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玉东 东方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的重要法宝。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2019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劃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明确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意义。

真理标准讨论开启思想先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十年内乱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并非易事，“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得到根本纠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和贯彻“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等重要问题。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文章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报刊全文转载，随后，又有多家省报转载，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断深入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更是踊跃参与，站到讨论的前沿。仅1978年下半年，除中央单位外，各地就这一主题召开的讨论会逾70次，报刊上发表讨论这一主题的文章逾650篇。在讨论中，思想解放的大潮滚滚向前。

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践表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奠定坚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面对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我们党和国家事业所处的艰难处境，党内党外许多同志都忧心如焚，都在积极思考如何在中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明显增强，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这一发展趋势，作出世界战争可能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为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重要依据。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1978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在思考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怎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提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速度问题，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李先念在会上就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问题作总结讲话。同时，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胡乔木提出要尊重经济规律，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主体的积极性，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

9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安排1979年、1980年的经济计划。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1978年，邓小平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于9月13日至20日视察了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天津等地，走一路讲一路，这些谈话，后来被学界称为邓小平“北方谈话”。邓小平形象地说是“到处点火”，他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他特别强调，应该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的这些重要主张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邓小平重要讲话奠定全会基调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提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讲话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基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篇讲话，被党的十五大报告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一以贯之——重读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强调“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由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思想法宝”，并指出要做到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键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学风，重点是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全会召开迎来改革开放春天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290人。

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全会还讨论了民主法制问题。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

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全会阐发了对外开放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全会郑重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这次会议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九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经济学家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的自序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对于今天和未来有用，甚至宝贵”。学者梁漱溟则认为：“真正的春天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了序幕。2018年4月10日，習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今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