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涛

内容摘要：《与妻书》具有多重文本性质，既是革命传统作品，又是一篇文言课文，还是一封书信，具有丰富的语料价值。《与妻书》的教学，应当从文本的性质和文本在整个教材体系中的定位出发，采用情境教学、以“文”为主、群文阅读、读写结合的策略开展。

关键词：林觉民 《与妻书》 文本性质 教学策略

林觉民的《与妻书》曾多次被选入各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长期以来，关于《与妻书》的教学设计及相关研究大多围绕其作为革命文学作品开展，关注林觉民的家国情怀。《与妻书》无疑是一篇革命文學作品，也应该被当作是革命文学作品进行教学。但是《与妻书》同时还是一封书信、一篇文言文，且这两方面都是中学语文应当涉及的内容。因此基于文本性质的《与妻书》教学，应当考虑其作为革命传统作品、书信和文言文的文本性质，以充分挖掘文本的语料价值。

一.《与妻书》的文本性质

（一）作为革命传统作品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首次提出十八个语文学习任务群，其中与革命传统作品有关的学习任务群有两个，分别是：学习任务群9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和学习任务群15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为适应新的课程标准，教育部组织编写了统编本高中语文教科书。在必修两册课本中，仅设计了必修下册第五单元对应“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作为第五单元的四篇课文之一，《与妻书》应当被作为革命传统作品进行研习，承担起引导学生“深入体会革命志士以及广大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人格”[1]，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任务。

《与妻书》又有别于其他革命传统作品。这封书信开篇只字不言革命，而是与妻子陈意映依依惜别，表达爱意;随后笔锋一转，讲明当时国家和人民面临的困境，说明自己赴死的原因。之后又不惜笔墨，写了二人相处的往事，然后又一次说明赴死的原因，最后安慰妻子。夫妻之间的小爱与心系国家存亡的大爱交替出现，融为一体，以夫妻之间浓重的爱意作为底色，衬托林觉民献身革命的决心，更显悲壮。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们往往也能够认识到《与妻书》这一与众不同之处。杨彬老师在他的教学设计中设置了相关问题：“这篇文章较难理解的地方就是林觉民在家国之爱中的两难选择，既然“至爱”妻子，为何又要诀别妻子慷慨就死？”[2]罗孝辉老师也以“不一样的‘爱”作为课堂导入，引导学生体会林觉民舍小爱为大爱的良苦用心。虽然这封书信总的来说是革命传统作品，但是林觉民的对陈意映的爱意正是他献身革命的勇气之所在，因此要理解林觉民的革命意志，就必须首先要理解林陈之间的爱情，这是本文有别于其他革命传统作品的独特之处。如果只取其革命之大爱而舍弃其夫妻之小爱，那么本文的这一独特之处也就被忽略掉了。

（二）作为文言文

王力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3]。文言文在词汇、语法上都与现代的口语和书面语有较大的差别，这是文言文“言”的一方面。同时文言文还是具有一定结构、表达一定意义的文章，而不是由文言词汇随机堆砌的无序结构，这又是文言文“文”的一方面。

《与妻书》作为一篇文言文，在词语方面有通假字、活用字;在句式上有判断句、省略句等，在“言”的方面有其原生价值。《与妻书》包含夫妻之爱与国家之爱两条情感主线，也有作为“文”的文本原生价值。有学者指出：“文言文‘言与‘文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4]在“言”与“文”的关系上，有人主张应当以“言”为主，兼顾“文”的学习，如杨桦在《初中文言文教学应倡导“以言为主”》一文中从学情出发，主张：“文言文教学仍应‘以言为主，兼顾文学欣赏和文章写法等。”[5]也有人主张言文应当共生，如孙国萍、黄厚江主张：“基于核心素养的文言文教学必须追求‘言和‘文的共生。”[6]沈庆波则认为应该根据文本教学价值、文本难易程度、学生认知水平、教科书编者意图灵活处理“言”与“文”的关系。

事实上，语文阅读教学中“言”与“文”、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既存在于文言文中，也存在于现代文中，但是由于文言文的在语言形式，即“言”的一方面，与我们现在通用的祖国语言文字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言”的方面更加突出，也更加容易为教师和学生所关注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言文文本都应该以“言”为主。适应《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统编本高中语文教科书每一单元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学习主题，这一主题往往对应十八个学习任务群中的一个，也是教材编者对于本单元主要学习任务的预设。任何一篇课文的教学都应该考虑文本在整个教科书系统中的定位问题，处理《与妻书》“言”与“文”的教学关系也应考虑这一点，不宜盲目将文言文教学的重点都放在“言”上。

（三）作为书信

统编本高中语文教科书将《与妻书》和《谏逐客书》共同组成必修下册的第十一课。两篇课文一为奏疏，一为家信，但都是“书”。书信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一套约定俗成的书信格式规范。尽管当代书信形式逐渐简化，但诸如称谓、署名等基本的格式规范，学生还是应当掌握的。

书信作为一种实用类文本，其写作往往是出于一定的目的，或交流思想或传递信息或表达情感，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如《谏逐客书》的写作目的是劝谏秦王收回驱逐客卿的成命，《与妻书》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妻子理解自己献身革命的行动。前者主要采取类比、比喻的手法，后者则主要是情理交融的手法。书信往往因目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写作手法，这些写作手法同样也是学生应该掌握的内容。

掌握书信格式和写作手法也是高考所提出的要求。2015年语文全国Ⅰ卷高考作文给出了一个女儿私信举报父亲被警方公开的情境，明确要求学生给相关方写一封信。2019年语文全国Ⅱ卷作文给出了一则背景材料，要求学生在五个任务当中任选一个，以青年学生当事人的身份完成写作，五个任务当中有三个是写一封信。高考作文题目反复出现由任务驱动的书信类作文，说明教师和学生对书信类文本的教与学不应该停留在阅读层面，而要真正动笔写信，真正将这种实用类文本用起来，实现由读到写的转变。

除了实用性外，书信还具有审美性，是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有人指出：“自觉的文学意识、书信中修辞的运用和个性化情感的表达，使得书信的审美价值也不容忽视。”[7]统编本高中语文教科书也指出：“亲友之间的书信，往往不事营构，自由抒写，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8]《与妻书》作为夫妻之间的家信，写夫妻之情时语言真挚深切，写革命之志时心潮澎湃，感情真切，语言动人，感人至深。因此《与妻书》教学中也不应当忽视文本的审美价值。

二.从文本性质出发的《与妻书》教学策略

（一）情境教学，体会革命精神

情境教学是李吉林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意境说”联想引申至语文教育中的一种方法。李吉林认为：“作家的创作题材就是来自于生活的情境，创作时必然会再现那些情境。所以，阅读教材中的每篇课文，几乎都表现了特定的情境。”[9]情境教学强调真、美、情、思四大核心元素。真即真实世界，美即以美的愉悦唤起情感，情即情感，思即想象。

情境教学对于帮助学生体会《与妻书》中林、陈二人的感情以及林觉民的革命精都有重要的意义。情境教学强调情境真实性，《与妻书》作为一篇革命传统作品，作品对夫妻二人日常相处的描写，本就来源于真实情境，而林觉民参加参加起义、撰写绝笔信，也都是历史当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与妻书》在一封篇幅不长的书信中写出了夫妻之间、家国之间两种复杂的感情，这两种感情的表现是以记叙、抒情、议论三种表达方式，以及对偶、排比、用典等手法的综合使用来实现的。运用情境教学可以引导学生体会文本的语言美，进而把握文本的两条感情线索。情境教学也有助于学生写作思维的发展，杨彬老师在《与妻书》教学设计中就运用了情境教学的方法，在课前准备的环节要求学生“将自己设想为某个角色，给林觉民烈士写一封书信，表达内心的感想。”[10]在“修改书信，展示交流”环节也要求学生根据情境任务修改书信。

《与妻书》的情境教学，教师可以适当补充相关材料。例如林觉民与陈意映虽为包办婚姻但夫妻一见钟情，感情甚笃;又如林觉民参加起义前陈意映已经怀有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再如林觉民死后，陈意映生下遗腹子仲新两年后就郁郁而终。这些材料的补充能够很好地作为构建真实情境的材料，使学生能够身临林觉民所处之境地，感受林觉民在起义前三天深夜里写下这封信时内心的复杂情感。教师也可补充林觉民作为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的相关资料，或者林觉民被捕之后受审及英勇就义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林觉民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二）以文为主，以言为辅

《与妻书》作为一篇文言作品，既有“文”的一面，也有“言”的一面，这是文本的原生价值。当《与妻书》被选入语文教材，成为一篇课文后，在处理言文关系时则应当考虑文本在整个教材体系中的定位。

统编本高中语文课本中《与妻书》所在单元是两册必修课本中承载“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的唯一单元，从课程标准与教科书的角度来看，整个单元的教学都应该围绕“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这一学习任务群开展。这一学习任务群要求学生体会革命志士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人格、感受爱国精神、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科书后的学习提示则要求学生“注意把握感情线索，体会作者写作时的复杂心理和崇高的思想境界。”[11]这些要求都是通过“文”的学习才能够实现的。在十八个学习任务群中，与“言”相关的任务群有：文学阅读与写作（要求课内阅读篇目中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要求梳理所学作品中常见的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和文化常识）、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等。在两册必修中，必修上册有文言课文《劝学》《师说》，必修下册第一单元、第八单元均为文言文单元。《与妻书》作为“言”的一方面的教学任务，还可以转移到其他文言课文中学习，而作为“文”的价值则很难被其他课文所替代。因此从课文在整个教材体系的定位来看，《与妻书》虽为文言文，但它的教学应当以“文”为主，适当兼顾“言”的教学。

（三）基于文本性质开展群文阅读教学

倪文锦指出：“群文阅读教学，就是师生围绕着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一组文章，而后围绕议题进行阅读和集体建构，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12]书信是一类具有特殊格式的文本，并且不同的书信，由于预设读者的不同，书信的内容以及行文都会有很大的不同。群文閱读教学能够使学生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书信文本，进一步了解书信的形式，理解书信针对收信人心理精心构思以达目的的写法。

《与妻书》的群文阅读教学也应当从文本的性质出发。从中国革命传统作品这一文本性质出发，《与妻书》的群文阅读教学可以与其他革命传统作品组成群文，学习革命文化，感受革命精神;也可补充林觉民的其他事迹和相关作品，进一步了解作为革命义士的林觉民。例如沈蘅先生在《<与妻书>备课指要》提出将《梅花岭》《与妻书》《谭嗣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比较三篇的内容，有助于学生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13]从文言文的角度出发，教师可以按照统编本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排，与《谏逐客书》共同学习。从书信角度出发，《与妻书》可以结合林觉民在同一天写给父亲的《禀父书》，感受书信因收信人不同而采取不同写作方式的特点，也可以结合同时代的其他革命义士的书信开展群文阅读教学。例如温儒敏、王本华主编的《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教学设计与指导》（必修下册）就设计了《与妻书》与聂荣臻给父母的一封信、陈觉《与妻书》的书信群文阅读，既是培养学生的革命情怀，也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掌握书信的基本形式。

（四）读写结合，学会写信

耿翠霞认为所谓读写结合“简单说就是依托所阅读的文本进行写作练习。”[14]徐林祥认为，语文是类比思维，并指出：“学习写作的根本方法是阅读。”[15]认为“读是书面语言的感知，通过一系列的智力活动，可以迁移为写的能力，所以读是写的基础和前提。”[16]

从高考的角度看，2015年、2019年高考作文均与书信有关，要求学生在特定情境中完成书信写作任务，因此在教学书信类文本时，通过书信类文章的拓展阅读，总结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进而迁移为书信写作能力，是很有必要的。在教学设计与实践中也已经有了读写结合教学《与妻书》的尝试。例如杨彬老师在《<与妻书>教学设计》中就从《与妻书》作为书信的角度出发，要求学生以陈意映、其他革命者、当代中学生等身份，给林觉民写一封信。温儒敏、王本华主编的《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教学设计与指导》（必修下册）要求学生开展书信拓展阅读，阅读聂荣臻给父母的一封信、陈觉《与妻书》以及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致员工的一封信。通过三封书信的联读，使学生掌握书信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然后进一步以2015年高考作文题目为例，示范写作思路，运用的正是读写结合的方法。

从文本性质出发教学《与妻书》，应当合理利用相关资料创设真实情境，引导学生把握两条情感主线，感受作者的革命精神;应当根据文本在整个教材系统中的定位，处理好“文”与“言”的关系;应当基于文本性质，开展群文阅读，充分挖掘文本的语料价值;应当通过书信文本阅读，掌握书信写作，实现语文基本技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22.

[2]杨彬.《与妻书》教学设计[J].中学语文教学，2021（05）：65.

[3]王力.古代汉语（上册第一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1.

[4]徐思源.文言文阅读的“言”与“文”[J].基础教育课程，2018（08）：37.

[5]杨桦.初中文言文教学应倡导“以言为主”[J].中学语文教学，2015（09）：69.

[6]孙国萍，黄厚江.文言文教学实现言文共生的基本策略[J].中学语文教学，2021（11）：18.

[7]兰婧文.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书信类选文教学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0：46.

[8][11]教育部组织编写：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90，87.

[9]李吉林.中国式儿童情境学习范式的建构[J].教育研究，2017，38（03）：93.

[10]杨彬.《与妻书》教学设计[J].中学语文教学，2021（05）：63.

[12]倪文锦.读写结合教群文——宋运来《食趣》课堂教学评析[J].语文建设，2020，（16）：53.

[13]沈蘅仲.《与妻书》备课指要[J].语文教学通讯，1983（02）：40.

[14]耿翠霞.“群文閱读 读写结合”在作文备考中的应用[J].中学语文教学，2018（04）：80.

[15][16]徐林祥.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0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