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从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到现在的铜山新区一带，20年前还是一片片土地，我们进城，要坐班车。我还记得30多年前，进城还经过很多老街坊，那些地名当地人都耳熟能详，很有感情。”家住江苏徐州铜山新区的刘文瑞是一名50多岁的高中教师，他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回忆起徐州一些消失的老地名，颇有感慨。“原来铜山新区有一个叫三堡的地方，在古代是传递官府文书的主要驿站，当时有‘十里一堡，五里一亭的说法，三堡正好是徐州古城往南三十里的地方，现在这里被高楼大厦覆盖，没有人记得以前的历史和故事。”

如今，不少城市的老地名都消失了，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城市的历史和记忆。近日，江苏不少城市的老地名重新回归，让舆论再次聚焦老城保护与更新、城市发展观念变迁等话题。

承载历史和集体记忆的老地名

2021年底，江苏省民政厅牵头省住建厅等六部门出台《江苏省地名文化遗产评定办法（试行）》，率先于今年全面启动省、市、县三级地名文化遗产评定工作。

随着意见建议的陆续出台和政策法规的落实落地，江苏不少消失的老地名今年陆续重新回来了，比如南京的麒麟门、沧波门，苏州的久泳乡等。

南京的麒麟门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当时是为弥补和加强京城南京的防卫而建造，因位于南朝宋武帝刘裕初宁陵墓道的两只石麒麟而得名，是南京明城墙外郭城的十八座城门之一。清末至民国时期，麒麟门逐渐衰败，地表城门被毁，仅存地下遗址。1937年12月，日本人曾在麒麟门建立了一座“捕虏收容所”，关押被俘军人和百姓。可以说，麒麟门见证了家国的兴衰和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

苏州这次回归的久泳乡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久泳”二字来自当地的大族沈氏，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对南朝梁开国功臣沈约的褒奖。所谓“泳”，就是“涵泳”，本意指沉潜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且功力深厚，引申出来就是说这人有品位、有内蕴。1909年，清政府推行区域自治，吴江县改设9个乡镇，“久泳乡”被废止。这次重启“久泳”的路名，既是对千年历史记忆的启封，也是对吴江人文历史的传承。从莘学路、江学路直到最后的“久泳西路1号”，苏州大学新鲜出炉的门牌号，终于兼具了学子的期许和历史的况味。

“好的地名，人们只要一说起，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与之相对应的城市。”对于老地名的回归，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城市更新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刘志超解读称，当前有不少城市面临“特色危机”，缺乏传统文化和集体记忆，老地名的回归，是推动城市“软更新”的抓手，从而提升城市的文化辨识度。

近些年来，随着各地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不少城市开始让消失老地名回归，以保留城市的历史记忆。街巷改名是否成功，最终还得由老百姓来定。在成都市图书馆馆长肖平看来，因为时代的进步发展，部分街名弃之不用也是无奈之举，但可以尽量保留城市的美好记忆，为后代传承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基因，有效保留住“成都记忆”。府南河恢复了上千年的老名字锦江，散花楼被重建后重新命名，都是成功且浪漫的老地名回归案例。

四川不少城市，老地名回归承载深厚的历史底蕴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比如宜宾的叙州区的来历跟宜宾的古地名相关，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宋徽宗赵佶认为“戎州”州名不雅，取《尚书·禹贡》“西戎即叙”之义，改戎州为叙州，叙州区承接了叙州的称谓。而绵阳的涪城区名字则来自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在当地设置的涪县。

在自贡，依托往日酒业、盐业的辉煌历史，不少老地名被启用于新的空间里，让城市焕发历史韵味。荣县以荣州大道为轴，设有旭水大道、二佛路等，其中，“旭水”二字，取自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旭水酒作坊遗址。富顺县城区以釜江大道为轴，设有富世大道、文庙正街等。富顺县最早其实叫富世县，北周武帝时期，当地发现不少盐井，“人获原利”，每个人都因为盐井而变得富有，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富世。直到唐朝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富世县改名为富义县，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又因避太宗赵光义之讳，富义改名为富顺。“富世”的回归，让人们更能直觀地了解这座城池的前世今生。

老地名回归难在哪儿？

徐州一名官员向记者表示，让老地名重新回来，改名的流程比较复杂，需要住建、自规、民政等部门协商沟通，实际上牵涉的部门更多。是否需要重启老地名，还要看百姓的呼声高不高，协调时期要兼顾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早在20年前徐州便建立了地名数据库，成立了以高校教授、社会专家组成的地名专家组，每个新命名的地名，都需要经论证后立名。

不过，一名太原的官员对城市恢复老地名的难处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恢复老地名并不难，难的是恢复之后要有意义，不然与形式主义无异。该官员向记者介绍，太原为九朝古都、“龙兴之地”，但有的老地名以前虽然保留下来了，却并没有留给市民和游客更好的观感，最典型的便是狄村。

狄村是唐代名相狄仁杰的故里，位于太原市老城区的南部，村内有狄母手植的唐槐。十多年前，这里环境极差，当地人听到“狄村”二字，联想到的并不是清官良相，而是污水横流、乱搭乱建的城中村。随着廉洁文化的勃兴和城市建设者对历史文化愈加重视，狄村近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记者走访狄村时，发现环境优美的公园和纪念广场、纪念馆取代了原来的“老破小”，脏乱的街道被平整洁净的绿地代替，狄仁杰的塑像及其他相关元素在街头巷尾被展示。狄村的蜕变，毫无疑问是老地名焕发新生机的典型启示。

老地名回归另一个窘境在于，城市大拆大建中留存下来的遗迹减少。由于没有硬件依托，有的老地名重新回来，反而造成违和的观感。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陶卓民发现，南京老城南现存街巷地名密度最大，但消亡强度也最大。截至2015年底，南京消失的街巷地名中，原白下区占33.6%，秦淮区占31.6%。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城市建设大潮中，以前的老街老巷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

不少城市规划工作者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保护老地名，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时保留实体空间及其名字。如果实体空间荡然无存，新建的建筑没有年代感，老地名回归有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所以，老地名回归背后，是对文化设施的保护和更新，这本身对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

“地名是回家的路”

刘志超认为，与城市“硬更新”相比，城市“软更新”日益受重视，这要求城市建设注重地方认同、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软性要素。有人提出期许，认为这次老地名回归潮流，有望将以前民众呼声甚高的老城市地名重新启用。学者韩浩月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期许，同时认为，难度不小，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韩浩月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古称琅琊。“这两个字不仅承载着这一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也为后人留下一个非常大的、浪漫的想象空间，想到这两个字，就能想到优雅的古代文明，还有诸多可以衣钵相传的传统。老地名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意味一条回家的路。”

“国家出台意见，是对民意的一次积极响应。在当下，恢复老地名，符合复兴传统文化的趋势要求，也能粘连、凝聚公众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韩浩月表示，自己多年前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地名恢复也要面对现实复杂状况。一些地名的更改，既没有让原名的文化内涵损失太多，又经过多年使用赢得了当地人的认同，这样的地名没必要改回来；还有的地名虽然有恢复的呼声，但在建制、管辖等方面的变化太多，恢复地名的成本太高，只能妥协。

在韩浩月看来，恢复老地名大致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方可探讨操作性：一是原地名的文化地位无可取代；二是在公众生活中仍有强大的影响力；三是民众呼声强烈，愿意为恢复地名创造条件。“总而言之，恢复地名不是为了折腾，而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引领传统文化回归生活层面，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