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堂吉诃德 孔乙己 人物形象 理想主义

堂吉诃德和孔乙己这两个艺术形象，一个诞生于17 世纪初的西班牙，一个诞生于20 世纪初的中国，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背靠着不同的民族、地域和信仰，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人生经历和思维模式，他们之间的丰富差异性是他们成为不可替代的艺术典型的重要条件。《堂吉诃德》与《孔乙己》都创作于一个社会矛盾激烈、现代性新生力量发生的时代，并且由于《堂吉诃德》被称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会不可避免地对站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开端的鲁迅造成影响。基于人类的共同经验、相似的社会环境，两个人物在行为方式、性格特点和思想价值层面上有着某些本质性的共同点，就比如鲁迅对于堂吉诃德的评价：他不知道所活动的环境“不是那么古意盎然的时候”，他是一个“十足老实的书呆子”。而这些特点同样可以套用在孔乙己身上，可以说孔乙己形象是堂吉诃德形象的“类似再现”。

一、命名的深意：人物的新生与理想世界的构建

命名是一个符号生产的过程，堂吉诃德与孔乙己的名字不是他们原本的名字，而他们后起的名字和命名的行为都有其象征含义。堂吉诃德的原名是阿隆索·吉哈诺，由于他读骑士小说之后“失去了理智”，为了实现当骑士的梦想，花了八天时间，给自己取名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意思是拉·曼却地区的守护者。孔乙己原是一个姓孔的人，因为他满嘴是“之乎者也”那种让人半懂不懂的话，所以被人从同样让人半懂不懂的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中取名为“孔乙己”。父母起的名字是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名字的决定权，这个名字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无法被人掌握的出生和命运。而后起的名字则更具有社会意义，堂吉诃德与孔乙己在小说中主动或被动地抛弃了自己原有的名字，说明他们在小说中不再是自然状态下无意识地生存的人。堂吉诃德给自己命名，代表了他从无知的状态下自我觉醒，对“我是什么”能够做出自己的定义。堂吉诃德和孔乙己或主动或被动命名，代表他们的故事不再是像“张三”“李四”等芸芸无名之辈的悲欢离合的寻常人生，在小说中他们的人生将是被拎到展示的舞台上，他们的故事是骑士堂吉诃德和读书人孔乙己的故事。

命名者就是对他们的人生状态的观察者，堂吉诃德的观察者是他自己，而孔乙己的名字则是鲁镇的人给他取的，他处于被观察的位置。比如小说的叙述者是酒店的小伙计，孔乙己的好吃懒做、偷东西的事迹也是小伙计从酒店里人们口中得知的，可以看到孔乙己在小说中大部分时间是失声的状态，人们也只愿意构建这样一个迂腐的可怜可恨的叫作“孔乙己”的平面化的丑角，而在小说中孔乙己唯几次说话时展现出的那个既迂腐可笑又天真善良、心性透明的姓孔的有血有肉的人，人们则多选择性地忽略。

堂吉诃德则是自己取名，他取名的行为就是一种宣告：他不再是世俗世界里的老绅士阿隆索·吉哈诺，而是“一位骑士”“拉·曼却地区的守护者”“杜尔西内娅的守护者”堂吉诃德，是他构造的理想的骑士世界的主人。并且堂吉诃德的命名行为是一系列的，在他给自己命名之后，他又“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给自己的坐骑取名”，又“给自己的心上人取了一个带有贵妇意味的名字——杜尔西娜娅·台尔·托波索”，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一段中细致地叙述了堂吉诃德的命名过程，尤其强调命名的时间数字，这有些类似于基督教中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就比如《圣经》中创世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并且“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可以说创世不仅是创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概念世界的过程，而堂吉诃德给自己周围的事物命名也象征着此时他成为自己世界的“上帝”，堂吉诃德在创造一个存在于他精神中的骑士世界，所以在之后他将旅店当作堡垒、把羊群当作敌人的行为就有了解释，即在他的骑士世界里，这些俗世里所谓叫“旅店”“羊群”的事物在他眼中完全是另一回事。

二、众醉独醒：思想价值层面“多余人”的生存困境

堂吉诃德和孔乙己的命名与被命名，就意味着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人生搬到了展示的舞台，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以及读者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而为何他们“被看”？说明他们与当时代的一般人不同。堂吉诃德和孔乙己之所以被社会和大众边缘化，而没有变得和大多数人一样，一方面由于他们是没落阶级的遗物，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没有被这种思想价值层面的东西所规范，他们依然保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真善美人性的追求。

虽然《堂吉诃德》与《孔乙己》的创作时代背景不同，但是两位作者依托的社会历史状态却有相似之处，即社会矛盾尖锐、下层百姓生活在长久的黑暗困苦中。就比如在菲利普二世治下的西班牙，虽然国力昌盛，但外强中干，国内矛盾丛生，大部分的财富依然掌握在资产阶级贵族手中，比如《堂吉诃德》中被农夫殴打的孩子就是当时百姓痛苦生活的缩影，普通百姓依然生活在蒙昧、黑暗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社會上一群有识之士积极寻找缓解社会矛盾、改变国家历史命运的方法。

在《堂吉诃德》和《孔乙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他们周围有一群“看客”的存在，他们没有什么清晰的面容，也没有远大的精神追求，为了生活而生活，他们处于对自我生存和社会运行的麻木不仁的无意识状态中。这种状态的产生，既是因为他们在主观上对现实社会人生没有思考，无意改变被麻醉的生命状态，又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规则让大众逐渐丧失了自我思考、自我创造的能力，从而丧失了生命自我的主动权。他们将“异类”的堂吉诃德与孔乙己看作是“使人快活的人”，通过讽刺、愚弄他们，在平淡麻木的生活中收获带有优越性的快感。比如堂吉诃德冒险的途中遇到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堂吉诃德实行惩恶扬善行为的对象，如被他当作军队的羊群的牧羊人、旅店老板、多若泰等人，他们多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是陪着堂吉诃德表演骑士戏剧的配角演员；第二类是生活在现实中有时陪他演戏有时又会站在现实的角度劝他回归正常的人，像参孙学士和桑丘；还有一类则是彻底将堂吉诃德当作疯子和笑柄，比如公爵夫妇。这三类人在面对堂吉诃德时，除非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否则他们都对他的反常行为表现得尤为冷淡。他们对于堂吉诃德的攻击不是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正是通过这种无所谓或者嘲笑的态度在暗地里实行攻击，从而更能表明他们没有将堂吉诃德的行为当回事，人性和理想很少进入他们的思考范畴。在嘲笑堂吉诃德与孔乙己这类人的行为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空有理想信仰和知识，而没有金钱地位的人在世俗世界是无价值的，是应当被否定和攻击的。

堂吉诃德和孔乙己都是“多余”的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旧的社会制度下的没落“中间阶级”的“不合时宜”之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被麻木的人群同化，依然保持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真善美人性的追求。

堂吉诃德的身份是骑士，而孔乙己则是中国士阶层的代表，他们都不是直接从事社会生产的人，而是必须依附于封建社会或者宗法社会的上层阶级生存。他们夹在上層阶级与下层百姓之间，既是沟通社会上下阶级的桥梁，也是社会矛盾最灵敏的感应器。当社会矛盾激化，上层阶级与下层百姓关系紧张、无法沟通、矛盾丛生时，夹在两者之间的社会群体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成为社会多余的人。

同时，人们原先对于上帝的信仰或者是对于中国儒家的宗法社会人生理想的信仰逐渐崩塌，而对于金钱和利益的追求取代了原先的信仰位置，成为人们的人生目的。传统的价值道德规范对他们是失效的，此时的人是无信仰、无原则、无归宿的“空心人”。而堂吉诃德和孔乙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依然保持着一颗对理想的赤子之心：堂吉诃德用疯疯癫癫、疯狂可笑的捣乱行为践行骑士精神，孔乙己则一面干着偷窃的勾当，一面又空想等待着在理想彼岸那个天下归仁的大同社会施展才华，改变命运。正是由于他们依然存有善良高尚的人性和对理想的追求，才让他们免于成为像小伙计那样被大众同化、丧失了个人独立人格、最终成为仅为了生存而活着的动物性的人。但同时这份对信仰的执着也使他们被大多数人孤立，成了供人观看的边缘人。站在读者的上帝视角看，他们所信仰的理想是本该被淘汰的旧时代的遗物，所以他们越是坚定地信仰、越是努力地践行理想，越发显得可笑滑稽。但他们越是坚定地信仰着过时的理想，最终读者越能感受到强烈的悲剧宿命感和人在历史规律与命运面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崇高。

两部小说都以主人公的死亡作为结尾，死亡蕴含着两部作品深层的悲剧内涵。孔乙己最后因为偷丁举人家的东西，被同为读书人的丁举人“打了大半夜”，打断了腿。最后一次到咸亨酒店，他脱下了长衫，穿了一件破夹袄，最后狼狈又孤独地死去。虽然孔乙己与丁举人都是穿长衫的读书人，但丁举人将读书作为获取功名、获得“坐着喝酒”权利的工具，他的长衫已经背离了原先的知识分子形象意义，而只是金钱权力堆砌起的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孔乙己穿长衫则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既没有生产资料也不从事劳动生产的社会的零余者，他在一群麻木冷漠、唯利是图的看客中却依然保持着善良和纯粹的人性。最后丁举人格外残酷地对同为穿长衫的孔乙己操戈，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借着理想信仰之名获得利益、最后却背叛了自己最初理想的欺世盗名之辈。

在死亡之前，堂吉诃德被假扮为白月骑士的参孙学士打败，虽然参孙并没有真的杀死堂吉诃德，但此时骑士堂吉诃德在精神上已经死亡，正如他在决斗失败后说：“我不能因为自己无能而抹杀了真理，骑士啊，你一枪杀了我吧；你既然已使我失去了尊严，那就连这性命也一起拿去吧。”在答应参孙要求回家的路上，堂吉诃德再没有了之前的疯劲儿，他恢复了冷静和清醒，而这种清醒意味着他不再是狂热的骑士，他的灵魂回归到了乡绅吉哈纳的身体。绅士吉哈纳在五十岁时给自己命名，成为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生命是理想赋予的，他的一生就是一条践行骑士之道理想的求真证道之路。在他死后，参孙学士为他写的墓碑铭文中有一句“一生惑幻，临殁知真”。其实堂吉诃德又何尝不是清醒的，但他依然选择这条在世人眼中疯狂错误的道路，他正是要通过这种行为艺术式的践行理想的勇敢行为，唤醒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的麻木或沉默的世人，但最后却遭遇了失败。并且在参孙学士的眼里，他的勇敢尝试只是“幻惑”，在最后堂吉诃德也没能唤醒世人，也没有人理解他勇敢无畏的求真证道的初衷，显示出了故事的荒诞性和悲剧性。

作者：方染 ，中南大学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