太久，爸爸站得踉踉跄跄，不是我隔着柜台拉住，他就跌倒了。

爸爸刚刚六十出头，看上去却老态龙钟。

一看是自己的儿子，爸爸脸上露出小孩子般的笑容，指着他卖的东西让我随便拿来吃。为了不拂他的意，我顺手拿了一袋小食品。

爸爸说：“花生蘸，好吃！”

这个“花生蘸”，既有花生的香，又有糖浆的甜，是我喜欢吃的口味。我从有记忆开始就对甜特别偏爱，来自爸爸的甜晚到了三十年。

我问爸爸：“你的生意怎么样？”

爸爸说：“小本生意，挣不了钱，也就是挣点零花钱。”

我想起了爸爸住的那两孔旧窑洞，地上开了窟窿的破沙发。

爸爸是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离休老干部，在同时代人中，属于政治地位、经济收入高的人。可是，别人都已经住进了单元房，爸爸还在城市里住窑洞。

小卖铺是原来水电局的围墙改建的，大门南北一排有二十多间。爸爸的小卖铺在北边的第二间，在进他家的巷口上。小卖铺被货架挤满，货架上也就是一些油鹽酱醋及小食品，货值总共也不到一千元。货架中间只容一人通行，门口拦着宽不过一米五的柜台，柜台里放着一张20 世纪70 年代常见的办公椅。

大多数时间爸爸都是坐在这张破椅子上打盹。

十

1995 年，我调到大柳塔神华神东公司子校，榆林的大妹妹也到了大柳塔公司第二幼儿园工作。爸爸经常会来大柳塔，我觉得爸爸一下子老了许多，一贯健谈的爸爸变得沉默寡言，神情落寞。坐在客厅看电视，不一会儿就开始打盹。弟弟的事给爸爸和爸爸的家庭带来的麻烦太大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爸爸做了一件令我们这边的子女十分惊讶的事。

有一天，爸爸独自一个人找到了我妈妈的住处，这是两个人分开三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临走时，爸爸给我妈妈放下两千元钱，两千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对爸爸来说简直是巨款。

两个人见面什么情形、说了什么话，妈妈不说，爸爸不说，我们也不好细问。

妈妈说，临走时给她放下钱，她不要，拿着钱追到大门外，人已经走到了巷口。妈妈把钱给了二姐，二姐又把钱给了我，让我退给爸爸。这两千元钱我拿了很久，有一天在妈妈家看电视，发现妈妈的电视用了十几年了，旧不说，还是十四英寸的小电视。

妈妈的电视从早到晚都开着，声音很响。我感觉她的电视不是用来看，而是用来陪伴，这个家里除了妈妈还有电视里的人。

我决定用两千元给妈妈换一个大电视。二十四英寸的长虹彩电摆在妈妈的家里，妈妈特别高兴，这个电视里的人更大了，也似乎更多了，更热闹了。

我还在纠结告诉不告诉妈妈买彩电的钱是爸爸给的那两千元，二姐到妈妈家，看见电视就高喉咙大嗓门说：“爸爸给的钱买了彩电兰（了）？这个事办得好！”

妈妈也没说把电视砸了，她太爱电视，太需要电视了。

1999 年，我又调到神华准能公司，公司所在地是内蒙古准格尔旗。我打电话告诉爸爸这个消息，还不等我说完，他就说：“我知道，准格尔旗在纳林川，到府谷是皇甫川，在清水流入黄河。准格尔有万家寨水利枢纽，是黄河中游晋陕蒙接壤区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

解放后，爸爸一直从事水利工作，一生酷爱水利事业，他的足迹遍布榆林地区的每一条流域，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榆林地区的每一项重点水利工程，都有他参与决策建设的记录。

他曾对我说：“水利是最能为民造福的千秋功业。”

2002 年秋天，爸爸来到我工作的准格尔旗，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万家寨，接下来几天，开口就说万家寨。

这次到我家，爸爸在我家和我住了有半个月，这是我们父子一场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爸爸跟我说话，开口就是国家大事，从不拉家常。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如数家珍，记忆犹新。我从爸爸的身上彻底改变了对工农干部的认识，他们受教育是少一点，但见识一点都不少。

我的二女儿丫丫每天放学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爷爷洗一个苹果，这一个苹果令爸爸念念不忘，逢人就夸。

相比女儿，我对爸爸并不好。爸爸来我家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挣年薪，我与妻子都在神华，年收入三十多万，但我没有给过爸爸一分钱，不是舍不得，压根没想到。

爸爸想买一个剃须刀，我的抽屉里就放着一个未拆封的剃须刀，可以送给爸爸用，我却选择了告诉他去商场的路。

有一天早晨，爸爸锻炼回来，手里托着他买的二斤羊肉。我们家的饮食一贯以清淡为主，爸爸到我们家已经四五天了还没有吃肉，我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喜欢吃肉，我的媳妇更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每每讲起，妻子都充满遗憾。

20 世纪60 年代是国家最困难的年代，是每一个家庭都困难的日子，因为城里生活不下去，我们一家人回到了高念文老家开荒种地。而就在回了老家之后，爸爸抛弃了妻子，同时也抛弃了子女。要不是母亲带着儿女苦苦挣扎，他现在引以为傲的六个子女不要说发展，如何活下去都是问题，尤其是我和弟弟，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像爸爸这样有六个孩子仍然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在神木只有爸爸一人。

我的心里藏着太多一个儿子对爸爸的不解。

我已年届不惑，自己也有了两个女儿，很想能心平气和地和爸爸聊一聊过往，听听他对自己的故事有没有另外的版本。在吃饭的餐桌边，在看电视的客厅里，心里藏着的话，就是开不了口，就像那一声“爸爸”

怎么也叫不出口一样。

我不知道我的爸爸是否有话要向自己的儿子说。

2003 年的冬天，爸爸查出胃癌，发现就是晚期。

我从呼和浩特开车去看他，那段时间二院进行管网改造，车只能停在南门外。拐来拐去，跌跌撞撞，路不好，心情更糟，费了好大劲才到了爸爸的病房。白色的被子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被子塑出爸爸仰卧在床的身形，大肚子瘪下去了，头仿佛一下子小了许多，脸色暗淡消瘦，络腮胡子长得很长。

看见爸爸的胡子，想起了剃须刀，忽然很懊恼，很后悔。

十一

爸爸十二岁就跟着我的爷爷到胡家塔的地主家当长工，他十四岁时爷爷逃荒到山西，留下他看家，没吃没喝，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做地下党。

解放了，当年不要命的人改变了命运。命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饭吃是命运，卑贱是命运，没爱情是命运，生活方式也是命运，我的爸爸一生都在改变命运，以命换命、牺牲尊严换命、流血流汗换命、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换命。为了改变命运，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一个小长工变成了掌管一个地区水利事业的大局长，一个陕北黄土山坳里的农民，过上了城里人衣食无忧的生活，还追求到了爱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当他面对自己亲生骨肉的隔阂，当他住在城市里的窑洞，当他坐在小卖铺为了微薄的收入一天十幾个小时守候，当他为自己的小儿子痛心烦恼，他是否发现他的命运不知不觉又退回了人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