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欣玮

[摘 要] 年幼儿童的健康依赖成人的照料，幼儿家长需要积极承担健康育儿职责。健康养育效能感是影响家长健康养育行为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利用自编问卷对834名幼儿家长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家长的健康养育效能感整体较高，但在健康促进和心理健康领域效能感较低，尤其是约半数的家长表示没有信心经常在孩子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潜在剖面分析发现，家长的健康养育效能感可以分为“效能感不足”“效能感一般”“效能感较高”三种类别，分别占整体样本的23%、43%和34%。差异性分析发现，中低家庭收入的家长、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工农职业和未就业家长的健康养育效能感较低，年轻家长和女性家长在部分子维度上效能感也较低。当前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促进工作应以健康促进和心理健康为主要内容，以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为重点关注对象，从物质、专业和情感三方面构建支持体系。

[关键词] 健康养育效能感;养育效能感;家庭养育

一、问题提出

“健康”（health）源于希腊语“holes”，与“整体”（whole）、“神圣”（holy）、“痊愈”（heal）同源，[1]强调身体与灵魂的原始统一。古汉语中，“健”本义指“强有力”，“康”本义为“演奏乐铃”，引申为“安乐”，[2]可见“健康”一词不仅指身体强健，还指向情绪上的良好状态。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健全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或孱弱”，[3]打破了传统生物医学健康观的单一性和消极性，体现了健康的现代意义。一方面，健康的内涵是多维的，主要包含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①另一方面，健康也是积极动态的，追求健康除了需要在消除疾病和孱弱方面不断努力，更需要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维持和促进身心健全状态。

健康是儿童幸福快乐的源泉，身体充分发展的前提，尽情游戏的动力，有效学习的保证。儿童的健康是人类生命质量得以提高的基石，[4]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强调家长是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指出家庭教育的责任包括“保证未成年人营养均衡、科学运动、睡眠充足、身心愉悦，引导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年幼儿童的健康尤为依赖成人的照料，幼儿家长需要积极承担健康育儿职责。已有研究证实，家长较高的养育效能感与儿童较少出现行为问题、更好的全面发展，[5]以及家长较高的儿童需求反应能力、[6][7]更频繁的支持型亲子互动、[8][9]较低的抑郁和压力水平[10]有关，我们有理由相信家长的健康养育效能感是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改善家长健康育儿行为、支持家长承担儿童健康第一责任人角色的重要因素。

“自我效能感”（self efficacy）最早由班杜拉（Bandura）提出，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有能力执行某项特定任务的信念，[11]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自我效能感是个体产生动机和行为的基础，人们只有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带来改变，才有动力面对困难、克服障碍、坚持到底。[12]因此，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可以界定为家长对自己有能力组织和执行健康领域育儿任务的信念。目前，关于家长养育效能感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聚焦健康领域的研究并不多。鉴于自我效能感评估需要兼顾情境性和领域特异性，[13]对养育效能感的考察并不能完全反映家长健康领域的养育效能感。例如，部分养育效能感评估工具在整体上考察家长对自身角色的胜任感、满意度，[14][15][16]不针对具体的育儿任务，然而，即使家长对履行育儿职责非常有信心，也有可能在健康领域效能感不高。另一部分養育效能感评估工具虽然针对特定的育儿任务，[17][18]也基本涉及健康领域，[19][20]但很少兼顾生理和心理健康维度，也没有完全涵盖医疗环境和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养育活动，因而无法全面和系统地考察健康养育效能感。如果能够完善健康领域的家长养育效能感评估工具，并进行实证调查，将有助于精准定位家庭健康教育指导服务的重点内容和重点人群，从而有益于国家和政府统筹规划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资源，有利于幼儿园、妇幼保健服务机构、社区等组织向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因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编制幼儿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量表，对其进行信效度检验和初步运用;基于对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整体情况的把握，进一步比较子维度和育儿主题上的家长效能感，厘清薄弱领域;利用潜在剖面分析（LPA）技术，根据家长在不同维度上的效能感水平对家长进行分类，明晰家长效能感类型和特征;通过差异性分析，了解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的人口学分布特征。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结合目的性抽样和方便抽样，在江苏省4市（南京市、苏州市、常州市、镇江市）中选取了5所幼儿园，其中2所为主城区幼儿园，2所为县级市或外围区的市区幼儿园，1所为隶属县级市的乡镇幼儿园。通过问卷星对5所幼儿园的家长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参与的家长共计1 090人次，去除选择完全一致或得分为极端异常值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34份，有效率76.5%。其中，幼儿父亲占比23.0%，母亲占比75.5%，祖辈占比1.1%，其他抚养人占比0.4%。家长背景信息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 量表编制

幼儿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量表的编制遵循哈蒂（Harty）的自我效能感测量工具设计步骤，包括选择育儿子领域、子领域操作化和度量化、确定量表响应方式三步。[21]

首先需要确定家长在健康领域的主要育儿任务。研究者前期通过Delphi法构建了幼儿家长养育健康素养指标体系，由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儿童保健领域的8位专家进行了三轮评估，达到了理想的专家共识度。其中，专家积极系数均达到80%，权威程度为0.86，指标体系均分4.66，满分率68.75%，变异系数均小于0.25，肯德尔协调系数为0.421。最终保留的指标围绕18个育儿主题展开，这些主题对应幼儿家长生理、心理两个健康维度，医疗服务和健康促进两个健康活动领域的主要育儿任务，即18个主题可以划分为生理健康医疗服务（S1）、生理健康促进（S2）、心理健康医疗服务（S3）、心理健康促进（S4）4个维度。我们在确定家长健康领域主要育儿任务时借鉴了该体系的育儿主题和框架。（见图1）

其后，子领域操作化和度量化的重点在于将各主题转化成对育儿情境的描述，我们参考了铃木（Suzuki）[22]和萨吉-汉森（Sagui Henson）[23]家长养育效能感量表的表述方式，将各主题转化为“我有信心……”的句式，例如，小儿发烧主题对应的条目为“当孩子感冒发烧，我有信心能够很好地应对”，身体锻炼主题对应的条目为“我有信心保证孩子每天运动不少于三小时”。

最后，量表的响应方式采用李克特5点式评分，1～5分分别代表从未、很少、有时、经常、总是具有信心。采用频率式而非程度式响应方式（如没有信心、有信心、非常有信心）是考虑到前者需要家长回顾日常育儿情境，根据近期实际表现作答，相对客观;而后者可能导致家长仅凭填写问卷当时对育儿情境的主观感受作答，容易受到无关因素影响。

2. 信效度检验

研究者在江苏省范围内向幼儿家长发放预测电子问卷，最终回收问卷995份，保留有效问卷739份，有效率74.3%。

项目分析部分将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总得分的前27%设为高分组，后27%设为低分组，高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条目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说明所有条目均具有良好的临界值区分力。各条目的项总计相关性为0.466～0.761，均高于0.4，表示各条目与总量表主题均具有理想的相关性。除“当孩子生病时，我有信心不擅用抗生素”（条目4），其余条目的项已删除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不大于量表整体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这表示除条目4外，其他条目均不对问卷内部一致性产生负性影响。但鉴于条目4对内部一致性的负性影响非常微弱，在其他指标上结果均理想，且涉及家长药物依从性这一重要养育健康素养，我们最终保留了该条目。

信度检验部分，经可靠性检验，量表整体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32，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08～0.888。将量表折半后，Spearman Brown系数为0.865。在初次问卷调查的两周后对30位家长进行复测，两次结果的相关系数为0.807。以上结果证明自编幼儿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效度检验部分，本量表的框架和主题所依据的幼儿家长养育健康素养指标体系是通过Delphi法对8位专家进行三轮咨询后形成的，因此量表的内容效度可以得到保证，只需对效标效度和结构效度进行检验。首先，综合考虑效标的本土适用性、研究成本等因素后，我们选择《社会支持评定量表》[24]为效标，结果显示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总分与该效标相关性为0.257（P<0.01），分量表得分与该效标相关性为0.185～0.253（P<0.01），符合家长养育效能感与社会支持之间呈弱正相关的假设，量表效标效度理想。随后，随机抽取370例样本，利用SPSS 25.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经KMO和球形检验，KMO值为0.939，球形检验显著性小于0.05，表示可以进行EFA。设定提取4个因子数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最终提取因子模型与量表原结构一致，各条目因子载荷为0.534～0.815。根据EFA结果计算出各因子的收敛效度（AVE）分别为0.47、0.44、0.54、0.48，组合信度（CR）分别为0.78、0.83、0.78、0.82，基本符合标准要求，可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CFA使用剩余369例样本，根据问卷结构设置一阶四因子模型，利用Mplus 8.3软件进行验证。由于参数满足多元正态分布，故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各指标结果基本达到模型适配标准（χ2=472.020，df=129，CFI=0.954，TLI=0.946，RMSEA=0.060，SRMR=0.039），各因子相关性为0.597～0.810。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说明该量表的效度理想。

（三）研究过程

研究者联系了5所幼儿园的园长，在充分说明问卷内容和用途后，由园长将电子问卷和问卷简介转发给班级教师，并请他们发至班级家长群，请家长自愿填写。问卷简介部分介绍了问卷调查主题、填写时长及学术用途，强调了问卷以匿名方式填写，保证不会泄露家长个人信息，以及答案没有对错好坏之分，请家长根据真实情况填写。

（四）数据处理

本研究主要使用SPSS 25.0和Mplus 8.3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SPSS 25.0主要用于对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差异性分析;Mplus 8.3主要用于LPA，探索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的潜在类别。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整体情况

幼儿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均值为4.07分（SD=0.55），表示整体上家长的健康养育效能感较高，在健康育儿任务情境中经常具有信心。但不同领域和维度上的效能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心理健康领域的效能感低于生理健康领域，健康促进领域的效能感低于健康医疗服务领域，其中，S1与S2、S3之间的差异效应量达到0.47，接近中等效应水平。这说明，整体上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得分较高，但子维度间效能感差异较大，生理健康医疗服务维度效能感最高，心理健康和健康促进领域的子维度效能感均较低。

（二）家长在不同健康主题上养育效能感情况

如表3所示，大多数主题的均分超过4分，预防接种、儿童健康体检主题得分高于4.5分，表示家长在这些主题上效能感较高。而低于4分的主题分别为情绪体验、体格生长偏离、认知效能感、视力保健、心理问题及高危因素识别、抗生素使用、心理问题早期干预，表示家长在这些主题上效能感较低。其中，情绪体验得分最低，与其他主题得分相差较大，约半数家长（50.4%）表示没有信心经常在孩子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

（三）幼儿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潜在类别

为进一步理解幼儿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的不同類型和对应特征，我们基于家长在子维度上的得分，对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进行LPA分析。LPA是潜在类别分析（LCA）中分析连续观测变量的特殊形式，是对个体在观测指标上的反应模式进行分类的方法。确定类别数目是LPA的重点，目前用于确定类别数目的指标可以分成信息指数和基于似然比的信息统计量，主要包括AIC、BIC、样本校正的BIC（aBIC）、Entropy、BLRT和LMR。[25]

依次增加潜在类别数进行LPA分析，模型检验结果见表4，AIC、BIC和aBIC随类别数的增加而减小，2～4类的Entropy值均大于0.8，2～3类的LMR的P值小于0.05，2～4类的BLRT的P值均小于0.05。综上所述，3种类别的模型指数最为理想，且各类别概率中无特别小的数值，因此可将幼儿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的潜在类别确定为3类。

依据LPA的结果绘制了3类家长和全体样本在不同健康养育维度上的效能感均分图（图2），将三种潜在类型分别命名为“效能感不足”型（C1）、“效能感一般”型（C2）、“效能感较高”型（C3），分别占整体样本的23%、43%和34%。约四分之一的家长属于C1类型，各维度得分均低于3.8分，S1得分最高，其余维度均低于3.5分，且维度间分差较大;近一半家长属于C2类型，他们与样本全体在子维度上的均分相近，但除S1外，其他维度得分均低于4分，维度间分差也较大;约三分之一的家长属于C3类型，他们不仅在子维度上效能感较高，且维度间得分接近，与其他类别子维度得分呈递减趋势不同，C3家长S4得分略高于S3。可见，仅C3家长各维度效能感均超过4分，达到理想水平，而类型占比结果显示，多数家长仍未达到这一水平。对三类家长在整体和子维度上的效能感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三种潜在类别具有异质性，该LPA分析效度较高。

（四）幼儿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的人口学差异

本研究的人口学变量涉及抚养人身份（父亲、母亲、祖辈等）、年龄、胎次、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年收入、户籍，这些人口学变量均不存在交互效应，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5。鉴于P值易受樣本容量的影响，且难以刻画差异大小，[26]而效应量能够解决P值的这些问题，本研究对差异性效应量进行了计算。

对表5中的效应量进行比较发现，整体效能感、S3和S4得分均在家庭收入变量上差异最大（？浊2=0.028～0.038），③在职业变量上差异也较大（？浊2=0.020～0.023），S4得分还在家长身份变量上具有较大差异（？浊2=0.023）。S1和S2得分均在家长身份、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年收入变量上具有一定差异效应（？浊2=0.010～0.016）。家长所属潜在类别在家庭收入、职业变量上差异效应较大（V=0.138～0.139），④在年龄、户籍、身份、受教育水平上差异效应较小（V=0.079～0.108）。总而言之，家庭收入和职业是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差异的主要人口学变量，在整体、子维度、潜在类别上的差异效应均较大。

事后比较结果见表6。首先对家长在整体和子维度上的人口学差异进行事后检验。在身份变量上，鉴于祖辈和其他抚养人的样本量较小，本研究主要比较了父亲与母亲之间的差异，其中，母亲在S4上的效能感低于父亲。在年龄变量上，30周岁以下的家长在S1上低于30～34周岁的家长，25周岁以下的家长在S4上低于40周岁以上的家长。在受教育水平变量上，初中学历的家长在整体和子维度上的效能感均低于本科学历家长，在整体和生理健康领域的效能感均低于大专学历家长，而高中/职高/中专学历的家长相比初中学历家长在S1上更有优势，但在S3上与小学、初中家长均低于本科学历家长。在职业变量上关系较为复杂，但农民、工人和未就业的家长效能感相对低，自由职业或个体户、教师的效能感相对高。家庭收入变量上，低家庭收入（年收入小于6万元）家长的健康养育效能感在整体和子维度上均低于高家庭收入（年收入高于28万元）家长，在心理健康方面，中等偏下家庭收入（年收入6～10万元）家长的健康养育效能感均低于中等及以上家庭收入（年收入11～15万元和16～28万元）家长。⑤

对家长潜在类别的人口学变量分布差异进行事后比较发现，“效能感不足”型家长中，30～34周岁家长占比显著小于35～39周岁家长;本科学历家长占比显著小于小学和初中学历家长;自由职业或个体户占比显著小于工人，医护人员占比显著小于农民、工人、其他事业单位家长;中等家庭收入及以上的家长占比显著小于低家庭收入家长，中等家庭收入以上的家长占比显著小于中等偏下收入的家长;本地城市和农村户籍的家长占比显著小于外地户籍家长。“效能感一般”型家长中，35～39周岁家长占比显著小于30～34周岁家长;小学学历家长占比显著小于本科学历家长;自由职业或个体户占比显著小于医护人员、其他企业人员，工人占比显著小于其他企业人员;低家庭收入家长占比显著小于中等偏下和中等偏上收入家长，高家庭收入家长占比显著小于中等偏上收入家长;外地户籍家长占比显著小于本地农村户籍家长。“效能感较高”型家长中，农民、工人、未就业、其他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占比均显著小于自由职业或个体户，其他企业人员占比显著小于教师;高家庭收入家长占比显著大于其他家庭收入组。

四、讨论

（一）家长在健康促进和心理健康领域效能感较弱

本研究中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均分为4.07分，与国内已有家长养育效能感调查中健康相关维度得分较为接近，[27]说明我国家长的健康养育效能感尚可。但本研究还发现领域和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健康促进和心理健康领域得分显著低于医疗服务和生理健康领域，生理健康医疗服务维度则呈现出“一枝独秀”之势，与其他子维度的差异接近中等效应水平。这可能是因为生理健康医疗服务方面的育儿任务相对容易操作，症状易发现，经验易习得，因此家长感知到的任务难度较小，效能感较高。而心理健康和健康促进领域的育儿任务则要求家长长期坚持、细微体察、灵活变通，于家长而言任务难度较大，故效能感较低。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过半数家长认为自己不能经常在孩子面前控制情绪。研究者针对这一现象访谈了部分家长，他们基本都认可在孩子面前保持情绪稳定的必要性，但有些家长表示较大的工作和育儿压力容易导致情绪不稳定，也有家长认为在孩子犯错时，朝孩子“发火”是必要且有效的教育方式。这反映出幼儿家长还需不断提高情绪调节、亲子互动的能力。

（二）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存在三种潜在类别

本研究利用LPA技术，发现家长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效能感类型，分别为“效能感不足”（23%）、“效能感一般”（43%）和“效能感较高”（34%）型。“效能感不足”型的家长在子维度上得分均低于3.8分，意味着他们面对健康养育任务时并不“经常”有信心，特别是在S2、S3和S4上得分均低于3.5分，仅达到“有时”有信心的水平。“效能感一般”型家长在子维度上得分与样本全体较为接近，但除了S1，其他维度均低于4分，未达到“经常”有信心的水平。“效能感较高”型家长在子维度上得分均高于4.5分，意味着他们达到了“经常”有信心的水平，且维度间分差较小。

三種潜在类型折线之间没有交叉，“效能感不足”型家长在子维度上得分均处于三类家长的最低值，“效能感一般”型家长子维度得分均处于中间值，“效能感较高”型家长子维度得分均处于最高值，这表示家长在某一维度效能感较弱时，其他维度效能感也相对较弱，维度间存在一定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可能是由于子维度共同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如孩子的健康情况、家长感知到的社会支持[28]等。

（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也较低

本研究发现职业和家庭收入是影响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差异最主要的人口学变量，受教育水平是导致家长效能感类型分布差异的重要变量。

家庭收入变量上，中等水平以下的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低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家长，后者在“效能感不足”类型中占比也较小，已有研究也证实家长养育效能感与收入有关。[29]这可能是因为维持和促进幼儿健康需要提供丰富的营养、安全卫生而稳定的环境、充足有质量的陪伴等，而年收入低于中等水平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生计压力，较难确保孩子获得相应的生活条件，因此面临更多的健康养育障碍。这一发现启示我们可以通过育儿补贴、营养餐补助、家庭环境改造等途径，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提供育儿专项资助，以减轻家长的育儿压力，提高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

职业变量也是影响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的主要人口学差异变量之一，在整体和子维度上，教师、医护人员、自由职业或个体户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往往显著高于其他家长，而农民、工人和未就业家长的健康养育效能感往往显著低于其他家长。教师和医护人员的健康养育效能感较高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健康育儿方面具有一定专业性。博塔（Botha）等人发现失业或仅兼职的母亲比有全职工作的母亲养育效能感高，[30]而本研究中未就业的家长效能感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博塔等人未分别统计失业和兼职家长，虽然他们具有育儿时间比全职家长更自由和充足的共同点，但也存在有无收入的重要差异。据此推断自由职业或个体户家长效能感较高可能是由于他们在收入与时间两方面上的综合优势，与农民、工人、未就业家长相比，他们具有更好的经济收入，与教师、医护人员以外的全职家长相比，他们的时间相对自由灵活，有利于平衡工作与育儿事务。

虽然在量表整体和子维度上，不同学历的家长差异不显著，但仍达到了小效应水平，且在所属潜在类别上差异显著，因此，受教育水平也可以作为较为重要的人口学变量。其中，本科学历的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较高，在“效能感不足”类型中占比较低，在整体和子维度上显著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有研究者曾提出，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可能更乐于获取育儿知识，也有可能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对自己的养育能力更有信心。[31]可见，高等教育可能通过影响家长学习态度、社会支持获取等途径，最终实现提高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的目的。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家庭年收入低于中等水平的家长、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工农职业和未就业的家长效能感较弱，鉴于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往往作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可知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较弱。

（四）年轻家长和女性家长在部分子维度上效能感较低

职业、家庭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家长整体健康养育效能感差异的主要人口学变量，还有部分人口学差异仅体现在某些子维度上。

首先是家长的身份，结果显示，父亲在心理健康促进维度的养育效能感显著高于母亲，而其他研究中母亲的养育效能感往往高于父亲，[32][33]这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有学者发现家人的支持能够有效预测母亲的养育效能感，而日本母亲由于从配偶处得到的支持较少，养育效能感低于美国母亲。[34]我国家庭的育儿文化虽然已逐步向夫妻共育转向，但通常来说，母亲仍被要求比父亲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得到的家人的支持较少。例如，当母亲辛苦育儿时，家人容易视之为理所应当，而当父亲参与育儿时，容易受到更多的赞扬和鼓励。另外，有研究发现父母—祖父母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提高家长养育效能感，[35]在我国父母—祖父母同住的家庭模式中，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较大，而男方父母往往与幼儿父亲关系更加和谐，这也有可能促进了父亲的养育效能感。父母亲之间的差异仅仅体现在心理健康促进维度可能是因为家人的支持和相互关系对家长的情绪有直接的影响，而相较于其他维度，心理健康促进维度与家长的情绪健康更为相关。

其次，家长生理健康医疗服务维度的养育效能感在年龄变量上差异显著，其中30～34周岁的家长效能感高于30周岁以下的家长，25周岁以下家长效能感最低。分条目检验后发现家长的年龄差异主要体现在小儿发烧主题上，这可能是因为年轻家长身体不适时往往还依赖父母的照顾，缺少独立应对的经验，因而在应对幼儿生病的状况时感知到更多困难，效能感较低。

（五）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研究以幼儿园为单位向家长发放电子问卷，虽然前期已考虑到幼儿园在城乡方面的地域代表性，但由于人力、物力有限，仅联系了南京市、苏州市、常州市、镇江市的幼儿园，这导致样本对江苏省家长的代表性有限。另外，通过家长人口学背景信息调查发现，受调查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以中等及偏下水平为主，这可能是所选园所间差异性不足导致的。今后可以进一步联系江苏省其他城市、家长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幼儿园开展调查，以改善样本代表性问题。

五、建议

（一）以健康促进和心理健康为主要指导内容

根据研究结果，家长在生理健康促进、心理健康医疗服务和心理健康促进维度的养育效能感较低，生理健康医疗服务维度的养育效能感较高，这证明家长在心理健康和健康促进领域的育儿信心较为不足，需要重点支持。因此我们建议幼儿园、医院或社区将健康促进和心理健康领域作为家庭健康教育指导服务的重点，尤其关注情绪体验、抗生素使用、视力保健、体格生长偏离、认知效能感、心理问题及高危因素的识别、心理问题早期干预等健康养育主题。家长在这些维度上效能感较低可能是因为这些方面的育儿知识理解难度大、操作复杂，因此在家庭健康教育指导服务中应尽量提供家长易理解的信息，采用问题导向的方式，保证专业人员与家长能够定期沟通，提高家长解决实际养育问题的能力。

（二）以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为重点关注对象

本研究发现在健康养育效能感上，家长可以分为“效能感不足”“效能感一般”和“效能感较高”三种类型，在提供家庭健康教育指导服务前，可以通过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评估，了解家长所属类型并提供相应力度的支持，合理调配资源。对于“效能感不足”型家长，四个维度上的养育效能感均需加强;对于“效能感一般”型家长，心理健康和健康促进领域是促进重点。另外，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家庭年收入低于中等水平的家长，职业为农民、工人和未就业的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较低，这启示我们重点关注这些家长群体，以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幼儿园、社区则应尽早尽快采取措施提高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积极开展家庭健康教育指导服务工作。

（三）从物质、专业和情感三方面构建支持体系

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较低的原因可能与健康育儿的物质条件、科学方法、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不足有关，因此，促进家长健康养育效能感可以从提供物质支持、专业支持和情感支持三方面着手，构建综合支持体系。物质支持可以包括财政育儿补助、硬件设施改善等，通过评估低收入家庭的健康育儿条件，如家庭环境卫生、膳食营养、医疗和教育的可负担性，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专业支持可以通过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对国家支持和社会协同的要求，结合健康养育效能感的重点领域、维度和主题开展专业服务。情感支持既可以通过专业人员直接向家长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如完善家长心理健康评估机制、提供家长心理咨询便捷渠道，也可以通过构建对家长友好的社会文化，倡导家庭成员、用人单位等为家长育儿提供更多支持，如打造相互接纳、理解、支持、分工合作的家庭育儿文化，指导家庭成员共同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家长平衡工作与育儿事务提供制度保障。

注释：

①社会健康因为存在歧义曾引起学界讨论。本研究所讨论的健康主要指个体健康，因此社会健康可以作为社会适应良好而被纳入心理健康层面。社会健康也可理解为社会环境的良好，但这一含义指向个体健康的外部条件，非本研究的探讨重点。

②t檢验一般使用Cohens d作为效应量，当d为0.20～0.49，属于小效应;d为0.50～0.79，属于中等效应;当d≥0.80，属于大效应。

③方差分析一般以η2为效应量， 当η2为0.010～0.058为小效应;当η2为0.059～0.137为中效应;当η2≥0.138为大效应。

④两水平以上的卡方检验一般以Cramér V为效应量，当V为0.10/～0.29/，属于小效应;当V为0.30/～0.49/，属于中效应;当V≥0.50/，属于大效应。其中，q为行列数最小值，本研究中q取3。

⑤家庭收入等级包括五个等级，分别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所对应的收入范围是研究者根据2016年和2020年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五等份分组、家庭平均劳动人口换算得出。

参考文献：

[1]钟启泉.“整体教育”思潮的基本观点[J].全球教育展望，2001，30（9）：11-18.

[2]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76.

[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EB/OL].（1948-04-07）[2021-11-13].https：//www.afro.who.int/publications/constitu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4]顾荣芳.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17-19.

[5]ALBANESE A M， RUSSO G R， GELLER P A. The role of parental self efficacy in parent and child well 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ssociated outcomes[J].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2019，45（3）：333-363.

[6]DONOVAN W L， LEAVITT L A， WALSH R O. Cognitive set and coping strategy affect mothers sensitivity to infant cries： a signal detection approach[J]. Child Development，1997，68（5）：760-772.

[7]UNGER D G， WANDERSMAN L P. Social support and adolescent mothers： action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o theory and applic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85，41（1）：29-45.

[8]李曉巍，刘倩倩.教养效能与父母参与的相互作用关系：一项追踪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9（02）：74-83.

[9]DUMKA L E， GONZALES N A， WHEELER L A， et al.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over time in Mexican American families[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2010，24（5）：522-531.

[10][21]HARTY M. The validation of a task specific measure of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for use with mothers of young children[D]. Hatfield： University of Pretoria，2009：16，35-38.

[11]BANDURA A. Self 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84（2）：191.

[12]BANDURA A. Health promotion by social cognitive means[J].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2004，31（2）：143-164.

[13]BRYANTON J， GAGNON A J， HATEM M， et al. Predictors of early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Nursing research，2008，57（4）：252-259.

[14]JOHNSTON C， MASH E J. A measure of parenting satisfaction and efficacy[J].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1989，18（2）：167-175.

[15]MORAN T E， POLANIN J R， EVENSON A L， et al.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assessment of parenting tool： a task and domain level measure of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for parents of infants from birth to 24 months of age[J].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2016，37（3）：222-234.

[16]ANZMAN FRASCA S， STIFTER C A， PAUL I M， et al. Infant temperament and maternal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predict child weight outcomes[J].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2013，36（4）： 494-497.

[17]BOIVIN M， PRUSSE D， DIONNE G， et al. The genetic environmental etiology of parentsperceptions and self assessed behaviours toward their 5 month old infants in a large twin and singleton sample[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005，46（6）：612-630.

[18]SEVIGNY P R， LOUTZENHISER L. Predictors of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in mothers and fathers of toddlers[J].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2010，36（2）：179-189.

[19]COLEMAN P K， KARRAKER K H.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among mothers of school age children：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correlates[J]. Family relations，2000，49（1）：13-24.

[20]HOLLOWAY S D， CAMPBELL E J， NAGASE A， et al.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mediators or moderators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rens academic competence in Japan and Korea？[J].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2016，13（3）：258-272.

[22][34]SUZUKI S， HOLLOWAY S D， YAMAMOTO Y， et al.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9，30（11）：1505-1526.

[23]SAGUI HENSON S J， ARMSTRONG L M， MITCHELL A D， et al.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on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and Child Diet[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20，29（8）：2290-2302.

[24]汪向東.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3：127-131.

[25]王孟成，毕向阳.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进阶篇）[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5-13.

[26]王光明，李健，张京顺.教育实证研究中的p值使用：问题、思考与建议[J].教育科学研究，2018（02）：59-65.

[27]刘婷，王诗尧，张明红.父母养育效能感与家庭教养活动参与对婴幼儿认知发展的影响：基于流动与非流动家庭的对比研究[J].学前教育研究，2018（07）：26-37.

[28]GUIMOND A B， WILCOX M J， LAMOREY S G. The early intervention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Scale （EIPSES） scale construction and initial psychometric evidence[J]. Journal of early intervention，2008，30（4）：295-320.

[29]FANG Y， BOELENS M， WINDHORST D A，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a systematic review[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2021，77（6）：2641-2661.

[30]BOTHA E， HELMINEN M， KAUNONEN M， et al. Mothers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satisfaction and perceptions of their infants during the first days postpartum[J]. Midwifery，2020（88）：1-9.

[31]SEO S J. A study of Korean working mothers with infant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2006，176（5）：479-492.

[32]SALONEN A H， KAUNONEN M， STEDT KURKI P， et al.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after childbirth[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2009，65（11）：2324-2336.

[33]GORDO L， OLIVER ROIG A， MART NEZ PAMPLIEGA A， et al. Parental perception of child vulnerability and parental competence： the role of postnatal depression and parental stress in fathers and mothers[J]. PloS one，2018，13（8）：1-13.

[35]LI X， LIU Y. Parent grandparent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maternal parenting self efficacy， and young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nese urban families[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2019， 28（4）：1145-1153.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Health related Parenting Efficacy of Preschoolers Parents

XIAO Xinwe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Abstract： Parents health related parenting behaviors， affected by their health related parenting efficacy， are related to childrens health and all round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a self 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834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parents overall health related parenting efficacy was moderately high， while low in terms of health fields such as health promotion and mental health.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types of health related parenting efficacy， namely the “low efficacy” （23%）， “average efficacy” （43%） and “high efficacy” （34%）.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parents without high household income or education level or occupation position had lower efficacy， and younger and female parents had lower efficacy in partial subdimension as well. Its suggested that health promotion and mental health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the promotion work. Meanwhil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parents with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 support system focusing on material， profession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should be built.

Key words： health related parenting efficacy， parenting efficacy， child care of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