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诺 高红兵

摘 要：在全球新冠疫情以及中国抗疫战疫的背景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简称“纲要”课）应该结合课程特点和定位予以关注。将“卫生防疫史”带进课堂便是一个可行且有效的方式。但要想真正实现常规性地融合，教师必须做好组织内容、安排论证等工作，即要在认真做好知识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抓住卫生防疫史相关之关键问题，形成大体能够覆盖主要线索的基本论述；然后将这些带有明显问题导向的论述内容加以组合，恰当地安置到某些具体章节里，构建出与既有课程脉络相适应并对“纲要”课主题、主线形成支撑的若干“结合点”。而在“结合点”上，可择机对近期涉及“纲要”课内容的热点历史问题给予回应。

关键词：卫生防疫史；“纲要”课；教学

一、引言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政课理应关注时代、關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想[1]。应该说，近期高校思政课普遍将防疫、抗疫问题纳入课堂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高校思政课多是在教学计划中加一两次“防疫、抗疫专题”，这种方式主题明确、内容集中，往往能给学生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尽管多数教师注意与四门思政课各自特点相结合，但这种方式对未来疫情结束后的教学延续性问题考虑不够，与原本的课程脉络、知识主干关联不强。因此，我们在这种方式之外，特别是学生大多已经上过一些关于疫情防控的专题课程，应尝试将防疫、抗疫相关要素常规性地充实到原有课程内容中去。

根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的定位和特点，应注意在不打乱既有教学计划的情况下，寻找若干合适的“结合点”将卫生防疫史相关内容常规性地引入课堂，对课程主干形成论述上的辅助、补充，进一步回答“必须走什么样的路”“必须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必须由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来领导人民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这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命题。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自然需要在资料搜集、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有相应的准备和调适。本文希望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对相关问题的初步思考，就教于方家。

二、做好四方面知识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讲好思政课必须视野要广，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1]。对“纲要”课教师而言，自然要紧扣现实脉动，将近期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疫抗疫问题的相关讲话、指示学好、吃透，做到心中有方向、胸中寓关怀。同时，结合课程定位和学科特点，不难感觉到，能否将卫生防疫史内容融汇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脉络，能否在教学中增加“新版块”而不显突兀，能否起到育人功效而兼具学术厚度，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自身的知识积累、学术视野。因此，任课教师备课时必须在这方面下些硬功夫。

第一，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献中汲取智慧。“纲要”课的课程性质决定了我们要增加课程内容的理论深度、凸显“思政属性”。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修养、积淀是思政课教师的立身之本。在这样一个面对疾疫威胁的特殊时期，我们愈发应当沉下心来看看经典作家们说了什么，弄准确、讲清楚，坚决杜绝近期在网上甚至个别思政课堂上出现的把一段编造言论作为马克思对防疫问题的“经典”论述并加以引用的纰漏。

一方面要求我们应当重温部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文本。比如被恩格斯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又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等有关篇章。读这些经典文本会比较费时费力，且看起来和上课的关系不那么直接，但这是理论、方法的准备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分析各种卫生防疫史资料、穿透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办法。我们的准备工作绝不能仅仅立足于一次性地追热点、凑材料，而要着眼于为今后“纲要”课常规性地增加一些新视角、新内容。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注意搜集、研读经典作家们关于疾病、医疗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并非医学、医疗领域的专家，并无关于卫生防疫问题的专门研究。但如果我们放宽视域，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一般并不孤立地分析疫病问题，而将它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勾连在一起，特别是常常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一文中谈及英国的霍乱爆发时即是如此[2]。

这样的视角显然是发人深省的。由于这些论述大多散落于各种著述中，一时全部搜罗齐全并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想些办法。一是可以从一些既往的相关研究论著中析出部分文献，再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行核对，过去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论著应是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近期不少学术期刊上都发表了一批利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卫生防疫问题的论文，也可注意搜集。二是利用一些既往编选的部分专题论集，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危机》等，查找与医疗卫生、疫病防治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论述，这同样需要核对权威文本。当然，这种学习、汲取并不是生搬硬套，要注意到马恩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所指与今天的疫情也有一定的差异。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的相关论述的搜集、研读也大致遵循以上原则。

第二，要注意掌握一点医疗卫生、疾控防疫方面的专业知识。卫生防疫问题是有一定专业门槛的。思政课教师虽然不需要去精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也应当泛读一些科普读物，对相关专业知识有基本了解。这既对于教师理解、分析卫生防疫史中部分问题有意义，也对辨别疫情中鱼龙混杂的信息、不犯常识性错误有直接帮助。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和《大众健康》杂志的相关文章以及Science（科学）、The Lancet（柳叶刀）杂志网站上一些有关新冠病毒的科普性文章和部分综述类文章都可以关注，而这部分知识是“纲要”课教师普遍缺乏的。

第三，要注意阅读一些卫生防疫史方面的研究著作。“纲要”课要想真正在思想上引领青年学生，必然要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去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对学术动态的关注，认真研读相关领域优秀的学术成果。在自己对卫生防疫史不够熟悉的情况下，阅读此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是知识积累最便捷的办法。应该说，自21世纪初以来医疗史、疾病史研究在史学研究领域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3]。

除了一些研究论文，备课时可以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比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名著《瘟疫与人》、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梁其姿的《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曹树基和李玉尚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以及李洪河的《往者可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等都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第四，要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相关史料。“纲要”课讲授的内容是历史，价值传递必须构筑于扎实的史料之上。受疫情影响，近期很多教师都在家中工作，借书、查资料都很不方便。而卫生防疫史资料又相对零散，所以在史料搜求问题上需要转换思路、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就前期备课的情况看，应尽可能利用好各种数据库、电子书资源，譬如“读秀学术搜索”“大成老旧刊数据库”“中共党史期刊数据库”“思政教育资源数据库”“人民数据库”“人民日报电子版”等，用好检索功能可以找到不少第一手的史料。同时，目前网上各种学术资源也非常丰富，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寻找，譬如“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等。此外，一些有关学术交流的微信群也能找到不少史料。当然，条件所限，教师不得不从部分研究著述中析出部分史料，但要注意著述的学术含金量，并且其后应尽量找到原文加以核对。另有两种卫生防疫史资料值得重视。其一是余新忠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资料汇编》，此丛书共收录晚清民国有关医疗卫生的文献123种，其中图书115种，期刊8种，很多内容都涉及防疫问题。其二是邓铁涛主编的大部头专著《中国防疫史》，内容涵盖从先秦到21世纪初国人防疫控疫的历史，书中包含大量一手史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比较珍贵，教师备课时可以从中析出，作为纲要课的史料素材。

三、讲好六个关键问题

“纲要”课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课，更不是专门的医学史、医疗史课程，不需要具体梳理中国近现代卫生防疫史的变迁过程，而是要提炼出近现代卫生防疫史的部分代表性内容，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形成支撑作用。其不能止步于在课堂上添加个别相关例子，简单做个“插播”，而是要求教师带着“通史”眼光于近现代卫生防疫史中抓住部分关键问题，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建立能对“纲要”课主干构成支撑的“分论点”，形成常规性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目前在课堂上试提出六个问题并加以阐释。

第一，如何看待传统中国卫生防疫传统？这个问题既涉及如何认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及中国传统社会，也事关爱国主义教育问题。关于卫生防疫的一些基本观念，在先秦文献中就能找到相关记载。唐宋以后有一定进步。直至18世纪初，东西方在卫生防疫方面的思路和举措差别并不大，甚至中国的防疫技术和效果等也曾处于领先地位。但即便如此，由于医疗水平、行政管理能力的限制和政府在卫生防疫问题上的缺位等，传统卫生防疫构成的屏障十分脆弱，古代常常因疫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且往往只能靠民间自救[4]。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卫生防疫水平在近千年里并没有太大突破。这里应提示同学们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迟滞问题联系在一起去分析。

第二，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起步？这个问题涉及近现代卫生防疫史的开端，很大程度上是课程讲授的“出发点”。晚清以降，无论是在上海等港口采用西方防疫标准、措施（西方人制订、实施），还是被视作近代卫生防疫事业正式起步的天津卫生总局的设立（从八国联军建的临时殖民机构处接收）[5]，都凸显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纲要”课教学中，教师总会面对一个问题：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我们在课堂上应以论述近代卫生防疫事业起步为契机，讲清楚尽管客观上是西方人将近代卫生理念、措施带到中国，但中国近代卫生防疫制度的逐步形成，更多是对资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因应，是资本—帝国主义加强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副产品。晚清数十年间中国卫生防疫多由西方人把持，列强常常以相关事务为借口侵凌中国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难在夹缝中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自主的卫生防疫体系。

第三，如何看待民国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卫生防疫事业的得失？这个问题涉及与新中国成立后相关情况的比较、对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尽管所谓中央防疫处已经设立，但实际上还是列强共管的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大部分防疫权。在卫生防疫的现代化、制度化建设上也有一定进展。在中央设立了更高规格的卫生部（署），实施了更积极的全国性防疫政策，加强医药研究和生产[6]，使中国逐渐摆脱单纯依靠外国疫苗的局面。这一时期，地方卫生行政机构也有较快发展[7]。南京国民政府在卫生防疫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制定上下了很大力气。从文本上看，这些制度规章大多紧追“西方先进”，但常常无法真正落实。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有：一是长期战乱（特别是抗战爆发）导致缺乏切实执行的安定环境；二是制度设计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不相契合（譬如在防疫问题上排除乡村医生及中医，但在基层乡村又几乎没有西医，造成传统卫生防疫体系已被淘汰而新的卫生防疫体系却未建立）；三是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轻视卫生防疫中非常关键的民众动员问题。因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依然疫病频仍。

第四，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实现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短时间里即在卫生防疫方面获得巨大进步。1955年鼠疫即下降到全国39病例。1961年，天花在中国大陆地区被消灭，这比世界范围内消灭天花要早18年。谈及新中国初期卫生防疫取得不小成就的原因，最引人瞩目的是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这对防治疫病、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有直接作用。我们在“纲要”课堂可以列举反细菌战运动、“除四害”运动及著名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中一两个例子，比如播放讲述防治血吸虫病的纪录片《送瘟神》的片段等。但在课堂上孤立地谈群众运动，可能未必能帮助青年学生准确、全面地理解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飞跃，甚至引起“卫生运动的根本目标是政治动员而非防治疫病”的认识误差。要想把握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核心要义，必须得将其放到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制度运作层面来理解。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精神。“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性的根本体现。这个指导思想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是卫生防疫工作的根本目标是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一切为了人民；另一方面是在具体实现路径上走群众路线，一切依靠人民。防疫的成功不只需要自上而下的管控，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和通力配合，形成前所未有的群防群治的生動局面。二是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体系。从顶层设计来看，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高效严密、辐射全国的全方位的防治体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下设公共卫生局（后改称防疫保健局），组建了常规的机动防疫力量“中央防疫总队”，总队工作人员受训后长年分散到各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地方上也相应建立了省、地（州、市）、县三级疾疫防治站（所），乡镇卫生院设专门的防疫医生，村里安排乡村医生，屯里、组里的群众里也有业余的卫生员。三是形成有效的疫病防控机制。一个体系发挥作用不能只靠纸面上的机构、编制，更需要具体的运行机制来支撑，否则就会呈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卫生防疫“空心化”的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防疫机制的奥义即在于把政府、专业队伍与人民群众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建立了比较高效的自下而上的疫情报告机制，以20世纪50年代初东北地区防治鼠疫为例，2日内报告的比例达到50％以上[8]。这不仅在晚清民国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当时也很难做到。其次是建立严格的疫区隔离机制。至今看来隔离仍然是应对严重的急性传染病的主要办法之一。隔离措施落实到位，既需要政权自上而下的管控，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新中国在这两方面均显示极强的治理能力，能在疫情暴发时迅速建立横跨多省的“防线”，并在实现终端隔离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9]。这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防疫方案井井有条、具体行动一团乱麻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样比较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卫生防疫战必须依靠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的构建。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事业的飞跃，印证了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的伟大变革，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五，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防疫事业的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发生重大转移，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也步入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卫生防疫机构的功能定位已从单纯的应急防疫发展为综合性的疾病预防。法规制定、疫病监测、技术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工作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以高度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相关专业人才队伍的规模、质量均实现跨越式发展，相关之医学技术、医疗水平、医药研发逐渐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但我们仍应直面的事实是，一些疫病依然在局部有反弹迹象，一些新的传染病仍然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同时我们国家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另外，医疗保障制度的某些问题也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应该说，卫生防疫事业的新发展体现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而现实中存在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则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第六，如何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理解抗“非典”中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抓住这个问题根本上讲是要在学期末让卫生防疫史的相关教学内容回归到对“人”和“人类”的关怀上来，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体现。在课堂上首先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击非典并取得胜利的一般过程做一概述。同时要着重指出的是，抗击“非典”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空前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中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大力援助。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在病原体寻找等方面获得良好效果。中国政府还积极推动了区域合作，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各国共商合作抗击“非典”事宜[10]。由此引导学生深化自己的认识：与近代及此前的传染病暴发有极大的不同，在全球化、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地方性的疫病可能迅速蔓延到全球。因此，超国家的公共卫生危机需要世界人民共同解决，而不能仅仅是由某个国家或地区独自承担。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认识、践行防疫、抗疫，是我们超越种族信仰区别、政治制度差异、国家利益分歧、意识形态隔阂，相互信任、凝心聚力，最终实现战胜疾疫的根本途径。

四、建立教学脉络中的“结合点”

在明确讲授内容上的重点后，要想在实际的“纲要”课上把卫生防疫史的“新元素”融汇其中并取得良好效果，非常重要的一步是找到合适的“结合点”。简单试讲一下即可发现，如果将前面提到的六个关键问题分别放到六次课里，明显内容过于分散，以至淹没在繁复的历史线索中而不能凸显育人功用。因此，目前的教学设计为将前述六个问题，两两分组引入课程形成三个“结合点”。

第一个结合点选在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有关清末新政的介绍中。在谈及清末新政的举措时引入1902年“天津卫生总局”设立一事，此事件一般被视作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事业的正式开端。顺着这个线索可先对晚清民初卫生防疫特别是体制初创的基本情况做一概述。这里近代卫生防疫完全西来的感觉似乎将要形成，恰可稍做转折插叙古代卫生防疫传统问题，说明卫生防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在传统中国古已有之，却在其赓续、发展过程中逐渐陷于迟滞。关于传统中国卫生防疫问题的介绍在时间上目前留有较多机动性，其长短伸缩基本不影响课程主干。到此时，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史实做一理论分析，说明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事业受到传统因素的制约，但真正起步很大程度上还是“资本—帝国主义入侵”这一外力促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在夹缝中发端的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事业长期受到列强的把持、影响，先天不足、举步维艰。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重要表现。这第一个“结合点”是论述的“起点”，将与未来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形成“比较项”。

第二个结合点选在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谈及这一时期的建设成就时。利用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成就的时机，第二次引入卫生防疫史内容，讲明20世纪50年代卫生防疫事业的飞跃是新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就，自然会涉及建政之际面对的国民党留下的“摊子”。这就很平顺地把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放到教学中。我们不应忽视，民国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卫生防疫事业已有摆脱控制逐步实现“制度化”的趋势；但“三座大山”依旧，这种趋势很难真

正“落地”。谈旧中国，更重要的是与新中国形成对照。接下来，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精神，领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创设了比较完备的卫生防疫体系，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卫生防疫制度，也完善了卫生防疫的宣传、动员机制。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却在卫生防疫事业现代化上取得巨大成功。正是依靠着这样的制度优势，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实现了飞跃。根本上讲，谈制度优势，也是要以卫生防疫問题的前后对照来回答“四个选择”的核心问题，这是我们讲授过程中立论的基本依托。

教材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直接谈及2003年抗击“非典”问题，因此以这里作为切入点是顺理成章的。第三个“结合点”将容纳前文提到的最后两个关键问题。这部分不再使用插叙方式，可以先将抗“非典”归入改革开放后卫生防疫方面最突出的案例，然后把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防疫事业的新发展作为这个“结合点”的总体背景。一方面谈成就，另一方面也要直面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由此“症候”可接驳2003年的抗击“非典”问题。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抓住抗“非典”中空前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是令人瞩目的特点，从而引导学生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思考防疫、抗疫问题。中国政府主动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进行深入合作，不仅提升了国际形象，更为全球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突出“国际合作”，并非不重视抗“非典”成功的主观因素，更不是忽视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卫生防疫方面的巨大进步，而是要在课堂上避免与其他内容重复，也是要对前两个“结合点”的内容形成接续、延伸，更是要引导同学们坚持改革开放、秉持“开放”精神。而把中国的卫生防疫问题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分析，是对抗“非典”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今日在思考卫生防疫问题的发展趋向时的着力方向。

这三个结合点相互接续、前后呼应，将六个问题嵌入既有课程脉络。我们对卫生防疫史的关切自艰难起步发端，立足于引导学生理解新中国在面对卫生防疫上的重大挑战时显露的制度优势，并围绕2003年抗击“非典”中的国际合作问题将课程先前隐伏的问题意识升腾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内在逻辑的体现，也是为了在局部回答四个选择的问题，更是关注现实、回应现实的需要。

五、小结

席卷世界的疫病和我国抗疫战疫的实践要求各门思政课给予高度重视，同时结合课程定位将相关内容带进思政课堂，也在原有基础上充实了教学内容，增强了育人效果。

近年来，北京大学思政课坚持“理论为本、内容为王、问题导向、形式创新”的办学理念。一个“王”字道出了内容在其间的中心地位。本文的重点也是谈谈教学实操中的内容问题，把课堂上到底如何组织内容、安排论证的思维过程大致呈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形式、手段问题不重要。我们在教学方式上，应当注意教师讲授与师生互动、课堂讨论相互结合；在讲授方法上，应当注意宏观介绍与案例分析相互结合；在材料运用上，注意文字材料与影像资料相互结合。

但在这里还是要强调，我们要想将卫生防疫史真正融入“纲要”课，衔接、结合的关键在内容，实现育人效果的关键也在内容。基于此，我们应当在认真做好知识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抓住卫生防疫史相关之关键问题，形成大体能够覆盖主要线索的基本论述，然后将这些带有明显问题导向的论述内容加以组合，恰当地安排到某些具体章节里，构建出与既有课程脉络相适应并对“纲要”课主题、主线形成支撑的若干“结合点”。另外，针对近期涉及“纲要”课内容的某些热点历史问题，教师也应当在教学中给予及时回应。

以上只是一些初步思考，今后的“纲要”课要常规性地融合卫生防疫史内容，还需要教师在未来的备课、上课的过程中慢慢打磨、总结。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368-369.

[3] 余新忠.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问题与前景[J].历史研究，2015（2）：22-27.

[4]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100.

[5] 朱慧颖.天津公共卫生建设研究（1900—1937）[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23-24.

[6]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262-263.

[7] 邓铁涛.中國防疫史[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310-320.

[8] 陈松友，巩瑞波.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的疫病防治[J].社会科学战线，2014（9）：121-124.

[9] 阿拉坦.捕鼠记——内蒙古防疫运动中的秩序操练与社会展演（1949—1952）[J].社会学研究，2017（3）：216-241.

[10] 曲志红，邬焕庆，杨维汉.危难中，世界与我们携手——世界支援我国抗击“非典”纪实[N].人民日报，2003-05-25.

[基金项目：2021年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课题“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思政课建设史研究”]

赵 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