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朝晖

钱文极（1916—2006），原名钱景伊，江苏省太仓县（今太仓市）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钱文极从事通信设备的设计、制造与领导工作，是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总设计师。他长期从事通信机研制和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的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红旗一号、红旗二号等研制任务，对我国通信技术、电子技术、导弹技术、计算机应用事业的发展和相应的技术基础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儿时悠悠成绩佳

钱文极出生在江苏省太仓县牌楼乡。太仓位于长江口南岸，这里自古文风昌盛、经济繁荣。钱家祖辈是当地名门大户。钱文极的祖父钱守卿，是颇有威望的老乡董;祖母顾氏，贤淑能干，勤俭持家。到他的父亲钱汉平一辈时家境日渐发达。钱汉平夫妇教子有方，先后将三个儿子钱景仁、钱文极（当时叫“钱景伊”）和钱景伟送入乡里最好的学校读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相继占领东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上海。钱文极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深切感受到国家遭受侵略的屈辱。

初中时，钱文极就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加之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因此萌生了科学救国的朴素思想。也是在那时，堂叔买的一台德国进口的三灯收音机，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32年夏天到上海考高中时，钱文极专门到书店，购买了一些关于矿石收音机的基础书，开始自学。

进入高中后，钱文极就开始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了。一开始，他和几个同样爱好无线电的同学王辅民（任第四机械工业部772厂总工程师）、王叔皓（后更名为王立，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一起，大家共同出钱，一起购买零件、仪器和书籍，学习组装。当时的同济附中在吴淞镇附近，他们利用矿石收音机可以接收到从上海发送来的音乐。1935年，钱文极和王辅民等人看到美国的一本杂志上，有一篇讲述制作五公尺超短波发话机的文章，便按照原理图自己设计制作了两台收发话机。在宝山县附近的一片空地上，他们开始了首次野外试验。第一次试验就取得了成功，这令钱文极对无线电技术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令钱文极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学到的无线电知识，竟然为他一生从事的革命事业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高中时期的钱文极已经开始思考社会问题，那时他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极为不满。至于怎样救国，怎样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怎样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那时他并不能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些问题并没有找到答案。

在高中毕业纪念册上，钱文极这样写道：我无所知，亦无所得。这也许就是他努力求索而未果的注解吧。

大学国难弃学业

1936年，钱文极直接升入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读书。

新入校大学生的第一年主要是工作实习。上午在实习工厂做工，学习手艺;下午上体育课、公民课，或是英语课。钱文极勤奋刻苦，非常自律，除上課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

1937年上半年读完大学一年级后，钱文极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上海市大学生军训，时间有一个多月。期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军训结束后返回学校，钱文极继续钻研无线电，他和王辅民制作了一台40米的业余波段发射机，电台呼号为 XU8TC，成功联通了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几个电台，这让他非常兴奋。

与此同时，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1937年8月初，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当机立断，部署学校向上海市区公共租界搬迁。至8月12日，全校师生及物资撤离吴淞迁入市区。9月1日，日军轰炸了位于吴淞的国立同济大学，经营近30年的同济大学校舍被夷为平地。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同济大学决定迁往浙江金华。

就在钱文极回到太仓牌楼乡家中的第二天，“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他的家乡离上海仅50公里，上海战事的发展对家乡影响很大。父亲担心他的安全，不让他出去，在家无事可做，钱文极内心焦虑不安，他便向父亲提出要回学校去。父亲认为浙江方向相对安全，便同意了。

11月初，钱文极乘小船到达苏州，因苏嘉铁路已被炸断，他便沿着运河向嘉兴徒步前行，几经周折才到了金华，回到学校。

在这种紧张动乱的时局下，有同学在《东南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武昌无线电短期训练班”的招生广告，广告声称这是一个战时无线电训练班，参加短期训练即可被派往前线部队。看了广告后，同学们开始酝酿着去训练班的事。钱文极很快就决定去参加这个训练班。他觉得在国家的危难关头，不能再坐在教室里读书了，“正值青春，不去为保卫祖国而战，更待何时！”怀着这样的信念，钱文极下决心放弃文凭，投身抗日。

1937年11月30日晚，在金华火车站，列车即将驶离站台。钱文极等10名学生登上火车。他们是同济大学金华校区第一批自愿放弃大学学业、参加抗战的学生。很多同学来到车站送行，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就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心怀救民族于危难的满腔热忱，义无反顾地走出校门。

为了能够统一行动，大家推选钱文极担任领队。在金华上车后，车内几乎无立足之地，钱文极从车窗爬到车外，在车顶上躺了一夜。一路上交通既拥挤又混乱，他带领大家由金华到南昌，再换车到九江，在九江换乘轮船，12月5日到达汉口，次日他们便前往武昌去训练班报到。

训练班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见了上级要立正，说话要先喊报告，这让一路风尘仆仆赶来参战的年轻人很不理解。国家和民族已危在旦夕，为什么还在这里固守形式、拘于礼节？尤其他们是过惯自由生活的青年学生，这种约束与他们迫切的报国之心相抵触。反感的情绪引发了他们对训练班的猜疑，毕业后去什么地方工作？大家开始四处打听。

当时训练班还没有开课，报到的学员连他们一共20多人，工作人员也不多。对于他们的打探，工作人员要么含糊其词，要么避而不答。这让他们对训练班的办学目的产生了疑问：这是一个战时训练班吗？会不会是特务训练机构？大家心里既不安又害怕，知道一旦进入这样的机构便很难脱身。冷静下来后一商量，同学们一致决定离开这里。他们开始积极准备，主要是将带进训练班的随身物品转移出去。两三天后，趁着天黑，同学们冒充刚搬进训练班院子里的医院工作人员，三三两两分批混出门岗，成功实施了逃离计划。

在训练班前后不到10天时间，却让钱文极深受打击。回想离开学校不过半个月，但这半个月的经历给他的思想带来的影响是持久的。当时他们认识不到也做不到去调查清楚训练班的性质，只是直觉告诉他们青年学生纯洁的爱国热情被利用了。想到刚跨出校门第一步就险入火坑贻误一生，心中的愤恨难以平复。钱文极不再犹豫，决定去延安找中国共产党。

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并且再也没有动摇过。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钱文极不无感慨，进入训练班看起来是个挫折，但也是件好事，坚定了他走向革命的决心。

12月底，钱文极和任有性返回武汉，经一位同学的姐夫介绍，他们联系上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当时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任中央代表。钱文极拿到了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让他们到陕甘宁边区参加安吴青年培训班。1938年1月10日，钱文极等四位同学离开武汉，奔赴安吴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抗战需要，中共中央在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筹建青年训练班，主要目的是培养青年干部，发展抗日力量。许多青年怀揣革命理想奔赴延安抗日，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转赴安吳堡青训班。

青训班的集体生活紧张，条件十分艰苦，每天主要是上课或开会。上课时，学员们席地而坐，用膝盖当桌子。晚上就寝时，学员们相互紧挨着打地铺。吃饭时，学员们只能蹲在院子里。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宾，副主任是胡乔木。胡乔木亲自为青训班班歌创作歌词，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谱曲。“烈火似的冤仇积在我们心口，同胞们的血泪在交流，英雄的儿女在怒吼”，慷慨激昂的班歌在青训班广为传唱，鼓舞着每一位青训班学员。

对于来自上海且家境较好的钱文极来说，尽管生活和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他很快便适应了新的环境。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自己当时的心情：“我的情绪非常高涨、兴奋、热烈！因为我是来打日本、保卫祖国的！是为了革命的！要革命就应该不怕艰苦。这里到处是革命歌声嘹亮，这里到处充满着团结友爱，我仿佛变了一个人。”

青训班结束后，钱文极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听到这个消息，他兴奋得一夜未睡，因为就要去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了！

研制电台立战功

1938年9月，钱文极到中央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工作，担任业务指导员。从这时起，他将自己的名字“钱景伊”改为钱文极。

当时材料厂唯一的工程师是罗沛霖（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任信息产业部高级工程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要创始人），负责材料厂的技术和生产工作。钱文极是技术员，主要从事军用通信机的生产制作工作，参与设计了一批小型收发报机，并投入小批量生产，装备了我军领导指挥机关的通信设备。

当时的电台有2瓦、5瓦、7.5瓦、15瓦发报机，线路用的是哈特莱式，收报机主要是三灯再生式，也生产过一些四灯的，工作方式是每人独立操作装配一架机器。从事装配生产的人员多为早年红军部队中的电台报务人员，他们在工作中摸索掌握了一些无线电知识，动手能力强，可以自装自修电台。然而，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电台一人一个样，质量也不可靠，钱文极发现问题后，组织大家对生产方式进行了优化。

在材料厂的那段时间，每天工作之余，钱文极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钻研无线电技术。当时只能借到几本英文书籍，由于在大学期间他学习的是德语，为了读懂这些英文版的无线电书籍，钱文极下功夫学习英语，半年多后，他基本可以看懂英文版无线电专业的书籍了。

1940年，为了加大新华通讯社的功率，延安通信材料厂开始制造500瓦发报机。钱文极积极协助陆亘一参与了发报机的制造工作。这两套机器的零器件，除电子管、固定电容器、电流表外，其他都是自制的。这台发报机成为新华通讯社最早使用的大功率发报机。对钱文极来说，这是自己参与设计和装配的功率最大的发报机。

1942年，在这台500瓦发报机装配基本完成时，钱文极接到调令，到通信学校工作。

1942年11月，钱文极到通信学校任教，担任电学教员组组长和学校实验室主任。

1945年9月，钱文极被调往太行山区晋冀鲁豫军区工作。

此时钱文极的妻子张峻已有8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两人分开后生活多有不便，张峻坚持与钱文极一起前往太行山区。为方便出行，钱文极向组织借了一些钱，买了一只小毛驴作为交通工具。离开延安时，钱文极整理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用一只破了洞的皮箱装好，还带了一条被子，白天行军时当垫子，晚上宿营时就当铺盖。

就这样，钱文极牵着毛驴，妻子骑在毛驴上，随一支20多人的队伍开始向太行山区出发，一个多月后，到达山西省黎城县麻田镇看后村。

刚安顿下来，妻子即将临产，便住进八路军白求恩医院。那一年的冬季特别寒冷，大雪纷飞。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出生地桐峪村属于左权县，故起名左生，以资纪念。

1945年10月，在晋东南长治的上党地区，晋冀鲁豫军区战事正紧，钱文极来到八路军总部三科材料股工作。在我军通信装备与器材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他组织机务人员把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破损装备和通信器材，修理改装成多种型号的电台，及时保证了战争需要。特别是在上党战役中，通信器材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此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1个挺进纵队，歼敌3.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谈判斗争，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6 年 2 月，晋冀鲁豫军区组建了通信分局，钱文极任分局二处装配科科长，主要负责装配各种无线电军用机。邯郸战役后，司令部的领导机关迁往邯郸。通信分局装配科从太行山的山沟里搬出，迁往峰峰矿区。矿区地理位置好，紧挨着河北平原，同时有发电厂等比较好的工业条件，便于开展生产，为通信器材改装工作提供了更好的保障条件。

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国民党又集中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按照中央部署，通信分局二处再次转移到太行山区，驻扎在涉县的沙河村。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抢占北方广大日占区，用空运的办法调动军队，派飞机运送两套美国的军用物资导航台，其中包括动力、汽油发电机、备用零部件等。飞机飞过黄河时天已黑了，飞行员看到一片灯火，误以为到了新乡，就下降着陆，哪知这里不是新乡，而是焦作，是解放区。就这样，国民党军队给解放区送上了两部全新的电台导航台。

钱文极到达太行山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筹建邯郸广播电台。他主要负责电台的改装和调试工作。由于导航台的波长特别长，不适合做广播用，必须进行改装。按当时的计划，一部改装为短波，一部改装为中波，除了高频部分需要改装外，还要增加语言的调幅部分，工作量非常大。

在无任何技术资料且零配件短缺的情况下，王士光、钱文极和技术人员一起，利用缴获来的敌人飞机上的旧通信装备，进行设计、分解和组装，经过反复试验，1946年5月，两台机器改装完毕，调制工作基本完成。

1947年3月，钱文极带领技术人员改装的大功率语言广播机及时接替了陕北延安的广播任务。9月初，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始工作，成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暂停播音后的重要接力站，保证了党中央的声音在空中不会中断，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瓦解敌军、鼓舞军民的巨大作用。

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后，听到陕北广播电台还在播音，十分惊讶，特调用美国的测向机专门寻找这个电台，但始终未能找到。胡宗南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电台在太行山里！

邯郸广播电台的成功组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钱文极荣立战功。

電信领域展才华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打响，解放战争形势一片大好。上级决定把接收太原的全部人马调到天津，做好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钱文极随部队由榆次转赴天津。钱文极随身带了一台小收音机，每晚宿营时打开收听前方战况。那时正是淮海战役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候，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钱文极和同志们很受鼓舞。一路上，他组织队伍急速行军，只用10天的时间便赶到了目的地。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第二天，道路上随处可以看到用白粉笔画的圆圈，标注出有地雷的位置。钱文极等人从天津西郊进入市区，正式开始了接管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钱文极到上海出差，主要为公司收购电工原材料。当时钱文极的哥哥钱景仁、弟弟钱景伟都在上海。他们先后从同济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工作。到上海后，钱文极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兄弟三人久别重逢，相拥而泣，相互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钱文极抽出时间和弟弟一起回了一趟老家，见到了久别的父母。父母看到突然回来的儿子，非常激动。村里的乡亲们见到村中小道上身穿军装、脚步匆匆的人原来是钱家老二，也都非常欣喜。此次回家是钱文极参加革命十几年后的第一次，也是父母健在时的最后一次。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钱文极接到命令回京参加开国大典。在观礼台上，钱文极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泪水夺眶而出，模糊了双眼。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50年2月，钱文极奉命离开天津火速赶往北京集结，经武汉乘船到达重庆。作为军队通信系统代表，钱文极主要参与无线电工厂和电信物资接管工作。有了此前天津接管工作的经验，钱文极在重庆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管工作。

1952年年底，我军在朝鲜召开志愿军司令部组织的通信工作会议。钱文极带队参加，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到战争前线去。

在朝鲜战场上，无线电通信是志愿军的主要通信手段。通信工作会议召开时，正是上甘岭战役最紧张的时候。会议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通信工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通信工作保障朝鲜战场作战的具体措施。一周后，会议结束，钱文极回到北京。

此次亲临朝鲜战场，钱文极深刻感受到我军的通信技术和装备必须不断突破，这是战场上官兵生命的保障，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保障。

投身导弹研制领域

1957年5月，中国无线电工业考察团访问苏联，刘寅（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事业和国家电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任团长，钱文极作为无线电技术专家随同考察。

此次出访是学习苏联无线电工业建设经验的极好机会，钱文极提前做了充分准备，反复修改和确认工作安排，希望通过此次全面考察和学习，为我国无线电工业发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日程安排十分紧张，白天参观，晚上讨论，整理材料，梳理问题，钱文极感到收获很多。在工作即将结束时，代表团得到国内指示，暂留莫斯科，主要成员加入即将赴苏的聂荣臻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钱文极奉命留在苏联，继续参加中苏国防新技术合作谈判。

20世纪50年代，导弹事业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1956年4月，国家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工委前身），聂荣臻任主任，王诤、钱学森等被遴选为委员。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组建了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国防部五院）。国防部五院的核心任务是全力研制导弹，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

1957年11月，钱文极从苏联回国后便接到命令，到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工作。对于钱文极而言，从1938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时就一直在军队通信系统工作，到1957年11月，已有将近20年的时间。至此，他离开通信系统进入全新的导弹研制领域。

1959年5月，国防部五院政委刘有光带领一分院、二分院的专家赴苏联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是“8109”工程建设。

“8109”工程包括苏联帮助进行初步设计的工业项目和我国自行设计的部分工业项目与全部民用项目。苏联帮助进行初步设计的工业项目，关系到我国导弹事业中控制、无线电、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事关重大。

在“8109”工程的扩大初步设计期间，钱文极代表二分院去莫斯科与苏联无线电工业部第六设计院谈判“8109”工程的设备分交方案，协调落实苏联专家对五号厂房进行设计、完成设备和图纸分交、组织购置物资等工作。钱文极思路条理清晰，做事非常认真，原则性很强，特别是对工程质量严格要求，不允许有任何偏差。作为工程的负责人，钱文极对图书馆楼建设十分关心。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几乎每天都来图书馆看一看，了解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协调解决。

图书馆建成后，钱文极专程陪同钱学森到图书馆参观。钱学森和钱文极边走边聊，还不时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交谈，询问书籍资料的使用情况，给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第一代导弹总师

从1958年3月开始，美蒋高空侦察飞行队频繁飞临我国内地进行高空侦察，侦察目标主要是我国大陆西部的核工业基地、核试验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美国生产的U-2高空侦察机，专门配置了用于高空侦察的B型照相机，可以较为清晰地捕捉情报和拍照留存。每隔一段时间，U-2高空侦察机就会从大陆南部入境，绕经西北，再返回台湾。仅1962年上半年，U-2高空侦察机就对大陆纵深地区进行了十余次的侦察。

为了逃脱我地空导弹部队的打击，U-2高空侦察机接受RB-57D高空侦察机遭我地空导弹部队重创的教训，不断变换飞行路线和飞行高度，使我军仅有的三个地空导弹营很难捕捉到战机。中央军委及空军领导对高射炮和歼击机都无能为力的局面十分焦急，能对付U-2侦察机的武器只有从苏联引进的地空导弹。

1958年11月，一个寒冷的冬夜，由苏联方向开来的一列火车驶进满洲里火车站，车上装的是提供给我国的萨姆-2导弹中的第一套。

导弹运抵北京后，中苏双方在长辛店进行了交接签字仪式。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决定，在引进苏联萨姆-2的基础上，一方面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仿制生产，研制我国第一代中高空地空导弹。

“543”导弹系统即苏联萨姆-2地空导弹的仿制代号。从1958年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在仿制苏联援助的“543”型地空导弹基础上艰难起步。

1959年，“543”导弹系统资料陆续到达。1960年上半年，苏联专家先后到齐，资料翻译工作全面展开。国防部五院的技术人员有的翻译资料、消化吸收资料内容，有的深入工厂参观实践。

1960年6月，正当仿制工作刚刚全面展开时，苏方突然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此时，我国国民经济下滑、物资匮乏，科技人员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很多人患上了浮肿病，有的还患上了夜盲症。“543”仿制工作被迫處于半停顿状态。

面对困境，聂荣臻指出，“要发挥中国专家的积极性，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把‘543仿制出来”。对于苏方的背信弃义，二分院科研人员非常气愤，下决心自行设计地空导弹。

为加强“543”仿制工作，1960年5月，国防部五院下发文件，任命钱文极为“543”总设计师，徐馨伯为“543”副总设计师，陈怀瑾为“543”弹体主任设计师。

1960年9月19日，红旗一号型号设计委员会成立，钱文极任主任委员。

红旗一号、红旗二号研制成功

1962年5月，国防部五院任命钱文极为国防部五院地空导弹总设计师，负责地空导弹。至此，中国导弹事业有了总设计师制度。

为了加强设计师队伍建设，国防部五院设立了地空导弹总设计师办公室。钱文极搬到国防部五院办公，领导一、二分院1100多人，参加各工业部门的仿制工作，参与仿制的人员绝大部分是大学毕业来院不久的大学生。钱文极记忆力极强，很少在工作笔记本上记录，各项工作全然记在脑子里，无论是布置安排，还是落实检查，从来都是条理清晰，全面准确，让与他共事的同事们都非常佩服，这也成为钱文极独特的工作方式。

1964年，“543”正式定名为红旗一号。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努力，各厂产品陆续出厂，运往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做分系统试验。至秋天，仿制“543”型地空导弹的全型号武器系统实弹试验一次成功，并通过了生产定型。1964年12月，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批准红旗一号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定型，转入批生产，仿制工作完成。

1965年1月10日，我空军用红旗一号国产导弹击落了一架入侵华北地区上空的U-2侦察机。这是被我空军导弹部队击落的第四架U-2侦察机，也是采用仿制并加以改进的红旗一号国产导弹击落的第一架U-2侦察机。

1964年1月，为了满足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国防部五院提出在红旗一号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红旗二号导弹的任务，争分夺秒地进行新的抗干扰研究工作。红旗二号导弹在当时是世界上较为先进的防空武器，最大射高在2万米以上。

1964年4月22日，国防部五院颁布命令，任命钱文极为红旗二号总设计师，吴展、陈怀瑾和李蕴滋为副总设计师。与红旗一号相比，红旗二号增加了燃料舱容量，加大了前翼面积，增加了射高与射程，还有针对性地加装了“28号反干扰电路”。作为一种用液体推进剂提供动力的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5千米，最大射高为27千米，但发射准备时间仍然较长。

红旗二号的基本战斗单位是营，每营有制导雷达站1套，导弹发射架6个，配发导弹10～20发。对付每一目标一次最多可连发3发导弹。除这些主要装备以外，还有庞大的技术勤务保障设备，机动性很差。若需要远距离转移，全营人马需要装两列火车才可以完成。

从1965年4月至1967年2月，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密切配合，同心协力，红旗二号研制进展很快。

红旗二号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防空导弹已经由单纯的仿制走上了自行研制的道路。红旗二号连续生产了十多年，为部队提供了大量导弹装备。

1967年9月，敌U-2侦察机入侵我华东地区，尽管它使用了转播干扰手段，仍被红旗二号导弹一举击落。这是被我空军导弹部队击落的第五架U-2侦察机，也是采用红旗二号导弹击落的第一架U-2侦察机。二院创造的技术和战术相结合的“近快战法”，在世界上首创电子战背景下击落U-2侦察机的战例，取得令人瞩目的光辉战绩。此后，美蒋停止了对我国大陆的侦察飞行。

主管计算机工业

1978年5月，钱文极调入第四机械工业部十九院工作，任十九院院长。

十九院业务包括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两大类。对于通信工作，钱文极并不陌生，算是自己的“老本行”了。但对计算机技术，钱文极却并不精通，不过他深知，计算机这门新兴的技术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于是他下决心系统学习，认真钻研。

15所和32所在当时国内计算机领域有着重要地位，是电子工业行业计算机技术的两大权威单位。上任不久，钱文极便前往15所调研。

钱文极深入每个研究室和车间了解掌握情况，通过现场调研、座谈会等形式，对15所主要业务和计算机技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钱文极从学习计算机技术理论入手，因为当时国内这方面的书籍较少，钱文极决定加强英语学习，直接阅读外文书籍来学习和快速掌握计算机专业知识。

为了培养计算机方面的技术人才，特别是软件人才，钱文极利用十九院15所的计算机技术力量与北京大学联合，于1978年创办北京大学第二分校，即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前身，为日后我国大批培养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管理计算机工业政策、规划及有关企业的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钱文极兼任副局长。体制的改变预示着计算机从象牙塔走出来，不再仅仅作为被研究的尖端技术。总局成立后，我国计算机工业体系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此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1982年5月，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与第四机械工业部、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合并，成立电子工业部。

1982年7月，钱文极正式离休。

晚年的钱文极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旧中国，有幸在青年时期参加了革命工作，跟随毛主席和共产党闹革命，打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打走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革命洪流中做了一份微小的工作，但我还是参加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建设过程，我为此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