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贵东

“我们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不是阶段性的对自我或他人产生的怀疑，而是从一而终的自我发问与意义创造。当然，这其中本就指向了每一位身处校园之中的教师应该如何获得良好生活的议题。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我也经常反问自己：应该保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以获得良好生活？以及如何让自己始终保有教育的热忱与活力？尤其是面对后疫情时代的诸多困惑和难题，我想，内心最为确定的答案便是重新回到“人之为人目的”的精神维度，重返现实与诗意观照的场景。

陈寅恪曾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无疑，这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最佳的精神场域，那就是我们应该以自由的思想来面对现实生活的庸扰凋敝，以独立的精神人格来抵抗未知的离散荒芜。旋即，一幅有关教师精神姿态的画卷，便已铺开在我们坚定为人师的路途之中，而成为人生最美好的点缀。

从某种意义上看，“人之为人目的”恰恰是为了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教育倾向，以此走向独立的思辨而不是陷入一种盲目的自我认知中。这里的“为人之目的”区别于康德“人之目的”的阐述，准确地说，对于教师精神姿态中的“人之目的”是在康德阐述的基础上的一种现实处理，即人是自我的目的，但同时又是自我困顿的答案。也就是说，人是目的本身，同时也是自身的方法论。这意味着教师应该保有一种“人之目的”的精神态度，不应该对“教与学”产生一种独断、专横的凌驾感，更多的应是为获得“为人目的”的求知而施教。在从教的经历之中，我经常会收获跨专业的惊喜案例，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那些在艺术学院专攻舞蹈专业与音乐专业的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艺术哲学化的思辨能力，这是我欣喜并十分愿意看到的。尽管于我而言，本硕博分别横跨文学、艺术、哲学三大学科门类，但这并不影响或限制我以跨学科的思维和视野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甚至使我能够获得有趣的学科联动与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尤其是当我得知，我所指导本科论文的舞蹈专业学生如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时，我由衷地为她祝福。她常在我的“艺术概论”课前或课后，与我聊黑格尔、莱布尼茨、克尔凯郭尔，以及萨特和波伏娃式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我刚开始的怀疑慢慢在她逻辑思维能力提高的过程中获得消解。如此，我们便有了后面将艺术门类与哲学建立联系的更多交流。实际上，她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我的教学反思，以此让我建构了自我精神思考的图谱。我想，不必抱怨当下教学的问题，在以回溯的思维寻找问题的同时，我们自然会获得社会学家项飙所言“把自己作为方法”的答案，寻找“人之为人目的”的答案，也许更为有效且充满可能性。

诚然，建立“为人之目的”的精神姿态需要借助一种外力的导向，我把这种外力称之为“重返经典现实”。那么，如何定义“重返经典现实”？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在我看来，“重返经典现实”是我对教师精神姿态始终怀有敬畏之心的原因。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经典”的解读，二是“现实”性的关怀。后疫情时代，我们周遭充斥着大量的信息，既有权威的话语表达，也有待商榷的混乱消息。当学生面对这些信息时，教师需要有一种对现实肃穆的目光来引领学生的方向。毕竟，在哲学家阿甘本所提及的生命例外状态之中，疫情为现实的思考蒙上了一层面纱，亟待教师充当瞭望塔的角色，使学生获得拨云见日的内心思索。因此，最能保有这种精神姿态的方法论来自经典阅读的日常化，也即能够通过阅读经典著作，来获得对现实认知的多重思考，而不是孤立、片面、闭塞。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梁晓声的《人世间》、麦家的《人生海海》、加缪的《鼠疫》等都是我在课堂上反复提及的经典作品。假如不了解过去，就去书中寻找历史的真相;假如不了解当下，就从经典中获得真实。当然，我也与学生共同制订了研读计划，为了让刚入校门的学生了解南昌这座红色英雄城的过去与当下，我们一起阅读了作家程维的《南昌人》。在回望过往与关注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很多学生捡拾起了诸多的家庭、宗族、社会记忆，甚至有学生回到老家后，因此而展开家族口述史的写作计划。这自然是让我一直秉持重返经典现实精神姿态的一个缘由，在其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职业的成就感，还有许多不知如何定义的惊喜与喟叹。我一直认为，在书本中可以获得对现实问题、困境的某种答案。当然，这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一个原因。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通过对经典的共读，可以实现对诸多问题的拨乱反正，从而共同成长，甚至可以尝试构建一种师生思想共同体，真正完成课上与课下个人精神姿态的多重塑造。

值得注意的是，对教师精神姿态的思考还应当体现自身的一种诗性观，或者称之为“诗意美学的观照”。对我而言，一名教师良好的精神状态首先是面对困顿的现实，始终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社会、他人的诗意态度，这与经典现实的观点并不冲突，而是循序渐进依次影响到精神姿态的路径。海德格尔在对荷尔德林诗歌进行个人化的阐释时说道：“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尽管在话语本身的层面上，海德格尔更多的是探讨时代技术异化给人带来的诸多问题，或是表达了对家园栖居的根本命题思考，然而，他为我们师者提供了一个自洽的现实可能，就是以诗意的生活方式建立属于自我的诗性观，而这意味着我们如何与学生达成“偶像文化观”的一致，如何将教与学的联结运用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中。每当大一新生入学第一学期课程结课时，我都会给每一个学生手写一封书信，这其中的话语尽管有些雷同，但免不了鼓励的言辞。如已逝去的导演胡波在其电影《大象席地而坐》里说的那般：“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其实，这些话我在课上都会提及，我并非想要学生明白话背后的真正含义，或许，对我而言，这些话也太重，需要我用生命的宽度与长度来体悟。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借此机会让他们知道，生活中真的不只有眼前的苟且，可能还有更多的没有被发现的诗意美好，而这些需要以文字、书信或者更为传统的方式去记录，去抒发，去想象，去表达。我们当下的校园中充斥着太多的喧嚣与浮躁，准确地说，很少有人向往海子写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那样的生活。甚至，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都说，当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盛行。大家都急功近利，希望可以更为快速地获得学位，获得知识，获得那些所谓的爱情。这种快餐化的文化消费观已经吞噬了今天很多学生的灵魂，他们自以为靠快而准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一切，实际上刚好相反，这无异于舍本逐末。这样的观念既丧失了对“青春美好”的定义，也丢掉了更多留存诗意的现实机缘。在我小时候，作为教师的大伯曾送给我一个有塑胶封皮的笔记本，打开封面，扉页上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忆尤深：“慢慢来，比较快。”我把这几个字当成我一路负笈求学的六字箴言，深深地镌刻于脑海之中。因此，我们确保“诗意观照的在场”的精神姿态，需要我们自身以现实的生活为导向，从而在求索问道中获得生活的真相，而不是一味地盲目求快，丧失诗性的精神姿态与生活底色。

狄更斯曾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其实，不管时代是好是坏，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构筑自身内在的精神姿态城墙，以此来抵御“觉昨是而今非”的时代慨叹，以此来发现那些被蒙尘的美好，以此来望見那头顶的星空。至少，对教师而言，我仍旧渴望纯粹，仍然愿意以“人之为人目的”的方式，重返经典现实与诗意观照的在场，试图在用自身独立且自由的思想来寻找自我的同时，溯及悠远的情怀与道统，守望教育的沃土与故地。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