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ho 韵迪

什么是潮流艺术？

“潮流艺术”一词并非是西方舶来品，而是一个诞生于中国的概念，在英文中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对应的单词。有人认为潮流艺术应被翻译为fashion art（时尚艺术），有人则倾向于用pop art（波普艺术）或是street art（街头艺术）来指代它。

在风格上，潮流艺术受到街头涂鸦、二次元文化、动漫卡通等风格元素的影响，同时会随着流行文化趋势而不断变化。在受众上，潮流艺术在年轻人中更为流行，购买其作品的不仅有传统的艺术藏家，还有明星、网红等，是一种更新潮、更年轻的艺术形式。

1999年，香港便出现了一批着装各异的公仔熊潮流玩具，一度掀起了大众与藏家购买、收藏潮流玩具的风潮。2010年前后，这一概念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村上隆、KAWS、Mark Ryden等人是最早一批被定义为潮流艺术家的人。

2017年前后，潮流艺术开始爆发。2017年，KAWS在余德耀美术馆举办了现象级的大展，2018年村上隆首次大陆个展登陆贝浩登（上海），2019年Daniel Arsham个展登陆上海昊美术馆。到了2019年，潮流艺术在传统艺术拍卖市场上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中，KAWS的一幅油画作品《THE KAWS ALBUM》创下了1.16亿港元的个人成交纪录;在秋拍中，奈良美智的作品《背后藏刀》以4000万港元起拍，创下了1.96亿港元的成交记录。

定义新的商业规则

从诞生之初开始，潮流艺术就与商业密不可分。在传统的艺术拍卖市场，艺术家的作品在销售流通过程中高度依赖画廊、策展人和艺术经纪人的发掘与运作。这一周期十分漫长，对于藏家的经济实力也有很高要求。但潮流艺术不同，除了原作外，艺术家往往会发行限量版的版画、玩偶等周边艺术品。同时，他们还会和商业品牌推出联名款商品，从与快时尚品牌合作的T恤到与奢侈品牌联名的服饰。这些周边和联名的价格往往低于原作，大大降低了艺术的入行门槛。

因此，潮流艺术家通常有两个市场，一是与画廊、拍卖行合作的传统市场，另一个则是以周边和联名为主的衍生品大众市场。

由于年轻化的风格和相对浅显易懂的表达形式，潮流艺术家的作品和衍生品常常能受到大众的追捧，这也让他们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型市场。以KAWS的潮流玩具为例，由于它们都是限量发售，KAWS又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热捧，在一级市场上很难买到KAWS的潮玩，因此形成了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炒卖二手潮玩的新市场风潮。

频繁的商业联名一方面将艺术家及其作品推向了更加大众的市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曝光机会;另一方面则引发了传统艺术界的巨大争议：潮流艺术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艺术？

在artnet的《艺术市场预估报告》中，艺术顾问和出版人乔什·贝尔（Josh Baer）提到KAWS在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同时也指出，“我不认为艺术史会这样写：马蒂斯、波洛克、琼斯、巴斯圭亚，然后是KAWS。当你准备在二十年后出售时，准备减掉一两个零吧。这就是那种艺术”。

当然，大多数潮流艺术家并没有完全将自己置身于传统艺术市场之外。村上隆在1995年的首场海外个展就是在贝浩登（巴黎）举行的;KAWS则在2008年签约了贝浩登，2019年解约后，又被位于纽约和伦敦的Skarstedt独家代理。

年轻一代与高端拍卖市场

与二次元文化联系紧密的潮流艺术正好符合了千禧一代对于艺术品的情感诉求，这是一批看着《哆啦A梦》《海绵宝宝》长大的人群。和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对二次元、亚文化的接受度更高，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更深，也更渴望在熟悉的品牌中找到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随着千禧一代购买力和消费力的逐渐提高，他们从潮流艺术衍生品的买家成长为艺术品的藏家。在社交媒体上极具辨识度的村上隆、KAWS和Daniel Arsham等潮流艺术家受到了他们的青睐，艺术家们发行的系列作品往往也能牢牢把握住年轻藏家的收藏情结。

“‘70、80、90后逐步进入社会，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相应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强。这些人成长的过程中其实受西方和日韩的影响很深，从小看的动画、听的音乐很多都来自日韩和欧美，加上其中大量的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当他们有了一定购买能力的时候，对艺术品的附加值接受能力更高。”青年藏家赵凌甲在接受“Hi艺术”采访时提到。

数据证明了年轻藏家购买力的提高，也解释了为何潮流艺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发展迅速。在巴塞尔发布的《2019年全球艺术市场报告》中，针对英国、德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五个市场的高净值人群调查显示，80、90后在艺术收藏方面较为活跃，占总比重34%，其中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这一比重更为乐观，分别为46%和39%。

随着村上隆、KAWS等潮流艺术家在争议中走向更大的国际市场，毫无疑问的是，年轻藏家的崛起和亚洲富豪的品位正在影响着艺术市场的选择。潮流艺术家们在未来的一级、二级市场上，拥有着不可小觑的能量。

潮流藝术离不开年轻一代的支持

在刘建文的观察中，近十年内，潮流艺术在画廊和拍卖行里都得到了垂青。当年受到街头文化和潮流艺术影响的年轻人逐渐长大，成为了购买力强劲的新一代藏家。

长六米的画布上有数十朵由丙烯颜料绘制的花朵，每朵花的花蕊处由一只巨大的眼睛代替，拟人化的花朵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各具玩味又童趣盎然。这幅《花样惊喜》（TheFlowery Surprise）是香港当代艺术家刘建文（Michael Lau）新作展“花园里”（In theGarden）的焦点作品，其致敬了文艺复兴艺术大师达芬奇的著名画作《最后的晚餐》。

“花园里”共展出了18件“花卉”系列绘画，这是艺术家创作以来第一次集中创作花卉题材的作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刘建文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居家隔离。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艺术家对于周遭的环境更加敏感，也有更高的要求，学习插花艺术成为了他舒缓情绪的一种方式。与花朵日夜相对的日子里，他开始思考将花卉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

灿烂明亮的色彩，天马行空的想象，这系列创作于疫情期间的作品，却一反大流行期间紧张又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氛围，传达着艺术家乐观的生活态度。

“疫情期间，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好像天空中铺了一层灰色。这反而让我在创作中使用了更多的颜色，让画面更加多彩。在这系列作品中，我希望传递一些简单明了的快乐，不需要观众花很多时间去深究画面的内涵。”

这并非是作为艺术家的刘建文第一次在作品中对当下的时代作出回应。今年4月，他在北京的展览“COLLECT THEM ALL！包圆儿”中，展示了大量近两年疫情期间创作的最新作品。

在“方法”系列中，刘建文化用了“既来之则安之”和“道不同不相为谋”等中国传统哲学，用更加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讲述严肃沉重的社会话题。

“前人的智慧需要被传承，我希望用轻松的手法来讲一些严肃的话题，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融入到创作中，同时去栽培启发年轻一代。”

在《是，我们做到了！》这幅作品中，他描绘了疫情初期香港的社会环境：大家开始疯抢口罩、囤卫生纸;有人猜测病毒是否与蝙蝠有关;大众对于“公主号”邮轮事件的关注等等。到了“自言自语”系列，他关注到了在疫情和隔离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像“疯”了一样，开始和自己说话。刘建文希望通过这系列作品表达出近几年里，大众社交心态的变化。

从开始创作至今，刘建文习惯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及展现最当下的生活。“我的创作都是围绕生活，自己的成长和人生阅历的增长在我的作品中也会有体现。”

時代造就了潮流艺术

“花园里”展览的名字取自刘建文在1999年举办的“花园人”（Gardener）个展。

上世纪90年代，初出茅庐的刘建文从香港一所艺术设计学院毕业，从事插画与广告设计方面的工作。由于家庭条件原因，艺术家在幼年并没有太多机会拥有玩具;毕业工作后，收藏玩具就成了他的一大爱好。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建文开始在香港的潮流杂志上发表连载漫画，记录下一群喜爱街头文化的朋友们生活中有趣的瞬间。当时街头文化刚刚开始在香港流行起来，本地年轻人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街头文化圈子与体系，艺术家本人也被这种新鲜又有趣的文化氛围所吸引。

处于创作低潮期的刘建文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以自己的漫画人物为原型，将风靡全球年轻人的街头文化与玩偶相结合，这就是“花园人”系列潮流玩具的雏形。

“玩具融合了很多创作者的奇思妙想，我也想把自己喜爱的东西演化成创作的灵感。创作Gardener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喜欢人偶，所以想要用一个艺术的形式把它创作出来。很多创作者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的。比如安迪·沃霍尔，他每天都要喝金宝的罐头汤，所以他就画了罐头汤;莫奈有一个花园，他就画了很多花园。”

刚一推出，“花园人”系列就以超出刘建文想象的速度风靡全球，在台北、东京、伦敦和巴黎等城市巡回展出。这一系列的人偶不仅标志着刘建文将“潮流玩具”这一全新概念带到了艺术界，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大众收藏潮流玩具的风潮。

在二十三年后来回望当初的成名之路，刘建文将其总结为“时代的机遇造就了Gardener的成功”。在他看来，和现在相比，千禧年前后的世界更加简单，没有林林总总的社交媒体，更没有流媒体来分散大众的注意力，“只要你做出了一些好的作品，就很容易获得成功”。

“当时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变快了，我也受惠于此。可能自己刚刚创作出一件作品，美国那边就很快有人知道了。其实当时没有担心过（受众问题），不管是潮流艺术还是 ne art（纯艺术），都需要时代的一分子将它发扬光大。安迪·沃霍尔最开始做波普艺术的时候，也没有被主流圈接受，但总有人要在历史里做开拓者。”

传统艺术圈不能再漠视潮流艺术

尽管被外界称为香港潮玩领域的代表人物，刘建文并不觉得当年的自己“很潮流”。

“我就是一个很传统的画家，在街头文化盛行的时代创作出了一些自己的作品，但是大家觉得我很潮流。我一直秉持着的精神就是要在创作中忠于自我，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他笑着说。

尽管这次的展览以绘画作品为主，刘建文本人的创作也逐渐转向当代艺术，但观众仍然很容易在画作中看到刘建文热爱的街头文化与潮流元素。从球鞋到潮流品牌的服饰，再到长着眼睛的花朵，在艺术家看来，玩具与人偶只是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绘画中自己同样传递着潮流艺术的精神：真性情、亲切感、属于年轻人的顽皮与青春活力。

“但是一定要有型，没有型就不是潮流艺术了。现在的潮流艺术是时尚、波普艺术、艺术玩具、街头文化甚至是纯艺术的大融合，再过十年可能会有一个更全面的定义。”

从1999年至今，潮流艺术在不断走向主流。在刘建文的观察中，近十年内，潮流艺术在画廊和拍卖行里都得到了垂青，表现也十分强劲。这得益于年轻藏家的崛起，当年受到街头文化和潮流艺术影响的年轻人逐渐长大，成为了有购买力的潮流艺术藏家。

“这证明传统艺术圈不能再漠视潮流艺术了，这其实也是在打开他们的想象力。不过对于艺术定界线这一点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艺术。”

近十年来，村上隆、KAWS、奈良美智等潮流艺术家与各大品牌的跨界联名成为了艺术圈的新风潮，刘建文也曾参与过众多联名企划，包括在2018年与NIKE SB联名推出的”SALVATOR MICHAEL BLAZER”及与PUMA合作的”SAMPLE SUEDE”联名系列等。与二十年前相比，刘建文认为如今的潮流艺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奢侈品化。

“从前大家可能比较原生态一点，穿着也比较随性，但现在会有高端和平民化的潮流文化的交融，比如拍卖行也会开始拍卖球鞋，这其实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

在他看来，与商业品牌的合作能为艺术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与曝光，提高作品的知名度和传播度，“不管是在作品的尺度还是创作的规模上，都是一个人创作很难达到的”。

但他近年来对于品牌合作变得越来越谨慎。“和品牌合作的话，需要达到的效果是1+1=3，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不是为了品牌露出而创作，而是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思考进去。”

潮流艺术大师背后的推手

作为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画廊，贝浩登一直都走在艺术判断前沿，在引导新一代藏家的艺术趣味上举足轻重。在众多被我们熟知的潮流艺术大师背后，都隐藏着这家画廊的身影。

1990年，21岁的艾曼纽·贝浩登在巴黎创立了贝浩登（PERROTIN）。此后的三十多年里，贝浩登在巴黎、纽约、东京等7座城市设立了11个空间，包括即将于今年8月底揭幕的位于首尔的第二座全新空间，将一系列远离主流艺术圈的艺术家培养成了艺术界的超级明星。

1995年，贝浩登（巴黎）举办了日本艺术家村上隆的首场海外个展，帮助他在国外打开了市场。2008年，贝浩登签约了KAWS，并为他在巴黎、纽约、首尔、东京等城市开办了多次个人展览。

2012年，贝浩登画廊在香港拥有了实体空间，逐渐将代理的中国艺术家徐震、陈飞等人推广到国际市场。2018年，贝浩登登陆上海外滩。同年，贝浩登（上海）举办了村上隆的首场内地个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贝浩登持续发掘内地的年轻艺术家，与宋琨、王茜瑶等艺术家开展了深度合作。

进入内地四年后，贝浩登上海与香港资深总监朱瑜（Joye Zhu）和黄知衡（UliZhiheng Huang）对于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与年轻藏家有了一些新的观察。

Q&A

Q：贝浩登曾承办村上隆的第一个海外展，并在之后将他推向了全球艺术市场，成為了亚洲艺术家的典范。在他从日本本土艺术家变成跨文化的艺术偶像的过程中，贝浩登扮演了什么角色？

A：1993年当艾曼纽·贝浩登在横滨日本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上展出达明·赫斯特和莫瑞吉奥·卡特兰的作品时，他初次遇见了年轻的村上隆。次年，我们画廊在纽约格莱美西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展出了村上隆的作品，使艺术家的创作首次在日本之外的区域得到曝光。自此，贝浩登帮助村上隆落地实现了众多展览及项目（其中包括13次个展）。村上隆在国际范围内达到的成就和获得的声誉与画廊的多年支持密不可分，但更多是由于艺术家自身的坚持、判断和不懈创作。艺术家反过来也帮助画廊拓宽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Q：贝浩登在艺术市场上的表现非常突出，是否归功于画廊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藏家的喜好？

A：我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深入了解画廊代理和合作的艺术家，一级市场画廊最重要的目标其实是推广艺术家的实践，在长时间内支持艺术家的创作;与此同时，考虑藏家的喜好和收藏脉络也是我们的责任。只有两者互相契合才能实现适宜的销售，艺术家在艺术市场里的良好表现，因此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Q：在你们的观察中，和香港地区以及全球的藏家相比，内地的艺术藏家有什么不同之处？

A：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的藏家群体变得越来越年轻，这和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普及有着很大的关系，但重要的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重要城市在美育方面的发展推动了年轻藏家的自我学习能力。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获得资讯更加快捷，也能和我们更有效率地沟通;此外，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收藏传统和文化，“传承”也是重要的一环;贝浩登作为一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1处空间的画廊，每年会策划组织超过五十场展览，参加二十余个艺博会，我们迎接着全球范围内的客人。不同地域的客人在收藏方向和喜好方面当然有所不同，但让所有地域的客人都能了解到我们的艺术家是我们想要尽力实现的事情。

Q：刚刚进入香港市场时，贝浩登先生曾在采访中提到，画廊来到香港是希望更好地拓展艺术家们的职业道路，但这种回报要在十年之后才能展现出来。你认为从现在的效果来看，贝浩登香港和上海是否为艺术家们拓宽了他们的职业道路？

A：2012年，贝浩登在亚洲的发展迎来了关键转折点，贝浩登（香港）空间的设立成为画廊在亚洲的前哨，为紧随其后的首尔、东京及上海画廊的成功拉开序幕。2018年11月，贝浩登（上海）于“琥珀大楼”顶层揭幕。上海画廊是贝浩登在亚洲的第四分支，也是我们在亚洲最大的空间，这为我们众位国际艺术家的大型展览及艺术项目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同时加强了画廊与中国藏家及艺术文化机构之间的纽带。入驻上海后，我们先后促成了丹尼尔·阿尔轩、Mr.等艺术家在中国的机构展览，洛朗·格拉索在西岸美术馆以及莫瑞吉奥·卡特兰在UCCA当代艺术中心的大型展览也纷至沓来。这些公共项目使我们的艺术家在中国为广大的观众群体所了解，加强了他们在大中华地区的能见度，而上海画廊空间持续更替的展览也让许多看似陌生的艺术家的作品不断接触着新的观众。

将中国观众和藏家并不熟悉的艺术家实践持续介绍进大家的视野，让贝浩登代理艺术家名单在中国的能见度更高，其实是我们画廊一直以来坚持在做的事情，也是初衷之一。我们每年都会在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以特展的形式为一位艺术家策划展位，比如2019年的延斯·梵歌，2020年的克拉拉·克里斯塔洛娃，以及2021年的加百列·里科。这些优秀的海外艺术家暂时没有获得强烈的中国关注，但我们愿意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梳理，将他们介绍到中国视野当中来。加百列·里科曾于2019年入选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是拉丁美洲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去年我们在西岸为他策划的展位获得了许多关注，我们还将在今年8月迎来他在南京北丘美术馆的首个国内机构个展。

Q：疫情对于香港和上海的艺术市场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和打击，香港许多画廊都撤出了毕打行、H Queens大厦等租金高昂的地方，贝浩登（香港）也进行了迁址。你认为疫情对于香港的艺术市场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A：贝浩登（香港）在中环干诺道中50号成功运营八年后，画廊在2020年从中环搬迁至海港另一侧，入驻香港尖沙咀滨海新地标K11 ATELIER VictoriaDockside商厦。这其实是一个早已在画廊发展计划中的决定，而且经过了漫长的前期筹备。新的空间选址距香港艺术博物馆和香港文化中心仅几步之遥，同时毗邻位于西九文化区的M+视觉文化博物馆和艺术机构。

虽然艺术品的运输成本和速度的确因疫情和封关措施而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有了过去两年的经验，我们能更快速地作出相应的调整。事实上，在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已经适应了因应疫情重新评估及调整展览的安排。香港至今仍被视为面向内地的重要城市，其艺术品进口免税的特点仍然具有吸引力，凭借这些地理和政策上的优势，长远来看，我们对香港的艺术市场和在亚洲的地位保持乐观。

Q：贝浩登两年前曾宣布进军二级市场，香港和上海的二级市场近两年的发展如何？

A;贝浩登目前为止代理了包括汉斯·哈同、乔治·马修在内的8位艺术家遗产，因此，成立全新的二级市场部门是画廊发展的自然拓展，尤其基于我们在艺术家遗产领域内的耕耘。中国的二级艺术市场十分活跃，而我们代理的诸多艺术家也有良好的市场表现。我们相信雄厚的藏家资源和国内越来越规范化的艺术生态会持续推动二级市场的发展。

Q：在元宇宙概念大热的当下，唱衰传统画廊的声音不断，实体藏品会受到NFT藏品的威胁吗？贝浩登未来是否有进军数字藏品的打算？

A：在我们看来，NFT收藏与传统收藏相比针对不同的人群，也具备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作为一家成立三十余年的画廊，我们必须审慎观察加密货币和NFT在整体大方向方面的发展趋势。我们代理的一些艺术家已经发行了NFT作品，但画廊本身目前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观察整体趋势。

Q：如果向初入艺术收藏的新藏家推荐一位艺术家，你会推荐谁？

A：新入场的收藏家应该尽可能地观看和吸收更多的东西，不能仅仅只关注某一位。对新藏家而言，首先和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自己喜欢收藏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收藏。

徐婧：潮流艺术只是一个时代标签

Q：你之前有过很多年学习绘画的经历，接触艺术品收藏的契机是什么？

A：在学习艺术的时候，我常常会去逛美术馆，那时候认为艺术品是触不可及的，要在一个既定的场景和时间里去欣赏。在2020年某天去好朋友家里时，无意中看到了他的艺术收藏并听他讲解他的藏品，发现原来当代艺术可以完美地融合进生活，便被深深吸引住了，刚好当时赶上了一场拍卖，就尝试去买了我的第一件藏品。

Q：分享一下印象最深刻的收藏經历？

A：我从2020年开始收藏，至今也仅仅两年，之前大部分的藏品都是以架上作品为主。去年年底收藏的John Giorno的作品DIAL-A-POEM，这件作品融合了诗歌、视觉艺术和行动主义于其中，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作品，算是我收藏的一个转折点。

Q：你的收藏从井上有一的书法、GeorgeCondo的油画、到关小、陆平原的雕塑作品，风格十分多样化。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藏品？在选择藏品的时候，你会更加关注哪类艺术品，或是它们的哪些特点？

A：像我刚刚说的，我开始收藏的时间并不久。但我会更倾向于凭借自己的喜好和直觉去进行收藏行为，希望能够更多面地去接触到各类不同的艺术品。我认为好的作品的共同点是在作品本身就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前提下，艺术家给予的故事背景使作品更加饱满，作品的内涵因此也更加动人。最近我则会比较关注跟诗歌、音乐、女性主义相关的作品。

Q：年轻藏家似乎总和潮流一词脱离不开联系，你的收藏中也不乏被大众定义为潮流艺术的藏品。谈谈对潮流艺术的看法？

A：潮流艺术家可能是为了命名的需要而产生，它也许确实是一个时代标签，但对我来说，只要是好作品，就与标签和命名并没有什么关系。

Q：你觉得自己作为90后年轻藏家，和老一辈的藏家有什么不同之处？

A：收藏的前提是个人的兴趣口味，每个藏家的品位和知识背景都不尽相同，前辈的藏家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对自己的收藏行为产生变动，而年轻藏家也有必要跟长辈学习更多的收藏经验。

Q：中国的年轻藏家在国际拍卖会上崭露头角的时候也常常会被议论，比如有媒体会说你们对艺术作品非常挑剔，在国际收藏市场上通常一掷千金来使自己更加出名。你对这些评论有什么看法？

A：收藏行为看似简单但其实是复杂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作品时都有不同的收藏动机。很多藏家因为藏品的影响力而去“随行就市”，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但也会造成追随者收藏风格趋于单一化，而一些真正值得被注意的作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多少会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多元丰富性有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