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津芸

作为第五代后人，我对汪春源的最初印象是碎片式的。

在那本泛黄的家庭相册中，我第一次知道台湾；在幼儿园放学的路上，我第一次注意到振成巷那座布满爬山虎的小院，奶奶说那是老祖祖的家；在香火缭绕的供桌前，我第一次听到“进士”的字眼，用来勉励我们小辈读书上进……还有很多，间或会从长辈口中听闻的碎影流年。

在历史读本中，我再次偶遇了相关的细节和段落，但它们竟何其鲜活地指向同一个名字。

1895年，正月，甲午海战的阴云尚且笼罩着步入暮年的王朝。

遥距帝都千里之外的淡水港，台湾举子们沿袭闽南民俗，向妈祖娘娘默祷着平安顺利，登船渡海。在国事日非之际晋京会试，汪春源心中很不平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苦战失利，牙山、平壤、黄海等多地连陷，日军长驱直入，国运难卜。孑立船头，瑟瑟寒风吹袭，他如鲠在喉，眼前一派夕阳残照，风浪之险反倒不足为惧。

城雪未消的三月，冷，是南方士子抵京的第一感受，不论是迥然不同于南方的气候，还是骤起波澜的时局，都透着凛冽彻骨的寒意。这是汪春源第二次入京，从一隅之地近到时局中心，越近脚步却越发沉。沿途进京，先前影影绰绰听闻的暗流涌动，听得更为真切，日军进逼山海关剑指京师，在京守军兵力匮乏，战局急转直下，皆令他心头更紧上几分。

这次入闱，汪春源无意折桂。是时，主战抑或主和，朝廷传出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有反对割地，主迁都再战者；有回避割地，主巨额赔款者；有屈于形势，主割地议和者。他只忧危积心关注着事态发展，但慈禧称病，光绪帝态度不明，朝廷并不明确表态。毕竟清朝有制，凡皇帝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不得建“圣德神功”牌楼，这山河破碎之过，对每一位爱惜羽毛的皇帝而言，都将是洗刷不去的毕生耻辱。

春寒料峭，紫禁城的角楼还覆着雪，没有一丝放晴的迹象，他的脚步总不由自主地朝向翰林院方向。等，还得等，等那来自春帆楼下的晚涛哀鸣，等那逡巡于云层的阴冷，将四万万人的向北恸哭化成瓢泼的雨。那日，他带回《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时，一身淋漓。割让台湾岛，赔款二亿两白银的条款令群情激愤，“决不可割台！”他齿间迸出这五个字，掷地有声。

汪春源十分清楚倘若用玺，日本从此将不必再垂涎台湾，那只二十年前已伸向宝岛的手，这次可以将丰饶的物产、肥沃的土地以及扎根这块土地上的二百五十万百姓，一一攥在手中，任意拿捏。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坐视被堂而皇之地割走国土，更何况这是曾被称为福建第九府的台湾，福建人的世代垦拓早已使它呈现一幅鱼米丰仓的景象，在各支姓氏的祠堂里，还高悬着那块“慎终追远”的匾啊！

汪春源奔走联络起同在京城的台湾举人罗秀惠、黄宗鼎，商议共上一书，务必向光绪帝建言民心可用。当他哽咽着将奏书挥毫而就时，他并不知道，在自己起笔的那一刻，历史进程中的某个节点，会因此烙下他共赴国难的一笔。

这份奏书（故宫博物院“叁拾捌”号代奏文仿本）保存在漳州古城的汪春源故居，细读之下，便会发现这每一笔的墨迹都饱蘸热泪，鼓荡着台民声嘶力竭的哀哭；每一划的墨痕都满溢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效死之心，士人风骨力透纸背。汪春源率先发起的这场呼号救亡，由台籍京官叶题雁（台北籍进士）和李清琦（彰化籍进士）具保代奏，终于在和议将成之前的四月初四，公呈都察院，递送到光绪帝的御案之上。朱批为何，我们不得而知，据载四月初五，光绪帝曾电谕李鸿章：“台民誓不从倭，百方呼吁……务须体朕苦衷，详筹挽回万一之法。”

遮蔽的云层终被撕开一角，朝野倾动，“五人上书”唤得士气为之一振。公车（代指举子，时进京会试之举子皆乘各省派送公家马车赴京受考，故称“公车”）疏争相继而起，这其中，有福建、直隶、陕甘、云贵等多省公车接连上书；有四月初六，梁启超发起“广东新会公车上书”；有康有为目睹“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的情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以一日二夜成万言书”……1555名举子的发声震彻云霄，巍巍宫墙在那一刻应该也在颤动，正如时人品评所言“京朝士夫咸以为公车与有力焉，此国朝未有之举也”。著有《台湾三部曲》的台湾近代史专家阎延文博士，因此将汪春源誉为“公车上书第一人”。

1895年，四月初八，《马关条约》盖用御宝，扬扬尘埃终是落定。

汪春源不会想到自己的挺身而出，竟会成为史书中的一笔，也不会想到奋全力之一搏，换来的还是壮志难酬、怅然离京。他要走，要赶回台湾，与同窗丘逢甲、旧交许南英、同乡前辈林朝栋等人共襄义举。

潮涨潮落，还是走时的那片海，只是空气中已弥漫起腥甜的气息。日军的提前入侵，令守台义军抗争惨烈，浮尸蔽海。

当年究竟有多少滴鲜血润湿那块土地，已无从知晓。但史书告诉我们：那一年不愿臣服者，被压境的日军视为乱民，悬像捉拿；臣服者依《马关条约》第五条，两年后未迁徙出岛者，沦为日本臣民。自此，这座孤岛之上，汉语凋零，姓氏抹除，和中国有关的一切，都被一一摁入风涛之中成为记忆。

为躲避日军抓捕，丘逢甲、许南英等大批文人义士黯然内渡，这其中有他。还是从淡水港启程，但这一次“远行”对于汪春源而言，归期遥遥。临行前，他颤颤地抓起脚下的一把土，放入袋中，一如當年汪氏先祖，从福建南安来台前，那莫忘乡土的虔诚姿势。

内渡三年后，汪春源中为贡士，但时局动荡，他延迟至1903年，才入京补行殿试。这一年，台湾已经整整陷落八年。割台的屈辱史已是清廷不敢示人的疮疤，善于揣摩上意的官员们，更懂得明哲保身，没人会轻易去触碰逆鳞。于是乎，要维护日清邦交，要以大局为重，台籍士子在亲供上填写真实籍贯，实在是万万不可。

当年，他早已寄籍漳州，但为表明自己坚决不认可割台条约，汪春源依台湾籍贯，饱蘸浓墨，在亲供上郑重写下“福建安平县”五个字。他怎会不知冒此“不韪”所担的风险，但为了表明心志，他还是毫无怯意，为他人不敢为之事。历史总是如此，个人当下的抉择和历史轨迹将以什么形式产生交集，孰未可知。癸卯科金榜，汪春源榜列三甲第一百二十名进士。在北京孔庙内，静静矗立的进士题名碑上，镌刻的那列文字，正是“汪春源 福建安平人”。他以一己之力为历史正名，也因此成为“台湾最后一名进士”，他大无畏的气概，为士人风骨做了最佳注脚。

辛亥鼎革，汪春源从江西去官，两袖清风归返漳州。他以“宦情似水栖身隐，世事如棋冷眼窥”剖白当时的心境，仕途的终结令这位早年在台南斐亭吟社、崇正社与台北牡丹诗社中，诗名早著的才子，将志向所求转向内心高地的丰盈。是时，台北板桥林家之林尔嘉、林景仁父子在厦门创立菽庄吟社，以抗日复台为帜，招邀诸多志同道合的乙未内渡文士。施士洁、汪春源、许南英先后入社，被尊为社中三老，菽庄吟社也随之比肩上海南社，被誉为“东南坛坫第一家”。这一时期，汪春源常往来漳厦两地，或参与漳州漳南钟社的诗钟聚作，或赴厦门鼓浪屿登临唱和，他始终将乡愁的母题存续在心，在诗里诗外抒咏内渡文人心中存续的家国之痛、故园之思和复台之志。

栖身在漳州古城振成巷11号的居所，汪春源找到令心灵高蹈的桃源。在这与台湾一衣带水、同音同俗的千年古城中，这座坐北朝南的闽南院子将尘喧阻挡于外，院中山石垒台，几株五宝茶花、腊梅暗香浮动，他曾以诗作遣怀“星星鲲澥几遗民，何处桃源好隐沦。世变沧桑成幻梦，岁寒梅雪伴吟身。”慕名至“进士第”的访客总是络绎不断，内渡士绅、诗坛吟侣、名家宿望等都曾为座上客，共同品茗论诗，顾盼海峡两岸。

在走过人生的第五十四个春秋后，汪春源将人生句点画在了漳州古城，林景仁作《汪杏泉丈挽词》云：“海外再无前进士，社中群惜古先生”。

饮其流者怀其源，在已链接成片的的家族记忆中，他的身影不曾远去。历史亦是如此。