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铭

内容摘要：仓桥由美子是活跃在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女性作家，她基于波伏娃的理念提出“第三性”概念，指向在接受传统婚姻的同时又积极参与社会介入的日本女性。在小说《圣少女》中，她使用嵌套叙事，利用亚叙事中的不可靠叙事掌控亚受述者，在完成亚叙述者未纪的圣化目的的同时，使亚受述者K直面自己黑暗的历史，实现了未纪对K的同化，亦即K向未纪的堕落。本文从不可靠叙事的角度出发，拆解亚叙事中未纪的圣化行为，通过对亚受述者K的变化的观察，检验未纪的圣化效果，同时使仓桥由美子的叙事过程和创作目的清晰化。

关键词：仓桥由美子 《圣少女》 不可靠叙事 亚叙事

仓桥由美子是战后日本文坛的存在主义作家，她和同于1935年出生的大江健三郎共同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所吸引，并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为中心撰写了大学毕业论文。彼时正值日本安保斗争勃发期，据仓桥自作年谱，在1959年6月爆发了因日美更新安全条约导致的民众不满和暴乱，即安保斗争，但仓桥对社会动乱不予关心，醉心于卡夫卡、加缪、萨特等西方作家和思想家。1959年8月撰写完毕业论文后，仓桥创作了短篇小说《政党》，同作品于次年提名芥川奖并获得女流文学奖，这成为她作家生涯的开始[1]。1960年，她在中央公论社发表杂文《我的“第三性”》，显而易见这是受当时法国存在主义思潮和波伏娃影响下创作的作品。在此短篇评论文中，仓桥提倡的“第三性”表达了其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在接受女性“伪装”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学创作，以此成为“第三性”，“第三性”即介入社会型女性。为此，在同时期的杂文中，仓桥多次论证了婚姻和男女关系，探讨了要达成“第三性”所需要的理想男性和女性及其婚姻，而其作品《圣少女》（1965）就探讨了“第三性”婚姻的一种可能性。

《圣少女》是一部由“笔记”回忆视角构成的小说。全书按章节分成四个部分，以叙事者K的笔记为大框架，内含三册由其“未婚妻”未纪创作的笔记（后称第一笔记、第二笔记、第三笔记），两者形成嵌套的文本结构。K在阅读未纪笔记时，出于对未纪的认识欲，自发地回忆起认识未纪的经过，其间穿插K对自己青年时期的叛逆和反世俗行为的回忆，并渐渐导向K内心深处最黑暗的回忆——一种无法“圣化”的近亲爱。在这个嵌套式的结构中，两个叙述者的语言相互缠绕，未纪笔记中扑朔迷离的细节和现实失忆者未纪的言说具有不可靠叙事的特征；当这个不可靠叙事被拆解，就导向了K的自我剖白和以K的自我牺牲为终结的非传统婚姻。

小说一开始就带入了最近发生的事件：未纪车祸，致同乘的未纪母死，以及或许是由此引发的未纪的精神性失忆症。精神性失忆症同时也是失语症，这使得亚文本内外的两个未纪都带有强烈的不可靠特性，同时激发了K对未纪的认识欲。而与此同时出现在K面前的第一笔记，按照作中仓桥化身——作家注①——的解释，是旨在实现“近亲乱伦之圣化可能”的小说创作。K成为第一笔记的受述者，同时也是对未纪圣化结果的最终检验者。以下，笔者从文本细读和不可靠叙事的角度对小说中的“圣化”行为进行拆解，并通过对K的变化的考察，检验此“圣化”的效果。

一.圣化的理论——社会恶的边界及爱洛斯

所谓的“圣化”，是针对近亲爱的“恶”而言的，但也并非是为了将其美化，也不是为了“揭示污秽的真实，以科学精神照向人性的阴暗，以揭露异常的事实”[2]：254——仓桥认为近亲乱伦是现世中的污秽背德之物，而她想要做的是在污秽之中寻找玫瑰。在仓桥看来，近亲爱的“恶”是“无名之罪”，因为无法解释而被神定义为反社会的“恶”，但近亲结合在自然界中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这里我们不讨论禁止近亲爱的历史或相关自然现象，譬如养蛐蛐如果不找另外的领域的蛐蛐，就会因为近亲繁殖而导致后代的衰弱；仓桥看到的是自然界中的近亲繁殖或单细胞生物的自我繁殖，而人类如果进行近亲爱，就会造成低耗能的自我增值和精神颓废，是遵照其“自然本性”完成的“堕落向下的恶”。

以“社会恶”为名的“罪”，据仓桥所述，还有一种是向上和向死的、悖离社会并反对自然的“爱洛斯”（爱欲）之力。仓桥引用丹尼·德·胡记蒙（Denis de Rougemont）的表述，称爱洛斯所代表的是特里斯坦-伊索尔德式的向死之爱。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故事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并称的西方两大爱情传说，它以个人之爱讲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权利争夺，最后，受到马克王原谅的骑士特里斯坦为国家牺牲，而马克王的王妃伊索尔德则为之殉情。在仓桥的理论里，构成社会性论理边界的上界恶和下界恶，分别是向死的爱洛斯之爱和自然性的近亲爱，而《圣少女》要实现的就是为近亲爱安上爱洛斯之翼，使之完成向死的飞翔（亦即圣化）[2]：255。

为了实现对近亲爱增加爱洛斯的翅翼，必须依靠“语言”的力量；爱的行为本身是在“语言”抵达之前的预演。当犯下近亲爱的罪恶的两个共犯者相爱，爱洛斯的电压会升高，在这时增加名为“爱”的语言的闪电，就能实现两个人在这电压下的赴死。而未纪的笔记，就是表达这种爱的文字方式；而K之所以不能面对自己和姐姐L犯下的罪惡，正是因为K与L是不再需要语言中介的灵魂双生子，因为失去了语言的助力，他们的恶不能被圣化，因而是世间无可逃避的罪，故被K有意识地予以抹除。

未纪的笔记，是“为了我自己一个人而写作的咒语”，同时也是通过语言模式实现的“圣化”实践，而被其“咒语”共犯化了的K则成为了其检验的标准。

二.圣化的实现——不可靠叙事及其同化

经典叙事学理论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不可靠叙事”的概念，以作品规范为参照评价叙述是否可靠，他把“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作可靠的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叙述者。不可靠叙事往往涉及故事内人物叙述者对故事事件的不了解或非正确的理解，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智障患者对周围的感知与描述[3]：82-83。布斯的学生詹姆斯·费伦继承并超越其二轴（“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不可靠叙事，增加“知识/感知轴”提出三轴式的不可靠叙事和相应的“错误报道/不充分报道、错误评价/不充分评价、错误解读/不充分解读”等六种不可靠叙事类型[3]：83。以语言工具对近亲爱实施“圣化”的未纪，在笔记中展露出的就是某种有意的错误报道及不充分报道，而阅读此笔记的K则在错误评价中，对未纪的过去进行了错误解读。未纪通过不可靠叙事掌控了K的理解和认识，当文本外的受述者采取和K相近的价值观或者判断水准时，就同时被亚叙述者未纪所控制，从而成为其圣化行为的共谋者。

第一笔记本身的回忆叙事是充满模糊性和矛盾性的，因而是不可靠的，这正如文本中的作家所说，未纪不是为了“揭露”，而是为了“隐藏”才进行创作。第一笔记中的爸爸注②是一名船医，也是母亲的初恋情人，在笔记的回忆叙述语言中，亚叙述者未纪怀疑爸爸是自己的生父，但每到了关键行为就会避开真相。那么这种改写回忆的隐藏的机制是如何实现的？

第一笔记的小说性，首先体现为其语言的小说性。笔记以“现在，我正流着血、爸爸”开头，亚叙述者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正在进行的场景，并且具有撰写笔记的一般性行为特征。普通人写小说是一种“认识手段”，是为了探究自己生存的意义而进行的笔记创作，这也是第一笔记开头的情形。但很快，在记叙第二天下午醒来的情景时，未纪的笔记就自动变成了小说：

现在，是午后三点。俯躺在床上写到这里已经腰酸背痛。我抬起上半身，像维京人的海盗船一样反弓起身体。必须得起床冲个澡。

在浴室里面对镜子。阴惨恐怖的面孔。妖怪。如同被挖掘机挖开了表层的道路，一张剥去了人皮的脸。受到惊吓的我直想伸手去摩搓镜子里的那张脸。拥有蛮荒之态的美，脸的一半野兽一半圣女，一半饱满充足一半荒废颓唐。左眼有些充血，闪耀着蔷薇色的欲望；嘴唇发肿大约是昨晚亲吻地太过激烈所致。（中略）

这时候，母亲进门说道“昨晚在M家休息了吗？”（好像是说了这么一句话。）[4]：100-101

在开始记叙这天下午的事时，未纪的语言具有客观记叙者的特点；但紧接着就暴露了小说创作的本质——一边写着笔记的未纪不可能一边还仔细地观测镜子里的自己，而且具有半圣半兽的样貌。这是小说家的写法，而半兽半圣正是圣化进行到一半的情形。小说不是正在撰写的文字，其文字本身就在描绘一些画面。除此之外，未纪的笔记还存在着大量其他的文本矛盾性。譬如母亲教训未纪不应该以“M”来称呼女友“Masudamisao（増田みさを）”，但在上述引文中，母亲已经在以“M”来称呼增田。未纪独白中，在车中等待并“勾引”爸爸却失败的场景，在面对M叙述时变成了一次成功的尝试。而同样是成功“勾引”爸爸的第一次，在独白中变成了和爸爸在蒙克咖啡馆中碰头，而不是在车上等待。实际上，未纪笔记的整个架构都是为了“圣化”本身服务的，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而在虚构和现实起了冲突的时候，回忆记叙就会出现矛盾，展现其不可靠的本质。

精明的受述者通过K的叙述视角和第一笔记的内容展开对比，能够洞识笔记中的M是一个半虚构的角色，父亲和爸爸是同一个人，母亲也不一定是有性精神洁癖的人。这些角色的塑造都是为了使未纪本身的乱伦行为罪恶化，从而达到某种自虐趣味。片野智子在《<圣少女>论》中从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吉尔·德勒兹的受虐论、近亲爱文化研究等角度进行阐释，指出第一笔记中的爸爸一直在贬低和训斥未纪，而对未纪有强烈认识欲的K也总在“凝视”作为他者的未纪，因此未纪本质上是德勒兹式的受虐狂。同时又因为爸爸和K对未纪施加的虐性是未纪自己引导的结果，从而这种受虐倾向又具有某种反客为主的性质[5]。片野智子主要围绕K和未纪进行分析论证，未涉及M和母亲的角色设置，笔者认为后两者也是服务于亚叙事者未纪的意识的。

亚叙事者未纪具有一定的厌女倾向，这和提倡“第三性”的仓桥由美子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杂文集《致我之内的你》中仓桥指出，接受作为女性的假面，步入具有就职意义的婚姻，再以假面女性的身份实现创作性的社会介入，是实现“第三性”的方法[6]。“第三性”一方面是女性反抗“他者地位”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暗含了对传统女性的厌恶，因而具有某种厌女倾向。亚叙事中M和母亲的纯洁与传统，在反衬中实现了未纪的罪恶——将M污浊化、以父女乱伦报复母亲的罪恶。所以可以说以圣化为目的的M第一笔记中登场的所有角色，都是未纪的共犯，这同时也使其具有某种虚构性和小说性。

而未纪的圣化实践的检验，还依赖于亚受述者K的接受和自省。

父亲的去世对于未纪的近亲爱计划是一种背叛——按照女佣的说法，父亲接受了来自上天的惩罚，而这个惩罚在未纪看来是幸福的——只有未纪自己还没有接受审判，而那个审判者将和笔记的受述者重合。沉迷于自己咒术般的笔记世界里的未纪，慢慢模糊了现实和小说世界的界限，对于那些背叛小说设定的存在，她一直以自己的强烈意志予以抵制。第一笔记是如何到事故后的未纪手中的？在第三笔记中，未纪自白是父亲找到并递给未纪的。但面对妻死女病的情况，这位父亲却没有赶到医院去看未纪；在女儿失忆、自己癌症晚期的情况之下，他还要坚持把撰写女儿和自己近亲乱伦的笔记递给女儿看，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到了向K自白和忏悔的第三笔记里，未纪还是没有放弃用文字世界来控制对方。

小说的最后，未纪以平淡的口吻写道要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余生。或许这个精神病院不是实体性的病院。正如仓桥所推崇的存在主義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对于未纪而言，笔记之外的世界本身就是精神病院，而她强烈控制外界的意志，就是自发性精神病的含义。未纪写的文字一直具有某种朦胧和模糊的氛围，叙述者一边在吸引读者去探求事实，一边抹去关键性的要素，为的是激发读者的认识欲；但或许正如那些所有只关心现在和未来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一样，未纪所关心的也从来不是过去；而探索她过去的K，只会成为她的共犯，兼有审判者和堕落者身份的共犯。

三.圣化的检验——受控的共犯及其自省

“不知不觉中我获得了二流小说家风格的文体”[4]：178。这是第三部分开头K的自白。在K阅读未纪笔记的过程中，其文笔和思想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因此慢慢成长为一个小说家。

第一笔记里，K只有在极少数地方用片假名进行评价，此前的背景叙述也只是简单的引子；但从第二笔记开始，K的批注明显地增加了。受未纪自白机制的影响，K也开始自省，并慢慢走向其内心一段被封闭的经历。但这个自省并不是顺利的。在抵达告白的当口，因为对自身经历和罪恶的逃避，K总会陷入对旁枝末节的回忆——虽然称其为旁枝末节，但却是隐含着安保斗争、学生运动、日美关系等的历史背景——K不断以自己所承受的精神困扰和贫困原生家庭的影响为托词，最后才对近亲爱的罪恶自我剖析。第一笔记给K留下的谜题，让K在前两个章节中不断追逐，并在最后章节完成自省，彻底堕落为未纪的共犯。

未纪从一出场，就吸引着K去认识她，同时又抵抗着K的靠近，二者构成一组矛盾的力学关系；而K对于未纪的追寻，如前所述，导向的却是对K自己的追问。追寻过程中的偏航行为，正如石黑一雄《浮世画家》中的小野津二一样，是对不愿意承认的真实自我的逃避[7]。譬如在读完第二笔记的次日，K由于梦中的一个吻而回忆起姐姐L，但此时K却不直接进入关于L的叙事，而是拐弯讲述了自己学生时代参加学生运动、最后叛变的经历。这个回忆同时和叙述外时间发生的申请赴美签证的事件相交叉，非线性时间的结构将读者的目光引至K的不忠历史和不诚当下，亦即转向普遍伦理意义上的批判。又如在泳池边，K对未纪回忆二人初次见面时的对话，K本可以直奔主题，却仍旧费很大的功夫介绍了自己和爱斯基摩、勉、侯爵三人组队实施抢劫的犯罪历史——这段历史背后是K的青春叛逆式犯罪、瀕临被开除的经历——这个拖延源自未纪当初使用的“近亲相奸”一词，因为它同时指向了K自己的罪恶。

对于青年犯罪的K一行人而言，刑法书是犯罪的商品目录，每一条罪都清楚地标榜着名为罚的价格，正是这个“价格”吸引着他们犯罪；而近亲爱是没有这个标价的，因而象征了他意识中的混沌和害怕，这使他一方面有别于大胆的未纪，一方面积极推动未纪去“记起”往事，从中获得某种实在的惩罚或者解脱；而这却是K自始至终无法抵达的终点。因为K和L的近亲爱与未纪的父女爱是本质不同的爱。K和L是仓桥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灵魂双胞胎，他们之间具有同质性，因而不需要语言的中介就能交流，换句话说，也就失去了以语言为圣化中介的救赎。“我们就像单细胞草履虫一样相互缠绕；一旦有‘语言这一文明要素闯入，我们就会被它融化”[4]：195-196。在仓桥看来，两性性爱是一种以他者确证自身存在的行为。一方面需要生物性的接合，一方面需要文明性的语言来参与；而在K和L之间，由于语言失去了它的功能，他们既不能通过性爱完成对身份的确证，也不能以文字为中介实现近亲爱的圣化，因而只能向下堕落为“只有无事可做的乡巴佬才会做的、畜生不如的事”[4]：171。

在追溯未纪历史的过程中，K模仿未纪以小说创作渐次实现了自我凝视和自我救赎。到第四部分时，K完成了从“二流小说家”向真正小说家的飞跃——K站在故事的终点（即K拒绝赴美，完成向未纪的堕落），使用了回忆手法完成了“小说”的结局——这也是第四部分开头“（此前）我中断了这本已经开始写了的笔记”、“继续写下去就等于要决定我对未纪的态度，但我想尽可能推迟下决定的时刻”[4]：207等表述的含义。

K对于经过葬礼中未纪家门前的场景的选择性回忆是基于既发结果的反推。因为站在终点的K得知未父癌症和近亲爱的真相，以及未父之死对未纪造成的打击之巨大，K才会在回忆中构建了一个“未纪可能在抬头的时候看到了我经过她家门前”的场景。决定性的佐证是K对于自己受到女佣咒语性自言自语的影响后，发生精神性发狂时的情态的记叙。对于发狂时的所见的描述，具有某种洒脱的他者视角和小说叙述风格，将一个晚上的幻觉扩展为十几页的文字，表现了K思想和意识的挣扎——既挣扎在自己作为一个“被利用”的角色沦为未纪共犯者的事实中，也挣扎在对L和自己所犯的罪的回忆里。当他度过了这漫长的一夜，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脱离未纪，而美大使馆、抢劫历史、近亲相爱等都已经远离他而去，他想做的就是“以余生喂养他的小说”，在完成了自省的同时，完成沦为未纪的共犯。

《圣少女》中出现的两组近亲爱，一组以小说亦即语言的形式实现了向上圣化，另一组由于语言的失效而向下堕落成了自然性的罪恶。未纪通过小说式的语言，使自己的近亲爱带上一般爱情的特质，同时完成了对亚受述者K的同化；而实现K的赎罪的，也是第一笔记对K的吸引力和由此引发的K的自省。K在曲折中凝视自己的历史，在承认罪恶后回到社会性的位置，代替未纪的爸爸成为其共犯，其结局便是假面的婚姻。

仓桥本人并不是近亲爱的提倡者，而她写作本作品的目的，毋宁说是对小说语言工具和创作方式的又一次探索。从成名作《党派》开始，仓桥的前期作品一直充满着学习和尝试的色彩，她本人也曾言艺术是从模仿开始的；她并不排斥形式的模仿，并曾因此与评论家江藤淳之间爆发“模仿品争论”[8]，但这并不妨碍她在作品里灌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特色。《圣少女》是一部反世俗的小说，而如果只关注其中背德的一面，则会忽略仓桥叙事手法带来的那种模糊的眩晕。致力于多小说形式创作的仓桥由美子，她的作品和叙事风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发掘。

注 释

①小说中对作家以下划线进行标示，本论同，仓桥作品的特征之一即体现在其文体的特殊性上。此作家在作品中的代号为“Y·K”，正是仓桥由美子（Kurahasi Yumiko）名字的欧式缩写；而作家的获奖作——描写追逐失踪者的作品《Blue Journey》——则与仓桥本人的作品《暗旅》暗合。此外，作家正是在故事中的前一年相继发生了丧父和结婚的大事，也与创作《圣少女》时的仓桥经验相合，故可认为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仓桥自己的化身。

②原文未纪第一笔记中出现了“パパ”和“父”两个人物，前者是与笔记中的未纪发生关系的疑似生父，后者是其名义上的父亲。本论以“爸爸”和“父亲”进行区分。

参考文献

[1]倉橋由美子.倉橋由美子全作品8[M].1976年5月.新潮社，1965：p233-234.

[2]倉橋由美子.わたしのなかのかれへ[M].講談社，1970.

[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倉橋由美子.倉橋由美子全作品5[M].1976年2月.新潮社，1965.

[5]片野智子.倉橋由美子『聖少女』論：――契約するマゾヒスト――[J].日本近代文学，2018，99（0）：64-79.

[6]倉橋由美子.わたしのなかのかれへ（上）[M].講談社，1973：p31-39.

[7]汪筱玲，梁虹.论石黑一雄小说的双重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15，35（06）：175-180.

[8]吉目木晴彦.小説家の冒険、批評家の物語：倉橋由美子と江藤淳の模造品論争[J].安田女子大学紀要，2015（43）：321-330.

基金项目：2022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不可靠叙事视域下的仓桥由美子‘第三性亚故事叙述研究”（YJSCX202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