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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弘治岳刻本看《西厢记》的原貌*

2022-05-30陈旭耀

文化遗产 2022年3期
关键词:刻本张生西厢记

陈旭耀

在1930年代,当时研究者们能够看到的《西厢记》文本都是明代万历以后问世的,且面貌各异。郑振铎先生见到嘉靖间刊刻的《雍熙乐府》所选《西厢记》曲文,判断是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古的《西厢记》,虽不是一部完全的剧本,却足以发万历、崇祯间诸本之覆。于是,在郑先生的建议下,黎锦熙先生从《雍熙乐府》中辑出二十一套《西厢记》曲文,由北平立达书局排印出版,郑先生并为此书撰写“题记”一篇——《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在这篇“题记”中,郑先生在《西厢记》研究史上首次提出了“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这一问题。

诚然,由于《西厢记》没有元代的文本留存下来,人们要了解其原貌,只能寄望于早期刊本。在《西厢记》的刊刻史上,明代嘉靖前的刊本均可视为早期刊本。目前我们所知这一时期的《西厢记》文本有:《永乐大典》本、“残页本”(即《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弘治岳刻本、《雍熙乐府》本、刘丽华刻本、碧筠斋本、《风月锦囊》本、张雄飞刻本等。这些文本中,《永乐大典》本、刘丽华刻本、张雄飞刻本已佚失,“残页本”残存三张书页,碧筠斋本存有清同治间抄本,《雍熙乐府》本与《风月锦囊》本均为曲选本,无说白或说白很少,只有弘治岳刻本是现存最早的完整刻本。因此,如今若欲探寻王实甫《西厢记》的原貌,自然首先会聚焦于弘治岳刻本。

一、弘治岳刻本简介

弘治岳刻本全称“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订奇妙注释西厢记”,系金台岳家刊行于明弘治戊午年(1498)冬。1948年,琉璃厂来薰阁主人陈济川与蜚英阁主人裴子英合伙从济南收得此书,并于1950年转给燕京大学,成为燕大馆藏“三宝”之一。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

此书以上图下文的方式刊行,图占每页近二分之一篇幅。全书线装二册,每册均由附录及正文组成。上册卷首附录有:《崔张引首》《闺怨蟾宫》《増相钱塘梦》《新增秋波一转论》《满庭芳》(词九首)《蒲东崔张珠玉诗集》《蒲东崔张海翁诗集》《吟咏风月始终诗》《西厢八咏》及【南吕】套曲(即后出刊本中的《围棋闯局》)。下册附录只有两种:一为【八声甘州】套曲,一为《松金钏减玉肌论》。

弘治岳刻本书影(4)此书影系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商务印书馆1955年影印本。

正文分五卷,上册二卷,下册三卷。每卷卷端题“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卷之某”,并四字标目一则,从卷一至卷五,依次为:“焚香拜月”“冰弦写恨”“诗句传情”“雨云幽会”“天赐团圆”。每卷又分折,每折为一套曲,除卷二有五折五套曲,其余各卷均为四折四套曲,共二十一折二十一套曲。正文中还不时地插入“释义”,对文中出现的故实予以解释说明。

下册卷末有刻书牌记一篇,对刊布此书的缘起作了说明,其文如下:

尝谓古人之歌诗即今人之歌曲,歌曲虽所以吟咏人之性情,荡涤人之心志,亦关于世道不浅矣。世治,歌曲之者犹多,若《西厢》,曲中之翘楚者也。况闾阎小巷,家传人诵,作戏搬演,切须字句真正,唱与图应,然后可。今市井刊行,错综无伦,是虽登垄之意,殊不便人之观,反失古制。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命锓梓刊印,便于四方观云。弘治戊午季冬金台岳家重刊印行。

此书虽系孤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已获多次影印刊行,故较易获见。常见影印本有:《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本、河北教育出版社影印本等。

二、弘治岳刻本的“折”

对杂剧文本分折的起始时间,学界一般认为,元代不标明分折。但明代分折究竟始于何时,则意见不一,主流的意见是在明代嘉靖之后。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弘治岳刻本将《西厢记》分为五卷二十一折,而之前的“残页本”(残存内容基本与弘治岳刻本同)则仅分卷不分折。“残页本”大约刊行于明成化年间(1464-1487),如此看来,从成化到弘治十一年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西厢记》文本经历了一个从不分折到分折的过程。其实,弘治岳刻本的分折应该发生不久,理由是有些折与折之间的划断并不合理。比如,卷之二第三折开始的一段说白:

(夫人上云)(夫人曰)先生大师之恩,故不敢忘也。(又云)张生休在寺中下,则着仆人寺内养马,足下来家内书院里安歇。我已收拾了,便搬来者。到明日略备草酌,着红娘来请你,是必来一会,别有商议。(下)(生曰)这事都在长老身上。小子亲事未知何时?(长老曰)莺莺亲事,拟定妻君。云:只因兵火至,引起雨云心。(生云)小子收拾行李,去花园里去也。(夫人云)今日安排下小酌……

这段说白一上来竟有“夫人上云”“夫人曰”这样两条明显重复的提示语,颇为突兀。而且前面第二折末尾既看不出夫人已下场,也没出现夫人下场的提示,可见夫人仍在场上。既然还在场上,何须又来“夫人上云”。因而,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分折误把这段本属第二折的说白分到了第三折的开始,并添加了“夫人上云”这种常见于一折开始的人物上场提示语,可后面的“夫人曰”提示又忘记删掉,就成了我们看到的样子。而这种失误当然是分折初期不成熟的表现。

万历八年(1580)的徐士范刊本依然将这段说白放在这一折开始,但提示语只有“夫人上云”。可是,由于后面有夫人下场的提示,故接下来的“今日安排下小酌”这段夫人说白前的提示语,徐士范刊本也是“夫人上云”(弘治岳刻本作“夫人云”明显不妥)。这样,从形式上看,夫人上场来说了几句话,下场,可没一会又接着上场,显得刚刚的下场是多余的。可实际是,这两段说白并非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前面的下场当然是必要的。后来的刊本,像继志斋刊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批点画意本等,这一折都是从“(夫人上云)今日安排下小酌……”这段说白开始,前面的说白则归入上一折。这样,问题也迎刃而解。

像这种不成熟、不合理的分折在弘治岳刻本中还有两处:卷之二的第四、第五折之间的划分,卷之五的第三、第四折之间的划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出刊本均有修正,此不一一赘述。

说到分折,我们还注意到,弘治岳刻本插在正文中的“释义”里,常会出现一大圆圈带一行大字“某某故事,详见某某折某某下”的说明,以区别“释义”中双行小字的注释,其目的是不重复解释这一故实。如卷之一第二折【粉蝶儿】曲后“释义”中有“○偷香故事,详见本折【耍孩儿】【五煞】下”一条说明,我们确实也在第二折【耍孩儿】之【五煞】后的“释义”中看到了有关“偷香故事”的解释。然而,卷之一第二折【四边静】曲后的两条说明则让我们发现,事情并非这样简单。这两条说明分别是:“○道场故事,详见本折后【鸳鸯煞】下”“○软玉故事,详见第四折【胜葫芦】下”。可是,第二折没有【鸳鸯煞】曲,卷之一第四折也没有【胜葫芦】曲。显然,这里的“本折”“第四折”并非指向卷之一第二折及第四折,而是另有所指。考虑到碧筠斋古本系统的版本将《西厢记》文本分为五大折,就是将《西厢》五剧每一剧作为一折。那么,照此分法,“本折”当指【四边静】所属的卷之一,“第四折”当然就是卷之四了。果然,在卷之一第四折【鸳鸯煞】曲有“道场毕诸人散了”一句,尽管曲文后的“释义”中没有对“道场”做出解释,可能是刊刻时的疏漏,但指向应该是对的;同样,在卷之四第一折【胜葫芦】曲后“释义”中有“软玉”的解释。这类说明在弘治岳刻本中约有五十条,有的还由于校勘失误导致指向混乱。如卷之二第二折【白鹤子】之【五】后有“○解元故事,详第二折【后庭花】下”一条说明,可卷之二只有第一折有【后庭花】曲,但该曲文中并未涉及“解元”,曲后自然没有“解元”的解释。经核查,该条说明实指向卷之一第一折【后庭花】曲,曲文中有“疯魔了张解元”一句,曲后“释义”中也有“解元”的解释。可见,说明中“第二折”实为“第一折”之误。

至此,我们知道弘治岳刻本中的“折”有两种,一种是将一套曲作为一“折”,全剧共有二十一折;另一种则是将一卷(含四至五套曲)作为一“折”。笔者曾论及,元人最初用“折”来表示剧中人物的一次上下场,取“折”之“回返、转折”之意,后来才逐渐发展成指主要角色唱完一套曲下场。依据弘治岳刻本中同时存在两种“折”的事实,我们认为较合理的解释是:弘治本的底本可能是一种将《西厢记》分成五大折的本子,但其刊行者接受了一套曲为一折的观念,遂着手将《西厢记》编订成五卷二十一折,由于是初次,故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划分;可是正文“释义”中的说明则依然遵循其底本,而未作相应的调整。这也符合岳家书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的刊刻告白。这里的“经书”就是其使用的底本,金文京先生曾推论此“经书”当为“明内府经厂本”,岳家书坊谨依“经书”重刊,不轻易改变底本内容;而“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可能才是书坊所做的改变底本的工作,其中“编次”若理解为“编辑次序”,或许正是指将全书分为五卷二十一折。

当然,由于本书书名中有“参增奇妙注释”的字样,因而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书中的“释义”是书坊从别种将《西厢记》分为五大折的本子中移来植入其中的。但若果真如此,那书坊对底本的更改就不是一点点了,它宣称的“谨依经书重写”就成了不实之词,因此,这种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参增奇妙注释”是底本之前的行为。

如此看来,从成化间的分卷不分折到弘治十一年的分卷分折,期间还出现过将《西厢记》分为五大折的本子,如果金文京先生的推论属实的话,分五大折的本子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当然,分五大折与分五卷在分断起止点上并不存在差别,只是分“卷”淡化了杂剧剧本的文体特征,而分五大折虽然明白“折”是杂剧的文体要素之一,但却是或因拘泥元杂剧通常只有四至五折的篇幅所做出的一种并不恰当的划分,同时也透露出操作者并未真正明白“折”的文体含义。

此外,弘治岳刻本分折的事实表明,此前学界认为杂剧文本分折发生在嘉靖之后的看法不够妥当,需要修正。

三、岳家书坊的“新刊”与弘治岳刻本的底本

弘治岳刻本卷端书名中有“新刊”二字,卷末刻书牌记又宣称“谨依经书重写”,那岳家书坊的“新刊”是否对底本有改变?改变的内容有哪些?弘治岳刻本的底本到底是怎样一种面貌?

要弄清上述问题,我们还得重提书末牌记中那句“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的告白。岳家书坊所依的“经书”自然就是其依照的底本,“重写”就是重刊,其刻书牌记落款也有“重刊印行”字样,也就是其书名冠以的“新刊”。而其“谨依”底本重刊,严格地说,就是一字不落地照搬底本。那是否意味着岳家书坊未对底本做出任何改变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其文字内容不变,至少“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便是他做出的改变。而书名中“参增/订奇妙注释”则并非岳家书坊所为,书后刻书牌记中也无增加“释义”的说明,可见,书中“释义”是底本已经存在的。现分述如下:

(一)绘图

弘治岳刻本正文上图下文,全书插图大约由150个标题分统,大多数标题下有一至二个画面(页面),少数标题下则多达六至八个画面,这些画面多数又组成一至两幅图。而这一幅幅图连缀在一起,就像是一部《西厢》连环画,它们与下方的曲白搭配,正如岳家书坊所宣称的“唱与图合”。

从书末刻书牌记中可知,岳家书坊是感叹“今市井刊行,错综无伦”,《西厢记》缺少“字句真正,唱与图应”的文本,才“谨依经书重写”,并绘图其上,使得“唱与图合”。所以,这“绘图”应是书坊对底本“经书”做出的改变。

(二)参订编次

弘治岳刻本是“谨依经书重写”的,如果“参订”是指订正讹误的话,那岳家书坊估计在这一方面做的工作不是太多。比如,正文中常有将“梢”误作“稍”的情形。经查,弘治岳刻本中共有八处以“稍”代“梢”,而正确使用“梢”的只有“半天风雨洒松梢”一处。“洒松梢”一例证明以“稍”代“梢”是失误,一种错误反复出现八次之多则说明是底本如此,是弘治岳刻本“谨依经书”之故,而岳家书坊没有订正这一讹误,可能是他为了做到“谨依经书”而拒绝作出订正。可见,“参订”对书坊而言只是一种说辞,并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这从书中“释义”出现的几处讹误上也可进一步证实。如,卷之二第一折【八声甘州】曲后有两条为避免重复注释的说明,其中第二条说明是“行云故事,详见前三折【粉蝶儿】下”。前文已证实,弘治岳刻本“释义”中的“折”与“卷”对等,那在这里“前三折”明显说不通,其实应该是“前一折”之误,正好指向卷之一第二折【粉蝶儿】曲。类似错误在书中“释义”里至少还有两处,岳家书坊依然没有订正过来,可能又是其“谨依经书”之故。

“编次”是指“编辑次序”,即弘治岳刻本将《西厢记》分成五卷二十一折,上文已经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言。

(三)大字魁本

弘治岳刻本正文字体粗大,书高近三十公分,确实是大字魁本。或许其底本即如此,或许这是岳家书坊自创,二者皆有可能。

(四)弘治岳刻本的底本

岳家书坊“谨依经书”重刊了此书,冠名“新刊大字魁本”发行,并宣称其目的是“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便于四方观”。那么,其所依的“经书”,也就是弘治岳刻本的底本究竟情形如何呢?

尽管金文京先生认为弘治岳刻本的底本是“内府经厂本”,不过那只是一种推论。其实,有关弘治岳刻本的底本,我们倒是可以根据一些线索予以勾勒。

首先,岳家书坊宣称“谨依经书重写”,那么,这个底本正文的内容当与弘治岳刻本一样。而且,这个底本的正文中应该也像弘治岳刻本一样不时地插入“释义”解释书中故实。还有,这个底本可能将《西厢记》文本分成五大折,也可能只是分为五卷,而书中的“释义”是从某种分五大折的本子中移来的。这个底本应该也有插图(也许弘治岳刻本每卷卷端的书名“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即源自其底本),但不会像弘治岳刻本那样每页都有图(上图下文),因为“唱与图合”乃是岳家书坊的创意。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所勾勒的弘治岳刻本底本的大致情形。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残页本”残存的内容与弘治岳刻本中相对应的内容相差不大。而且,“残页本”的版式也是“半叶四周双边,有界,大黑口,双顺黑鱼尾”。那么,“残页本”会不会就是弘治岳刻本的底本呢?

我们先来看看二者内容的差别,见表1:

表1 残页本与弘治岳刻本比照表

“残页本”残存的内容为卷之一第四套曲后半部分(自【乔牌儿】曲前说白至第四套曲结束),通过上表比对可以看出,“洞珠儿”“唱道”是讹、脱之类的校勘失误,“亲的”也可看做是“的亲”的倒文,其余多属异文。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残页本”是弘治岳刻本的底本,岳家书坊对底本中讹、脱、倒等错误予以校正实属正常,但宣称“谨依”底本重刊的弘治岳刻本与“底本”相较,短短的一段正文竟存在多处异文,怎么可能呢?那只能是,“残页本”根本就不是它的底本。其实从二者正文的刊刻方式也可印证这一点:“残页本”曲文连写,两支曲之间仅一字间隔,遇较长说白方另起一行;弘治岳刻本则每支曲的曲牌都顶格刻写,刊完一曲即另起一行刊下一曲,井然有序。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残页本”卷之一末尾有“题目”“正名”各两句,而弘治岳刻本的“题目”“正名”则位于卷之一第一折结束处。显然,“谨依”底本重刊的弘治岳刻本不可能对底本做出这样的改变。

不过,“残页本”在最后一曲【鸳鸯煞】后有七言诗四句:“佳人才子正青春,月下相逢□□□。不忆兵来围普救,伤心谁是□□□。”及“多情佳丽无缘难会洞房春,有意书生无计支吾飞虎将”一联。这七言诗与对联同样也出现在弘治岳刻本中,而其他现存明清《西厢记》文本则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身影。因此,就此七言诗与对联来说,“残页本”与弘治岳刻本又有着同源性。

四、《西厢记》的原貌

由于早期文献缺乏,尤其是没有元代的文本留存,要清晰地描述《西厢记》的原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根据现有的材料以及我们对元杂剧的认识,《西厢记》的本来面目还是“约略可以推测得出来”。

郑先生对《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作了以下推测:一、原本《西厢记》可能分五卷,或者不分卷,内容全部连写到底;二、若分五卷,每卷也是连写到底,并不分折;三、原本《西厢记》有题目、正名,出现位置在今凌濛初校刻本前四本的末尾,且在这前四本的末尾各有一支【络丝娘煞尾】,第一本末尾的【络丝娘煞尾】可能后来脱落了;四、第二卷的【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是该卷重要的组成部分,绝非“楔子”;五、现存《西厢记》中的“宾白”,“与曲文很不相称”,多不出王实甫手笔,“大部分也当是后人的补撰”。

除“宾白”与【络丝娘煞尾】外,郑先生的推测偏重于《西厢记》的文本形式。我们以“残页本”来看,先生的推测还是比较切合的,原本《西厢记》分为五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曲文是连写到底的,每卷末有“题目”“正名”各二句,卷之一的【络丝娘煞尾】在“残页本”中就已经脱落了。

那么,我们还能在文本内容方面对《西厢记》的原貌做进一步的推测吗?下面我们以“残页本”及弘治岳刻本为基点,并参照万历之后的刊本,对原本《西厢记》的内容试做一些推断。

上文已提到,“残页本”及弘治岳刻本都有四句七言诗和一对联,而这二者在万历之后的刊本中是再也没出现的,也许嘉靖间的刊本就已经没有了。那这四句七言诗及对联是否原本《西厢记》所有呢?笔者以为它们非原本《西厢记》所有,而是在流传过程中掺入到《西厢记》文本中的。我们先来看这四句七言诗:“佳人才子正青春,月下相逢欲就亲。不忆兵来围普救,伤心谁是解危人。”这好似南戏的下场诗,内容上则像南戏“副末开场”后概括全剧剧情的下场诗,只是这里只涉及卷一与卷二的剧情,有着承上启下,连缀前后剧情的作用。再看对联:多情佳丽无缘难会洞房春,有意书生无计支吾飞虎将。这紧跟七言诗后的对联无论是内容还是作用都与七言诗一样,所以又给人重复之感。然而,在《西厢记》正文中,前四本(卷)末的【络丝娘煞尾】正起到连缀前后二本剧情的作用,只是第一本(卷)末的【络丝娘煞尾】脱落了;而每本(卷)末的“题目”“正名”正是概括该本(卷)剧情的,“残页本”的“题目”“正名”正好在对联后,弘治岳刻本卷一、卷二末尾的“题目”“正名”则分别被移到了各卷第一折末(或许其祖本即如此)。可见,王实甫在创作之初,不会在此反复地做同一件事,这七言诗和对联两项内容只能是后来掺入进来的。《西厢记》由于篇幅较长,明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它看作南戏,或许由于卷一末的【络丝娘煞尾】脱落,有好事者就仿照南戏的体制作了四句七言的下场诗置入,以提示剧情并连缀前后,而且意犹未尽地添上一对联。弘治岳刻本的祖本也许是觉得此处有“拥挤”之嫌,就把本来应该放置于卷末的“题目”“正名”给移到了第一套曲结束后。并且,为了统一,还把卷二的“题目”“正名”也从卷末移到了第一套曲结束后,可后面各卷又没有再移动,也许是遗忘之故。

这种添加“下场诗”的行为在弘治岳刻本卷之五的末尾还有体现,虽然它以“题目”统摄“几谢将军成始终(生),多承老母主家翁(旦)。夫荣妻贵今朝足(夫),愿得鸳帏百岁同(外)”四句,但这已经是明显的南戏下场诗了,且分派了念诵的角色。下场诗的后面还有一首七律:“蒲东萧寺景荒凉,至此行人暗断肠。杨柳尚牵当日恨,芙蓉犹带昔年妆。问红夜月人何处,共约东风事已忘。惟有多情千古月,夜深依旧下西厢。”这首七律虽然还出现在万历后的刊本(如徐士范刊本、批点画意本、张深之校正本、三先生合评本等)中,但它与前面这首下场诗一样,都不是《西厢记》原貌所有。

弘治岳刻本卷之五第二折末还有一段说白则是万历后的刊本所不载的:

(旦同欢郎上云)近闻张生一举及第,得了探花郎,未曾除授何处掌权。今日乃是六月十五日,请神归殿。欢郎,快去收拾香纸轿马,我和人同去前面神祠祈筊,保庇他人,皆是我心之愿也!

在琴童奉命前往河中府报捷后返回,并带来了莺莺小姐的回书及汗衫、琴、玉簪等所寄物品,张生在阅过莺莺书信且一一检视所寄物品后,感慨相思之苦,而后下场。这时出现上面这段说白,从情节上看似乎有点小关联,就是莺莺知道张生及第但仍未除授,因而趁着请神归殿的时日,前往神祠祈筊,求神保佑张生。只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么一个小插曲,虽然与前剧情有点关联,但整体上并不协调,给人突兀之感,因而也不会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如此。

金文京先生曾猜测上述说白中的“神”可能是崔府君,因为他注意到弘治岳刻本卷之一第一折老夫人上场白中有“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公公剃度的和尚”一句,其中“‘公公’别本都作‘相公’”,并认为作“公公”“似更符合情理”;紧接着的第二折长老上场白中又有“贫僧乃相国崔玨(按,或当作“崔珏”,但弘治岳刻本原文如此)的令尊剃度的”一句,且容与堂刊本和起凤馆刊本(按,金先生列举的是神田喜一郎藏本,它其实是一个挖改起凤馆刊本重印的本子)也是如此,此外“其他所有的版本都没有崔玨的名字”。崔珏(玨)就是民间信仰中的崔府君,金先生经过一番论证,认为“弘治本以崔玨命名莺莺之父,不大可能是明人所为”,“很可能出于王实甫手笔”。虽然金先生没有直接推断上述说白也是出自王实甫手笔,但按其论证的逻辑,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金先生最后总结指出:“弘治本所见有关崔玨的情节,其来源应可追溯到元代,有可能王实甫所加,却不太可能到了明代旋加旋删,是窥伺《西厢记》原来面貌的宝贵资料。”

笔者不甚同意金先生的这一推论,申述己意前,先澄清两点文献事实:(1)明刊《西厢记》并非只有弘治岳刻本作“俺公公剃度的和尚”。诸如批点画意本、田水月山房本、王骥德校注本、汤沈合评本、闵寓五校刻本,还有“重校北西厢记”系统的版本以及“时本”系统(陈眉公批评本、魏仲雪批评本、汤海若批评本等相关版本除外)的版本等一大批本子都作“公公”,而不作“相公”。(2)崔珏(玨)的名字也并非只出现在弘治岳刻本、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金先生提到的是神田喜一郎藏本)三个版本中,而是“重校北西厢记”系统、“时本”系统两大系统的版本及汤沈合评本、闵寓五校刻本等几乎都如此。看来明人并未如金先生以为的“旋删”了崔珏(玨)的情节。可尽管多数版本都因袭了弘治岳刻本“贫僧乃相国崔玨的令尊剃度的”这句说白,笔者却恰恰认为这“崔珏(玨)”的情节是明人的手笔,而且有可能在明初就掺进了《西厢记》的文本中。理由是,民间相传崔珏是唐贞观年间(627-649)的人,卒于蒲州刺史任上。而“崔相国”是在《董西厢》开始进入西厢故事的,且在故事一开始的贞元十七年(801)刚过世不久(崔夫人携幼女莺莺扶柩暂寓普救寺,欲待来岁通,归葬博陵)。王实甫继承《董西厢》创作《西厢记》,不可能将一个一百多年前官居州刺史的“崔珏”坐实为莺莺的父亲——崔相国。所以,这只能是某一好事者所添的蛇足。至于“公公”与“相公”,从文意上看,二者皆可。虽然用“公公”更符合情理,但元杂剧中不合情理的情节并非少见。笔者则倾向原文当作“相公”,因为更自然,而“公公”正好见出明人追求所谓合情合理的笔削初衷。

其实,明人这种为追求局部的合情合理而做的笔削,往往造成前后不一致。就拿上面的两处说白来说,在陈眉公批评本中,老夫人的那句说白作“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可法本长老的说白又作“贫僧乃相国崔珏(按,万历间多数版本已将“玨”改作“珏”)的令尊剃度的”,这就前后矛盾了。这样处理还不单单陈眉公批评本一个,好些与之相关的本子,如魏仲雪批评本、汤海若批评本等都这样。在批点画意本中,情形正好反过来。这个徐文长凭记忆中的碧筠斋本整理的本子,老夫人的说白作“况兼本寺长老法本又是俺公公剃度的和尚”,而法本长老的说白则变成“贫僧乃相国剃度的”,也是矛盾的,但与陈眉公批评本等的说法正好调过来。“崔珏(玨)”的名字已不在说白中,但与一些同样没有“崔珏(玨)”名字的本子(如徐士范刊本)又不同,它明确表明剃度人是崔相国,而徐士范刊本是没有那句说白。显然,不论是陈眉公批评本,还是批点画意本都不是《西厢》的原貌,只能是它们的祖本选择的底本与校本不同,而校勘时未详察造成的。

在弘治岳刻本中,还有一处前后不一致,当也是出自明人之手。在卷之五第一折中,张生寄给莺莺的书信末尾有一首七绝,其中第一句作“玉京仙府探花郎”。莺莺读完书信后欣喜地说了句“探花郎是第三名”,即莺莺认为张生考中的是第三名探花,所以,上引莺莺要去神祠祈筊那段说白中也说张生“得了探花郎”。可是,在此前后都或明或暗告诉读者(观众)张生是(将)高中状元。首先是卷之四第三折老夫人长亭送张生进京赶考时要求张生:“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张生则表示,凭着自己胸中之才,“觑官如拾芥耳”表明张生信心十足,也暗示他将高中状元。接着在卷之五第一折张生上场白中有“托赖祖宗之荫,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几句;卷之五第三折中郑恒在老夫人面前搬弄是非时,说白中有“那个张生?敢便是状元?年纪有二十四五岁,洛阳张珙”几句;同折中法本长老上场白中有“老僧昨日买登科记看来,张生头名状元,授着河中府尹”几句;又,杜将军上场白中有“小官牵羊担酒,直至老夫人宅上,一来庆贺状元,二来做主亲”几句;卷之五第四折张生参拜老夫人时自称“新状元河中府尹婿张珙”。这些说白则全都指明张生是高中状元。所以,上述莺莺所谓“探花郎是第三名”就显得不协调。后来徐士范刊本中莺莺的说白又变成:“惭愧,探花郎早是第三名也呵!”并同时将其他含有“状元”的说白大多作了调整,未调整的估计也是遗漏。而其他万历后的刊本,除王骥德校注本、凌濛初校刻本等少数本子外,都围绕着“探花郎”将上面列举的明确张生高中状元的说白予以修改。不过,《董西厢》中确实是说张生考中第三名探花,那么,王实甫是不是因袭了董解元的说法,创作《西厢记》时也是作张生考中第三名探花呢?笔者以为王实甫这里改变了董解元设定的情节,张生是高中状元的,从而突出了张生满腹经纶的才子形象,也与张生甫一上场就表现出“云路鹏程九万里”的远大志向,及在赴考前在老夫人面前夸下的海口照应。其实,《西厢记》最后一本最末一套曲中有两句曲文是“状元”为本来面目的铁证:【太平令】最后一句“新状元花生满路”,最后一支【随尾】有“显得(那)有志的状元能”一句。这两句曲文足以证明王实甫创作《西厢记》时已改变了《董西厢》设定的情节,张君瑞最后是高中状元。不过还是有两大系统的版本将【随尾】中的那句改做“显得(那)有志的君瑞能”,但【太平令】则未改(也许是忘了改或不好改),这弄巧成拙的伎俩却也成了有力的反证。

所以,弘治岳刻本作张生高中状元的情节是《西厢》的原貌,只是被某个好事者以莺莺的口吻加了句解释,导致了万历以后的刊本全面的“修正”。从这一点看,凌濛初还是独具只眼,没有盲从万历后刊本的做法。

综上,对探寻《西厢记》的原貌,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明显的南戏、传奇的体制肯定不是《西厢》的原貌;(2)早期刊本是寻找《西厢》原貌最值得依靠的文献,但目前存在的早期刊本都已掺入了明人的手笔;(3)《董西厢》也是寻找《西厢》原貌的参照文本,但同时也要注意王实甫并非一味因袭《董西厢》的情节,而是常有创造性的改变;(4)万历后的刊本虽然不能直接依靠它们来确定《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但通过比对每每能找出较好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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