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果园城记》 存在主义 孤独 异化 自由

师陀凭借小说方面不凡的造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是其代表作之一。该短篇小说集既能单独成篇，展现某种生活样式下的人物形象，又能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乡土中国的浮世绘。小说集蕴含着师陀对浮世绘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在世关系等存在性哲思的深入思考，同时也体现出悲凉、荒芜的审美趣味。

一、孤独的生存状态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作为个体，孤独是每个人的常态。师陀对个体的孤独感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拮据的家境和长期孤独的童年经历，使得他形成了敏感、忧郁、多思的性格以及孤苦的心境。师陀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创作中，他在《果园城记》中塑造的小城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城”中的人精神上一片荒芜，他们无所寄托、无所依靠，犹如被抛入孤岛一般，与孤独常伴。就像萨特所说：“我们就是焦虑。”个体的孤独体验是一种无法逃脱、无法避免的存在性体验，这一精神状态会伴随着个体从出生直至死亡。

小城中的人，有的是因为精神追求的幻灭而深陷孤独。《贺文龙的文稿》中，贺文龙最初是一位怀有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但现实熄灭了他的理想。对于贺文龙来说，家人不是相互慰藉的精神伴侣，而是作为一个孤独个体无法逃脱的责任。理想与现实的割裂使得贺文龙失去自我，走向了荒芜、悲凉的精神状态。“为什么他不该有个好的将来呢？”贺文龙的精神追求得不到满足，无法走上自己理想中所渴望的人生道路，他陷入了深深的幻灭里，孤独感成为贺文龙无法逃离的主体性体验。在“城”中人都熟睡之时，唯有他独自清醒着，清醒地接受着来自心灵孤寂的折磨。与贺文龙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葛天民》中的葛天民。用来扩充农场的经费被贪婪的掌控者据为己有，葛天民长期以来的理想信念崩塌了，他和自己的农业梦想都成为被抛弃的对象，留下的唯有失望、孤独的主观情感以及绝望的个体本身。

“果园城”中的人物除了因梦想的破滅而陷入精神孤寂，还有人因空耗生命而步入精神困境。《桃红》篇中的素姑在等待中虚度了她的青春。素姑每日的主要活动就是为自己、为他人绣嫁衣，但她二十九岁的时候仍待字闺中，没有机会穿上自己亲手绣的嫁衣。“素姑手中捏着针线，惆怅地望着永远说不尽的高和蓝而且清澈的果园城的天空。”素姑的人生是虚无、空虚的，时间对她来说毫无意义。虽然物理时间始终向前，从未停止，但是她的生命时间却似乎始终停摆着，她循环、重复着每一日的生活。孤独、绝望的主观体验贯穿了她的整个青春。素姑家中“干枯的月季”“凋零的丝瓜棚”等衰颓意象更是象征着素姑枯萎的青春，以及孤苦无依的心境。素姑因压抑人性而感到孤苦，却又因世俗的束缚不得不“坚守”这份压抑的痛苦。存在的荒诞和个体的虚无伴随着素姑，使她深陷精神的困境中，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

师陀在《果园城记》中讲述了拥有不同经历的人物，通过细致描摹人物主体心理以及设立象征性意象，展现了在世者精神空虚的孤独状态。这种孤独的精神状态与海德格尔提出的“被抛状态”是相契合的。个体被抛到这个荒诞不经的世界，没有任何缘由和意义，却必须承担起作为一个在世者的责任和命运，因此个体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虽然“果园城”里的人物各自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存状况，即个体时刻与孤独感拉扯，孤独感是他们无法摆脱的生存体验。

二、敌对的在世关系

师陀除了从个体角度出发探讨了个人孤独的主观体验，还从在世关系出发，即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世界的荒诞性。师陀对于在世关系的不和谐认知，同样与成长经历有关。小时候的师陀常常挨打，他自己曾回忆道：“小时候我常常挨打。哥哥打我，母亲打我，另外是比我大的孩子也打我。”师陀创伤性的童年使得他对在世关系的认识与存在主义者的观点产生共鸣。在他们看来，在世关系天然便是矛盾的、对立的。

《果园城记》中敌对的在世关系，首先表现在冷漠、疏离、异化的家庭内部关系。海德格尔认为：“沉沦在世是起引诱作用和安定作用的，同时也是异化着的。”只要个体与他人共处就必定会异化为非本真的存在状态。师陀在《果园城记》中塑造了异化的母女关系，即物化的母女关系。物化是人异化的表现之一，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人失去其作为人的本性，对于物的追求达到了一种极致状态，最终造成了物成为主宰，人变成奴隶的异化局面。而母女关系的物化主要体现在母亲这个家庭角色对于女儿的情感、态度逐渐物化。母亲完全丧失了作为母亲的美好母性，失去了对女儿爱惜、庇护的心理。《一吻》中的大刘姐与虎头鱼有一段单纯的爱情故事，却被自己的母亲扼杀，最终嫁给了衙门内一位师爷做姨太太。刘大妈养育大刘姐就好像是投资一种能够帮她生钱的东西，“她张上网专心等待一个老浪子，有钱，好色，肯为她女儿补偿她先前失去的老本”。刘大妈将女儿的婚姻视为是对自己曾经失去的金钱以及承受苦难的物质补偿。除了刘大妈母女外，马夫人和女儿的关系也同样是属于异化的母女关系。马夫人把女儿当作自己的“摇钱树”，她把女儿推出去当了妓女。马夫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维持她往日纸醉金迷的生活。马夫人出卖女儿的肉体来换取她对奢靡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在物化的母女关系中，母亲所表现出的都不是传统的慈母形象，这些母亲身上的母爱已经完全消失，她们和女儿的相处或多或少有着自己罪恶的目的。女儿不再是有血有肉，有着独立人格的人，女儿可以说是作为“物”而存在，她们只是母亲赚取金钱的工具。

此外，矛盾的在世关系还表现为荒诞、异化的社会关系。“果园城”里的人奉行代代相传的封建宗法制度，封建宗法制度严格规束着每一个个体。这些“糟粕”限制着个体的自由，压抑着个体的人性。正如萨特在《间隔》的前言中提到的：“正因为有许多人因循守旧，拘于习俗，旁人对他们的评论，他们感到不能忍受，但是他们又不想方设法去改变这种情况，这种人虽生犹死。”在这样一座满是罪恶的城中，个体无法忍受规约的束缚，却又无法改变社会现状，人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紧张、对立的状态，个体多以悲剧收场。《颜料盒》中的油三妹与传统礼教相违背而被迫自杀。油三妹本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女孩，但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女性被认为与传统女性的行为举止不符，小城中的所有人都在暗地里议论、嘲讽她。一次酒局之后油三妹被奸污了，油三妹变得更加忧愁。最终她被社会舆论彻底击垮，吞藤黄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一吻》中的刘大妈年轻时是个勇敢的封建宗法制的反叛者。在那个父母之命大于天的社会中，刘大妈为了爱情出走，但是这个勇敢者并未落得一个好的结果。私奔后的刘大妈遭到了宗法制社会的惩罚，在生存上、精神上皆尝尽了苦果。人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自由受到压抑，人性产生变异。“果园城”中的封建宗法制度如同一张网，所有的人都被牢牢粘在这张大网上，无处可逃，任何想要反叛的人，结局大多不是被赶走、逼疯，就是被同化、扼杀。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个体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存在，必定身处各种关系之中，但是个体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融洽、和谐的。恰好相反，“他人即地狱”，在世关系从根本上呈现出矛盾、对立以及相互冲突的特点。师陀在《果园城记》中对乡土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度观照，揭露了病态的在世关系，具体表现为冷漠、疏离、异化的家庭关系和荒诞的社会关系。在各种不和谐的关系中，个体自由受到限制，本真的自我在矛盾、冲突的关系中被压抑。个体逐渐失去自我，最终走向人性的变异。

三、自由的人生选择

不难看出，师陀承袭了存在主义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探寻，描绘了一幅危机四伏的画面：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但师陀与存在主义一样，他们都并非悲观主义者，他们在充满危险的人生图景中看到了希望，在这样一个荒诞、虚无的世界里，个体拥有选择的绝对自由。正如萨特所说：“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选择。”《果园城记》中的不同个体在面对丑恶、萧条、凋敝的小城时，个体可以决定自己是选择成为一个“妥协者”，还是一个“反叛者”。

“妥协者”这一群体都是选择了顺从社会的制度、规定等，但这个群体内部又可根据对城市情感的不同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只是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群人情感上厌恶、憎恨这座城市，他们面对邪恶的世界，满心绝望，却必须生存下去，他们能动地选择改变自己以适应这座小城。面对只存在利益瓜分的令人绝望的世界，葛天民选择放弃他的农业梦想，做一个不参与利益纷争的“庸医”。贺文龙由满怀希望的理想者走向疲惫不堪的世俗者，他选择向平庸认命，自由地选择彻底融入这“一地鸡毛”的世俗世界，成为一个麻木的市井小民。另一部分“妥协者”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他们内心中认可这座小城的社会文化，这群人选择同流合污，最终成为这座城“恶”的一部分。孟林太太便是这个群体的成员之一。一方面，孟林太太因为未生出儿子而被抛弃，是宗法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孟林太太把女儿留在闺中，“锁”在自己身边，孟林太太让女儿成为下一个自己，她又是一个加害者。刘大妈在婚姻问题上同样是充当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角色。这部分人选择做一个彻底的“妥协者”，思想与行为完全顺从于压抑人性的社会文化。

面对这样一座被“黑暗”笼罩的城市，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做一个“妥协者”，仍有一部分人坚定地选择充当“反叛者”的角色。他们在反叛中完成自我的塑造，同时也使得这座衰败的城市透露出希望。《期待》中的徐立刚参与革命，并最终为革命付出了生命。《三个小人物》中的小张体现出不同于父亲的反叛精神。小张不满于果园城的现状，离开果园城参与革命，传播革命的火种。此外，《傲骨》中的“他”出狱后回到乡下在田地边植树造林，发展现代产业。徐立刚、小张、傲骨中的“他”都是自由地选择成为打破平静的“反叛者”，他们都是师陀留下的希望的火种，寄托着冲破几千年黑暗束缚，迎来新世界的希望。

“果园城”这个世界满是荒诞，但并不代表小城中的个体要被动地接受这荒诞的一切，因为个体与生俱来便拥有选择的自由。环境虽不能选择，但它对个体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却由个体的选择来实现。面对同样一个罪恶的世界，有的人为了生存选择屈服，或者干脆成为同流合污的“妥协者”，有的人不满于黑暗现实，坚定地选择做一名“反叛者”。师陀在情感上明显地体现出对“反叛者”的认可，他希望“反叛者”能够在抗争中找寻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并为这座黑暗的城点燃希望之火。

四、结语

人的生存状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师陀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通过《果园城记》揭露了人本孤独的生命状态和荒诞的现实世界。师陀并没有采用直接论述的方式分析存在性问题，而是创造了一个名叫“果园城”的小城。他将乡土中国的社会百态放置于“果园城”之中，通过小城的视角审视了个体及世界。城中个体的精神世界充斥着无法逃离的孤独体验，而个体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则是荒诞、虚无的。但是和众多存在主义者一样，面对这样荒谬的人生和世界，师陀不提倡消极避世或者被动接受。他给出了一个积极的解决方法，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找寻本真的自我及意义，在勇敢的反抗中實现个体的价值。与此同时，师陀渴望“反叛者”能汇聚力量，为深陷黑暗的世界点燃希望之光，他在自我选择中发出了对新生活的热切呼唤。

作者：任安宁，牡丹江师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