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江月》 曲笔反语 入世

《红楼梦》中《西江月》二词出现在第三回宝黛初见，作者先借黛玉之眼描绘了贾宝玉出色的外貌，紧接着又添一句：“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随后附“后人”《西江月》二首，用来批其“底细”。通篇看来，二词采用全知视角，分别对宝玉的性情和命运走向进行了概括。

一、以《西江月》批宝玉的必然性

从内容来看，《西江月》第一首通篇使用白描手法，以“草莽”“愚顽”“偏僻”“乖张”等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对宝玉进行勾画，塑造出一个性情乖僻、处事肆意的纨绔子弟形象。第二首词以“贫穷难耐凄凉”一句暗示人物的命运走向，同时向世人提出劝诫。纵观中国词史，《西江月》可谓历时最久、传播最广的词调之一，作者在此采用“西江月”这一词牌，实有其必然性。

《西江月》随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沈括《梦溪笔谈》曰：“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词谱》云：“词者，古乐府之遗也。前人按律以制调，后人按调以填词。”可见早期词是伴乐演唱的。《西江月》疑由早期清商乐衍化而来，后转为法曲，逐渐用为词牌。至宋时，历经晚唐五代及宋初词人的创作发展，词这一文学体裁成为重要文学形式。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符合市民阶层口味的俗词与文人改良后的雅词渐成分庭抗礼之势。以《西江月》为例，既有王安石所作格调高雅的《西江月·红梅》这样的词作，又有张先《西江月·体态看来隐约》这样通俗生动的作品。应该注意到，词本身产生于民间，即便在传统崇雅黜俗的文学审美下，其俚俗的特色始终未曾丧失。在宋代，中华大地进入重要的民族交融时期。此时词曲渗流已成大势，且为文学家所察觉，词逐渐演变为讲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宋室南迁以后，经过多年激烈对抗，宋金终于达成协议，当权者逐渐偏安一隅，以姜夔为代表的风雅词派兴起，文人过分注重词本身的辞采，反致其音乐性逐渐丧失。清代文狱大兴，统治者针对诗文进行大规模清洗，在明代因词调失传和“诗尊词卑”思想的影响而一度衰落的词学，重新回到文人的视线，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重要载体。明清拟话本小说中的寄生词始终保持着可观的数量。其中，《西江月》因其平仄通押、通俗灵活的特点，在小说中出现得尤为频繁。

明代拟话本小说中有相当数量的《西江月》词，它们或被置于篇首，用于讲述俗世道理，或以通俗浅近的语言描摹世情。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道：“后人不究其源，辄复易视，而道录佛偈，巷说街谈，开卷每有《如梦令》《西江月》诸调，此诚风雅之蟊贼，声律之鬼狐也。”此语虽意在批评《西江月》等调破坏了文人词的典雅和声韵，却也从侧面印证了《西江月》在话本小说与道情词中受欢迎的程度。

诗词在明清小说中受到青睐，与小说长期以来的文学地位不无关系。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小说这一体裁由于其浓厚的娱乐色彩和民间趣味，为士大夫阶层所看轻，故当后世文人开始大量引诗词入小说，小说的说理功能也逐渐被挖掘出来。这一变化虽起自宋，强化却是在明以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告诫连篇，宣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明人这种醉心教化的风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文学性，却为《西江月》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其通俗浅近的语言不仅适应了小说生动活泼的文体风格，也有利于文人阶层向底层人民宣传教化，故同时受到说书艺人和文人群体的喜爱。

目前公认最早的《西江月》詞为托名唐代吕岩所写的《西江月·着意黄庭岁久》和《西江月·任是聪明志士》。前者讲述道家的修真养性，后者演说教义。这两首词奠定了此后《西江月》的基调，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回顾历代《西江月》词，可以发现，讲述道家思想的文人词占据了相当的规模。

《西江月》正体五十字，上下片各四句，每片两平韵一仄韵。以六言句为主，句式整齐，读起来带有一种憨呆节奏，易产生谐谑情调，这与道家独立世外、笑谑世俗的风格不谋而合，因而被道教采纳为讲唱道情，宣扬教义的主要词调之一。《红楼梦》中，癞头僧与跛足道人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方外之人，癞头僧试图度化英莲、黛玉，赠宝钗“冷香丸”方子;跛足道人则度化甄士隐、柳湘莲，赠贾瑞“风月宝鉴”。二人还一起出现在“魇魔法姊弟逢五鬼”一回中，可以推测，僧为凤姐、道为宝玉而来。因此，以《西江月》评宝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符合小说的设定。而词中传达出的劝诫意味，与西江月活泼谐谑的调式结合，一改正统说教诗文的严肃性，充满喜剧色彩，在增加阅读趣味性的同时，结合文中的暗示，也更加引读者深思。

《西江月》属中吕宫，元燕南芝庵在其著作《唱论》中说：“中吕宫唱，高下闪赚。”“高下闪赚”应为中吕宫的调式特点，指声调抑扬顿挫，产生忽隐忽现的变化。元明时期的“闪赚”有闪避、欺诳之意，如元代无名氏的《冻苏秦》第二折：“则俺那一般儿求仕的诸相识，他每都闪赚的我难回避。”明代武术家程宗猷《长枪法选》云：“诱敌即以闪赚为最胜。所谓闪赚者，如敌人一枪扎来，我用拏开进步，竞持中平而入。敌见我枪至彼，彼必一拏，我即审敌拏力将半，便将枪一闪，串彼圈外，劄敌一枪，彼必不能救。里外皆同，故曰最胜。”简而言之，即为避实就虚、欺骗转移之法。

回到《红楼梦》，若不读小说，单看第一首词中宝玉的形象，我们很容易理解作者为什么在第二首词中做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的评价，但是将两首词置于小说中，乍一读来便觉奇怪：这个词中“腹内原来草莽”的草包，不仅能诗会文，而且被才情甚高的黛玉引为知己，在北静王口中也被赞为“龙驹凤雏”，可见其聪慧不凡。甲辰本中此处有眉批：“末二句最要紧。只是纨绔膏粱，亦未必不见笑我玉卿。可知能效一二者，亦必不是蠢然纨绔矣。”可见二词看似以一种超然世外的视角评判宝玉，实则与作者本人的态度并不一致。因此，就《西江月》二首而言，其“闪赚”观众之法需要结合整部《红楼梦》来看。

二、曲笔反语下隐藏的时代之悲

清代封建制度发展到顶峰，在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下，读书人沉浸在科举入仕的迷梦中，丝毫没有意识到社会中潜藏的危机。《西江月》二首正是诞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宝黛初见是《红楼梦》中的重要场景，黛玉更是宝玉唯一的知己，曹公偏于此处以二词揭其“底细”，以此启发读者全面认识宝玉，可谓用心良苦。

书中曹雪芹对贾宝玉的真实态度，在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的一番对话中体现得十分直观。作者借冷子兴之口介绍荣宁二府的概况，从而引出宝玉。此时出现了两句极为相似的评语——“将来酒色之徒耳！”“将来色鬼无疑了！”这两句话分别出自贾政、冷子兴之口，皆由“宝玉抓周”一事引出，正颜厉色，与《西江月》中的口吻极为相似。

抓周起源于占卜，是古人在孩子周岁时举行的预测孩子性情前程的仪式。据《宋史·曹彬传》记载，北宋名将曹彬周岁时，“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人皆异之”。此事后来被记录到史书中，作为曹彬天赋的证明。所以，当宝玉这个本来就“有些来历”的孩子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将手伸向脂粉钗环时，贾政的恼怒可想而知。小小一个试晬仪式，不仅造成了宝玉在贾政心目中“酒色之徒”的印象，还导致了此后十数年间贾政对其学业的严厉监督，其威力不可谓不大。

针对贾政和冷子兴等人的观点，曹雪芹假雨村之口断然予以否定，并提出一番“正邪兩赋说”。观其所列“异地则同之人”，无不是才情兼备，却为世俗所不解，乃至加以恶名之人。可见在曹雪芹眼中，贾宝玉与这些人同属一类。对照《西江月》中的表述，不难看出，二词表面以世外人的姿态对宝玉进行批判，但与真正的道情词是有区别的，它实际套用了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评判标准，而曹雪芹本人对这一判定结果持否定的态度。

曹彬试晬被传为佳话，身为后人的曹雪芹却只能将满腹才华付诸稗官小说的写作，就连笔下的人物，抓周时也只抓脂粉钗环，两相对比，不可谓不讽刺。《红楼梦》作者自述云：“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可见《西江月》中“古今无能第一”之辞，不仅是“主流”文人对宝玉的讥讽，也是曹雪芹自感身世的悲哀自嘲。

我国自古就有“比兴美刺”的传统，文人借助意象抒情达意，从而起到意在言外的效果。这种写作方式除了增添曲折回环的艺术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因讽喻朝政引来祸端。明清时期，在政府的有意鼓励和引导下，文人将读书科考视作步入仕途、改换命运的敲门砖。立德、立功、立言的济世理想，逐渐演变为追名逐利者的冠冕之词。宝玉自幼不喜仕途经济，不喜与官场之人来往，更公然揭穿他们的虚伪面目，斥他们为“国贼禄蠹”，显示出尖锐的对立态度。对这些“正统文人”来说，贾宝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叛者，虽然相貌出众，心中所思所想却都于仕途无益，不过是“草莽”之徒，因此才要告诫世人，“莫效此儿形状”。《西江月》中以高高在上的维护封建正统者的口吻痛斥宝玉，既是作者曹雪芹迫于政治和社会压力不得不采取的“妥协”之举，也显示出封建社会压制个性的悲哀。

戚序本夹批云：“纨绔膏粱、此儿形状有意思。当设想其像，合宝玉之来历同看，方不被作者愚弄。”脂砚斋暗示读者应当将此词与宝玉来历同看，方不被“愚弄”，显然作者的用意绝不止讽刺利欲熏心的封建文人这一点，还有更深层次的情感寄托。“宝玉”既可理解为贾宝玉，又可理解为通灵宝玉，二者皆经历了由“世外”到“俗世”再回到“世外”的空间转换。

关于这一番俗世经历的意义，历来有很多争议。贾宝玉自幼排斥仕途经济，且常要“出家做和尚去”，加之程高伪本的刻意引导，很多人以为整部书的重心就是讲述神瑛侍者历经尘世悲苦，悟道归真的故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一番故事皆由“无才补天”的石头引起。这块顽石无才补天，日夜悲号，最终央得僧、道二人携之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因此，这本书的立意，与“补天”以救“天”下苍生的济世观念大有关系。曹雪芹是要借石头所历之事写社会现实，而非如程、高二人所言，讲述一个大彻大悟、引登彼岸的故事。

警幻仙子携宝玉游历太虚幻境时提及宁、荣二公之灵，“故近之子孙虽多，竟无一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性情诡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此时宁、荣二府已近末世，在二公看来，唯有宝玉或可挽救家族颓势，连一向自视甚高的贾政都不在“可以继业”之列，但《西江月》中偏偏说贾宝玉“天下无能第一”，足见对贾政等沽名钓誉之徒讽刺之深。然贾府“运数合终”，早已积重难返，宝玉虽才情并茂，终究只能“无才补天”。大胆推测，若将贾府视作封建王朝的缩影，曹雪芹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弊病，却无力改变，只能靠手中椽笔讥讽世事，那么词中所用贬笔就好理解了。宝玉并非不喜俗世，而是置身俗世主流之外，他的想法是对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反叛，也就被很多人视作对俗世的反叛。“于国于家无望”一句，既是作者洞悉问题所在却无法力挽狂澜的悲哀自嘲，又是对身处其中却依旧浑浑噩噩不思改变的人们的怒其不争。宝玉最后选择出家，与其说是看透世事后的大彻大悟，不如说是对现实绝望后的无奈之选。

三、结语

刘熙载在《诗概》中曾言：“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西江月》虽是词，此语却同样适合。曹雪芹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存在的弊病，却不得直言，他创造出贾宝玉这样一个反英雄的人物形象，以他“入世”的失败，宣告封建社会走向末世这一过程的不可逆转。而词中对宝玉处处施以贬笔，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舆论环境对于“异端”言论的残酷压制，可谓讽刺辛辣，切中要害。

浦安迪在《中西长篇小说文类之重探》中指出，长篇小说以曲笔反语为修辞的利刃，不但是针对作品里的人物而发，他的刃锋有时更刺向作者本人。曹雪芹空负补天济世之志，却半生潦倒，面对混沌中度日的世人，除了借笔下人物的惊世言论抒发心中块垒，此外并无他法。对比祖辈的荣光，只能以“无能”“不肖”自嘲，在时代与个人的较量中自认失败。《西江月》的愤世批判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王梦达，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