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娟

内容摘要：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采用娴熟的后现代叙事技巧，在小说中构建出一个非理性的、破碎的、废墟状的战后世界。本文以《纽约三部曲》为研究对象，借助本雅明的寓言理论，围绕后现代叙事探索《纽约三部曲》所蕴含历史与救赎，救赎与寓言、寓言与回归之间的关系，揭示奥斯特战后寓言书写的实质，以及奥斯特作为一名背负救赎使命的美国犹太作家对传统复归的追寻。

关键词：保罗·奥斯特 纽约三部曲 后现代叙事 寓言 救赎

保罗·奥斯特成名作《纽约三部曲》发表于1987年，其中包含三部中篇小说《玻璃城》《幽灵》和《锁闭的房间》。三部小说中所共有的拼贴的叙事手法、迷宫式的结构和开放式的结局构成了反侦探小说经典的叙事模式。拼贴叙事技巧再现了现代城市中侦探因无法借助理性揭开谜底的迷茫，三部小说强烈的互文关系构建了一个迷宫世界，结局的开放性表明了小说的虚构性和游戏性，提供了阐释的多种可能，体现了完整性的消失，所有这一切恰恰就是寓言的真实写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犹太民族的后裔依靠宗教信仰来进一步理解其深刻的历史内涵，从而逐渐将犹太人苦难的历史视为对上帝的考验。他们既遵循传统的犹太伦理传统，又以正确的方式追寻自己的身份观念。

研究《纽约三部曲》读者会发现《玻璃城》中的奎恩，《幽灵》中的布朗还是《锁闭的房间》中的“我”，尽管表面上都穿着侦探的斗篷，实际探索自己的问题。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主人公通过对语言的追寻，对边缘化文化的考虑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探索，揭示了小说中所隐含的犹太性。本文借助本雅明的寓言理论，围绕后现代叙事探索《纽约三部曲》所蕴含的历史寓言。在本雅明看来，寓言是一个超越了语言学范畴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修辞学的范围，而是进入了一个有着特定社会与历史内涵的美学范围，强调艺术的社会效果。本雅明认为，现代艺术的使命就是在历史废墟中寻找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救赎信息。

一.《纽约三部曲》中的后现代叙事与寓言书写

1.叙事拼贴：城市的迷失

后现代主义一词通常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对现代主义反传统尝试的继续（有时趋于极端），而且也是抛弃其现代主义形式的不同尝试，因为现代主义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变得日益陈旧。”（艾布拉姆斯，2018：227）。尽管更经常地将其应用于自1960年代以来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条件，但其特征是图像和样式之间存在大量脱节，其中最明显的是电视，广告，商业设计，流行音乐等。应用于文学和其他艺术时，该术语众所周知是模棱两可的，表示现代主义已被取代或已延续到一个新阶段。后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疏远情绪和迷惑性技术的延续，同时放弃了在一个分散的世界中对艺术连贯性的坚定追求，使当代存在的荒谬或毫无意义的混乱与一定数量或轻率的冷漠相呼应。当叙事一词出现时，人们会将其与文学相关联，例如小说，戏剧或短篇小说。但是叙事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电影，报纸，歌剧等。小说的写作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不再是美国的核心，而是世界金融和文化中心，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涌向这座城市，这使整个城市变得异常繁荣和热情。

橘子街的另头有一座教堂，有时布鲁会去那儿青草丛生的小墓园里坐主上一会儿，默默端视着亨利·沃德·比彻的青铜雕像。两個奴隶抱着比彻的腿，像是在乞求他帮帮他们，让他们最终能获得自由，后面的砖墙上还有一尊亚伯拉罕·林肯的陶瓷浮雕。（奥斯特，1987：166）

奥斯特并没有直接描述小说中的人物，也没有观察人物来表达城市建筑景观和风俗。只是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例如城市，房间，门，窗户等。小说中唯一描述城市生活的地方是橘子街的墓地，两个解放奴隶的代言人：亨利·沃特·比彻和亚伯拉罕·林肯的陶瓷浮雕。当布朗监督布莱克时，布朗抓住他的机会越多他感到越自由。每当布莱克似乎从他身边溜走，或者与布莱克密不可分的那一刻，布鲁都会感到胜利。作为布鲁与公墓雕像的对比，其他人渴望自由，他一直被城市束缚住无法抗拒的快感，所以他只有平庸的生活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波德里亚曾经将后现代城市描述为死亡之城，公墓不存在，因为现代城市正在扮演公墓的角色，它们是幽灵之城，死亡之城。如果说城市是整个文化的最终形式，那么我们的文化就是死亡文化。正如奥斯特所说“只有在黑暗中，记忆才开始起作用”：（奥斯，1982，164）。换句话说：“他越是深陷其中，自己就越自由”。（奥斯特，1987，165）

2.迷宫式的结构：身份的迷失

在《玻璃城》的开头，奥斯特用一段文字来描述奎恩在纽约的生活：

纽约是一个永远不缺新鲜花样的地方，一个无穷无尽的迷宫，不管他走出多远，不管他走入了如指掌的邻街地带还是其他什么街区，总会给他带来迷失的感觉。迷失，不仅是摸不清这个城市，而且也找不到他自己了。（奥斯特，1987：3-4）

奎恩希望通过城市漫步寻求自由，并建设一个需要自由空间的城市个体。然而，大街上无尽的视觉刺激使他无法应付这种不断变化的迷宫。再加上奎恩因为无法忍受对死去的妻子和儿子的思恋，一种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强烈的缠绕着他。强烈的个人绝望，以及对世界的绝望和虚无主义困扰着奎恩的内心世界悲。痛使他放弃了所有的社交关系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喧闹而拥挤的城市，使他进入了一个完全孤立的流放地。然而，人群中的孤独不仅不能减轻内心的痛苦，而且街道多变的复杂场景和无尽的高强度刺激加剧了他的失落感，使他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在奎恩眼中，纽约就是他在自己周围垒起来的一个乌有之乡， 这个城市没有给他任何可识别的坐标，这使他感到自己不身置何处。

3.开放的结局：整体性的迷失

反侦探小说非常重视读者的参与，他们倾向于放弃权威，将文字解释权转移给读者。在《玻璃城》奎恩竭尽全力调查斯蒂尔曼犯罪的真相。但是，在跟随斯蒂尔曼一个多月之后他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他决定去采访老人，但当他与斯蒂尔曼交流三次后，斯蒂尔曼仍然视他为不同的陌生人，最终老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奎恩去寻求彼得的帮助，当他来到雇主家时，他惊讶地发现甚至雇主也消失了。此时，奎恩无法理解犯罪原因，流浪无家可归。小说《幽灵》布莱克聘请布朗来监视自己证明他在世界上的存在感。然而，作家的孤独和创作的艰辛最终使布莱克感到绝望。小说《幽灵》暗示着作者的撤退，小说中留有许多空白供读者填补。读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成为完成小说创作的关键。不同的解释将使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表现出不同的面孔并产生不同的联系。因此，当读者参与游戏时，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纽约三部曲》外观的开放结尾和游戏玩法也暗示了故事和主角之间的完整性丧失。

“世界分裂成碎片，”他想“将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并加以回收”（奥斯特，1986：80）。他想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使精神语言与物质世界的文字相对应。前者通过寻找迷失的语言，而后者则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寻找真正的城市秩序。最终，斯蒂尔曼因其失踪语言而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这表明最终无法解决世界中的语言危机。

二.《纽约三部曲》的历史批判和寓言书写

1.历史与救赎

二战后的纽约成为了世界金融与文化中心，纽约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了新的关注焦点，侦探家们和新纽约人的生活看似光鲜亮丽实质空虚潦倒，这些引起了奥斯特的关注，并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战后文学的一大主题是将世界视为文本，这使更多人知道了生命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从而更加热爱和平与反对战争。

在本雅明的心中，历史就是衰落的过程，本雅明将灾难的概念置于进步的基础之上，因此，本雅明试图通过救赎回到原始历史。

救赎在第一个层面上是指传统的复归，其复归之路就是从现代性中拯救被打碎的传统、在历史的碎片中尋找原初的整体性。对本雅明而言，碎片指向整体，是昭示真理的象征。（汪民安，2020：171）

救赎在第二个层面强调的是对传统的修复和拯救。在犹太教回归传统范式的影响下，弥赛亚”（Messiah）意识在本雅明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与他的救赎理论密切相关，还塑造了他的救世主义历史意识。在本雅明救赎的思想体系中，历史与救赎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历史是一场灾难，救赎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对历史的教赎力量必须来自超越历史灾难性循环的他者力量，而这个他者的降临就是历史的终结，历史没有目的，只有末日。（汪民安，2020：171）

早在旧约时代，犹太人就表现出强烈的语言意识。创世纪中的通天塔的故事表明犹太人的祖先对语言的困惑和良知。在散居的漫长过程中，由于母语的丧失，变异以及外语的吸收和使用，犹太人的语言混乱进一步加深。这种混乱根源于犹太文化发展的历史，并已代代相传，使犹太人对语言问题有了另一种自我意识。他们对语言的困惑和自我意识也已成为犹太人的重要体现之一。奥斯特在《玻璃城》中重写了旧约中通天塔的故事，并借用小说的语言探索来隐喻犹太人的语言意识。

2.救赎与寓言

本雅明的寓言理论首先出现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中。通过探索17世纪巴洛克风格的悲剧风格，他曾经称这本书是为了表达一种寓言而被遗忘和误解的艺术形式的哲学内容而写的。“本雅明对寓言形式的讨论，不是为了简单的怀旧，而是其深刻的现实，其本质指向了现代艺术，因为本雅明在十七世纪发现巴罗克戏剧与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一样，两者都具有反谐和破碎的特征”。他们各自的时代也都在被破坏的世界中呈现出碎片。后来，本雅明发展完善了寓言理论，而这种现代艺术则以强烈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来表达。

在小说中，语言问题是引发犯罪并引起侦探调查的主要原因。斯蒂尔曼对语言的探索触发了他建立新巴别塔的想法，他相信“当这一刻再次出现时，地球上的人们会说相同的语言，如果这一时刻到来，天堂就不会太遥远”（奥斯特，1987：53）。斯蒂尔曼设想的新通天塔是人类与上帝之间的桥梁，也是人们进入天堂的阶梯。最后，不仅他的计划得不到实现，而且他的余生与家人都支离破碎。同样，在旧约中，犹太人想通过建立通天塔来与上帝沟通，但是上帝为了阻止犹太人的计划，使人类说了不同的语言，以致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因此各散东西。奥斯特用斯蒂尔曼的语言困扰来比喻犹太人在旧约中的类似经历。

小说的结尾，奎恩对斯蒂尔曼的案子说：“它曾经是通往他生活另一端的桥梁，现在他已经过去了，这座桥的意义不复存在了”（奥斯特，1987：138）。回声的混乱和有意识的形成最终引起了奎恩自己的犹太意识。当奎对语言有了新的认识时，他想起了自己出生时的那一刻是从母亲的子宫分娩出来时，并且他想起了这个世界上无限的美好。奎恩通过语言的情感过渡到对母爱和怀旧时光。作为犹太作家对于奥斯特来说，母亲和他所爱的人不仅代表他的家人和朋友，而且代表他心爱的犹太人民。因此，奎恩对语言的追寻最终帮助他与犹太民族建立了联系。

3.寓言和回归

寓言是作为一种叙事小说文体，无论是用散文还是用诗歌的叙事形式，作者一般都试图通过构造对这些故事人、情节、场景和思想行为等进行描写，构造其完整结构的第一层含义即使“字面意义”，同时又传达着另外的一层的相关意义。

寓言主要类型有两种：历史和政治寓言，借助字面上写的人物与情节指代或“讽喻”历史人物与事件。观念寓言，观念寓言作品主要以拟人手法表现美德、邪恶、心灵状态、生活方式、人物类型等抽象概念。（艾布拉姆斯，2018：7）两种寓言都可以在整个作品中得到延续，也许是因为犹太人自出生以来就生活在外来社区中，所以他们自古以来就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他们的生存加剧了他们的未来生存。今天，历史问题对于面临同化威胁的美国犹太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犹太人民的生存。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犹太历史是探索犹太性的关键。在《玻璃城》中，伴随着奎恩对语言的自我意识和对边缘化文化的思考，他同样对自己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奥斯特具有奎恩的经验，也深受历史上犹太人苦难。犹太民族成立以来就从未拥有过真正的家园。他们四处游荡，没有固定的住所，不断寻找稳定生存方式。在小说中，奎恩变成了流浪汉，犹太人的居家经历的丧失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回响。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受苦难。因此，犹太人的流浪历史也是他们遭受歧视，奴役和迫害的过程。奎恩的房客身份隐喻了犹太民族作为客人的身份，而房东对奎恩的批评也隐喻了生活在自己文明下的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对于犹太人而言，苦难已成为其民族发展中不可排除的文化因素。苦难既是犹太人的使命，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在犹太文化传统中，苦难是有意义的，可以救赎。在小说中，奎恩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遭受了痛苦。最终，他得到了救赎，实现了作家和犹太身份的双重回报。

保罗·奥斯特使用后现代叙事的创作技巧，在《纽约三部曲》中展示犹太人的历史寓言，展示了他自己的民族立场和本性，而小说中追求历史寓言的主题也继承自美国犹太人文学创作传统。从以亚伯拉罕·卡恩为主要代表的移民到美国作为第一代犹太作家开始，以索尔·贝娄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犹太美国作家，到第三代犹太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他们的作品深深印有犹太民族文化的印记。“从他们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寻求身份的美国犹太文学发展的线索”。美国犹太作家不断在作品中展现这一主题，使其成为美国犹太文学的遗产。奥斯特在《纽约三部曲》中对这一主题的介绍，不仅源于这一传统，而且还源于对这一传统的敬意。

奥斯特在小说中挖掘了后现代城市的本质，揭示了现实与想象，现实与虚无，记忆与幻觉之间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所产生的熟悉而又怪异体验。当价值符号与生活的意义脱节时，在城市漫步者的内部私人空间中将建立一个救赎世界。在小说的结尾，奎恩写到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已经与日月星辰相连并超越了自己，从而在叙事和重复写作中获得了富有想象力的自助。波德里亚的死亡之城及其不可控制的力量表明，奥斯特统治下的纽约市没有被打破，噩梦在城市中崩溃，人流的身影，变化的场景，破碎的碎片似乎能够在城市的记忆中生活。

参考文献

[1]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C].李茂增、苏仲乐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2]保罗·奥斯特《孤独及其所创造的》[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3]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4]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M].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6]文敏.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