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璐 ?姚贞羽

“叮铃铃——”

2022年4月26日清晨，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亚伯拉罕·博尔登得知，他被总统拜登赦免了。

听到这一消息，他一下子有些缓不过神——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近60年。

阳光照在博尔登身上。和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非裔美国人一样，博尔登在自家起居室里挂了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前总统肯尼迪的肖像。

87岁的博尔登，和其他老人似乎没什么两样：穿一件深蓝色印花T恤，身形瘦弱，坐在轮椅上，腿上还盖着一块叠好的米色毯子。他两鬓花白，戴一副棕色眼镜，只有倔强的眼神似乎在诉说着他的不同寻常。这位老人在年轻时，成为美国第一位担任总统特勤人员的非裔特工，但又因被举报出卖情报而锒铛入狱。

接到赦免电话的当天下午，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虽然最初没能成功证明我的清白，但近60年后，我的坚持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希望我的赦免激励其他人继续为正义而战，并坚持真理。”

博尔登1935年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的非裔家庭。他擅长吹小号，以优异成绩从林肯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一度在芝加哥担任音乐教师。但他很快发现，执法工作才是他的人生目标。1957年，博尔登加入了著名的平克顿私人侦探所，随后又在伊利诺伊州高速公路警察部门就职，并最终成为芝加哥特勤局第一位非裔特工。

1961年4月28日，执勤中的博尔登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他的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

当天，肯尼迪要参加一场在麦考密克广场举行的答谢晚宴。为确保总统安全，特勤局特工和芝加哥警察在宴会各地布置了大量人员，博尔登就是其中一员。他回忆：“当时我的任务是守卫一个地下室洗手间，那是肯尼迪专用的。”

肯尼迪到后不久便前往卫生间，并在离开时与博尔登相遇，两人聊了起来——

肯尼迪：“你是特勤局特工还是芝加哥警察？”

博尔登：“我是一名特工。”

肯尼迪：“博尔登先生，华盛顿特区的白宫特工中曾经有过非裔特工吗？”

博尔登：“据我所知，没有，总统先生。”

肯尼迪：“那你是否愿意成为第一个？”

博尔登：“我愿意，总统先生。”

就这样，一个月后，年仅26岁的博尔登由肯尼迪亲自拍板，成为第一个在白宫保护总统的非裔特工。

这是一项历史性任命：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种族矛盾集中爆发时期。包括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内的一批非裔领袖同顽固的种族主义势力进行着斗争。而作为爱尔兰移民之子的肯尼迪总统，也视种族主义为美国的顽疾，摆出了消除种族隔离的姿态。

当选后，肯尼迪成为第一位在就职舞会上与非裔女性共舞的美国总统。在任期内，肯尼迪支持马丁·路德·金推动民权法案，提升美国非裔在就业、医疗、选举、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待遇，并第一次任命非裔为驻外大使和联邦法官。这些政策让肯尼迪获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但也让从种族隔离中获利的美国人对他十分不满，说他“想把美国搞乱”。

博尔登回忆，他在白宫值班的时候，肯尼迪曾拍着他的肩膀，称他为“特勤局的杰基·罗宾逊”（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首位非裔球员）。博尔登当时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发誓要为肯尼迪献出自己的生命。

博尔登在回忆录中表示：“我相信肯尼迪对种族平等的追求是真诚的。”尽管如此，特勤局中很多特工的种族主义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一些特工向上司打小报告，希望能禁止博尔登在出差时与白人特工同吃同住。还有同事故意歧视博尔登的非裔身份，甚至当着他的面用种族主义绰号称呼他。就这样，博尔登在白宫仅仅待了不到两个月，就因为受到排挤，被迫调回了芝加哥。

对博尔登来说，被调回芝加哥的3年，更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1963年11月，肯尼迪夫妇在达拉斯巡游时，枪声突然响起。第一发子弹击穿了肯尼迪的脖子，第二发则击中了他的后脑。在刺杀案发生半小时后，回天乏术的医生宣布了肯尼迪的死讯。

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悲伤后，博尔登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特勤局在安保方面存在疏漏。他指责许多特工在值班时喝酒，用特勤局的车接送女伴，甚至公开表达对总统的不满。他还公开表示：“我早就告诉美国特勤局局长，如果有人对肯尼迪总统产生了暗杀的企图，那（刺客）将会成功，因为特工要么没有反应，要么反应迟缓。局长告诉我他会调查的，但之后没有下文了。”

当时，博尔登对特勤局的批评一度成为报纸头条——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几乎无人敢和势力强大的特勤局进行“舆论单挑”。

博尔登怀疑，肯尼迪遇刺案很可能还和种族主义有关。“肯尼迪总统觉得，将包括非裔在内的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是他的使命。”博尔登说，“但他早就明白，这样的价值取向会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这一点——他害怕被暗杀。”博尔登还进一步放话说，要向负责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的沃伦委员会透露有关总统缺乏适当安全措施的信息。

1964年5月，就在博尔登准备将这些告诉沃伦委员会时，他被指控将机密文件以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犯罪团伙。同月，特勤局将他解雇。就这样，博尔登一下子从“特勤局的杰基·罗宾逊”变成了“背叛者”。

他坚称自己是因试图揭露特工机构内部的不当行为而被诬陷的，“那些种族主义者想用这种方式让我‘闭嘴”。为了证明这一点，博尔登向当局反映，一天下午，他从芝加哥的辦公桌上抬起头时，看到天花板上挂着一条绞索。这是美国文化中一个明显的种族主义信号，意为要像奴隶主处置逃跑的黑奴一样，把博尔登“绞死”。

第一次对博尔登的审判因陪审团意见不一而未能下判决。第二次审判中，尽管有关键证人承认应检察官的要求撒谎，但博尔登仍被定罪。他最终于1965年被判6年有期徒刑。听到这样的判决结果，博尔登在法庭现场眼含热泪：“如果我的被捕曾让美国的任何机构感到尴尬，那是因为我的陈述是真实的。”

入狱后不久，博尔登致信马丁·路德·金，提醒他：“这种误判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但博尔登不知道的是，1968年4月在他服刑期间，马丁·路德·金被种族主义者暗杀。

在博尔登的记忆里，狱官一度试图宣布博尔登精神错乱，并把他送入精神病院。但他对此早有准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美国）政府一定会竭力证明我精神状态不稳定，我必须要让外界知道我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并使用法律对抗任何对我进行‘精神治疗的企图。”最终，在博尔登坚持不懈的抗争下，狱官把他说成“精神病人”的企图失败了。

1969年，博尔登在监狱服刑约39个月后获释。出狱后的博尔登一直没放弃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家人的鼓励下，他于2008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迪利广场的回声：白宫特勤局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的真实故事》，里面详细介绍了自己对正义的不倦追求，并感谢家人“给了我意志，让我度过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迪利广场正是肯尼迪遇刺的地点。可以说，肯尼迪遇刺的这一天，也是博尔登人生的分水岭。1978年1月，博尔登向众议院暗杀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讲述自己在肯尼迪遇刺案中的经历。该委员会最终承认，特勤局在达拉斯履行保护总统安全的职责方面的确存在疏漏。

与此同时，博尔登不断向当局请求赦免。据报道，在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博尔登首次向白宫申请赦免。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博尔登每年都会向美国总统和司法机关写信申冤。为了筹集相关资金，博爾登甚至重拾老本行，在芝加哥各地举行一系列音乐会。

博尔登的努力获得了许多美国民众的支持，却遭到美国司法部门和媒体的忽视。通常，在提出赦免申请后，美国司法部会对其进行审查。然而，博尔登提交了自己被冤枉的证据，申冤诉求却从未得到官方支持，美国媒体对他本人的情况也很少予以报道。

拜登宣布特赦虽然引起了美国社会对“博尔登案”的注意，但“总统特赦”并不代表博尔登沉冤得雪，它只是拜登政府为了推动自己的司法政策，而给博尔登的一次“恩赐”。拜登在声明中表示，此次赦免证明美国会给予罪犯“赎罪和重返社会的机会”，其话里话外都拒绝承认博尔登一案是冤案。而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博尔登也只是感谢了自己的支持者与律师，并没有对拜登的赦免做出进一步评论。

与此同时，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也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据报道，60%的非裔美国人认为他们经常在求职和购物时被歧视，在住房申请、贷款办理、保险金领取等问题上受歧视也屡见不鲜。更骇人听闻的是，非裔遭警察杀害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

与更不幸的同胞相比，苦等近60年才获得特赦的博尔登，依然是美国非裔社区中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